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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Russian 关于我们 2011年12月26日 星期日

“不断革命”:吉尔吉斯的历史循环?

  侯艾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副研究员)

  来源:《南风窗》2010年第16期

  2010年4月7日,中亚山国吉尔吉斯再次上演“革命”大戏,成为国际政治焦点。历史的嘲讽在于:上次的“革命者”执政仅5年,就成为新“革命”的对象。吉尔吉斯似乎已成为托洛茨基主义的信徒和践行者,“革命”使该国的命运面临转折。

  被背叛的“革命”

  凭肉眼即可看出,新版“革命”的重要原因,是2005年的“革命”政府辜负了“革命”人们的期望,引发上次“革命”的那些社会经济、社会政治根源依旧存在:吉尔吉斯的经济继续恶化,国民贫困化程度加剧,有工作能力的年轻男女无就业机会,成为“革命”的基本群众。2005年“革命”其实是族姓更迭,巴基耶夫只是将阿卡耶夫时期的凯明(阿卡耶夫的家乡)亲族、同乡简单置换成奥什、贾拉拉巴德地方的亲族、同乡,腐败、裙带风仍是吉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痼疾。

  国家所有部门的关键职位都由巴基耶夫的亲族充任,俨然已形成“家天下”的局面:巴基耶夫32岁的儿子马克西姆•巴基耶夫身兼数职:天然气、电力等公司的经理,以及中央发展、创新、投资局(俄文缩写的谐音是“沙皇”)局长等。飞扬跋扈的总统胞弟让内什•巴基耶夫担任国家安全局长,有传言说,几位政界人士和记者的惨死与他有关。此外,巴基耶夫还欲修宪 (5年中第7次!)为其子世袭总统职位做铺垫,打造“巴基耶夫二世”。

  在阿卡耶夫时代,信息自由到泛滥,导致舆论失控、甚至政治失败;巴基耶夫则实施了严厉的文化审查,所谓独立媒体已彻底消失,这种倒退的做法导致普遍不满。

  2006年,阿卡耶夫在俄罗斯避难地忠告说,小国吉尔吉斯若与大国冲突会导致毁灭性后果,因而其外交政策不应是“要么……要么……”、而应遵循“既……也……”的原则。即:要与俄、美、中、乌、哈等所有大国和邻国合作。巴基耶夫似乎也接受了前任的“教导”。但这也是一个要求高度政治技巧的游戏,玩砸就会遭夹击。吉国专家认为,巴基耶夫任内已损害了与哈、俄、中3个天然盟友的关系,动摇了地缘政治平衡。尤其是:80万吉尔吉斯人在俄罗斯打工并定期汇钱给国内,与俄关系恶化直接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使他们也成为政权的反对者。

  这样,巴基耶夫政权已经逐渐丧失合法性。而电费、手机话费涨价引发普遍不满,突破了民众的忍耐极限,使他们走上激进的“革命”道路。

  也许,最为悖谬、不祥的是:巴基耶夫上台后仍以“革命”作为政权合法性来源,每年都坚持纪念2005年“革命”,称之为“人民革命和人民意志的表达”,也就表明巴基耶夫的意识形态贫乏——在这方面,远逊于被推翻的前任(阿卡耶夫曾倡导“大丝绸之路”等思想,不仅用于立国,还产生了不小的国际影响)。2008年,吉国政府将3月24日定为第三十个节日(而民间称其为“抢劫节”)。将“革命”作为国家的超级价值,显然不利于社会和解和稳定。“革命”是反抗者的意识形态,而无条件地赞誉、肯定“革命”,损害的只是政权自身。

  “革命”,还是混沌?

  2005年前后,席卷独联体的名为“颜色革命”的事物,乃是一种政治“禽流感”,乌兹别克斯坦(爆发了半场“革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革命”对象国似乎都获得了免疫力,而在吉尔吉斯则成为“基因”,积淀为日常的政治文化。自2005年3月至今,吉尔吉斯成为“不断革命论”的坚决实践者,乱象频仍。

  在反巴基耶夫的反对派中,有原来阿卡耶夫的受益者、残留势力;还有一些则是从上次“革命”阵营中分化出来的战友、同志(如费利克斯•库洛夫、罗莎•奥通巴耶娃等);还有一些是在巴基耶夫任内成长起来的、因种种原因被排除在体制安排之外的新反对派。

