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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Russian 关于我们 2011年12月26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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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体会和感悟——搞国际关系史要走中国人自己的路

——华庆昭研究员在世界历史所作学术报告

  2018年11月27日,应社科院“登峰计划”欧美近现代史优势学科之邀,美国外交史研究资深学者华庆昭研究员在世界历史所作了一场精彩的学术报告。华先生的报告题目为“回顾、体会和感悟——搞国际关系史要走中国人自己的路”。报告会由俞金尧研究员主持,西欧北美史研究室、跨学科研究室、俄罗斯东欧研究室、《世界历史》编辑部以及图资室等部门的部分学者参与了本次会议。

  华庆昭研究员20世纪八十年代曾在世界史所工作。他首先简要介绍了在世界历史所的工作经历,随后向大家分享了自己积累的一些治学体会和感悟。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中国人搞世界史要有“中国味”。在回答“中国人搞世界史是按外国史学的路子搞,还是中国史学的一部分”这一问题时,华先生认为还是以有“世界视野”的“中国视角”为好;所谓“世界视角”所见可以作参照对比之用,但是不宜喧宾夺主。第二,中国人搞世界史要“正三观”。他认为,中国学者要真正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来研究世界的历史,研究国际关系的历史,并且以外国人的看法为参照对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端正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是站稳立场的关键。这里需注意三个问题:一是对待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态度;二是怎样看待美国;三是正确对待自己。第三,搞世界史要“接地气”。华先生认为,接地气,就是要接触实际,不是造空中楼阁。他随后具体举例谈了如何接触实际给做研究打基础,提供肥沃的土壤。他同时强调,历史学者要具备广博的知识,而获取知识的途径主要有三个方面:阅读、观看和亲历。华先生提出要阅读三种书:一种是立身的书,比如,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书,传统文化的书。这些书让我们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做事的基本方法。第二种是与专业有关的书,从《春秋》、《史记》、《资治通鉴》到各种各样的历史书、历史教科书。第三种就是所谓闲书。各色各样虚构非虚构的著作,例如小说、诗歌、戏剧、科普、经济、金融等。除了书以外还有报刊、网络等。另外,华先生建议大家多学一些语种,目的是应用。华先生还建议大家多观看一些外国电影、电视剧和纪录片,有助于增加对其他国家的认识。最后,华先生认为,到国外亲历一下是有好处的,如果搞国别史,最好要到目标国家去做访问学者。

  华先生虽然年近九旬,但精神矍铄,风趣幽默。整个学术报告会生动有趣,引起在座学者的浓厚兴趣。报告结束后,华先生还与在座学者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交流。

(西欧北美史研究室王超供稿)

回顾、体会和感悟 

——搞国际关系史要走中国人自己的路 

华庆昭

  大概是35年前,我到咱们所来工作,做二战后国际关系史、美国外交史方面的研究。下面说说我在工作中的一些体会和感悟,集中到一点,如副标题所说的,搞国际关系史要走中国人自己的路。就个人经验来说,有这样三个要点:

一、中国味

  三十多年前北京有一个国际关系史学会,后来的演变我就不知道了。当时里面主持的人主要是原来外交部所属单位、跟过苏联专家讲国际关系史的一些同志。我的同事刘陵也是外交部来的,跟他们很熟,他带我一起去参加他们的会,大家的热情很高。我记得有两点印象比较深刻。一是主持人说“外交无小事”,所以遇事要请示;二是学会准备组织编写多卷本国际关系史。这都没有错,不过我听后觉得这两点跟我自己的想法有距离。外交的确无小事,但是我们搞国际关系史不是搞外交,不能像要求外交人员那样要求学者。当时还没有像后来搞的二轨。我自己那时的想法是,学者可以起到外交官起不了的作用,既讲点新鲜的意见,又不代表官方,可以放各种试探气球,还能对外施加舆论压力。这是第一点不同意见。至于搞多卷本国际关系史,我感觉还得商量。学者的精力是用在深入研究具体问题,还是去编没有经过基础研究的大部头系列书?我认为应当是前者。出于礼貌我没有把这些想法说出来。不过当时我认识到,学问怎么做我还得自己来开拓。

