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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Russian 关于我们 2011年12月26日 星期日

中苏关系中的阿富汗因素

  ——以苏联出兵阿富汗事件为例分析

  邢媛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论坛文集(2013)》

  [内容提要]  中国、苏联、阿富汗三国相邻,阿富汗所处的欧亚大陆中心地带是深刻影响中苏关系的一个关键区域,地处此区域的阿富汗更是深刻影响中苏关系的一个关键因素。考察六七十年代的中苏关系不得不提到阿富汗。苏联出兵阿富汗是中苏关系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具体表现在苏联出兵前阿富汗因素初显、苏联出兵后阿富汗因素强化、苏联撤军后阿富汗因素弱化三个层面上:《中阿边界条约》让中苏关系中的阿富汗因素初显;1969年苏联“亚安体系”将阿富汗拉入中苏对抗的战略版图;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导致中苏国家关系倒退至完全破裂,战争的后果及影响反过来促使苏联撤军,促进中苏关系迈向正常化;中苏关系正常化以后阿富汗影响中苏关系的力度弱化。这个初显——强化(加强、加深)——弱化的过程本身就是中国边疆危机初显——强化(加强、加深)——弱化的历程,彰显了中国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处理边疆危机、以有效的周边外交政策维护国家安全的大智慧。

  [关键词]  苏联出兵阿富汗 中苏关系 亚安体系 外交新思维

  苏联出兵阿富汗是中苏关系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十年“亲热”、十年“冷战”、十年“热战”、十年“回暖”的42年零86天 [1] 的中苏关系中,同时与中国和苏联接界的阿富汗在各阶段尤其在“冷战”到“回暖”的荆棘路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具体体现在苏联出兵前阿富汗因素初显、苏联出兵后阿富汗因素强化、苏联撤军后阿富汗因素弱化三个层面上。基于三个层面的思想升华,作者得出了两点启示。

  一、苏联出兵阿富汗前,中苏关系中阿富汗因素初显

  1.地缘因素使中国、苏联和阿富汗三方利益密切相关

  阿富汗的命运和国际角色与它本身所处的地理位置有着直接的关联,复杂而独特的地理特点折射出的地缘战略优势使阿富汗一直承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冲击和碰撞。阿富汗地处中亚细亚南部,是中亚、南亚和西亚的交汇处,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和东西文明的交汇点,也是周边民族迁徙、征战的必经之地。阿富汗也处在连接中东和亚洲东部的内陆通道上,素有“中东桥梁”之称。阿富汗与生俱来的这些天资禀赋决定了它必然成为地缘政治的枢纽,成为与之利益相关的国家手心里的一张“王牌”。

  阿富汗北部毗邻苏联,与苏联有着长达2400余公里的漫长边境线,阿富汗局势对于苏联南部边疆的安全和中亚五国的稳定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中国是阿富汗的陆上邻国,接壤处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吉克自治县、帕米尔高原上的狭长的瓦罕走廊东端,边境线全长约92.45公里。中国新疆地区的稳定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国评估阿富汗及邻近地区与自身安全联系的主要因素,阿富汗自然而然成为了中国的利益攸关方,阿富汗及邻近地区的局势不仅仅关乎中苏关系、中美关系和中国与中亚各国关系,更关系到中国的地区战略尤其是西北边疆战略、外交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关系到国家至高利益。中苏是世界上最大的邻国,边境线长达7600公里,[2]又同时与阿富汗接壤,阿富汗所处的欧亚大陆中心地带是深刻影响中苏关系的一个关键区域,地处此区域的阿富汗更是深刻影响中苏关系的一个关键因素。作为在此区域活动的两个重要参与者,中苏双方既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更存在诸多共同利益。然而,在利益判断方面,各方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国内政治经济发展变化以及国际环境、自身实力、科技水平及主观认识水平的影响。如果时任的领导层把握不当,则有可能出现对国家利益的误判,导致对外决策重大失误。因此,要考察中苏关系的阿富汗因素,阿富汗本身以及由此产生的中阿关系、苏阿关系都是不能绕过去的“坎”。

  2.《中阿边界条约》让中苏关系中的阿富汗因素初显

  六七十年代基本是美苏冷战热的两极体系,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相互对抗。中国与第三世界成为独立于集团政治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美苏对抗的背景下,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古巴导弹危机和中印边界战争不同程度的影响了中共对中苏关系性质的认识,使毛泽东最终调整对苏方针的基调,改以妥协、让步、缓和为针锋相对、主动进攻,中苏两党关系完全破裂,两国关系也愈益紧张起来。1964年中蒙关系破裂、苏军在蒙古调兵遣将以及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使毛泽东调整中国对外防御战略,对外由单一对美转变为双向的对美对苏,中国把苏联视为假想敌,对苏防御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

