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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Russian 关于我们 2011年12月26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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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新左派的思想革命与政治诉求

——以斯图亚特·霍尔的分析为中心

来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 作者:乔瑞金 李文艳

  内容提要:英国新左派的产生是英国思想史上新的里程碑,斯图亚特·霍尔是参与新左派创建和见证其发展的代表性人物,他曾多次以亲历者的身份,就新左派产生的时代背景、理论特征、思想渊源以及政治诉求等问题,做了深入细致的阐述和讨论,真实地呈现出新左派的产生、特征及其目的诉求。霍尔认为,新左派是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苏伊士运河事件”余波中诞生的,其目标导向是要重新确立新的社会主义思想,实现新形式的社会主义。新左派的成员虽然不是同类人,但他们在一系列相关主题上却具有广泛一致性,这是由于文化研究把松散的新左派凝聚在一起,使之有了核心理念和相对一致的政治主张。新左派在兴起之时还没有找到或形成真正适合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但通过聚焦于文化研究,迈出了走向英国本土化马克思主义的步伐;而经典马克思思想和欧洲大陆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启迪了英国新左派,而且也大大解放了他们的思想,扩大了他们的问题域,起到了重要的理论作用。新左派的政治诉求是克服狭隘的政治观,批判改良主义、工党主义和资本主义,聚集更大的社会力量,扩大社会冲突的地盘;发动激进的社会革命,组织更广大的群众参加革命,尤其是吸引“非生产线”上的人参加进来,目标是要推动实现“经典社会主义的纲领”。

  关 键 词:英国马克思主义;新左派;霍尔;文化研究;新社会主义运动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3AZX002)。

 

  长久以来,我们对英国新左派的研究,乃至对整个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基本采用了一种方式,即无论我们关注一个人物还是研究一个问题,都是直接从我们自己的解读中给出分析和结论,很少换一个角度,看看他们自己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看看他们自己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这样更有助于我们对他们的理解,尤其是要关注那些实际参与并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对自身的看法。霍尔是英国新左派的杰出代表,学界给予他很高的评价,伊格尔顿对霍尔在当代英国思想界的影响有一个很中肯的评价:“任何一个为英国左派思想立传的人,如果试图依靠某个典范人物将不同的思潮和时期串在一起,会自然地发现他是在重塑斯图亚特·霍尔。”①如果没有霍尔,英国新左派、伯明翰学派以及蜚声世界的《新左派评论》都很有可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霍尔对英国新左派有诸多看法和评论,对这些内容加以研究,将十分有助于我们更真实地看待和理解英国新左派。

  一、世事变迁催生了新左派

  关于英国新左派的产生,国内外学者已经给出了诸多解释,使人们基本掌握了它的形成过程和一般特点。那么,新左派自己对此有没有解释呢?整体上看,除了霍尔以外,作为新左派成员的其他学者,对此也有诸多讨论,包括汤普森、威廉斯、霍布斯鲍姆等人,但霍尔作为跨越两代新左派的人物,其分析更具特殊性。在2010年《新左派评论》第61期上,霍尔以《第一代新左派的生平与时代》为题,从新左派产生的社会背景、思想传统、成员构成和目标导向等方面回顾和探索了这个问题。

  就新左派产生的社会背景来说,霍尔认为,第一代新左派产生于1956年,这不仅仅是一个年头,也是一个紧要关头。一方面,苏联镇压了匈牙利革命;另一方面,英法联军入侵了苏伊士运河地区。②这两件事前后只隔几天,这增强了它们的戏剧性影响,揭露了统治当时政治生活的两大体系中潜在的暴力和侵略倾向,对整个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从更深层次来说,这两件事为霍尔他们这一代人设定了政治上可以容忍的边界和极限。新左派就是在这两件事情的余波中诞生的。

  1956年的这两个事件对英国左派政治结构造成了巨大影响。霍尔认为,“匈牙利事件”使社会主义不再清白,而“苏伊士运河事件”则使人们意识到,认为英国在一些前殖民地降下国旗就标志着帝国主义的终结,或认为福利国家的实现和物质的丰裕标志着不平等和剥削的终结,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因此,“匈牙利事件”和“苏伊士运河事件”是分水岭,标志着政治冰冻期的结束。③同样是在1956年,苏共第20届代表大会召开,赫鲁晓夫做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不仅使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一片哗然,而且引发了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的攻击。

  “匈牙利事件”和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以及“苏伊士运河事件”,使英国左派中的年轻人清楚地认识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是一种集权和非人道的统治,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则具有帝国主义的本质,同样是非人道的。因此,新左派从一开始就试图在这两种道路之间设定第三种政治空间。霍尔说,对他们那一代的左派来说,它的出现意味着冷战时期的强制沉默和政治僵局的终结,意味着有可能突破性地形成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设想。④

  就新左派产生的思想传统来说,霍尔认为,新左派有它的思想传统,即由《法兰西观察家》周报以及它的主编克劳德·布尔特在法国政界发起的一种独立潮流。布尔特是法国抵抗运动中的一位领袖人物,他试图在欧洲政界开辟“第三条道路”,以独立于当时居统治地位的两种左翼立场——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超越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以此来对抗美国和苏联在欧洲的势力。这一思想在英国也有其渊源,即左派思想家G.D.H.柯尔所倡导的思想。柯尔是一位出色的欧洲社会主义历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信徒,但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却根植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协作和“工人控制”传统中。他批判了“马礼逊”式的民族化的官僚主义,这深刻影响了新左派对社会主义政权形式的态度,⑤并与英国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相悖逆。

  就新左派的成员构成来说,霍尔认为,新左派代表了两个相关却又存在差异的传统的结合。第一个传统是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主要以《理性者》杂志和它的创始人约翰·萨维尔、爱德华·汤普森以及多萝西·汤普森为代表。第二个是一种独立的社会主义传统,它的核心力量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的左翼学生,并与“政党”机构保持某种距离。1956年,在那个“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瓦解过程中,正是来自这个阶层的人首先创立了《大学与左派评论》。霍尔就来自这个传统。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新左派的这些成员几乎都是有社会正义感和亲近马克思主义的青年人。

