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北美史研究室连续举办三次午餐学术讨论会

　　利用午餐时间召开学术讨论会是世界历史研究所西欧北美史研究室创办的特色学术活动，自2005年举办以来，已举办多次，受到研究所同仁的普遍欢迎，反响良好。2012年5月以来，西欧北美史研究室已举办了三次午餐研讨会，每次由研究室的两位研究人员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报告最新研究成果进行学术发言。午餐会的参与者以本室成员为主，也吸引了其他研究室同仁的积极参与，每次都达到了约20人。

　　2012年5月15日，在研究室主任吴必康研究员的主持下，博士后邓超和姚朋助理研究员做了发言。邓超的学术报告题为《“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问题之我见》。报告聚焦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资本主义转型时期。当时的美国社会问题纷起,社会冲突剧烈。在进步主义运动的推动下,美国人通过对资本主义的调控来消除社会弊病，取得了一系列实质性的社会进步，同时统治秩序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巩固与加强。这种社会后果导致大部分美国人倾向改良而不是革命。邓超认为，美国资本主义之所以转危为安，关键在于社会控制机制的转变。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滞后于西欧国家约半个世纪，此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内部已发生了重大转型，即由完全的自由放任转向了一定程度上的社会调控。由于具有后发优势，美国进行社会控制的条件相对比较成熟，加上这一时期向世界经济体系顶端的跃升等几种变化的叠加作用导致了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微弱，呈现出与西欧明显不同的发展态势。

　　姚朋博士的报告题为《加拿大的老龄化问题、对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加拿大的老龄化问题由来已久，而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也日趋严重，经济、社会及历史学界都相继关注，正在现代化途中的中国，其赖以发展的人口红利究竟还有多少潜力可挖？人口红利什么时候会结束？中国在日趋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上应该采取哪些更有力的对策？有研究表明，到2030-2050年，当中国人口达到峰值的时候，老龄化问题也会变得最为严重。而加拿大的老龄化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是很突出的，其老龄化的进程与中国类似，可资为中国参考。研究表明，加拿大也是在未来35年左右达到老龄化的顶峰，并且其老龄化问题曝露的时间已久。因此，加拿大政府在近30年以来，不管是哪一届政府，都对老龄化问题予以特别关注，其政策非常具有连续性。加拿大建立了多层次的退休养老收入体系。首先确保每个老年人有最低的收入保障，这就是“老年人保障计划”，换言之，每个年满65岁并在加拿大居住一定年限的老人都可以从中受益。基于收入水平的“加拿大及魁北克养老金计划”认为可以对60岁以上老人提供养老金。其次，在这两级之外还有基于雇主的养老计划和储蓄计划。联邦政府对此给予税收优惠。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加拿大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政府意识到快速老龄化社会对养老金体系构成的威胁，因此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以保障这一计划的可持续性。这些改革包括：加快高收入企业对养老金体系的投入度，建立新型的投资策略优惠办法来应对支出的增长等等。在对中国的启示方面，姚鹏认为，现阶段，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矛盾仍然存在，部分关涉民生问题的社会矛盾有激化的趋势。而在诸多引人关注的社会矛盾中，许多都与养老保险制度的残缺不全、有效性低下有着直接的关联。这些矛盾如果任其发展，将会对和谐社会的建立构成威胁。首先，加拿大老龄化问题对策让我们反思经济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即我们现在强调的科学发展观问题。发展是硬道理，但是，对于什么是发展，我们的认识在实践中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其次，解决老龄化问题，需要按照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总目标，考虑到不同群体不同年龄层的社会保障水平的公平性，循序渐进，建立现代化社会保障体系。尤其需要借鉴加拿大的是，要依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在国家和地方政府各个层面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再次，通过对照加拿大的老龄化问题对策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大程度上，我国的养老金缺口实际上是社会再分配政策方面的不合理造成的，一是非老年群体占用了本属于老年人群体的社会资源；二是部分老年群体过多占用了其他老年人群体的资源。

　　2012年6月5日，研究室副主任高国荣副研究员主持了讨论会。张红菊副研究员做题为《19世纪美国的土地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报告。马克思曾说“土地是一切财富之源”。 即使进入现代化时代，我们仍在大地的哺育下发展。报告指出，从殖民地时代开始，美国人就形成了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认为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19世纪美国政府对环境资源进行了大规模的商业开发，以推动美国经济迅速发展，实现国家工业化。在美国的环境资源中，公共土地是最基本的资源，是其他环境资源的主要载体，因此美国的环境资源开发政策首先就是公共土地政策，一方面19世纪美国完成了对公共土地的私有化，西部地区得到迅速开发；另一方面公共土地的开发导致了美国环境的大范围变化，西部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这种粗放式地开发对环境影响的弊端显现出来后，促使美国政府开始由早期的只关注处置和开发转变为新的保护和“合理利用”，逐步建立起环境管理的法律体系，为解决现代环境问题提供相应的管理机制开了先河，对以后美国的环境保护产生了深远影响。