  在两国边界摩擦和边防斗争日益剧烈的形势下,1963年11月22日中国与阿富汗在北京签订了《中阿边界条约》,妥善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这是继1960年两国在喀布尔签订《中阿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3] 之后又一个国家级条约。1964年10月,阿富汗国王查希尔及王后访问中国并会晤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1965年3月,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再次访问阿富汗,同阿富汗方面签订了《中阿边界议定书》、《中阿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及《中阿文化合作协定》等相关协议文件。

  这些文件的签订一方面印证了中国和阿富汗两国之间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睦相处、平等相待,友好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这个时期的中国正处在与苏联的边界冲突中,边界纠纷不断发生、边界摩擦事件骤然增多、苏联开始大力加强驻中苏边界的部队。1963年3月,《人民日报》社论公开指出:《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伊犁条约》是沙皇俄国政府强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4]。1964年中苏两国的边界谈判也未达成任何协议或谅解。从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由苏方挑起的边境事件达4189起。[5] 阿富汗自独立以来就被苏联以“经济、军事援助”手段置于自己的利益范围以内,此时阿富汗的查希尔国王为减少对苏联依赖,主张积极发展同中国和西方国家关系,阿苏关系有所降温。中阿两国领导人在这短短两三年里如此频繁接触并签订了一系列相关条约,这本身就带有了特殊的意义。在华北、东北部面临苏联军事威胁的同时,中国以同阿富汗签订友好条约、边界条约来构建西北部的军事屏障,借重阿富汗稳定边疆、维护国家整体安全,防御苏联控制阿富汗使中国两面受敌。阿富汗也欣然熟练地扮演着大国缓冲区的角色,期望能成功地避免与任何大国形成军事同盟或发生冲突让自己遭受战争创伤。这也正是19世纪阿富汗国王阿卜杜•拉赫曼为阿富汗找到的对策——以中立姿态在大国之间保持力量制衡。显而易见,此时的阿富汗已经在中苏关系中显示出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中苏的对抗、中阿双方共同的利益诉求使中苏关系中的“阿富汗因素”初现端倪。

  3.“亚安体系”将阿富汗拉入中苏对抗的战略版图

  随着中苏两党大论战的初步升级,与中国长期处于战争边缘的苏联除了在意识形态上攻击中国,更在政治和安全上包围中国。在陈兵百万于中苏、中蒙边界,“对中国构成直接威胁”[6] 的同时,苏联在中国南面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对中国实行战略性包围,试图压服中国,“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应运而生,处于“亚洲十字路口”[7]、被称为地球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阿富汗成了苏联用来包抄中国的一枚棋子。

  1968年,苏联干预捷克内政成功。1969年,苏联也非常希望干预中国内政,却在珍宝岛“试手失败”[8]。随即,勃列日涅夫开始兜售他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计划,利用阿富汗、越南、印度等对中国进行战略包围。苏联于1971年8月和1978年11月分别同印度和越南签订《和平友好合作条约》后,又趁1978年12月塔拉基访问苏联之际同阿富汗《苏阿友好睦邻合作条约》。根据这些条约规定,双方除继续发展两国间军事领域的合作外还各自宣布,不参加旨在反对缔约另一方的军事联盟或其他联盟,不参加旨在反对另一方的任何国家集团以及行动或措施。但在涉及“第三国”的条款中约定,在任何一方遭到进攻或进攻威胁时,双方进行协商并“采取有效措施来保证两国的和平与安全”。很明显,这些条约都带有军事同盟性质;苏联“按照条约规定”完全可以为维护“集体安全”将触角伸展到阿富汗、越南、印度等国,这就在事实上形成了对付中国的军事同盟。周恩来曾说过:苏联的这种做法“是把杜勒斯的破烂货再捡起来,就是‘包围圈’嘛!”[9]

  在“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庇护下,苏联支持印度以武力肢解巴基斯坦和吞并锡金,并同阿富汗联合策划进一步肢解巴基斯坦的所谓“俾路支斯坦计划”[10],帮助训练俾路支游击队,力图打通通向阿拉伯海的陆上通道。 “支持印度的侵略行动,这是苏联的一种战略总要求的表现。”“虽然事情是印度出面,但后面站的是苏联。”[11]与此同时,越南依靠苏联的支持,驱赶华人华侨,强占南沙群岛,并在中越边界不断挑起事端。所以,“在越南方面,苏联是下了功夫啰。”[12] 越南问题“从全球来说,可以找到苏联插手这个根子” [13]。在这两步部署初见成效后,苏联接下来要完成的最关键一步,就是直接出兵阿富汗。如果能够控制阿富汗,不仅可以直接威胁巴基斯坦和伊朗,打乱美国在南亚和西亚的阵脚,而且可以威胁中国,并进而实现到达印度洋的计划。