  关于新左派的目标导向,霍尔也讲得非常清楚,那就是“突破性地形成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设想”,“人民自主地采取行动”,“此时此刻”并“自下而上地建立社会主义”。霍尔认为,“任何复兴新左派的探索,都必须从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观、从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动力和文化的一种彻底的分析开始。就社会主义而言,这意味着,必须要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和‘现实存在的民主主义’的沮丧经历妥协,并根据这些经历来改变‘政治’观。对我们而言,这种把社会主义建立在对‘我们时代’分析之上的尝试是非常重要的,具有创始性——整个新左派的计划就是由此开始的。”⑥新左派就是要重新确立新的社会主义思想,实现新形式的社会主义,这就是它的目标导向和政治诉求,或者说,这就是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

  二、文化转向凝聚了新左派

  在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像英国新左派那样的学术群体——既不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宣扬、研究和践行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在共产党内某个高层人物以自身的学术研究形成一种独特的思想认识并影响了其他人,更不是在某几个学者的驱动下形成独特的研究风格;而是受特殊世事变迁的激发,由一群具有社会正义感、学历层次高、从事不同学科研究与学习、拥有基本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的年轻人(或共产党普通党员),奋起对主流社会进行反抗而形成的。这些年轻人对现实拥有多样性的看法和主张,彼此之间存在很大的思想差异,并有非常激烈的争论,但在一些问题上却殊途同归,形成了“独立的”英国式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

  正如霍尔所说,虽然新左派的成员不是同类人,但他们在一系列相关主题上却具有广泛一致性,从而使新左派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团体。⑦这里所说的“一系列相关主题”主要落在“文化”上,并创作出富有创造性、活力和生命力的作品。在霍尔看来,文化对于新左派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新左派认为只有聚焦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社会变迁才能变得更加引人注目;其二,文化维度决不是社会的一种次要维度,而是一种本质维度;其三,对任何能够用于重新描述社会主义的语言来说,文化话语在根本上都是必需的。因此,新左派踉跄地迈出了将文化分析与文化政治作为核心政治问题的脚步。⑧我们认为,正是文化研究成为一种黏合剂,把松散的新左派凝聚在一起,使之有了核心理念和相对一致的政治主张。

  在霍尔看来,文化研究作为一种独特的问题架构,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那样一个历史时刻,主要得力于新左派的几位核心成员所做的创造性工作,包括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以及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三部经典作品,清晰表明了文化研究的一种“转向”,即“明显转变了所提问题的本质、提问题的方式和问题可能获得充分回答的方式”。霍尔强调,理论视角上的这些转变,不但反映出内在的学术工作所产生的结果,而且反映出真实的历史发展和变化被纳入思想的方式及其为思想提供的存在条件,尽管并不确保思想的正确,但为思想提供了最根本的倾向。正是由于思想与反映在社会思想范畴当中的历史现实之间的这种复杂的结合以及“权力”与“知识”之间持续的辩证法,才使得这些断裂具有了记载价值。⑨

  霍尔以极其肯定的语言对这三部著作做了评价,认为这三部书无疑都是“富有原创性和构建性的文本”,它们绝不是那些为了建立一种新的学术分支学科从而撰写的“教科书”。这三位作者原本就没有这样的冲动,无论他们关注历史还是当代,都以关注其成书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现实压力为焦点,通过分析这些压力组织写作并对其进行回应。这三位作者不仅严肃看待“文化”,把其看做是要充分理解古今历史变迁必不可缺的一个维度,而且其作品本身也具有《文化与社会》意义上的文化性,并构成早期新左派的重要议程。霍尔说,这些作家在某种意义上属于新左派,他们的著作也是如此。这种联系从一开始就将“学术工作的政治”毫不含糊地置于文化研究的核心地位。⑩

  对于霍加特及其《识字的用途》所做的贡献,霍尔的评价是:“《识字的用途》的确是文化转向关键时刻的早期实例,并对这一时刻的产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文化转变也正是该书整体上最终所提供的东西。”“《识字的用途》承载着一个关键‘时刻’——对早期文化研究给予养分和方法论贡献,引发了我们称之为‘文化转向’的广泛讨论,并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文化转向简单地记录了这样一个不能避而不谈的事实,也就是我在别处提到的日益发展的‘文化中心’——令人惊讶的全球性扩张和文化工业的日趋成熟;文化在社会、经济生活方方面面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它的重新排序对不同批判的、理性的话语和学科产生影响;它作为一种主要的、基本的分析范畴而出现,以文化蔓延到当代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的方式,并介入一切事物之中。”(11)

  在众多新左派的学者当中,霍尔最为尊敬、对他最有影响的莫过于雷蒙德·威廉斯。霍尔认为,虽然没有真正成为威廉斯的学生,但毫无疑问威廉斯对自己的思想和政治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霍尔与威廉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牛津校园相遇,当时霍尔是在校本科生,而威廉斯则是成人教育的讲师。那个年代正是新左派形成的关键时期,当时霍尔已经在阅读威廉斯《文化与社会》一书的草稿。在他看来,正是威廉斯的这本著作给出了文化与政治基本关系的图谱,也规定了新左派在思想和实践方面独立批判的特质。霍尔认为,尽管他和威廉斯在气质、性格、背景、年龄以及思想成长等方面有诸多不同,但是同为从英语文化的边缘地带走进牛津剑桥这个体制性文化中心的“奖学金男孩”,对社会所担负的责任是他们之间具有亲和力的一个支点。霍尔认为,每当自己为尝试开辟一个新的场域而迷茫之时,就会惊奇地发现“威廉斯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很远,而且他已经给出一个比自己所能做的更为清晰的、有力的、明确的构想”。(12)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

  霍尔对汤普森及其《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战后社会历史研究中最有影响力的著作。这本书“以经验为主”根植于历史的特殊性,通过对不同阶级形成的分析,强调了历史的维度;它对文化的定义植根于集体经验,这些集体经验在更大的历史观念中形成了阶级。这本书在文化层面探讨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打破了经济决定论的束缚,同时也挑战了狭隘的、精英式的利维斯传统的“文化”概念。汤普森主张历史工作与分析目前任务的相关性,坚持文化历史的特殊性,把文化看作是复数而不是单数,表明文化和与之相关的阶级文化、阶级形成和阶级斗争之间必要的斗争、张力和冲突,这种斗争存在于“生活方式”之间,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演进。这些都是具有开创性的问题,暗含着与原先概念化的分析彻底决裂。(13)