　　高国荣副研究员的报告题目是《〈大平原的未来〉简析》。他介绍了《大平原的未来》这一报告的问世背景、主要内容及激进与保守交织的二重性质。《大平原的未来》是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资源保护方面的纲领性文件之一。该文件是由8个联邦政府机构负责人组成的大平原委员会于1936年年底提交罗斯福总统的一份报告。该报告分为三部分，介绍了大平原的总体自然特征，解释了美国大平原何以成为尘暴重灾区，并对该地区的长远发展提供政策建议。该报告揭示了尘暴重灾区这一人为灾难何以形成的深层次的社会和文化根源。这份报告吸收了约翰•鲍威尔这位19世纪末期美国资源保护先知的超前思想，它之所以能提出一些要求大胆变革的观点和方案，与那一时期的时代氛围、与报告的多位起草人是资源保护主义者有关。但与此同时，这份报告因为受制于罗斯福总统的指示，同时作为多个机构合作制定的产物，又显得有些保守。

　　2012年6月12日，张红菊副研究员主持研讨会，俞金尧研究员和博士后张瑾做专题学术报告。俞金尧研究员的报告题为“权势创造城市——论农业时代的城市起源”。城市的起源是城市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在过去几十年里，人们一直在探讨城市兴起的不同原因。俞金尧研究员认为，在农业文明时代，城市普遍地由统治者的权力所缔造。城市是各种非农业活动的汇聚之地，其中，政治及与政治相联系的军事、宗教活动对于城市的兴起最为重要，最早一批脱离农业生产并能够聚集于城里的人，首先就是社会的管理者，也是阶级社会中的统治者，统治阶级连同为统治者服务的军队、僧侣等，构成早期城市的主体。城市中的工商业是以政治中心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并主要为统治阶级服务。工商业活动追随权势而发展，围绕权势的消长而兴衰。到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资本对城市的命运产生越来越明显的影响，但商业资本仍然需要借助于现存的、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城市体系和从过去留下来的权力中心，来发展和壮大自己。资本创造城市的力量要等到工业化时期才充分地展现出来，那时，资本创造并推动着欧洲新兴的工商业城市蓬勃发展，那些虽然有着悠久的、甚至辉煌的历史，但不能适应资本扩张需要的旧的权力中心，无情地被边缘化了。在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城市里，权力与工商业的关系被颠倒过来。以前，工商业围绕权力而发展，现在，则是权力屈从于资本。

　　博士后张瑾的报告“二战后英国科技人才流失及其成因初探”，主要从对二战后英国科技人才流失现象入手，从经济实力、高等教育、移民政策和科研投入等四个方面分析了其人才流失的政策背景。张瑾强调，英国长期重视基础理论研究，轻视科研成果的开发利用。科研体制陈旧，研发与生产脱节，研究成果难于转化为生产力。企业界对技术进步的投入也不足。结果使科研成果为各国共享，而英国本身却收益甚微。另外，英国政府在科研经费的分配上也不够合理，军事研究费用比重过大，而民用科研经费不足。新世纪以来，英国调整科技政策，其人才战略特点及主要举措包括：注重创新、加大经费支持、重视人才培养以及注重对高技能人才的引进。从对英国人才外流状况及成因分析中，可以看到人才外流并非只是经济不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专利。在发达国家之间，由于教育、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同样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人才外流现象。相对于美国，英国是科技人力资源的净流出地，但相对于亚洲、拉美和非洲的国家来讲，它又是重要的科技人力资源接收国。

　　欧美室举办的每次午餐会历时2小时，前一小时为两位主讲人的发言时间，后一小时为学术讨论时间。由于每位主讲人的选题都各不相同，各有新意，发言涉及了世界历史研究的许多前沿和热点问题，兼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此引起了与会学者的踊跃提问和热烈讨论。主讲人认真回答其他学者问题，听取宝贵建议，与其他学者之间产生了很好的学术交流效应，并以此来锻炼和提高中青年学者的学术能力，促进我所的学术交流。

　　（西欧北美史研究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