  面对苏联的直接军事威胁(北面)和战略包围(南面),中国的战略重点从同时反对“两霸”变为主要对付苏联一方,周恩来当时就说“斗争的口号、方针得经常考虑。”[14] 因此在联合问题上,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变化,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战略,他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 要团结这条线周围的国家,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15] 所以,中国在自身进行反侵略准备的基础上,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重点依靠亚非拉国家人民的支持、团结和争取欧洲和日本、充分利用苏联和美国的矛盾,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打破苏联包围的重要的战略思路。1973年7月17日,阿富汗前首相达乌德在苏联支持下发动政变,废黜了国王,宣布成立阿富汗共和国。同月,中国对阿富汗共和国的成立予以承认,并发表声明表示希望“中阿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两国间的友好关系继续发展”。 但随着对苏联真实面目的进一步认清,阿富汗调整对外政策,从全面亲苏转变为大力发展同西方、周边国家的关系,阿苏关系发展曲折并逐步开始恶化。1974年12月,阿富汗总统特使纳伊姆应邀访华,会见了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和乔冠华外长,双方就国际形势和加强中阿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1978年4月27日,阿富汗前空军副司令阿布杜尔•卡迪尔中校发动军事政变,推翻达乌德政府,改国名为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成立最高权力机关革命委员会,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主席塔拉基为革命委员会主席兼总理。5月7日,中国政府承认了阿富汗新政府。

  可见,阿富汗已经身不由己、不由自主的被“亚安体系”拉入了中苏对抗的战略版图。如果说阿富汗一直在竭力保持自己“平衡姿态”的话,那美苏争霸和中苏对抗却使阿富汗不得不在自己的天枰中开始“失衡”了。在美苏全球争夺的冷战大背景下,阿富汗作为战略资源和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的中东边缘地区,自然成为苏联大规模渗透的对象。而在中苏两党关系破裂、两国国家关系日趋紧张的小格局中,阿富汗这个“磨盘间的小麦之国”[16] 又成了中苏两国对抗的一个“中间地带”,成为彼此遏制、防范对方的未宣布的、潜在的“盟友”。

  从大国地缘战略角逐考虑,地处“欧亚心脏地带”的阿富汗对苏联具有双重地缘政治意义和双重功能。那就是,苏联需要防范美国在“心脏地带”范围内的实力扩展,为此与之竞争在此区域的影响优势;防范中国,即预先阻截中国在此区域的影响,在那里构筑对华战略包围尚缺的一角。因此,阿富汗此时拥有的双重功能在于:调控美国,对付中国。如果苏联处于守势,阿富汗是苏联南部的一道屏障,是一个缓冲区;如果苏联处于攻势,阿富汗则是南下的一个前进基地。但阿富汗的局势并不总是顺遂克里姆林宫的意愿。以阿富汗阿明发动政变杀死塔拉基取彼自带为导火索,1979年12月25日苏联悍然出兵侵入阿富汗。

  二、苏联出兵阿富汗后,中苏关系中阿富汗因素强化

  1.中苏关系中阿富汗因素加强

  苏联出兵阿富汗事件被纳入中苏关系的轨道,国家级关系倒退。苏联出兵阿富汗后,中国政府在静观局势两天后做出反应,于1979年12月28日的《人民日报》第六版最显著的位置刊出了“新华社华盛顿十二月二十六日电”和“新华社北京十二月二十七日电”的有关报道,标题为“苏联连日向阿富汗空运大批作战部队——美国要求国际社会谴责苏联干涉阿富汗内政”。[17] 这篇报道可以说是中国政府在苏联出兵后做出的第一反应,中方巧妙的、间接通过外媒“隐约、含蓄”透露出中方对苏联的干涉表现出的不满。接下来29日、30日的《人民日报》相继登出了“阿富汗发生武装政变 苏联军队直接参与——前主席阿明被处决 卡尔迈勒组成新政府”[18] 和“声讨苏联对阿富汗赤裸裸的军事干涉”[19] 的两篇综合报道,并在30日报道的同一版面登出了第一篇新华社记者述评“又一次直接,大规模军事侵略的严重事件”。这篇述评把苏联出兵阿富汗类比为“1968年苏联武装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以来又一次十分严重的国际事件,是苏联第一次对一个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直接的、大规模军事入侵”。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员,中国政府在1979年12月31日直接通过《人民日报》发表正式声明,即新华社北京十二月三十日电——“我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苏联霸权主义行径——坚决要求苏联停止对阿富汗的入侵和干涉”[20] ,在全世界面前公开、明显严正了自己的反苏立场。此后的《人民日报》每天都不间断的跟踪报道着这一事件的动态以及国际社会的谴责之声。就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的同一天,也就是1979年的最后一天甚或说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最后一天,张海峰副外长召见苏联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谢•谢尔巴科夫时指出:“阿富汗是中国的邻国,苏联武装入侵阿富汗威胁着中国的安全,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严重关注。”[21] 他要求苏联大使将中国政府的严肃立场报告苏联政府。从此中国政府开始直面苏联对阿的入侵。

