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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Russian 关于我们 2011年12月26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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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东亚史研究的几点想法”——北京大学宋成有教授在世历所做学术报告

  2017年8月29日,北京大学宋成有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做了一场题为“关于东亚史研究的几点想法”的学术报告。报告以宏观的视野,结合历史和现实,回顾了我国东亚史研究的历史和传统,总结了该领域研究的现状,指出了研究的不足并展望了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在报告中,宋教授并不局限于东亚史,也阐述了对于整个亚洲史研究的一些看法。

  报告首先回顾了中国东亚史研究的历史和传统。中国史书很早就关注周边国家,并有所记载。以日本为例,《汉书地理志》就简要地载明了一些情况,但这并非比较深入的研究。中国真正开始对日本的研究,是在明朝。后来,随着日本的近代化,中国曾经掀起了研究和学习日本的热潮。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演讲过程中,宋教授还针对国际上的一些错误言论,指出中国古代的朝贡体制,与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性质完全不同。1949年之后,亚洲史研究出现了一批成果,例如1957年王辑五出版了《亚洲各国史纲要》,1958年周一良出版了《亚洲各国古代史》,以及朱杰勤的《亚洲各国史》、何肇发的《亚洲各国现代史讲义(1945—1955),1959年王启民出版了《亚洲各国近代史讲义》等等。这些成果具有开创性,但缺乏对亚洲史研究框架的总体把握。大体在这个时期,东亚史进入大学课堂,例如1952年周一良先生开始讲授“亚洲各国古代史”,这为以后的东亚史研究培养了一批人才。另外,1963年,中央决定加强外国研究,1964年一大批专门的研究机构得以成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世界史研究室、国际关系系等等,这都为后来东亚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报告肯定了改革开放后东亚历史研究取得的成绩。改革开放之后,相关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涌现了一大批成果。宋教授列举的主要成果有:1992年崔丕的《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1994年黄枝连的《东亚的礼仪世界》,1999年黄定天的《东北亚国际关系史》,2001年赵立兴等的《东北亚历史问题研究》,2005年中日韩三国共同编写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2006年杨军等的《东亚史》和刘德斌主编的《东北亚史》等。另外,关于东南亚、南亚、西亚史方面的成果还有1981年常任侠的《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1999年梁志明的《殖民主义史?东南亚卷》,林承节的《殖民主义史?南亚卷》,及彭树智等从1997年开始主持的多卷本《中东国家通史》。在整个亚洲史的范围内,相对而言,北亚史的研究相对薄弱。与此同时,相关的研究理论也方兴未艾。八十年代罗荣渠提出现代化理论和“一元多线论”研究框架。90年代孙进己的《东北亚民族史论研究》提出“南北交流论”,对民族形成、民族源流、民族分布、民族经济、民族文化、民族关系、民族史内容体例理论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探讨。新世纪之初,沈仁安归纳了日本学者的学术观点,提出了自己对于东亚古代史的观点,即东亚社会结构和发展不同的各民族和国家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在东亚世界,以中国王朝为中心,形成封贡体制、汉字文化圈;各国的相互关系,是由先进与落后、社会结构的差别所决定的,影响各国内部的发展,构成地域史的一个环节。杨军等的《东亚史》的“多元一体论”,将东亚分成七大区域,强调在“互动”中探寻“独特的东亚世界”。

  报告重点分析了该领域研究的不足,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了展望。第一,宋教授指出亚洲史整体研究不足,研究力量的地域分布不均衡。在东亚史研究中,日本史成果数量最多,但质量需要进一步提高。朝鲜史、韩国史、蒙古史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总体而言,大多数研究选题,往往是在国内学术界有创新意义,但在国外学术界却可能是研究多年的老课题,并无新意。第二,宋教授期待新理论的出现。20世纪八十九十80-90年代,许多国外舶来的理论,如90年代发展论、依附论、长波理论、全球化论、世界体系论等特色各异的国外理论持续传入,对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包括亚洲史研究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此后学术界进行了反思,出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论著。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研究条件、环境、进展等又有了新的变化。宋教授指出,在浮夸、浮华、浮躁的“三浮”的不良风气中,更应该以平常心看待潮起潮落,从容不迫,若有所思,加快构筑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应该以我为主,兼采众长,不必妄自菲薄,唯西方史学理论的马首是瞻,沉醉于引进、模仿和传播,甘当传声筒而乐此不疲。第三,宋教授提出东亚史研究要有新的视野。他认为,国家发展战略、社会需求与研究者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相得益彰必将使中国的亚洲史研究充满活力。例如,“一带一路”战略可以在长时期发挥持久的推进作用。该战略不仅是经济开发战略,而且是国家安全大战略。他指出,自古以来,对中国构成颠覆性危险的力量,从来不在东南和西南,而是在东北、漠北、朝鲜半岛。因此,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的研究,对我国安全至关重要,应该加强。同时,他强调,并非协调好与美国的关系,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对日韩,也应该考虑建立“新型国家关系”,处理好个别问题和整体大局、对立与协调、官方外交与民间外交等问题。

  最后,宋教授指出,中国亚洲史,包括东亚史的总体研究水平,尚处于起步阶段,有所作为的学术发展空间广阔,挑战与机遇并存。如果中青年学者奋发有为,老中青优势互补,中国的东亚史研究就能形成强大的研究阵容,做出令人瞩目的成就。

  宋教授的报告信息量大,触及许多重大的历史与现状、学术与现实问题,因而引发持久而热烈讨论。

  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汪朝光研究员参加报告会并对宋教授的报告进行了点评,世界历史研究所所日本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张经纬研究员主持了报告会。世界历史所亚非拉研究室成员以及其他研究室、其他研究所约二十人参加了报告会。

  本次学术报告会由世界历史所日本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主办,世界历史所亚非拉美研究室承办。

  

(张跃斌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