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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Russian 关于我们 2011年12月26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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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细谱先生与保加利亚史研究

  作者:黄立茀

  2014年2月17日,保加利亚驻华大使舒丘克里耶夫向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马细谱研究员转交了保加利亚共和国国民议会议长米哈伊尔•米科夫颁发的银质奖章和证书,以表彰马细谱先生 “多年来为发展保加利亚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关系所做出的贡献”。

  一、辛勤耕耘硕果累累

  马先生是新中国保加利亚历史研究的开拓者,是中国科学院老学部的人。1959年至1960年,风华正茂的马先生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俄语,1960年9月,马细谱先生作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的“代培生”被派遣到保加利亚国立索非大学哲学历史系学习巴尔干史专业。经过六载寒窗苦,1966年马先生回国,被分配到世界历史所工作。但遗憾的是,他那装满外文图书的箱子还未来得及拆封,就被卷入“文化大革命”的狂澜中经受折腾:1968年秋冬去浙江接受“再教育”和教书四年;1972年至1980年中央广播事业局从事对保加利亚语广播。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拨乱反正,走上改革开放的航道,1980年秋,马先生重返世界历史研究所开始科研工作。1982年—1985年,马先生被派赴南斯拉夫进修两年半,主攻南斯拉夫历史学。此期间,他学习了塞尔维亚语和马其顿语,成为国内东欧史学界唯一一位既通保语,俄语、同时通塞语、马语的人才。经过两年半刻苦努力学习,1985年4月他在马其顿共和国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同时因学习成绩优异,获得马其顿共和国历史研究所的纪念奖章,马其顿电视台播放了一部反映马先生刻苦学习马其顿历史的纪录片。在留学期间,马先生广交历史学家朋友,购买、收集了大量图书资料,“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参观博物馆,走访历史名胜古迹,参加南斯拉夫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并在南斯拉夫最有名的《20世纪历史》杂志和马其顿《历史》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文章…… 在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留学期间丰富而广泛的学习与学术活动,为他后来在巴尔干历史研究领域取得骄人业绩奠定了扎实的外语与历史学的基础。

  从南斯拉夫回国以后,1987年马先生开始担任世界历史所俄罗斯东欧研究室主任。之后,他在世界历史所主编的《世界历史》、《外国史知识》、《外国历史名人传》发表多篇有关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文章。1991年出版了由他主编,与苏联东欧史室从事波兰史、匈牙利史、罗马尼亚史的三位同事刘邦义、阚思静、康春林共同撰写的的国家“七五”重点科研项目《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该书是新中国出版的系统研究二战以后至上世纪80年代末东欧八国历史的第一部专著,是世界历史研究所从事东欧历史研究前辈学者多年潜心研究通力合作的结晶。该书由于分析精当,观点公允,至今仍受到好评。1992年马先生出版了了另一本著作《巴尔干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史》。

  由于马先生在保加利亚历史方面具有广博知识和丰硕的研究成果,被文化部聘任,1990年至1994年在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任文化一秘。从保加利亚使馆归国以后,马先生全力投入巴尔干史科研工作。岁月荏苒,1998年马先生退休。但是,他退而未休,厚积厚发——他的大部分研究成果是退休之后的十几年里完成的。

  1990年代中期以后,南联盟共和国科索沃危机愈演愈烈,终致爆发北约入侵南联盟的科索沃战争;1999年5月我驻南联盟使馆遭美国轰炸。这两个大事件的发生,使社会急需要了解错综复杂的巴尔干历史、政治、民族、宗教问题的来龙去脉。在这一背景下,马先生那部及时为社会和学界解惑答疑,并引发思考的著作《巴尔干纷争》问世。该书原本是马细谱先生承担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巴尔干民族问题:历史与现状》)项目,在书稿即将付梓之时,时任中国社科院院长李铁映审读了部分书稿并亲笔写信,要求扩展篇幅,马先生根据这一意见增加了书稿内容。1999年10月,该书易名为《巴尔干纷争》问世。马先生发挥兼通巴尔干多国语言和历史的优势,在书中梳理了巴尔干地区错综复杂的历史与现状,以主要篇幅介绍南斯拉夫的民族宗教政策与问题、马其顿问题、波黑内战、科索沃问题、大国争夺巴尔干问题,等等。该书获得学界与社会好评,获得世界历史所“优秀科研成果奖”。

  其后,马先生发表了一系列巴尔干史新著:《从国王到总理——保加利亚末代国王沉浮》(2003年与新华社一位作者合著)、保加利亚概览》(2004年)、《列国志阿尔巴尼亚》(2004年)、《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2001年,2004年被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评为优秀译著)、《文明的对话——世界地缘政治大趋势》(2007年)、《我眼中的改革》(2012年)等。

  自2004年以来的10年间,马先生先后被聘请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并担任东欧室(欧洲室)主任至今。他多次到东欧诸国进行学术考察访问,平均每年完成两篇文章,撰写3—4篇调研报告或动态。2010年和2011年,先后出版了力作《南斯拉夫兴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保加利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马先生就是这样,抓紧时间,集中精力,几乎是以与时间赛跑的速度,在学术领域辛勤地耕耘和收获着!