  总之,在霍尔看来,“文化转向”不仅代表了英国马克思主义者转向对文化的深层思考,也代表了文化内部自身的深度转变,这种文化转变标志着与占主导话语地位的文化观的断裂过程,迎来了文化的大转折时代。对文化研究来说,这是一个形成的时刻。(14)

  基于对新左派关于文化是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本质维度的根本认识,霍尔也提出了自己对文化转向以及文化本质的一些看法。霍尔认为,文化是“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最困难的概念之一”(15),在实际的文化分析与批判过程中,人们很难严格区分所使用文化概念的意义和指涉。不同的学科领域或不同的定义方法都会导致对文化不同的注解。以传统的精英与大众文化二元分立的理解来看,文化最初是指那些“被思考和谈论过的最好的东西”。在霍尔看来,这是一个涵盖了所有的优质文化的具有总体性质的概念;但随着现代工业社会文化形式的不断扩张,文化有了与先前的理解相比较更具周延性的解读,即包含了更为大众、更为通俗甚至被认为是低俗的内容,这种具有明确的价值评判的解读开启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长时间分立和对峙的局面。霍尔拒绝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严格二分,他的早期著作《大众艺术》的写作初衷就是为了反对利维斯主义对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高低之分,认为绝大多数的高雅文化是优质的,而某些大众文化也是优质的,问题的关键是大众主体对不同质量文化的分辨力。霍尔指出,只有通过培养公众对大众文化的分辨力才能消除利维斯主义理论家对大众文化的攻击与诋毁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与其抵制大众文化的影响力,不如“去培养更具鉴赏品味的受众”来得更为有效。(16)尽管这一时期霍尔对文化的分析还有利维斯主义的痕迹,但其出发点却正是为了批判这一理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局限性。

  基于威廉斯关于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的经典定义,霍尔在人类学意义上将文化解读为“某一民族、社区、国家或社会集团的‘生活方式’的与众不同之处”,是“能够使得一个社会、集团或阶级体验、界定、解释和明了其自身存在条件的实用的意识形态。”(17)霍尔把这种理解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进行了解释,即文化是“一个集团或是社会的共享价值”(18),是一个群体理解世界和解释世界的共通方式。霍尔特别强调文化共享意义中的多样性以及多样性中所体现的差异与对抗的因素,文化进而被看作是意义被创造和体验的场域,意义建构的过程也被看做文化生产的核心。在霍尔看来,文化意义可以“组织和规范社会实践,影响我们的行为,从而产生真实的实际的后果”。(19)换言之,文化意义不是简单存在于头脑之中,而是存在于真实的社会实践中,是“有生命的实践活动”。(20)

  文化维度之所以成为新左派社会建构理论的重要内容和主要理论着眼点,与新左派对文化概念的理解直接相关。霍尔用“文化转向”来描述英国社会中所出现的日趋发展的文化中心论观点,认为文化不仅仅是对社会秩序的简单反映,而且是实际深入地参与了对社会秩序的构建,文化因此成为社会政治变革的积极力量和理解一切社会存在的基础条件。

  新左派对文化的突出强调,在理论上表现为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机械决定论的拒斥。霍尔早期最有影响力和原创性的文章《无阶级的观念》的写作背景就是为了回应当时工党内部关于工人阶级的争论。当时工党成员安东尼·克罗斯兰认为,伴随着工人阶级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一切都将发生改变,阶级将不复存在;而E.P.汤普森则对这种观点提出严厉批评,认为物质生活的改善完全不会改变无产阶级的总体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面对这一论争,霍尔则指出,一方面是全新的物质环境和新的消费习惯,另一方面是工人阶级的主体文化和生活方式,其实质就是物质环境和主体意识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我们需要将‘经济基础’解析成构成性要素,以保证我们的态度,客观分析当时工人阶级的物质环境变化与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因此在解释‘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时能够有更加自由的发挥”。(21)霍尔认为,当下的工人阶级文化已经发生变化,但并没有彻底颠覆原有的生活模式。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不应当是一种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相反,其间存在可供发挥的巨大空间。正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说:“文化的观念意味着一种双重的拒绝:一方面是对有机决定论的拒绝,另一方面是对精神自主性的拒绝……人并非仅仅是他们周围事物的产物,那些事物也非全然是用作他们任意进行自我塑形的粘土。”(22)在这个问题上,霍尔坚持了他一贯的“通过综合表面上对立的许多观点,来创造他自己的理论观点”的立场,(23)认为对于文化观念和物质条件之间的关系应当进行更为辩证的思考。

  三、回归经典解放了新左派的思想

  英国新左派因世事变迁而勃兴之时,他们其实并没有做好理论思想准备。毋庸讳言,如同大多数20世纪的左派一样,马克思主义是其一个重要的思想基础。然而,那时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受自身经验主义传统的影响,认为前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是唯一可信赖的,因而把它作为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并排斥其他任何形式的和本土的马克思主义构想。此外,英国人特有的傲慢,也使他们排斥欧洲大陆的马克思主义;加之当时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著作并没有得到有效的翻译和研究。因此,英国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前苏联的认识和理解上,基本上还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之水平上。新左派兴起之时,看到了这种僵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危害,但还没有找到或形成真正适合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很幸运的是,他们通过聚焦于文化研究,迈出了走向英国本土化马克思主义的步伐,并初步彰显出强劲的发展动力。