  中方在正面谴责苏联侵略行径的同时,对在苏联支持下成立的卡尔迈勒政权不予承认,虽保留驻阿富汗使馆(临时代办级),但不同卡尔迈勒政权发生正式的官方关系,仅有事务性、领事签证等方面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克里姆林宫的喉舌《真理报》也同时发表文章,攻击中国、埃及、巴基斯坦和美国同阿富汗“内部的反革命力量直接勾结,威胁到共和国本身的存在”[22],以此作为苏联出兵阿富汗的又一个理由。就在苏军在阿富汗遭到游击队的坚强反抗、各国讨伐苏联罪行之声席卷全球之时,莫斯科继续指责和诬陷中国“策划反对民主阿富汗武装行动”,“中国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立训练阿富汗叛乱分子的基地”[23] ;“阿富汗人民反抗苏联占领军的行动是在中国顾问的直接参加下进行的”[24];“中国已经派了志愿军到阿富汗,正在同阿富汗政府的军队进行武装对抗”。[25]

  由于苏联出兵阿富汗,对中国西部地区构成直接的、实实在在的军事威胁,中国单方面宣布暂时终止原定于1980年春在北京举行的第二轮中苏国家关系谈判。苏联出兵阿富汗相当于是给当时业已破裂、濒临战争边缘的中苏关系“火上浇油”。至此,苏联出兵阿富汗事件完全被纳入八十年代中苏关系的轨道,国家级关系彻底倒退至决裂。

  中苏关系正常化障碍增加,中方以“从阿富汗撤军”为筹码斡旋谈判。苏联选择中国对越(苏联的盟友)自卫反击战的同一年即1979年出兵阿富汗,单从时间上看就极具深意。这不仅表明它的南进政策前进了一大步,更像是对中国的一种警告,中国敏锐觉察到了“山雨欲来风雨楼”的压迫感。对于苏联这种“项庄舞剑志在沛公”的作法,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曾指出:“阿富汗问题更带全球战略性质。中国同阿富汗有共同边界,也构成对中国的威胁,对中国的包围。”[26] 1982年4月,利用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访问北京的契机,邓小平在谈到中苏关系时指出:“我们重视实际行动,实际行动就包括阿富汗、柬埔寨问题,包括在我们的边界屯兵在内。”在讨论“塔什干讲话”[27] 时邓小平不以为然地说:“他(勃列日涅夫)总要把他的霸权主义改一改吧,他的话讲得不坏,但是我们要看行动。你见到勃列日涅夫的时候,可以告诉他,叫他先做一两件事看看,从柬埔寨、阿富汗的事情上做起也可以,从中苏边界或蒙古撤军也可以。没有行动,我们不赞成,世界上的人都不会赞成。” 邓小平这番话,点明了中苏关系正常化道路上的三大障碍,即要求苏联主动解决“三大障碍”:苏联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撤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障碍明显增加。

  以“从阿富汗撤军”为谈判筹码,中苏双方展开了长期的斡旋和激烈的迂回斗争,“阿富汗”这三个字成为中苏谈判中举足轻重的字眼。中方的态度贯彻始终:“三大障碍”不拆,中苏关系很难正常化。而从1982年至1986年的副外长级政治谈判中,苏联只是反复重申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始终回避中方提出的“三大障碍”问题,而且拼命反驳。苏方坚持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不应当损害第三国利益,苏方根本不承认对中国具有威胁,并指责中方为谈判设置先决条件。钱其琛外长则针锋相对指出:“中方提出的问题不存在先决条件,中方之所以提出是希望讨论某些问题。如果事先提出哪些问题可以讨论而另外一些问题不能讨论,这在客观上等于设置了先决条件。因此在磋商过程中对所有问题进行讨论正是没有先决条件的表现”“中方提出来讨论的问题不是有损害而是有利于苏联所说的第三国利益,同时也有利于改善我们国家之间的关系。因为此前伊利切夫曾提出,中国和苏联是两个大国,两国关系会影响到亚洲和世界的局势,因此在磋商中会涉及第三国。作为一个原则,中方主张不损害所有第三国的利益。……苏联在中苏边境、蒙古和阿富汗驻扎大量军队,把那么多用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军队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当然感到了实实在在的威胁和严重不安。” [28] 由于中苏双方各持己见,在长期敌对中严重缺乏互信,对问题理解存在巨大差异,尤其在这一涉及各自国家战略利益的关键问题上互不让步,因此很难就具体问题找到突破口,中苏关系也没有实质进展