  那个时候我们所在朱庭光、程西筠、张椿年三位所长领导下还是很鼓励创新的。最有代表性的是研究苏联史的李显荣老师写了一本《托洛茨基评传》,还出版了。托洛茨基研究原来在国内被认为是禁区,李显荣冲破了,写了一本开拓性的著作。很可惜,不久之后李老师就因病去世了。《托洛茨基评传》的研究和出版对我鼓舞很大。我一直特别喜欢焦裕禄同志说的“吃人家嚼过的馍没味道”这句话,认为我们做学问也得是这个主张,不要炒人家的冷饭。我的研究方向是二战和战后初期的美国外交史。这一时期我看了一些外国学者,主要是美国学者写的书。我的感觉是没有多少真知灼见。比如说,一份不是哈佛就是耶鲁的博士论文出版成书,把冷战起源说成是苏联和美英在波兰政府组成上的分歧。怎么会呢?雅尔塔会议把势力范围都划分好了,波兰早就归了苏联势力范围,这种分歧怎么会导致冷战?冷战的基础早就打好了,没有打热战就不错了。这就像二把刀大夫出诊,把发烧当成病,不管三七二十一下退烧药,其实发烧只是现象,病根并不在此。我觉得在这个方向我可做的事情还不少。

  1984年夏天,所里派我出国去开一个会。1985年国际史学会要在联邦德国斯图加特召开第16届世界历史科学大会。会议有三个主题,其中一个是二战抵抗运动。主题的准备工作要在前一年进行。国际史学会决定1984年初夏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举行二战抵抗运动主题的准备会,让有二战抵抗运动的主要国家派学者参加。中国的抵抗运动的形式跟西方不太一样,有代表性的就是中国抗日游击战争。所里派我就是去参加这个会。这次会议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在国际史学界,我们中国学者的声音太微弱了,人家根本不知道我们做什么研究,有哪些成果。我去开会要带一篇论文去,题目很自然就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为了对外有说服力,我大量引用了外国记者对中国抗战的报道。

  出国开会回来,我就下定决心,要写一本拿得出国去的外交史专著。这样一本书要有三个要素:一是用英文写;二是要大量引用原始档案、第一手材料;三是要有我自己的观点:既不同于西方和苏联的、也不一定符合当时国内的,而是我这个中国人基于历史事实产生的观点。当然,还要有可读性。结合我的研究方向,主题定为“杜鲁门外交”。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获得了一个富布赖特研究学者的名额。1986年4月,我以这个身份启程去美国,以斯坦福大学历史系为基地做一年访问学者,为写作杜鲁门外交专著作调查研究,后来在1988年又加了半年富布赖特项目和做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客座学者,来写作书的初稿。写书的关键问题在于指导思想。美国历史作家约翰·托兰在我研究和写作这本书的整个过程中给了很大帮助和支持。托兰给我最重要的支持,是他完全同意我的指导思想,就是这本书要表达我这个中国人自己对杜鲁门时期美国外交和大国关系的看法。托兰将这个指导思想经典地浓缩为THROUGH CHINESE EYES(中国视角),成为这本书的工作书名。后来出版时改为《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和中、苏、英,1945—1953》。书的英文名直译过来是《从雅尔塔到板门店——杜鲁门外交和四强,1945—1953》。到今年,书的中文版出来26年了,英文版25年了。这本书确实表达了我自己在一个新中国学者的立场和政治及学术基础上,对搜集到的材料进行思考分析而形成的看法,在很多地方跟西方和苏联的看法不一样,跟一些当时在中国流行的看法也不同。例如对罗斯福和杜鲁门的评价,对赫尔利和史迪威的评价,对冷战的起源,对朝鲜战争的起源和结果,对国家间关系起决定作用的是意识形态还是实际利益;又如对于解放后的中国有无可能跟美国而不是苏联建立友好关系,众说纷纭,我在书中明确地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1989年6月,我们所当时出版的刊物《世界史研究动态》登出了对我的访谈,讲的是我如何写这本书。访谈的题目是《搞国际关系史要走中国人自己的路》,有兴趣的同事们可以去找来看看。将近30年过去了,我还是这个主张:要走中国人自己的路。以朝鲜战争为例,西方称为“朝鲜战争”,韩国叫“625战争”,朝鲜叫“祖国解放战争”,蒋介石管它叫“韩战”;我们则分为两部分:其他国家在朝鲜打的是“朝鲜战争”,我们打的是“抗美援朝战争”。我们不走自己的路去搞这段历史,跟着谁去搞?三年国共内战,蒋介石叫“戡乱建国”,我们叫“解放战争”。要按日本的说法,南京大屠杀是不存在的,慰安妇也是不存在的,你跟着它搞行吗?有的人爱说“世界视角”,有一位享寿100多岁的老先生就说自己是从世界看中国。我想不明白站在哪里看能获得“世界视角”,是在围着地球转的卫星上吗?历史学是上层建筑,是意识形态,是有阶级分析的,世界上没有纯客观的历史。中国人搞世界史,是按外国史学的路子搞,还是中国史学的一部分?拙见觉得还是以有“世界视野”的“中国视角”为好;所谓“世界视角”所见可以作参照对比之用,但是不宜喧宾夺主。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二、正三观