  在英国新左派面临寻求理论基础的关键时刻,新发现的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被翻译成英文并得到了传播,马克思的其他一些著作也被编辑出版。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于英国新左派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思想来源,汤普森甚至把它看成是真正能体现马克思思想的文本,是新马克思主义的《圣经》。一时间,回归经典成了新左派的时髦语和口头禅。事实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回归经典的理论探索过程的影响确实是巨大的。如果说英国新左派在其起点上可以被恰当地称为“文化唯物主义”的话,尤其是对于威廉斯和霍加特等人来说,这样称谓更加准确;那么,对于汤普森、霍布斯鲍姆等人来说,新左派可以被恰当地称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即使对于威廉斯和霍加特等人来说,他们事实上也改变了人们对文化本质的理解。诚如霍尔所说,威廉斯早期的立场已经有了几次重大的修正:每一种表达都十分有助于对文化研究是什么和文化研究应该干什么进行重新界定,而这种改变受汤普森的批评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的深刻影响。(24)在我们看来,霍尔关于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与新左派之间关系的认识,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新左派坚持马克思的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极其”重要性。霍尔认为,新左派诞生于存在“许多种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我们现在也生活在这个时代。在1956年之后,新左派基本上不再被描述为“正统派”了,即使有的话,也是极少数。相对于工党主义和所谓整体马克思主义而言,新左派的主导趋势是“修正主义的”,其根本原因在于新左派拒绝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固定的、完成的学说或神圣的文本。新左派对马克思的思想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被修正并传承到现在有不同看法,但重新发现马克思一直是新左派的追求。霍尔把通过泰勒引入或重新发现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看作是新左派“极其重要的”事情。总的来看,新左派在其诞生之初就十分重视重新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从中汲取理论营养。

  第二,新左派强调要从整体上来理解马克思的思想,防止教条主义。关于社会关系的认识,霍尔认为,威廉斯关于文化是整体生活方式的思想,就是在对马克思思想整体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25),强调把社会看作是工人阶级的联合体,体现出集体民主社会的思想;而资产阶级把社会看作是一个每个人通过自己的奋斗和竞争来努力实现“自我”的舞台,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思想。马克思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把在旧社会的子宫中孕育起来的新社会关系,看作是人们为了使自己从旧的工业贫民区和工厂所施加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而使社会实现的变革,这种变革最终会把分裂的社区变成一个社区,在这种意义上,资产阶级的世界将“被无产阶级化”。他认为,这不仅是工业无产阶级苟活于其中的处所,也是它自己创造繁荣和富裕的条件。关于社会关系、阶级意识的这种看法,应该把《资本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联系起来看”才能有深入的理解。(26)此外,霍尔也分析过汤普森、霍加特以及其他新左派学者从整体上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情况,强调了新左派对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态度。

  第三,新左派主张必须联系历史、现实和人的社会实践的总体性来发掘马克思思想的精神力量。霍尔在分析汤普森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的思想时认为,汤普森极其喜欢他从马克思那里继承来的这两个术语,并喜欢将它们用到更为流行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学说当中。汤普森特别强调阶级关系、群众斗争和意识的历史形式,强调带有自身历史特性的阶级文化;在这一理解中,强调依据人们自身来解释利益和信仰之间的相互协调关系。与汤普森不同,威廉斯更强调要将所有实践活动都吸纳到“真实而持久的实践”总体性当中,即文化之中。显然,汤普森和威廉斯的文化理念是有差别的:一个突出了历史性和阶级实践,另一个强化了总体性和实践的现实性。然而,霍尔从二者的差别中却看到了他们之间重要的一致性。霍尔认为,尽管在这里存在着许多重大差别,我们依旧能够看到文化研究中一条有重大意义的思想线索——有人称之为主导性的范式。它反对给“文化”指派的那种残余的、纯粹反思性的角色。它从另一种思路证明文化与所有的社会实践是相互交织的,转而又将那些社会实践概括为人类活动的一种普遍方式:即由普通人的感性实践活动来创造历史。它反对在表述理念和物质力量之间的关系时常用的那种公式化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分方式,尤其反对将“经济基础”进行简单化的理解,而是强调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它将“文化”定义为两个方面的内容:既是产生于各种独特的社会群体和阶级当中的各种意义和价值,这些意义和价值建立在既定的社会条件或社会关系基础之上,又是人们亲历过的各种传统和实践,通过它们那些理解才被表现和显现出来。(27)

  第四,新左派突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意蕴和必须“亲历”与“体验”的不可替代性。在我们看来,霍尔把理解和发展马克思的思想看作是重要的,把掌握和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方法论看作是更加重要的,而把结合本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尤为重要的事情。玛德琳·戴维斯对英国新左派有一个观点,即认为“新左派在英国思想文化内部使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了”。德沃金认为,这种构思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是理解这一理论与政治运动的重要方面。(28)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确实是英国新左派的一个重要政治思想诉求,霍尔在评价威廉斯和汤普森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时,特别突出了这一观点。比如,在如何对待经验的问题上,霍尔认为,威廉斯把“对经验的各种定义”完全吸纳进我们的“生活方式”之中,并将二者都放进持久而真实的一般物质实践范围来思考,旨在消除“文化”与“非文化”之间的所有差别。汤普森有时在较为普通的意识之意义上使用“经验”概念,将它当作人们“把握”、“传达”或“歪曲”既定生存条件和生活原生态的集体方式;有时又将这一概念用作“亲历”的范围,相当于“条件”和“文化”之间的过渡领域;有时又用作各种客观条件本身——对应于那些具体的意识模式。但是,无论用哪一个术语,两人的观点均倾向于从关系结构是如何被“亲历”和“体验”的方面来解读它们。(29)什么是“亲历”和“体验”呢?就是亲历者的个人感受,实际上就是本土化的感受,就是把一种理论用之于本土的现实实践。在霍尔的眼中,这两种对待经验的态度,是新左派把文化、意识和经验置于核心地位而导致的必然结果。对经验因素的强调,对创造力和历史主体的重视,构成英国新左派人道主义立场的两种关键因素,其实质就是倡导反对用抽象分析方式对实践进行区分,反对用任何连续的逻辑或分析操作来检验那种带有全部复杂性和具体性的“真实的历史运动”。事实上,“本土化”这个词并不是戴维斯创造出来的,而是新左派自己早已使用过的,是新左派的政治立场,具有强烈的方法论意义。

