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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内外史学发展形势学术研讨会”召开

 2015年3月18日,由《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国际史学研究论丛》编委会、中国国际文化书院联合举办的“当前国内外史学发展形势学术研讨会”在世界历史研究所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等单位的12位学者就当前国内外史学的重要趋势、主要特点和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会议分上午、下午两个专场。在上午的发言中,陈启能研究员(世界历史研究所)就“如何走出后现代”提出了自己理解。陈先生指出,后现代主义强调多中心论,反对欧洲中心主义,关注边缘和底层的人群和现象,具有积极和建设性的一面,因而不能一概否定。但近年来,后现代主义逐渐走向低潮,有没落的趋势,这为走出后现代提供了现实的可能。陈先生进而提出了走出后现代的三种路径。一是理论上的突破,其中以德国史学理论家约恩•吕森的“经验”概念为代表。二是合理的继承。继承本身也是一种突破,比如当前的史学研究在如何看待史料问题上,就继承了后现代主义认为史料是文本的观念,主张去阐释文本的意义。三是创新,其中以西方史学近年来出现的“施为转向”(performative turn)为关键。这一理论强调了历史行动者行为的外在施加性和变化等特征。此外,当前西方史学理论研究开始将研究对象从人转向非人,比如动物,主张研究动物的权利等,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王学典教授(山东大学)在发言中指出,当前的史学理论工作者不仅要继续反思文革史学,同样还要反思改革史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和史学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缺乏对其的总结和反思。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史学研究者曾经达成的共识目前出现了分歧和偏颇,对其的反思有利于史学的健康发展。王学典指出有以下四种现象值得反思。首先,史学研究出现了废弃以论带史,逐渐转向了史料学,在拒绝教条主义的同时,也拒绝了一切理论、概念和抽象。其次,否定古为今用,强调为历史而历史,对现实的参与和关注不够。再次,从解构宏大叙述滑向史学的碎片化,在拒绝假大空的同时,也放弃了大问题和大脉络。最后,出现了从闭关自守到史学研究的本土化倾向。闭关自守表现为排斥西方的史学理论,本土化则反映了中国历史学家试图寻找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和自我认同。

  王旭东研究员(世界历史研究所)从信息史学的角度,探讨了大数据(big data)给历史学带来的际遇和挑战。王旭东首先既定了信息史学的概念,指出信息史学可以让历史学走出传统非史学范式,成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领域。进而王旭东又分析了什么是大数据。大数据的核心能力是发现规律和预测未来,因为世界在本质上是由数据构成的。大数据给历史学带来的如下挑战:资料的占有形式;史学研究理论的变化;研究手段的更新。大数据有助于我们从全新的角度看待历史研究的三个主要问题。第一,历史的性质是什么:历史是基于资料的科学;第二,史料是什么:史料是数据;第三,历史存在的本质是什么:历史是以信息的方式存在。信息史学所带来的史学研究的新动向,必将改变人们对历史的认知和史学研究的性质,值得每一位历史研究者重视。

  张旭鹏副研究员(世界历史研究所)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分析了近年来西方史学的一些新的趋势。张旭鹏认为,西方史学当前依然沿着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或者对历史的个体化研究和普遍性研究两种路径并行不悖地行进。在微观层面,出现了史学研究的个体化现象,研究者愈发关注当下的感受和个人的体验,主要表现在记忆研究、口述史、传记研究上。在宏观层面,研究的尺度愈来愈大,且扩张到其他一些研究领域。比如对大历史的研究,就是目前来说时间跨度最大的宏观研究。此外,在思想史研究领域,出现了全球思想史这一新的研究领域,而以往的全球史是较少关注思想或观念领域的。张旭鹏还分析了产生上述情况的原因。首先是大众文化的影响。大众文化的特点是即时性和当下性,同时“自媒体”这一新文化现象的出现,使得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历史学家。大众文化所带来的这种不确定性,再加上当前人类所共同面临的环境、战争等问题,也反过来促使人们去寻找新的集体认同和宏大叙事。其次,在历史哲学层面,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依然巨大,对历史的性质问题出现的新的认识,比如认为历史是关于“个体的科学”,关注的是特殊性而非普遍性。

  张越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提出了反思。张越的反思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首先,社会史大论战中的革命话语和学术话语的关系问题。传统的观点认为,社会史大论战的目的是为中国的革命寻找道路,涉及中国的未来发展,因此多从革命话语的角度对之进行分析。近年来,由于近代史研究中革命史范式的式微,许多学者强调从学术史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新的研究,认为这场论战是中国史学研究向现代转向的标志。不过,仅从学术史的角度研究这场论战,使得许多问题很难界定。比如,参与论战者的身份和属性问题。其次,社会史大论战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问题。传统观点认为,社会史大论战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正式登场,并最终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但实际上,当时中国几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比如郭沫若并没有亲自参与到论战当中。此外,翦伯赞、侯外庐和范文澜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当时要么正在忙于完成其他著作,要么在这场论战之后才完成他们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因此,社会史大论战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不能夸大。最后,社会史大论战对中国史学形态的影响。这场论战使中国的历史学家开始运用唯物史观自觉分析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性质,提出了种种宏大叙事,这些都不同与传统史学。不过,传统史学的经世致用的特点依然得到了展现和延续。

