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关系专题研究（1949-1989）》召开第三次学术研讨会

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张顺洪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欧洲处刘影翔副处长

世界历史研究所黄立茀研究员

世界历史研究所马细谱研究员（中）发言

　　2012年3月7日，《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关系专题研究（1949-1989）》第三次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华社、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冷战研究中心、保加利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近2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欧洲处领导、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张顺洪研究员出席会议并致辞。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欧研究中心的3位博士生列席会议。

　　会议由课题负责人世界历史研究所黄立茀研究员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欧洲处刘影翔副处长为本次研讨会致辞。刘副处长对世界历史研究所进行的中匈合作研究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指出，应以此为契机，精心设计，周密策划，争取扩大对东欧其他国家的研究。

　　项目主持人黄立茀研究员介绍了项目的进展情况与本次研讨会的主旨。她指出，随着档案的解密，对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关系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本课题意在充分利用院提供的与匈牙利学者开展国际合作研究的便利条件，收集和利用解密档案展开探讨工作。本次研讨会的主旨，是就各位课题参加者目前在研题目进行交流与讨论，争取在2012年底课题结项时能交出较高质量的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马细谱研究员就“20世纪60年代初保共党内的‘亲华派’”问题作了主题发言。马细谱研究员利用了保加利亚中央档案馆的档案研究了这一新的题目。他指出，20世纪60年代初，保共党内客观存在反对力量，但在当时中苏论战的特殊背景下，保共中央为了向苏联看齐，故不加甄别地把一些反对力量一概扣上“亲华派”的帽子，影响了两国两党关系，保共的这种做法有失公允。马细谱研究员认为，虽然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论战使中保关系恶化了10几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国两党也在不断为改善关系做出努力，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保关系进入新的时期，翻开了新的一页。

　　新华社记者王洪起同志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对档案资料的研究，介绍了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关系的变化。王洪起认为，中阿关系的变化可以用春、夏、秋、冬的四季交替来形容，1949年至1960年代初期为中阿关系的春天，1961年至1970年代初升温直至酷暑，1971、1972年开始发生分歧，中阿关系进入凉秋，1978年开始进入冬季，1985年至苏东剧变这一期间为中阿关系的早春二月；王洪起指出，意识形态问题是造成中阿关系起起落落的主要原因之一。现在的中阿关系虽有春意，但仍不是最好时期。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刘勇教授就“1960年代的中罗关系”发言。刘勇教授认为，罗马尼亚在中苏论战中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以前的讨论都过于简单化，还需要利用档案进一步深入研究；研究中罗关系，不应流于片面，应在中苏关系、苏罗关系的变化与中罗关系的变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上做文章。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李兴教授就“1950年代中波关系中的苏联因素”一题发言。李兴教授强调了利用多方档案资料的重要性。他认为，重视使用中国外交部档案资料、俄罗斯档案资料、东欧国家的档案资料，比较对照，进行深入研究，这样才能尽量避免或者减少偏颇之词。

　　还有一些知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有的专家指出，我国学术界要加强东欧国家档案的整理与翻译工作；并且强调不仅要利用好国外的档案材料，还应该充分利用中国国内的档案资料进行研究，凸现中国学者的研究特色。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张顺洪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张顺洪认为，国际共运160余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90余年，尽管出现了这样那样的曲折和问题，但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格局，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研究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史，进行深入探讨，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目前，国际共运史研究中争议的问题比较多。历史学的意识形态性很强；而在国际共运史研究中，意识形态性则更为突出。因此，我们的学术研究要克服偏见，严谨慎重，实事求是，全面地看问题，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学术研究和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刘凡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