  英国新左派的大多数成员,尤其是年轻一代,也以开放的态度对待欧洲大陆的马克思主义,并把他们的思想作为经典引进和吸收。这一点既体现了英国新左派兼容并蓄的学术风格,也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原本的学术风范。霍尔曾经说,他们原先对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几乎是空白,他们还未接触到卢卡奇、本雅明、葛兰西或阿多诺;对于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的拒绝使英国的马克思主义陷入绝对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泥沼。正是新左派的革命,使英国马克思主义开放了“自我”,不仅看到了一个对马克思主义有完全不同理解的场景,而且看到了在那个舞台上正在演出的剧本的人物和内涵。英国新左派在暴风骤雨式的革命之后,安静下来,环顾四周,他们看到,在马克思之后,对他们真正有意义的思想是欧洲大陆的马克思主义。澳大利亚学者塔尼亚·刘易斯在《斯图亚特·霍尔与英国文化研究的形成:一种流散的叙事》一文中,把引进欧洲大陆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它在英国所引发的思想变革,看作是新左派内部的第二次“突破”,这个评价是合乎实际的。

  在刘易斯看来,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伯明翰学派”为标志的关于英国文化生活的众多创作,以寻找适合于英国文化生活的理论为特色,这个进程见证了文化研究与新左派主要依赖于欧洲知识分子的传统。特别是《新左派评论》主动承担了翻译当时尚未有英语版本的欧洲文本的艰巨任务,产生了巨大影响,将欧洲理论的焦点带入英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关注中。(30)

  对于霍尔而言,新左派内部的第二次“突破”对文化研究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他认为,“如果没有那些‘欧洲文本’(即法兰克福学派、本雅明和随后的葛兰西的翻译作品,这些文本在学术界内部并不被阅读),那么文化研究不可能发展自己的项目:它无法生存;它也不可能成为在自己方向内的学术领域。”(31)刘易斯强调,70年代的欧洲理论转向代表了英国文化研究发展的关键时刻。比尔·施瓦茨认为,与“理论”的相遇,特别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相遇,涉及一个戏剧性的重新定位,这个重新定位远离其最初的关注点即“生活经验”的意义,转而关注日常生活文化和更广泛的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32)科林·斯帕克斯认为,新左派的文化研究是从以人为本的文化作为其表现形式的方法,转变为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33)

  霍尔也多次谈到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对于新左派学术思想发展的作用和意义,尤其是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观念,为文化研究提供了出路。此外霍尔也多次谈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对新左派的意义和影响。事实上,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传播和新左派对它的批判性分析和接受,包括了非常广泛的内容,从早期的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斯到后来兴起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形式。

  总体来看,马克思的思想和欧洲大陆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启迪了英国新左派,而且也大大解放了他们的思想,扩大了他们的问题域,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四、明确的政治诉求和鲜明的政治立场成就了新左派

  英国新左派是一个松散的学术群体,非严密的政治组织;创造思想、推进学术进步,是其首要工作和主要目的。如果一个学术群体只是埋头于书桌,对现实问题不闻不问,对社会变迁不理不睬,对人的生存和发展不管不顾,没有明确的目标导向,缺乏进步的政治诉求,它必然是短命的。从新左派诞生的那一时刻起,明确的政治诉求、鲜明的政治立场和相对庞杂与混乱的学术思想,就与它相伴而行,没有须臾离开。正是这个明确的政治诉求和鲜明的政治立场,把松散的新左派成员密切联系起来,无论他们个人之间有多么不同的思想认识,无论彼此之间有多么激烈的争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左派就是在政治争论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按照霍尔的说法,新左派从一开始就以不同的方式向狭隘的“政治”定义发起了攻击,并试图设计一种扩大的“政治观”,为“私人苦恼”与“公共问题”之间的批判辩证法开辟道路,这必将会炸毁传统的政治观念。

  霍尔在这里所说的狭隘的“政治”,主要是指当时的英国共产党和工党的政治,这种政治的实质倾向于按照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在发达资本主义搞无产阶级革命,实现社会主义。然而,在新左派的眼中,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极权主义和没有人性的,至少是“狭隘”的政治观。霍尔认为,新左派在争论和批判中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它暗示着新的政治逻辑:即在现实政治中“隐藏的维度”必须要在“政治”话语中表现出来;按照新左派的直接经历,普通人可以且应该就地组织起来,用存在主义的语言表达他们的不满,并由此爆发一场骚乱。这种扩大的政治定义也导致了社会冲突的潜在场所的扩大和选区的变化,因为并不是只有“生产线”上的那些人才可以发动革命。这种扩大的政治定义,包含对改良主义和“工党主义”的批判。霍尔认为,新左派正在寻求一种更加激进的社会结构转变,因为它仍忠实于经典社会主义纲领的基本观点。新左派之所以如此激进,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要更加广泛地批判“资本主义文明和文化”。(34)

  克服狭隘的政治观,批判改良主义、工党主义和资本主义,聚集更大的社会力量,扩大社会冲突的地盘;发动激进的社会革命,组织更广大的群众参加革命,尤其是吸引“非生产线”上的人参加进来,用“存在主义”的话语表达不满,目标就是要推动实现“经典社会主义的纲领”。对此,霍尔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就是新左派的政治诉求。

  更进一步来讲,尽管新左派的终极政治目标是清楚的,但所走的路线是“第三条战线”,立场是“第三种立场”,即“把左派的观点建基在对战后资本主义新情况和社会变革的新分析”之上,把人们吸引到独立的政治活动和争论中来。实现这样的政治诉求需要策略,霍尔从四个方面总结了新左派的策略:其一是挑战英国传统劳工运动的反智主义以及克服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分裂;其二是拒斥三种选择模式;其三是依靠战后成长起来的受到社会主义宣传和教育的新阶层;其四是加强有意识的社会主义民主运动。新左派当然也形成了自己的政治意识,按照霍尔的说法,其实质就是:社会主义事业必须植根于此时此地,必须要与活生生的经验联系起来,要与“国民大众”的东西联系起来,发动人民,借助于民粹主义,发展大众对抗。要克服社会主义只能从贫困中产生出来的错误思想,强调人民自主地采取行动,“此时此刻”并“自下而上地建立社会主义”,排除那种期望一瞬间就能改变一切的抽象革命。(35)由此可见,发动人民,实现社会主义,构成新左派的政治使命。正是因为有这个政治使命,才凝聚了力量,形成了思想,推动了社会运动,最终成就了新左派。