  出兵阿富汗是苏联继承老沙皇南下战略的衣钵,实现其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绝非偶然和局部行为;同时也是继“亚安体系”后部署包围中国战略步骤的严重升级,此举彻底恶化了本来就剑拔弩张的中苏关系,国家级谈判随即终止后中方领导人把“从阿富汗撤军”与“从中苏边境和蒙古撤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并称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围绕“三大障碍”的谈判历时六年历经十二轮,其艰难之势不言而喻。阿富汗问题成为“三大障碍”之一,“从阿富汗撤军”成为中方的谈判筹码。这显示出阿富汗局势与中国的战略利益息息相关,苏联在中国西部阿富汗屯军实质上已经损害到了中国的最高国家利益。唇亡则齿寒,迫在眉睫的威胁让中国始终坚持立场,在阿富汗问题上毫不让步。苏联在撤军问题的避重就轻也说明此时此刻撤军是完全背离了苏联的战略利益,与老沙皇的滚滚战车背道而驰。苏联撤军条件暂不具备且不成熟的条件下中苏谈判进入了僵局。战争永远是政治的延续,苏联出兵阿富汗这场战争使阿富汗此时在自己的天枰中已经完全失衡了。战争导致的中苏关系恶化让阿富汗因素对于中苏关系的影响加强了。

  2.中苏关系中阿富汗因素加深

  苏联出兵阿富汗在恶化国家级关系的同时客观上促进了国家级以下的中苏双方的往来。在国家关系破裂、国家间正式外交举措冻结期间,中苏双方的民间外交得到了发展。1982年1月,著名汉学家、苏联外交学院院长齐赫文斯基院士作为苏联驻华大使的客人来到中国,与外交界、知识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作为回应,同年2月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刘国光一行三人以同等身份访问莫斯科,会见了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布尼奇,并访问了经济研究所和其他一些科研机构。

  国家级以下的官方往来也相对频繁起来。1980年至1982年间,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贾丕才连续三次作为苏联驻华大使的客人前往中国,与中国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于洪亮进行外交接触。期间,贾丕才还同钱其琛副外长进行会面,提出不但要使两国关系正常化而且还要加快速度的建议。1984年至1986年间,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两次访华,并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实现互访,签署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建立中苏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委员会协定》等文件,签订了《中苏两国政府关于互相派遣工程技术人员条件的议定书》和相关的1986—1990年长期经济、贸易协定。1986年,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塔雷津访华,中苏双方签订了两国际化委员会联系和相互合作协定,并就两国贸易问题进行了换文。

  此间,中苏两国文化教育和科技领域的合作明显增加。1983年两国已恢复派遣留学生;两国各有十四所大专院校建立了校际联系;1988年和1989年两国分别在北京和莫斯科举办了科技展览,1987年两国科学院系统恢复往来并签署交流计划。中苏两国的国家贸易也有了较大规模的恢复和发展,不仅贸易额显著增长,而且相互交换的商品品种不断扩大,贸易渠道也明显增加。为扩大贸易往来,两国就开展边境地区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并互致照会。

  全方位来看待这一时期的中苏往来,苏联出兵阿富汗使国家级谈判中止、恶化国家关系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两国文化、科技、贸易和劳务等领域的发展,有学者甚或用“超前发展的两国经贸文化往来”[29] 来形容这一时期的中苏关系。这些领域的往来、合作带来的短期和长远效益实质上是在弥补因战争而损坏的国家利益、修补破裂的国家关系,同时也在为国家间关系走向正常化奠定物质和精神基础、提供越来越成熟和完善的条件。从这个意义讲,这一时期中苏关系中的“阿富汗因素”加深了。