  二、国内外学界的广泛赞誉

  马细谱先生对保加利亚历史研究具有深厚的积淀,因此,他的研究时段纵贯古今、研究领域十分广泛。从早期的保加利亚中世纪的博戈米尔运动、19世纪的俄土战争、到1923年9月保加利亚武装起义和保加利亚的法西斯主义问题、季米特洛夫与中国革命、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以及保加利亚1989年开始的政治经济转轨和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他都涉足,且写下了大量有分量的文章、论文及几部专著。他还与别人合译了7本有关保加利亚地理、农业、经济、文化、政党领导人的书籍。由于马先生在保加利亚留学和工作合计10年,这一独特的经历使他对保加利亚各个时期的历史、及其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政治人物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因而在国内和保加利亚政界和学术界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受到多方面的好评。

  这里,需要重点介绍马先生的专著《保加利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该书原为中国社科院老年科研基金资助课题,得到中国社科院出版基金资助。2010年10月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并给予后期研究经费和出版经费资助。《保加利亚史》叙述了保加利亚国家从古代到今天所发生的主要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的活动,阐释了保加利亚从王国过渡到社会主义,再转轨到当代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趋向。由于该书是国内第一部保加利亚历史的著作,评审专家给予高度评价: 认为“该书是汉语学界第一部保加利亚通史,具有填补空白的开拓之功。全书系统、全面地展示了保加利亚人民及国家各个历史时期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对于一些重大历史问题进行了重点辨析,使该书不仅具有理论价值,同时也有较深的现实意义。”

  该书出版后,得到了我国读者、知名专家学者的充分肯定和点赞。中国社会科学网2011年8月23日报道该书说,这是“国内首部保加利亚通史”,“吸收了中保两国的先进研究成果,对爱好者和专业者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好书!特别注意到,保加利亚人的祖先是我国边疆少数民族,更说明中保友谊源远流长,希望这一友谊历久弥新。”

  2011年10月18日,中国前驻保加利亚大使白寿绵在信中写道:“承赠你的又一新著《保加利亚史》一册,谨致恭谢!这是你为增进中保间交往交流的又一永久性贡献,并为我国填补了一项空白,意义深远,可贺可志!为你焕发出的旺盛活力和取得的具有价值的成果深表敬意!”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陈瑛副教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研究》第6期(2011年)上发表了《积微成著 古稀力作》一文,评介马先生其人和《保加利亚史》一书。

  2012年10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报》登载张联芳题为《马克思主义评史尺度的实践》一文,称这是“一部具有创新与特点的《保加利亚史》”。2012年《世界历史》(双月刊)第5期刊登张联芳的书评《一部颇具新意的<保加利亚史>》”。

  2012年10月18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保加利亚语部就《保加利亚史》用保加利亚语采访马细谱研究员,制作10分钟专题节目向保加利亚播出。2012年11月《保加利亚史》被推荐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推荐书目”,报送院部。

  马先生是在研究对象国国外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少数学者之一。《保加利亚史》一书,得到了保加利亚专家学者的称赞。2010年10月17日保加利亚国家电视台在《星期日》节目栏就《保加利亚史》一书出版对马细谱进行了长达15分钟的采访和直播。2011年保加利亚科学院历史所《历史评论》杂志第1—2期合刊登载了玛丽安娜副研究员撰写的长篇书评《马细谱的保加利亚史》(Ма Сипу История на България),文章认为《保加利亚史》的写作方法“独特、先进”,内容“经得起时间考验”,为保加利亚历史研究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为此,保加利亚《历史评论》杂志聘任马细谱研究员为该杂志的国外编委。同年在索非亚出版的《国外知名保加利亚学家百科》收录了包括马先生在内的5位中国学者,他占了一页的篇幅。2013年1月23日《保加利亚图书新闻》编辑部就《保加利亚史》一书对马细谱研究员进行了问答采访及新书介绍。

  保加利亚方面对《保加利亚史》的关注至今不衰。2014年3月26日,保加利亚出版的《今日中国》杂志发表了本报记者的长篇采访文章《保加利亚—我的第二故乡》,就马细谱学生的学术经历、创作道路、研究成果和方向、《保加利亚史》的写作过程、如何向中国读者介绍小国保加利亚的历史等问题进行了采访报道。