  关于社会主义,霍尔用“不做保证”来表达他的基本立场,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中我们面对的社会主义是“不做保证”的,即“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并不相信历史的推动力量必将站在它的一边”(36),认为社会主义绝不是已经完成了的“只待上演的剧本”。那些一味地依赖社会主义的历史传统和经验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的内容和未来是确定无疑的,在霍尔看来,这样的思维习惯所表现出的把社会主义当作一个已经完成的议题的做法是不客观的,因为“复杂的社会主义的传统对于左派而言是双刃剑”,仅仅通过对社会主义历史变迁和传统经验的考量无法应对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反转与变数。因此对于社会主义的建构既要立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与传统,更要立足于当前的社会现实的基础之上,即“社会主义事业必须根植于此时此地,必须要和活生生的经验联系起来”。(37)

  “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不仅是新左派形成的推手之一,对新左派社会主义观念的影响也是巨大而深刻的。在霍尔看来,“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遗产”即斯大林主义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是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思想出现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认为俄国革命最终走向斯大林主义是社会主义历史的悲剧。“匈牙利事件”不仅损害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信任,而且对社会主义观念的伤害也是深刻而持久的,使得曾经充满希望的社会主义语言变成了社会主义者在斗争过程中不得不首先拆除的篱笆。但霍尔依然相信:“我们不应该因为‘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崩溃而惊慌,因为,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已经等待它发生等了30年了。”(38)可见,对于新左派而言,斯大林主义绝不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形式,斯大林主义的覆灭在更大程度上是走出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绝好机会。在“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关于社会主义观念的斗争一定是持续的,同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可能是社会主义观念斗争最为激烈的时刻。

  英国新左派对社会主义的思考开始于对战后英国社会历史与社会变革的分析。霍尔认为,战后的英国社会主义总体上还处在“传教阶段”,面临着诸多需要批判的观念,尤其是“英国传统劳工运动的反智主义”以及由此带来的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传统的分裂。在霍尔看来,新左派所期待的社会主义既不同于斯大林模式、托洛茨基主义,也区别于左翼工党主义对经济的强调,是“一种有意识的民主运动,社会主义者是被创造出来的”。(39)虽然新左派对工党政府进行了严厉批判,但霍尔承认,英国社会主义的命运不可避免地与工党政府联系在一起,新左派与工党政治是一种既在内又在外的关系。霍尔也正是通过对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英国政治所做的分析批判,为自己赢得了巨大的学术和政治声誉。

  早在1979年保守党的选举胜利之前,霍尔就预言了左派的衰落,认为对左派政治策略的轻视是导致社会中右派倾向泛滥的直接原因,右派的进步与左派的危机是同时出现的。人们普遍认为,“撒切尔主义”是霍尔首先提出的概念,但在霍尔看来,这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再思考这一执政理念对英国社会政治和人民主权的意义。霍尔认为,在撒切尔夫人的领导下,保守党的权力基础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诸多卓有成效的努力,不仅成功地瓦解了二战后英国社会的民主共识,而且以民族、国家、责任以及新自由主义的竞争、个人主义和反国家等主题的组合重构了共识。霍尔用“专制的民粹主义”来描述撒切尔政府的执政理念,认为这是“一种区别于法西斯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殊形式,它适当地保留了大多数(即使不是全部)形式上的代议制机构,并且同时能够围绕它自己构建一种积极的广泛的共识”。(40)

  霍尔坦言,对于工党的政治策略来讲,通过向撒切尔的政治主张学习不失为明智的选择,左派应当从撒切尔主义的胜利中总结经验教训。和霍布斯鲍姆强调左派衰落的经济因素不同,霍尔主要着眼于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认为1979年工党政府的失利决不仅仅是政党间的竞争与转换,而是标志着一个政治时代的结束,包括福利社会、混合经济、收入政策等在内、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共识已被瓦解。工党及其施政方针的失败,使得新左派着力于对世界上最古老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未来的重新建构,成为“严肃的、危险的和极为困难的任务”。在这种时刻,霍尔所关心的不是下一届政府的政治色彩,而是真正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先决条件,即“大众意识的社会主义方向的转变”。(41)20世纪80年代末开启的关于“新时代”的讨论,是以霍尔为主要代表的新左派致力于实现左派与新世界再联合的大工程,其目标在于“解释新兴的后现代文化,理解社会中出现的新的身份和新的主体”,在于它能够激发左派展开关于社会变革的大讨论,“为他们所试图超越和变革的社会状况提供新的描述和分析”。(42)

  关于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和动力问题,霍尔认为,“英国社会的变化已经产生一大批能够接触到社会主义教育和宣传的战后社会新阶层”。(43)霍尔从英国的社会实际条件出发,认为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政治的阶级基础已经发生转变,随着女权主义、种族政治的出现,基于资本而出现的工人阶级的原有联合版图已经破碎,阶级重建不可避免。霍尔对身份问题的关注,既是阶级问题的延续,也体现了断裂与变化的趋势。女权主义、种族政治的发展影响到霍尔对总体社会主义策略的理解,他试图分析论证当前社会中日益发展的身份多元化现象并从中获取其中潜在的社会主义价值,将人类解放的总体目标细化为种族、性别、青年亚文化等具体的文化身份的公正享有等微观政治学的内容。霍尔认为,社会主义者必须承认种族政治、阶级分化和性别差异所产生的相互联合且不平衡的影响,因此要理解社会中出现的具有不同身份的新社会主体。受益于阿尔都塞所说的人民力量可以由差异的统一而被建构的观点,霍尔指出,社会主义将会从差异开始,但是这种差异在产生对抗的同时,也会产生与对抗一样多的联合,不同的社会阶层基于各自的身份和利益诉求会形成一个广泛多元的、流动的联合体。