  阿富汗战争迫使戈氏实施“外交新思维”,促进中苏关系正常化。苏联对阿富汗这个主权国家的入侵,遭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的严厉谴责,联合国曾六次通过决议,要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美、西欧和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发表声明声讨苏联的侵略暴行。但是,苏联不顾国际舆论的反对,继续对阿富汗人民进行残酷镇压,不断强化对阿富汗的军事占领。阿富汗人民抵抗力量虽然在兵力兵器上处于劣势,但由于从事的是正义战争,受到广大人民拥护和国际社会支持,部队士气高昂,加上成功地开展游击战,使强敌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阿富汗战争旷日持久,历时九年多,给阿、苏两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阿富汗有130多万人丧生,500多万人流亡国外沦为难民。苏联先后有150多万官兵作战,累计伤亡5万余人,耗资450亿卢布。当时苏联国内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斯大林体制为特征的苏联社会制度多次改革无果,反而丧失了活力和凝聚力,造成苏联中央权力分散。体制的全面危机使整个社会陷入停滞。政治上保守趋势增强,经济增长下降,民族运动难以控制,持不同政见现象无法根除。苏联国内开始深切感受到这场战争带来的消极影响。“我们的小伙子躺在了异国他乡,不仅引起死者家属的愤怒,也激起了所有诚实善良的人们的不平”。内忧外患让当时苏联的许多领导人开始醒悟:“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30] 不仅对军人,而且对他们来说有一点已经越来越清楚:军事手段解决不了阿富汗的内部问题,更解决不了苏联的国家问题,动武只能把自己引进死胡同。虽然不是立刻、马上,但领导层还是形成了一种不言而喻的默契:需要全新的立场观点来研究制定有助于扑灭这场自相残杀游戏的火焰的补救措施。

  在战争时期临危受命、入主克宫的戈氏面对阿富汗的战争泥潭、面对日益被削弱的国力,被迫改变其全球战略,大幅度调整外交政策,收缩战略空间:放弃了勃列日涅夫主义,努力改善与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关系,争取为国内的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这个“外交新思维”的督导下,1986年戈氏在“海参崴”发表讲话[31],宣布本年年底苏联从阿富汗开始撤军,预示苏联在“三大障碍”问题上的明显松动。1986年10月间,苏联从阿富汗撤走六个团的兵力。由于这六个团仅是驻阿苏军的一小部分,中国因此并没有感到满意。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评论说,“在阿富汗问题上,苏联应提出一个合理的时间表。”[32] 1988年4月14日,苏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喀布尔政权代表在日内瓦签署了关于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协议,苏联宣布与1989年2月15日前从阿富汗全部撤军。[33] 从此,阿富汗问题得到基本解决。根据同蒙古领导人达成的协议,苏联从1989年5月开始从这个国家撤回军队。海参崴讲话后,苏联在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立场有明显软化,并于1989年2月6日与中方同时发表了柬埔寨问题的联合声明。经过近十年的艰难谈判,以1989年5月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在北京会晤为标志,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

  苏联对阿富汗的非正义的、侵略性的战争迫使戈氏放弃“勃列日涅夫主义”、实施“外交新思维”的同时,也让此时的中苏谈判向着有利于中方的趋势积极发展。即使苏联已从阿富汗撤走六个团的兵力,但中方相机而动、利用成熟的国内国际条件果断敦促苏联提出时间表,在撤军问题上继续保持对苏联的压力,直到苏联完全撤军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可见,阿富汗战争虽然在初期恶化了中苏国家关系决裂,但战争的影响和后果也给中苏关系最终走向正常化添了“一臂之力”。苏联在这个问题上从避重就轻到答应撤军——部分撤军——完全撤军也更加充分的证明阿富汗对于苏联的战略含义,虽然撤军是迫于国内外形势下的迫不得已。从这一点看,这一时期阿富汗因素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也同样加深了。

  所以笔者有理由认为,苏联入侵阿富汗给中苏关系带来负面影响、使国家级关系倒退的同时,客观上促进了中苏双方更全面的往来、迫使苏联撤军,最终促使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战争时期,中苏关系中的阿富汗因素更加强化和深化,表现的淋漓尽致。

  三、中苏关系正常化,阿富汗因素弱化

  随着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中苏关系正常化以后,1992年中国与游击队掌管政权的阿富汗伊斯兰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但不久后阿游击队各派发生冲突,内战加剧。出于安全考虑,中国于1993年2月撤离了驻阿富汗使馆的全部工作人员,两国间正常往来由此暂时中断。阿富汗影响中苏关系的力度出现下降趋势,中苏关系的阿富汗因素在不断弱化。

  影响弱化不等于没有影响,阿富汗的国际存在对于当前的中俄关系仍然不可忽视,影响弱化的同时更是对中俄两国关系更加长远的影响。中俄关系中的阿富汗因素主要体现在地区安全问题和周边外交战略的合作上。因此,为改善地区安全环境,合作是中俄关系的基调。