  要真正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来研究世界的历史,研究国际关系的历史,并且以外国人的看法为参照对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据我的体会,端正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是站稳立场的关键。有三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

  第一,对待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态度。1991年,在北京举行的美国学大会上,我在文化组的会上提出一篇论文,题目叫《美国文化在亚洲的前景》。我在文中指出,“当代的中国文化,是传统的儒释道文化、几百年来陆续传入的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三者的结合。”我是旧中国的过来者,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18岁,进了大学,脑子里只有传统的儒释道文化和西方文化,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才能使自己适应新社会的需要。理论要结合实际,这个学习的过程就是改造思想的过程,这必然会导致不同三观的冲突,也就是思想斗争。建国初期我们进行了三大革命运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这三件大事的重要性怎么高估都不为过,没有它们就没有我们国家今天的繁荣强大。但是,在当时,它们牵动了千千万万人的心。抗美援朝是跟世界上以头号帝国主义为首的多国军队打仗,打得赢吗?旧社会穷人子弟读不了书,知识分子的家境相对要好些,土地改革就会改到不少人的家庭或亲戚头上,接受得了吗?镇压反革命又会牵连到一大批家庭。因此,思想斗争往往会涉及到这些具体问题,落到一个具体人的身上是很痛苦的。很多人努力学习,认真改造自己的思想,成了对国家对人民有用之材,自己也思想解放一身轻;也有些人过不去思想改造的关,心里越来越不满意,以至于将不满意化成言语,化成文字,有的人直到现在还在宣泄这些东西。

  在座的诸位当中大概经历过那一段时光的可能不会很多,对那一时期所发生事情的了解多半来自媒体、书籍和个人的口述。很遗憾,正确的叙述常常可能被认为是 “左”,前些年比较时髦的是妖魔化那个时代。思想改造运动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也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条件,这个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可以作为教训吸取,但是不能全盘否定。实际上,被妖魔化的是整个中国革命。有人主张不要法国式的暴力革命,要英国式的光荣革命,其实是心肠软的中国读书人上了英国人的当。英国革命如果威廉和玛丽不从荷兰带兵开了大舰队打进来,国王会逃跑?最后议会不让他们当国王,他们威胁撤兵不管了,议会没法子才让他们当了双王。这是千真万确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个光荣跟和平的说法是英国人骗人的说辞,怎么好意思拿来向中国人说教?中国革命的实质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你要求过免受冻馁的日子,它就要你的命,你走投无路只好用枪杆子推翻它。

  据说法国大革命杀了6万人。还有说在一年多里天天杀人,把法国的小地主都杀光了。法国人怎么对待法国大革命?打开巴士底监狱的日子成了国庆日,马赛曲成了法国国歌,人家没有妖魔化法国大革命。我们这里有人变着法地来否定中国革命,肆无忌惮地攻击党和国家的领袖和开国元勋;蒋介石成了英雄;最好的小说家是张爱玲,最好的散文家是周作人,如此等等,汉奸都成主角了。