  比较两场“革命”,可初步概括如下特点:一、较之反对派,政权都很脆弱,倒台迅速。两场“革命”都是狂风暴雨式的摧枯拉朽。先瘫痪地方政府,然后向比什凯克进军,随后的情节就是总统出逃,其他地方政权传檄而下。二、苏联时期吉尔吉斯就已形成南北轮流坐庄的政治格局,而两次“革命”都体现了南北政治集团的力量消长变化。2005年是从南方策源,是南方反对北方,南方人(贾拉拉巴德人和奥什人)在吉国政治生活中占了优势,“比什凯克人”一蹶不振;此次从北方三省(纳伦、伊塞克湖、塔拉斯)策源,有北方反对南方的意味。三、阿卡耶夫面对“革命”意志崩溃,不做抵抗,仓皇出逃;而巴基耶夫使用武力镇压,造成严重伤亡。阿卡耶夫当年曾被传为笑柄,而现在,巴基耶夫的断然举措成就了阿卡耶夫的仁厚声名,有人开始怀念他——巴基耶夫是恶魔,而阿卡耶夫则成了天使。四、“革命”过程中释放出草根、原始的破坏性能量。2005年3月24日曾是令许多中国、土耳其、韩国外商心有余悸的“水晶之夜”,而在本次“革命”中,一些随喜“革命”的民众照例兴高采烈地参加了打、砸、抢、烧的狂欢。自行拿走物品作为“革命”的战利品,部分地改善了贫困市民的日常生活。“革命”人们按照自己的意志,自主地对财富进行了重新分配,让那些熟知并热爱这个温馨宁静的中亚山城的人们为之羞赧。

  吉尔吉斯民族的苦难和悲哀在于:参与“革命”大戏的多数者只是匪兵甲、匪兵乙,完成了“革命”的粗活、脏活;演出结束出来谢幕的,未必是那些真诚追求公正的人们,甚至在他们上台后又蜕化为人民的掠夺者。“革命”的代价总是远高于“革命”成果。而如果“革命”常态化、成为循环,一切以“革命”名义出现的事件都只能制造仇恨、加重社会分裂,使社会在无休止的动荡内耗中大伤元气,摧毁人民建设光明未来的信心。

  吉尔吉斯将成为阿富汗第二?

  现在,吉尔吉斯的“临时政府”已经在号令社会,开始运转。他们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对巴基耶夫势力“怎么办?”的问题;其次,是组建政权、重建合法性。他们需要展示其政治才能,即:不仅善于打破旧政权,还善于建设新政权。

  我们不妨来做如下判断:一、自阿卡耶夫倒台后,吉尔吉斯任何新建的“革命”政权都将是弱势政权(吉尔吉斯人已一再验证了:貌似强大的政权其实如纸糊般脆弱)。而且,由于“临时政府”成员来自不同营垒,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他们会因利益分配而继续分化。二、在吉尔吉斯这个贫穷国度,民主和自由是只能安抚少数社会精英的奢侈品,对于多数国民来说,关键问题是提高就业和生活水平,否则,大批游逛街头、失去前途的青年始终是潜在的反对派。三、二次“革命”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社会政治分裂加剧。巴基耶夫不仅大量安插南方人,而且对北方人实施大规模清洗,许多人甚至遭审讯、或监禁——而北方政治集团多半也会沿袭这样的政治文化、甚至更甚。本次革命中,流血事件还在继续发酵,“临时政府”准备清算巴基耶夫集团,甚至难免会发生单独、或集体的复仇行动。四、“革命”使吉尔吉斯成为经济、政治废墟,经济衰退,无法吸引外资,成为不稳定源,消极影响地区局势;对外部的依赖加深,任何势力都能更容易地操纵该国的政治进程。

  现在,巴基耶夫的选择是:亡命他国、或躲在南方家乡寻求亲族庇护。如果他选择流亡,新政权将顺利组建,但其个人命运却很不妙,将与前任一样亡命异国;而如果他选择留在国内,以家乡为背景、依靠族人和忠于自己的势力、甚至美国的支持,与临时政府对峙,吉尔吉斯将面临最为凶险的前景:社会被绑架并付出巨大代价,甚至可能出现南北分治,国家分裂。如果是这样,吉尔吉斯的命运将是“索马里化”、或阿富汗第二。

  吉尔吉斯人是游牧民族,社会组织程度较低,立国时间短,经验不足。现在,该国必须重建秩序,避免陷入霍布斯所谓“自然状态”(所有人反对所有人),并成为自觉、自立的国际主体;否则,这个古老民族甚至将难以作为现代国家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