  自1992年1月1日美苏按照协议同时停止了对圣战者和纳吉布拉政权的军事援助、纳吉布拉交出政权后,抵抗力量各派基于民族和教派分歧基础上的争权夺利的斗争并未停止。9.11事件和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再次让阿富汗成为地区冲突和安全危机的热点,引发国际社会的密集关注。国家和平、民族和解、难民返回等旧有问题还没解决,毒品走私、跨国有组织犯罪、洗钱、非法贩运枪支、军阀、三股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等新问题接踵而来。阿富汗的邻国几乎全部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或观察员国,阿富汗问题的辐射性要求中俄两国在全球化的路上保持合作,在“上合组织”和“金砖四国”框架内深化合作,共同应对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合成员国于2005年同阿富汗建立了联络组,在加强禁毒合作的同时还积极协助阿富汗政府反毒禁毒,并共同探讨打击跨国毒品犯罪问题。2010月上合组织阿富汗问题特别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发表了宣言,表示成员国将更积极地利用地区反恐怖机构的潜力和条件,并利用在上合组织框架内进行联合反恐演习,为遏制恐怖主义威胁做出更大贡献。会议还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打击毒品走私和有组织犯罪,并制定了开展有效合作的行动计划。

  从中俄两国的整体国家安全角度考量,阿富汗因素对中俄关系影响深远。

  四、启示

  1.宏观中苏关系的历程,苏联是两国关系的主导,中苏之间力量的不平衡决定了苏联处在中苏关系中的强势地位,苏联对华政策是两国关系中的关键变量。微观苏联出兵阿富汗前后中苏关系的演变,苏联对华政策的波动决定了阿富汗因素对中苏关系的影响力度:初显——强化(加强、加深)——弱化,即阿富汗因素在中苏关系中的具体体现。一旦苏联对华政策确定下来后,两国关系进入相对平稳阶段,作为国际存在的阿富汗也随之成为长期、深远影响两国关系的因素之一。中苏两国的国家关系往往是由苏联对华政策的变动或失误直接引发的,中国始终重视中苏关系,对苏外交是重中之重,因此,在阿富汗问题上,中国对阿富汗政策的连续性和能动性始终低于苏联,阿富汗在中苏关系中扮演的角色也由苏联这个“大导演”来主导。被拉入中苏对抗棋局的阿富汗总是被动的、迫不得已的迎合和应对,在大国的众横捭阖中寻找生存之基。

  可见,国家实力的源泉来自于发展自己,改变自己就会影响世界。中国只有在独立自主、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配合下努力提高自己的综合国力,才能始终保持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一极。

  2.边疆的安全与稳定历来是一个国家繁荣安定的体现。边疆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屏障,因其地缘政治位置的特殊性,在国家安全方面表现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国家安全的各个层面均有深远影响。自近代以来,我国边疆地区一直存在影响安全与稳定的诸多不安定因素,既有现实的,也有潜在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边境冲突事件频发,苏联炮制“亚安体系”使中国面临潜在的边疆危机,苏联出兵阿富汗将潜在的边疆危机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六七十年代中国与阿富汗签订的边界条约、八十年代中苏以撤军阿富汗为筹码进行的迂回谈判、二十一世纪上合组织的成立都体现了中国领导人化解边疆危机的韬才伟略。因此,阿富汗因素对中苏关系的影响,这个初显——强化(加强、加深)——弱化的过程本身就是中国边疆危机初显——强化(加强、加深)——弱化的历程,揭示了中国边疆危机从潜在向现实的转化,同时在国际舞台上彰显了中国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处理边疆危机、以有效的周边外交政策维护国家安全的大智慧。

  随着国家利益的不断拓展、新安全观的形成、边疆的内涵及外延不断丰富和延伸,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面临新的边疆危机以及对海疆、空疆、天疆等多重边疆安全及利益的挑战,这就需要全新的周边外交新思维,对周边外交政策做出正确的现实选择。

  注 释:

  [1] 李景贤的说法。李景贤:1939年2月出生;曾任中苏边界谈判办公室科员、副处长;中苏谈判办公室副处长、副司级参赞;外交部苏欧司副司级参赞、副司长;欧亚司副司长、公使;驻俄罗斯使馆公使;驻格鲁吉亚大使;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

  [2] 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724页。

  [3] 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于1960年访问了阿富汗,8月26日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签订《中阿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

  [4]《评美国共产党声明》,《人民日报》,1963年3月8日。

  [5]《人民日报》,1969年6月25日。

  [6] 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

  [7] А•Александр Ляховский: Трагедия и Доьлесть Афгана, оформление ГПИ Искона, 1995,с 441