  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是一个人政治态度的试金石。这第一粒扣子要是扣歪了,下面的扣子都要歪。我们端正自己的三观,首先就要端正对中国革命的态度,相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怎样看待美国。中国建国69年来,这是一个绕不开的题目。我自己对美国的认识是逐步变化和加深的。解放前我对美国有好感,认为它物质文明、对盟国二战胜利起了大作用,喜欢它的电影和流行音乐,但对它支持蒋介石政权不满。抗美援朝时期批判对美国的三种错误心态:崇美、恐美、媚美。我跟崇美沾点边,跟媚美不沾边,因为经过抗战时期,深深印在脑子里的就是绝对不能媚外国;跟恐美也关系不大,有革命热情的初生牛犊不怕虎。经过抗美援朝,志愿军从鸭绿江打到了三八线,也彻底打掉了我脑子里崇美的残余。我认真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难看清美国的本质。然而中美关系不是由意识形态而是由实际利益决定的。开始时两个阵营对立,美国就是当然的敌人。后来中美关系起起伏伏,变化很大,逐渐发展到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中国跟美国合作与竞争并存。到现在,中国从世界的全局和未来出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跟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而美国则变本加厉地遏制中国,主动挑起贸易摩擦,更多的挑衅还在后面。中美建交40年来的经验表明,两国关系是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我们国家始终是朝着合作共赢的方向努力,而美国就不好说了。我们看到,在中美关系演变的过程中,不管中方如何释放善意,或者甚至在美方有两国合作的迫切战略需要的时候,美国掌权者有两条是始终不变的:一是寄望于中国共产党改变性质和致力于改变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二是以台湾问题为遏制中国的抓手和筹码,阻止中国统一。中美都生存在一个地球上,两个都是核大国,这就决定了和平共处是唯一的出路。美国现在对中国的敌对态度变本加厉,来势汹汹。不管怎么折腾,除非爆发核大战同归于尽,中美两国还是得走合作共赢的路。理想的前景是,在若干年之后,回望现在,发现再激烈的争执有如风暴,也不过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茶壶里面的一番涟漪而已。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总有一些中国人崇美、恐美、媚美的陋习难改,看自己国家不顺眼时必说美国好,说美国好时必看中国不顺眼,往往喜欢夸大美国的长处来笑话自己国家的不足。我都替这些人不好意思。我们做世界历史学问,研究国际关系史,要是着了这个魔道,是肯定搞不好的。

  端正三观的最后一个要点,而且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正确对待自己。前一阶段有不少人,其中包括有些高级干部(如季建业),吹捧那位享寿100多岁“从世界看中国”的老先生,授给他什么什么文化奖,除了给他戴了一些其实难副的高帽子外,还说他如何“睿智”。老先生最“睿智”的大概就是他说当时领导的主意没有一条是对的。倚老卖老也不能这样狂妄呀!我想他至少有两条会认为是对的吧!让他拿了高的退休工资和生病住高级病房。我有一个老朋友从伦敦来,我问他拿英国国家退休金多少钱?他说每周100英镑,1英镑换9元多人民币,合到1个月就是人民币4000元上下。除非你另外买保险,国家给的退休金就这么多,还不到我退休金的一半,而福利国家英国年纪大的平头老百姓就是靠这个过日子的。孟老师的父母是贫农,家里在旧社会的情况可想而知。现在在村里有新房子、老房子、宅基地、自留地农田和老人的福利,两个儿子一个是社科院研究员,一个是高级军官,全家命运彻底改观。我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明,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得到了多大好处,而在亿万人努力下取得这样伟大的成就面前我们个人又显得多么渺小。

  有的人爱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我拙见,如果不加条件,这基本上是一个乌托邦的说法。我们的精神、思想,都是建立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的。所谓某某学派,就说明了思想是有轨道的。我们搞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可以创新,但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能偏离。在自然科学领域,研究者可以发挥更丰富的想象力,但是也不能违背基本规律,例如物理学的一些定律,化学的元素周期表。创始这句话的老先生,本来是用它来说明他的朋友“独立自由”于一个新制度,去追随一个消亡的旧制度而做了自我了断。这似乎不大值得赞扬。新中国建立之后,这位老爷子要求共产党允许他不搞马克思主义,独立而自由。但是老爷子不允许自己的学生搞马克思主义,将其逐出师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又到哪里去了呢?老先生有老先生的时代,有他本人的特殊情况。时过境迁,如果现在有人宣扬这句话以抵制党对社会科学战线的领导,那就不可取了。接受党的领导,为人民服务,只有摆正了自己的位置,才能做好学问。

三、接地气

  接地气,就是要接触实际,不是造空中楼阁。我这里不直接谈做研究,而是谈如何接触实际给做研究打基础,提供肥沃的土壤。

  好几年前,我在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年会上,提出研究工作的“功夫在诗外”,当时没有展开讲。这实际上讲的是我们知识结构的问题,其核心就是要接地气,要有形象思维,要有细节,要结合实际。我这个人的知识结构有很大的缺陷,有我那一代文科知识分子的通病,就是缺乏理工科技知识,所以,今天就不涉及这一块了。我们讲跟文科直接有关的东西。