  在下午的发言中,吴英研究员(世界历史研究所)以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的新版序言和第四卷的出版为着眼点,讨论了世界体系理论的新发展。吴英结合自己翻译《现代世界体系》第四卷的体会和思考,首先谈到西方学术界对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的批评。主要的批评者包括韦伯学派、“正统马克思主义”学派、大卫•李嘉图倡导的“比较优势规律”拥护者、新欣策主义(neo-Hintzian),以及后现代主义的“文化主义批判”。而沃勒斯坦的回应是,他是在坚持一种“整体主义的方法”(holistic analysis),把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全都纳入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加以剖析。吴英又对《现代世界体系》第四卷的得失提出了自己看法。吴英指出,沃勒斯坦在第四卷中,尽力把作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核心区的西欧、北美地区在“延长的19世纪”期间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发生的历史性变迁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运动来考察,显示了他倡导的“整体主义分析方法”的优势所在。这种方法论的创新探索值得赞赏,但是如果在整体主义分析方法中加上经得住检验的因果联系的逻辑起点(终极原因),必将使整体中的各个层面之间的有机联系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

  赵轶峰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对韩国历史编纂中的民族主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剖析。赵轶峰认为,民族主义在韩国近现代的历史编纂中起到了支配性的作用。在早期,民族主义史学主要针对日本的占领,提倡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后来,民族主义又具有了去中国化的特点,强调了自我历史的独特性。20世纪后半期以来,韩国出现了新的民族主义史学编纂,其主要目的是建立没有阶级斗争、团结的和平等的民族国家,对于韩国的现代化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过,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推动韩国现代史学建立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激进的和偏颇的思想,甚至有歪曲历史事实为政治服务的不良倾向。此外,针对韩国的现代性问题,赵轶峰还介绍和评价了“殖民现代性”这一概念对韩国近现代史学的影响。

  景德祥研究员(世界历史研究所)介绍和评价了德国当代著名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梅尔(Jürgen Osterhammel)出版于2009年的大作《世界的变幻:一部19世纪的全球史》(Die Verwandlung der Welt: Eine Geschichte des 19. Jahrhunderts)。景德祥指出,奥斯特哈梅尔的这部书是德国史学界目前最具学术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全球史著作,该书以一个延长的19世纪为视角,探讨了全球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以及涉及世界各地的各种全球性的主题。该书是对美国历史学家C. A. 贝利(C. A. Bayly)的出版于2003年的全球史著作《现代世界的诞生》(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1780-1914)的回应。与后者不同的是,该书将全球史叙述的起点置于中国而不是印度,此外该书在理论和方法以及具体的历史实践上都创新,也是对贝利一书不足之处的修正。在景德祥看来,作者之所以能够写出这样一部有影响、学术价值极高的全球史著作,与作者本人的学术背景有着直接关系。作者早年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以及他对欧洲史的长期积累,是他得以完成这部有分量的大作的保证。

  沈汉教授(南京大学)介绍了英国著名政治思想史学者,思想史研究的“剑桥学派”创始人之一的约翰•波考克(J. G. A. Pocock)的语言历史学理论。波考克与“剑桥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昆廷•斯金纳在方法上都注重语言分析方法的应用,把政治思想看作思想家参与的一场政治论说,以多重的政治论说来构建思想史,让政治思想史摆脱政治理论或哲学的统治,并描绘出历史论辩中具有范式形态的政治语言。沈汉同时指出,波考克的《古代宪政和封建法:17世纪英国历史思想研究》相较于斯金纳的研究,更加有意义,因为它揭示了17世纪初期在反对斯图亚特王权的斗争中,一些知识分子通过对古代宪政文献文本和术语的曲解,阐发资产阶级民主和宪政思想,采用了语言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来解释思想史,这种研究非常重要。

  黄艳红副研究员(世界历史研究所)介绍并评论了法国近三十年来史学研究的一些新趋势。首先是记忆研究。法国的记忆研究以皮埃尔•诺拉主编的《记忆的场所》一书为起点,当前记忆研究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包括文学和哲学,成为一种研究视角和方法。诺拉认为,从历史材料方面来说,记忆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史学史范式,它关注历史中对某一现象的不同表述。黄艳红强调,认为记忆研究缺乏科学性进而对其进行质疑是不恰当的,记忆对某一历史事件的回忆出现明显的偏重,可能正是记忆研究有意思的地方。其次是对历史时间的研究。诺拉曾说,实证主义时代的民族史书写是未来主义的时间视角,但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对不断进步和美好的未来不再有信心。最近弗朗索瓦•阿尔托格指出,未来已经变得不可预测、不可控制,它无限开放,但却没有明确的目的。现在也不再是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过渡,它成为“膨胀的当下”。

  马龙闪研究员(世界历史研究所)分析了当前俄罗斯史学中值得注意的若干动向。当前在俄罗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政治思潮,是普京和“统一俄罗斯”党所奉行的所谓政治“中派—保守主义”。“中派—保守主义”实际上是混合着民族爱国主义、强国主义,主张公平、正义,以政治民主价值为依归的带有中派色彩的保守主义社会政治思潮。与这一思想体系和政治发展方向相适应,近年普京政府针对历史教学中的混乱状况采取作了不少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步骤,是普京在2007年6月21日接见全俄人文及社科教师会议的代表,他要求必须保证教育标准,编订同时代要求相一致的新的教学参考书。普京二次执政后又确定2012年(俄罗斯建国1150年)为“历史年”,纪念与俄罗斯民族命运有重大关联的1612年(罗曼诺夫王朝成立400周年)、1812年(卫国战争100周年)、1942(斯大林格勒保卫战80周年)等几个重要年份;并在2012年底成立俄罗斯历史协会,制订协会章程,确定历史研究领域的重要方针问题。所有这一切,都体现了普京和“统一俄罗斯”党主流的政治价值趋向,即加强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的一致性,强化爱国主义和强国主义教育,纠正过去在认知二战史等问题上的一些乱象。



(史学理论研究室张旭鹏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