  [8] 为什么会说“试手失败”?作者有如此考虑。在战斗中,一个名叫于向阳的小战士在生命的最后一息仍然向苏军冲锋开火,对于这样的士气,苏联人十分缺乏底气。最后苏联人认识到,如果进攻北京,500万的兵力(苏联当时全部兵力320万)还不一定管用;而且被中国拖入人民战争,能够从北京撤回主力的可能性不足10%。除非动用核武器,否则中国人在付出重大牺牲之后,就有能力使用武力恢复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所主张的边界。而如果使用核武器,苏联不仅对中国的核能力不摸底,而且在使用核武器以后,苏联将无法两手空空面对美国。

  [9] 1969年7月1日周恩来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代表春水时的谈话记录。

  [10] 俾路支省位于巴基斯坦西部,面积占巴国土的44%,紧邻伊朗和阿富汗,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具有十分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俾路支省有非常丰富的石油、天然气、铜、煤、铅等矿藏,对巴基斯坦的未来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近年来,俾路支民族分离运动复兴,部落武装逐渐走上与政府军对抗的反叛道路,不断破坏该省的重要基础建设,并对援建该省的外国人发动恐怖袭击。俾路支问题已成为影响巴国内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

  [11] 1974年9月6日邓小平会见联邦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科尔时的谈话记录。

  [12] 1978年6月15日邓小平会见泰中友好协会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

  [13] 1978年9月22日邓小平会见马来西亚外交部长里陶丁时的谈话记录。

  [14] 1972年7月5日周恩来接见北京市委常委的讲话记录。

  [15] 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时的谈话记录。

  [16] “阿富汗是一个小国,它就像两头狮子之间的一只山羊,或者像夹在两块磨石之间的一粒小麦。像这样的小国,怎么能够立于双磨之间而不被碾为齑粉呢?”19世纪末流亡沙俄的阿富汗国王阿卜杜•拉赫曼的无奈感慨既是对历史的总结,也是对现实和未来的忧虑。

  [17] 《人民日报》1979年12月28日星期五第六版。

  [18] 《人民日报》1979年12月29日星期六第五版。

  [19] 《人民日报》1979年12月30日星期日第四版。

  [20] 《人民日报》1979年12月31日星期一第一版。

  [21] 《人民日报》1980年1月1日星期二第一版。

  [22] газета Правда,28-ого декабря 1979-г.

  [23] газета Правда,20-ого января 1980-г.

  [24] ТАСС, 22-ого января 1980-г.

  [25] Советское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бюро,2-ого февраля 1980-г,现更名为РИА Новости.

  [26] 1982年11月9日邓小平会见日中友协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

  [27] 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了讲话。“……我想在这里补充如下几点:第一,尽管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公开批评中国领导所奉行的政策(尤其是对外政策)中许多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与准则的观点,但我们从来也不想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部生活。……第二,我们过去和现在从未以任何方式支持所谓‘两个中国的概念’,过去完全承认、现在仍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岛的主权。第三,从苏联方面来说,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过任何威胁。……我们还准备讨论关于在加强苏中边界地区的相互信任方面采取可能的措施的问题。第四,……我们愿意在不带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就双方可以接受的,在互相尊重彼此利益、不干涉彼此事务和互利的基础上,当然是在不损害第三国利益的情况下改善苏中关系的措施达成协议。这将既涉及到经济、科学和文化关系,也涉及到政治关系,但是这要看双方将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在其中的任何一个领域采取某些具体步骤……”“塔什干讲话”,被认为是中苏解冻的早期讯号。

  [28] 钱其琛:《苏联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10月1日,第12页。

  [29]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青年出版社,2007年1月1日,第422页。

  [30] А•Александр Ляховский: Трагедия и Доьлесть Афгана, оформление ГПИ Искона, 1995,с 441.

  [31] 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长篇讲话,肯定了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方针,提出了扩大和加深经济技术合作的具体设想;更加宝贵的是他这次着重表示苏联愿在任时时间、任何级别上同中国十分认真地讨论建立睦邻关系的“进一步措施”。在讲话中他宣布,本年年底从阿富汗撤出苏军六个团,苏联全部撤军则取决于外部干涉是否继续下去;苏联正同蒙古研究撤出“相当数量”苏军的问题;越柬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中越关系正常化,是中越双方的事,苏联只能希望中越恢复对话,言归于好。同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历次讲话相比,这次讲话凸显了苏联在“三大障碍”问题上的变化。

  [32] 谢益显主编:《中国外交史(1979-1994)》,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第44页。

  [33] 钱其琛:《苏联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10月1日,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