  马先生以对保加利亚史全方位独特的研究,得到了应得的回报。早在2008年马先生在古稀之年生日的前夕,收到了一份弥足珍贵的来自异域的礼物:保加利亚7位具有重要政治和学术影响的人士专门成立了马先生的70大寿庆贺委员会,其中保知名政治家、原社会党主席、科学院院士亚历山大•利洛夫教授还在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我们感谢你,保加利亚的朋友!》(《星期一》杂志,2008年第5/6期)的祝贺文章。另一位委员、保科院历史所玛丽安娜•马利诺娃博士在保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历史评论》杂志上撰写了《中国历史学家马细谱笔下的保加利亚历史——纪念他70大寿》长篇文章(2008年第1/2期)。他们称赞马细谱研究员在研究保加利亚历史和参与中保文化学术交流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充分肯定他在这方面作出的努力和贡献。这是一个学者能够收到的最好礼物,激励着马先生下了决心:总结毕生研究,回报保加利亚学者朋友和社会的厚爱。正如马先生在书的结束语里所写的,“我到了“古稀之年”毅然决定写作和出版本书(《保加利亚史》),这是我毕生研究保加利亚历史的总结,“凝聚了自己的心血”。总之,马先生以保加利亚历史为平台,与保加利亚学者频频隔空进行学术对话,他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却已走出“国门”,为中国世界史学界在保加利亚史研究方面争取了国际话语权。

  马先生在研究保加利亚历史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某些保加利亚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和人物同相应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和舆论紧密结合在一起,在两国文化和学术界架起了相互了解的桥梁。例如,他撰写的《保加利亚1923年九月起义及其在中国报刊上的反应》、《中国进步报刊论二战中保加利亚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季米特洛夫和中国革命》和《季米特洛夫著作在中国》等等。这四篇文章都刊登在保加利亚全国性报刊杂志上,广大读者倍感亲切。1982年《红旗》杂志发表《季米特洛夫和中国革命》一文后,保加利亚驻华使馆高级外交官专门带着感谢信来到世界历史所向所和个人致谢,称“这绝非一般学者所能写出的佳作”。

  还需要强调的是,2010年出版了马先生的另一本代表作《南斯拉夫兴亡》。该书叙述了南斯拉夫,这一处于“欧洲火药桶”巴尔干半岛上的国家,从兴起至瓦解,迄今形成六个独立的共和国,历经近百年沧桑的演变过程,是国内第一部关于南斯拉夫的通史性著作,因得到社会和学术界好评,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国际问题研究系列,获院第五届离退休人员优秀科研专著第二等奖。

  该书还受到南联盟国家学术界重视。2010年贝尔格莱德梅加特雷大学文化传媒学院《年鉴》(第889—898页), 以《寻找失去的国度——结识巴尔干和南斯拉夫》为题全文刊登了马细谱《南斯拉夫兴亡》一书的序言《我与南斯拉夫》。编者按指出:“这是一本富有挑战性的、令人感动的学术著作。二战中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得到了中国社会的广泛同情。作者深入研究了和平时期的南斯拉夫历史,这是中国和亚洲独一无二的有关南斯拉夫政治和历史的著作,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定会受到中国和南斯拉夫地区学者的欢迎。”

  三、岁老根弥壮 阳骄叶更阴

  由于懂东欧对象国语言的学者寥寥,东欧史研究原本就是我国史学界的小众学科,研究人员屈指可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世界历史研究所刘邦义、阚思静、康春林等东欧史研究老一辈学者相继退休,东欧史研究队伍青黄不接,世界历史研究所东欧史学科成为 “濒危学科”。其实,即便在我院和全国,也只有个别退休前辈在东欧史专业研究领域孤军奋战,马老师就是这支孤军中的一位“领军”学者。

  但是,马先生没有因研究队伍萎缩降低对研究的要求,退休之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因苏联东欧剧变陷入低潮,处于经济、政治转轨过程中的东欧国家进步与问题如影相随;2008年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2010年的欧债危机使加入欧盟、北约的中东欧国家的转轨经受着新的考验……给中东欧国家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马先生的视野没有止于历史,他审时度势,扩展了研究领域,使自己的研究更具时代特色,呈现出新的特点。

  首先,是把历史与现实打通。马先生认为,尽管原东欧国家制度剧变,但是这不意味着东欧史的研究就可以告一段落。不了解东欧的过去,就无法深刻认识中东欧的现状,更难以理解中东欧国家今后的走向。秉承这一理念,马先生在退休之后不仅守住自己的家当——东欧历史研究的阵地,同时将研究领域开拓、延伸至当代,从历史长时段的视野,考察中东欧转型的当代问题,创出了东欧史研究融汇古今的新路。他独著的新作:《南斯拉夫兴亡》以及《保加利亚史》,都是国内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纵贯两国古今历史的著作。

