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与人文学科的跨学科研究

　　——德雷顿教授与跨学科研究室举行研讨会

理查德•德雷顿教授

　　2012年6月6日，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理查德•德雷顿教授在世界历史研究所与跨学科研究室就如何对世界史进行跨学科研究的问题举行研讨会。会议由跨学科研究室主任姜南主持，李春放研究员担任口译。张顺洪所长出席了此次研讨会。

　　德雷顿教授在研讨会上做了题为“全球史与人文学科的跨学科研究”的主题报告。

　　德雷顿教授提出了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对历史学家来说意味着什么的问题。20世纪末21世纪初，跨学科研究成为国际史学界热议的话题。他认为，历史学家搞跨学科研究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基于不同学科学者之间的对话和合作的研究，如历史学家和文学学者携手工作，将老舍作为20世纪全球华人知识分子的典型来进行研究。另一种情况是历史学家自身用其他学科的资料和方法来从事研究，如历史学家为了理解农耕社会而学习植物学。

　　德雷顿教授列举了英文“discipline”在词典中的各种定义。这个词有训练、磨练、纪律、修炼、戒律、处罚等含义，后来也用来指学术研究和学校教育中的分科，即学科。

　　德雷顿教授指出，1800年之后，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是由“哲学家”转向“专家”。17世纪初期，伦敦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 of London）的《哲学学报》不但刊登戏剧、语言学和人类学方面的论文，而且刊登自然科学方面的论文。但18世纪后期情况不再是这样。19世纪初是西方“各门学科”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与当时的潮流有关，如专业化、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分工、对资助研究的公共资源的竞争以及对研究自然和文化的专家技能的重视。

　　德雷顿教授认为，历史作为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学科”是在19世纪产生的。兰克及其弟子试图把历史科学建立在严格的史料考据的基础之上，尤其强调明确可靠的第一手史料，最好是国家或教会的权威史料。这种“科学的史学”与18世纪的“哲理性的史学”不同，后者研究兴趣极其广泛，涵盖整个人类活动，而且对历史著作的评价有重文采轻史实的倾向。

　　在德雷顿教授看来，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和其他人文学科是有区别的。自然科学聚焦于自然。与历史学相比较，其他人文学科往往更注重运用鉴赏家的技能，详细研究作品的风格。政治学和社会学则用自己专业的理论模型来解释世界。

　　德雷顿教授分析了1960年以后传统历史学科模式面临的危机：新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兴起；对传统的专业和学科的边界日益增加的质疑；历史学家更多地转向共时性问题；历史学家使用文学作品和影像资料作为史料以及借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来理解前现代或非西方社会。

　　德雷顿教授讲述了跨学科与全球史的问题，介绍了西方学术界全球史跨学科研究的情况。他指出，旧的帝国史主要研究伦敦和巴黎的国家档案或殖民地当局的档案；新的帝国史成为全球史，转而研究文化史料（文学、绘画、电影和广告），并提出身份认同、想象的关系和敏感性等新问题。学者们还发现，对鼎盛时期的欧洲殖民主义的研究本身就应该是多学科综合研究，当时植物学家、工程师和医生撰写的著作揭示了帝国史的新维度。人们还意识到，人类大部分的全球经历（尤其是妇女和其他依附群体在推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在档案中通常找不到，只有用跨学科的方法才能将其重新发现，这就需要研究烹饪、服饰、戏剧和文学。此外，物品史也具有跨学科的性质。

　　德雷顿教授探讨了跨学科研究中一些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关于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学科之间的可通约性问题，德雷顿教授认为，两个学科的交汇与两种文化的交流有相似之处。

　　最后，德雷顿教授同与会者就全球史与跨学科研究以及当下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

　　（李文明、李春放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