  新左派知识分子将文化看做是人解放的根本力量,霍尔指出,社会主义者只有真正理解了大众文化领域斗争的战略作用,基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观念,以教育和改造大众为目标来构建时代共识,让社会主义观念成为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意识,才能真正将社会主义事业再次提上历史议程。社会主义观念可以再次生长的地方是大众文化领域,大众文化最终被认为是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核心和关键领域。尤其是大众消费社会来临之后,新的抵抗形式也在这一领域产生并成长,文化领域被看作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斗争的重要场所,“只要去重新描述社会主义,都必须借助于文化话语”(44),社会主义事业正是通过不断提出问题、表达质疑和分析批判中得以发展和进步。在威廉斯关于文化共同体的预设基础之上,霍尔认为,在未来社会应当建立一个可以协调不同观念、信仰和利益的统一框架,将“具有差异性的自由和平等、善和权利,放在同一个平台聚拢起来”。(45)

  五、结语

  霍尔对新左派的整体思考和认识,尽管以其历史发展过程为根据,但也明显带有自己的特色,这是不可避免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霍尔不是在描述历史,而是在理解历史,因此,霍尔眼中的英国新左派是打上自己个性特征的新左派,这就要求我们理解霍尔。众所周知,霍尔能够参与创建新左派并成长为第一代新左派的代表人物,其家庭环境、教育模式以及时代特征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霍尔出生于牙买加有色中产阶级家庭,既有来自父亲的牙买加有色种族的血统,也有来自母亲的英国白人血统。他从小就对被殖民国家中存在的殖民与反殖民的矛盾与冲突有深刻体验,对种族问题异常敏感。霍尔一生把文化研究置于其思考的中心,但霍尔所理解的文化具有明显的文化政治学特征,他逐步介入到“身份”政治学、非政治的社会认同、文化政治学、话语政治学、语言的政治意义等方面,从而使文化研究走向意识形态场域。

  霍尔以其文化政治学的视角和底蕴,以亲历者的“身份”,对英国新左派的产生、特征和意义的分析,对我们理解英国新左派,理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进展,是有启迪意义的。从上述霍尔对英国新左派产生和发展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一些基本结论。

  首先,英国新左派首先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是20世纪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和斗争的思想总结,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解决人类生存与发展困境的一种积极的尝试。这种尝试的意义在于,从根本上探寻马克思所主张的科学社会主义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何从思想理论走向现实存在,使人类从帝国主义和苏联式社会主义的篱笆中解脱出来,建构出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自由美好的社会。

  其次,英国新左派的产生是在英国以具有马克思主义基本素养的进步知识分子为主导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一次努力。正如丹尼斯·德沃金所说,“新左派活动家试图创造一个植根于英国传统,但是不停留于过去的正统的民主社会主义政治,确立承认战后经济和文化变化的政治”。(46)在这场英国新政治的建立过程中,他们把文化推到人类思考的中心,把文化看成是体现人类本质意义的因素。这或许是对文化本质及其价值的拔高,但它对破除经济中心主义乃至政治中心主义,起到了解放人们思想的作用。人不应该成为经济动物,人也不应该成为政治动物,任何经济的追求和政治的理念与操作,都应该是为了人自身,为了人的存在和发展,从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讲,就是为了人的解放。所谓文化转向就是转向人的真正解放,转向善的政治,转向一种共享的、共同体的文化生活。

  第三,英国新左派倡导多元并存的文化模式,借此批判各种类型的绝对主义、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和教条主义,以追求美好的社会主义为目标,消灭压迫和剥削人的社会制度,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发展现代主义的思想意识。英国新左派通过聚焦于对文化的类型和理论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这为正确理解文化及其意义,推动现代主义的进步,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本·卡林顿对新左派的文化研究有一个评价,认为“文化研究与它的同源同类学科相比,看起来已经取得了一种支配的、我很想称之为霸权的地位。甚至将文化研究自身看作一门又有自己的方法论、自己的阐释方式、提问方式、边界和历史的分立的学科,这也常常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与其说这项事业靠的是那些有限定的、专门化的知识生产所形成的学术观念,不如说它更多的是依靠从事政治批判的各种形式”。(47)这个评价是恰当的,它突出了把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来看待是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特点这一特征。

  第四,英国新左派尝试以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来领导社会主义革命,依靠在英国战后出生的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年轻一代,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加入其中,以此实现其政治抱负和社会变革。由于他们排斥政党政治,因此其思想认识和行为不受政党政治的影响;由于他们厌恶寡头政治,不想依靠传统的社会力量来实现其政治诉求,因此他们不为某些财团服务;由于他们反对选举政治,因此他们不是特殊社会阶层或阶级的代理人。新左派所推崇的是生活政治,把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放在首位;他们强调人格政治,把尊重人权,建立公平、自由和公正的社会作为目标;他们骨子里流淌的是理性政治的血液,试图以科学理性为基础,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与邻为善,用基于理性的社会实践来完成自己的政治使命。新左派的知识分子们彼此影响、相互促进,甚至有时激烈冲突;但无论怎样,他们都着力从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入手,反思现代性的危机,寻找解决这一危机的现实途径,实现了从对英国本土问题的思考向全人类共同问题关注的转变。他们所做的工作具有一定的开创性意义。

  第五,英国新左派虽然以推进人类理性认识为目的,但它发展理性的意义却以拯救人为目标。在拙著《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中,我曾提出:“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把现实的人作为研究活动的着眼点,把如何改善人的现实生存状况、改进人的生活方式和提高人的社会实践能力作为研究活动的目标指向。因此,从一开始,他们就坚持人的全面解放的哲学立场,倡导新文化生活方式,展现科学技术的社会意义,表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文化唯物主义和技术实践论的思想。这些思想构成其基本的哲学倾向。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以在物质生产高度发达的英国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因而以技术批判、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为利剑,直指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通过设计各种各样的理想社会主义社会和开展多种形式的微观社会运动,尝试把理想变为现实。他们以马克思的经典思想为基础,以各种具体的学术领域为对象,结合英国实际,追求思维方式的创新和变革,形成了各种解释模式,先后出现了新历史主义、结构主义和地理—历史唯物主义等诸多形式。这些看似不同的思维范式,其实都是整体主义的不同变种,因而展现出思维方式内在发展的清晰的逻辑特征、历史脉络和学术气息,体现出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48)直至今天,我们仍持这一基本看法。

  来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2016年第4期

  注释:

  ①Eagleton Terry,“The hippest,”London Review of Books,7,1996,p.3.