  同时,马先生强调历史研究要关注国际热点问题,与现实相结合,把自己的研究拓展至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领域。他强调学术研究在坚持高度学术性的同时,应该突出应用性,应该为现实社会热点问题服务,应该为上级决策部门提供决策建议和决策依据。他结合自己亲历东欧剧变的观察体会,针对社会上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怀疑,写下了多篇学术性和理论性较强的文章。如2007年发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上的《东欧执政党和苏联模式》、同年发表在《世界历史》上的《十月革命与东欧道路》、2009年发表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上的《中东欧社会党执政现状及其走向》;又如他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世界社会主义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研究》课题之子课题《欧洲社会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撰写了长达5万字《中东欧共产党及左翼人士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和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写了长达2万字的《东欧各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长篇研究报告。2011年2月他为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写了《“20年过渡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前民主德国总理莫德罗<我眼中的改革>一书基本观点和研讨会述要》,时任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李源潮同志看了对其内容很感兴趣,并交办院科研局请马先生翻译莫德罗《我眼中的改革》一书。2012年,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目前,马研院创新工程已特邀马先生参加写作《东欧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历史经验与启示》。说起来,上述文稿涉及的领域已非马先生的研究专长,但只要需要,他都放下手头工作,尽量努力去完成交办的任务。他一向强调在研究和学习本国历史的同时,应该研究和学习外国历史,重视外国地域史和国别史研究,以适应我国的大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需要。他多年甚至是几十年潜心研究,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反对学术界的不良倾向。他强调踏踏实实做学问,不要急功近利,更不要忽悠自己和别人。所里一位资深研究员在《南斯拉夫兴亡》一书的书评中指出,马细谱研究员一贯勤奋努力,姑且不说他在担任世界历史所苏东研究室主任时勤勤恳恳的工作,即便在他退休后,更是发扬“不须扬鞭自奋蹄”的老黄牛精神,干劲十足,笔耕不断,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学术研究上。他每年都中央有关部门撰写多篇时政论文或研究报告。马研院一位研究员在即将退休时,对马先生的合作表示感谢,在信中说,“这些年与您合作学习到许多知识,也对您信守承诺、说到做到的人品怀有敬佩之心。”

  马先生在古稀之年,科研致于臻境。但是,他未止于个人科研工作上,把很多精力用在向年轻学者传经授道之上。正所谓是“岁老根弥壮,阳骄叶更阴”!马先生时常就如何写好书、好文章向青年学者介绍经验。他说:做学问没有什么捷径可走,一要上心、二要专心,三要有责任心,四要有事业心。当你有了这四心,你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接近,奋斗的目标越来越清楚,研究工作就不是压力,不是痛苦,而是一种很享受的过程,一个越来越觉得得心应手的过程。在马先生看来,研究写作已经是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种休息、对生活和情绪的调剂,是一种生活方式:坐在电脑前研究写作,他就沉浸于研究对象之中,就兴奋,快乐,踏实,而当完成一部书稿,放松下来,他反而觉得茫然,不知所措。

  马先生特别强调学习外语和了解对象国国情的重要性。对青年学者他反复强调,为了要研究好外国历史和外国问题,一定至少要学好两门外语(通用语和对象国语);要打好(知识)基础;要有基础理论(不是高深的理论);要对对象国或地区的情况比较了解和熟悉,还需要对中国的基本国情(尤其是内外政策)有一般的理解和认识,不然你出访交流就有困难,就无法把历史与现实、中国和外国有机结合在一起,就无法找到独特的切入口,使自己的研究有亮点、有特色,并使研究成果具有现实意义和社会效益。总之,一定要认认真真搞研究,踏踏实实做学问,大大方方当学者。

  马先生对如何保证书稿的质量有很高的要求,并有独到的见解。他说,在确立写作的目标和标准时,你要准备研究的对象国翻译出版你的这本书或这篇文章,这样想,你在注释和写作上就格外谨慎,你的引文就可能是经得起国内外学者批评,你的书稿就可能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的。

  如今,马细谱先生已经76岁高龄。但是,他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8小时以上,工作量比许多年轻学者都更大。他认为,“国家的培养,使他奠定了今后做学问的基础,后来在社科院工作期间知识积累和研究成果的继续发挥,是对社科院、世历所和社会的回报,人到了老年也应该自勉、自律、自强,尽可能为国家多做一些贡献”。马先生退休后未止于颐养天年,以殷殷之情回报国家与社会的精神,得到社科院的赞赏,2011年建党90周年纪念时,马先生荣膺中国社科院“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

  马老师集数十年辛勤努力笔耕不辍,取得了令国内外学者赞叹的科研成果!他的多部著作,成为后学研究巴尔干历史与中东欧转型问题宽厚结实的巨人肩膀。马先生获得保加利亚议会授予的奖状与勋章,不仅是自己学术生涯荣誉的里程碑,他那刻苦钻研、严谨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高度的责任心、事业心,高度的研究成效,更给后学做人和做学问树立了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