  ②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爆发,与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有密切关系,布达佩斯的学生要求苏联撤军和多党选举,引发苏共对匈牙利人民的暴力镇压,事件造成一万余人员伤亡。同年,英法联军入侵苏伊士运河,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由于美苏两国的介入和国际社会强大的压力,英法两国被迫接受停火决议。苏伊士运河事件不但对埃及造成巨大伤害,同时对英国也是一个重大打击,标志着大英帝国时代的终结,英国正式从头号资本主义国家、世界强国的席位中退出。

  ③Stuart Hall,“Life and Times of The First New Left,”New Left Review,61,2010,p.177.译文参照王晓曼译《第一代新左翼的生平与时代》,《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1期。

  ④Stuart Hall,“Life and Times of The First New Left,”New Left Review,61,2010,p.177.

  ⑤Stuart Hall,“Life and Times of The First New Left,”New Left Review,61,2010,p.178.

  ⑥Stuart Hall,“Life and Times of The First New Left,”New Left Review,61,2010,p.185.

  ⑦Stuart Hall,“Life and Times of The First New Left,”New Left Review,61,2010,p.185.

  ⑧Stuart Hall,“Life and Times of The First New Left,”New Left Review,61,2010,p.187.

  ⑨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两种范式》,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第14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04页。

  ⑩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两种范式》,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第14辑,第306页。

  (11)Stuart Hall,“Richard Hoggart,The Uses of Literacy and The Cultural Turn,”Sue Owen,Richard Hoggart and Cultural Studies,University of Sheffield:Palgrave macmillan,2008,p.20.

  (12)Stuart Hall,“Culture,Community,Nation,”Cultural Studies,7(3),1993,p.349.

  (13)Stuart Hall,Dorothy Hobson,Anthdrew Lowe,Paul Willis,Culture,Media,Language,London:Hutchinson,1980,p.19.

  (14)Stuart Hall,“Richard Hoggart,The Uses of Literacy and The Cultural Turn,”Sue Owen,Richard Hoggart and Cultural Studies,p.25.

  (15)斯图亚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页。

  (16)Stuart Hall and Paddy Whannel,The Popular Arts,Hutchinson and Boston:Beacon Press,1964,p.35.

  (17)Stuart Hall,“The State and Popular Culture,”Popular Culture and the State,Milton Keynes:Open University,1982,p.7.

  (18)斯图亚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第3页。

  (19)斯图亚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第2页。

  (20)Stuart Hall,“The State and Popular Culture,”Popular Culture and the State,p.7.

  (21)斯图亚特·霍尔:《无阶级的观念》,张亮、熊婴编译:《伦理、文化和社会主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56页。

  (22)特里·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页。

  (23)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历史学、新左派和文化研究的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54页。

  (24)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两种范式》,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第14辑,第310-311页。

  (25)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中曾这样说,“我认识到我必须放弃我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或者至少必须将它搁置一边:努力去发展一种关于社会总体性的理论;把对于文化的研究看作是对整体生活方式中各要素之间关系的研究;去寻找研究结构的途径……它不但可以继续保持与个别艺术作品和形式,而且可以保持与更为普遍的社会生活形式和关系的联系并对其进行阐释;用一种由各种相互影响、但并不均衡的决定性力量所构成的更为积极的场域观念去替代那种对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客套表述。”(参见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两种范式》,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第14辑,第309页)威廉斯这里所说的“放弃”,是指放弃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威廉斯在许多地方都强调要全面地、整体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霍尔认为,威廉斯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等作品中,以最简洁的语言,揭示了文化作为整体生活方式的内涵。

  (26)斯图亚特·霍尔:《无阶级的观念》,张亮、熊婴编译:《伦理、文化和社会主义》,第157页。

  (27)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两种范式》,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第14辑,第312页。

  (28)Madeline Davis,“The Marxism of the British New Left,”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11(3),2006,p.335.

  (29)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两种范式》,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第14辑,第313页。

  (30)Ioan Davies,“Cultural Theory in Britain:Narrative and Episteme,”Theory,Culture and Society,10,1993,p.120.

  (31)Stuart Hall,“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risis of the Humanities,”The Humanities as Social Technology,53,1990,p.16.

  (32)Bill Schwartz,“Where Is Cultural Studies?”Cultural Studies,8(3),1994,pp.377-393.

  (33)Colin Sparks,“Stuart Hall,Cultural Studies and Marxism,”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London:Rouledge,1996,pp.71-101.

  (34)Stuart Hall,“Life and Times of The First New Left,”New Left Review,61,2010,p.188.

  (35)Stuart Hall,“Life and Times of The First New Left,”New Left Review,61,2010,pp.193-194.

  (36)Stuart Hall,The Hard Road to Renewal:Thatcherism and Crisis of the Left,London:Verso,1988,p.195.

  (37)Stuart Hall,“Life and Times of The First New Left,”New Left Review,61,2010,p.194.

  (38)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历史学、新左派和文化研究的起源》,第343页。

  (39)Stuart Hall,“Life and Times of The First New Left,”New Left Review,61,2010,p.194.

  (40)Stuart Hall,The Hard Road to Renewal:Thatcherism and Crisis of the Left,p.48.

  (41)Stuart Hall,The Hard Road to Renewal:Thatcherism and Crisis of the Left,p.187.

  (42)David Morley ,Kuan-Hsing Chen,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London:Rouledge,1996,p.222.

  (43)Stuart Hall,“Life and Times of The First New Left,”New Left Review,61,2010,p.194.

  (44)Stuart Hall,“Life and Times of The First New Left,”New Left Review,61,2010,p.187.

  (45)斯图亚特·霍尔:《多元文化问题的三个层面与内在张力》,《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46)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历史学、新左派和文化研究的起源》,第64页。

  (47)本·卡林顿:《解构中心:英国文化研究及其遗产》,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页。

  (48)乔瑞金等:《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页。

 

  作者简介:乔瑞金,李文艳,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太原 03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