  举个小例子:约翰(John)。这是个英美普通的男人名字,约翰的昵称是约翰尼、强尼、杰克。马云先生给自己起个英文名 Jack Ma, 本质上还是跟清华的马约翰老教授一个名字。中国人叫这个名字有名的还有成龙(Jackie Chan)。约翰在爱尔兰语里成了肖恩(Sean, Sean Connery,Sean Penn)。约翰在德语里还是约翰,不过拼法有变(Johann,Johann Strauss), 在法语里就成了让(冉,Jean),《悲惨世界》里面的那个让瓦让(Jean Valjean)。在西班牙胡安(Juan)、 国王胡安·卡洛斯(Juan Carlos)、唐璜(Don Juan)。在意大利乔万尼(Giovanni, Giovanni Valentino)。在匈牙利是亚诺什(Janos,Janos Kadar)。在俄罗斯和一些斯拉夫国家是伊万(Ivan)。捷克人的扬(Jan)也是约翰。特朗普总统的捷克裔前妻伊万娜(Ivana)以及他俩的女儿伊万卡(Ivanka)。如此等等,都离不开约翰。为什么念约翰呢?来自希伯来语 Johannes。这个约翰可是个名人,他是耶稣的一个重要使徒。《约翰福音》3章16节是《新约》圣经的核心内容,它说上帝将独生子赐给世人,叫凡是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这么一个简单的名字,稍微刨一刨,就涉及到这么多,是很有趣的,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世界里的共性和个性。这种普通的知识还是有用的。它们并不是历史学的内容,但是它们是学历史的土壤,开阔了视野,不知什么时候就用上了。这些知识从哪里来?主要有三个方面:阅读、观看和亲历。

  先说阅读。一般说来,我们念三种书:一种是立身的书: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书,传统文化的书。这些书让我们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和做事的基本方法。第二种是与我们专业有关的书,从《春秋》、《史记》、《资治通鉴》到各种各样的历史书、历史教科书。第三种就是所谓闲书。各色各样虚构非虚构的著作,例如小说、诗歌、戏剧、科普、经济、金融、等等,等等。除了书以外当然还有报刊、网络,等等。这里面我特别强调要多看讲实际生活的书,有助于了解现实世界的书。我们搞世界史,研究的对象大部分跟外国有关,我们需要知道不同国家的人日子是怎么过的,他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等等。我把这叫做文化感。以我们中国为例,一个外国人如果没有看过《三国》、《水浒》、《西游》这些长期深刻影响亿万中国人思维的老书,且别说《红楼》,对中国的文化感就会差很多。我比较愿意推荐看写实的书。以英国为例,狄更斯告诉我们维多利亚时代是个什么样子,毛姆写了20世纪前半截的英国人。美国的畅销书作家阿瑟·黑利曾经特别引起我的兴趣,因为他写了一本本各行各业的小说。从他的书里我知道南部海边的新奥尔良海拔很低,地下水位高,所以人死了不是埋在地下,而是允许每家在公墓地上造一个小屋子,里面可以陆续叠着放6口棺材,如果这家死了第7个人,那么最早放进去的那口棺材就被顶出去处理掉。后来我去新奥尔良,还特地去公墓看,还真是那么回事。这件事至今记忆犹新。美国有名的作家厄普顿·辛克莱写了一套11本系列小说,讲的是一个阔家子弟兰尼·巴德在欧洲经历20世纪国际风云,不是准确的历史,但是有历史氛围,搞国际关系史的就可以读读。我年轻的时候看过几十本美国的《梅逊探案》,对了解美国社会很有帮助。看看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同样有用。我讲这些,是说我们要多读书,要读写实的书,不一定读很多探索灵魂的书,而要读讲平头百姓、贩夫走卒、市井之徒的书,取得有用的知识。这当中包括低俗小说(Pulp fiction)。

  这就涉及到学外语的问题。学外语目的在用。语言的主体是词汇而不是语法。语法一般人懂得基本要点就行,不必深究,要在听说看写的过程中逐步明白起来。词汇量要大。哪里来?阅读,学会区分精读和略读,我们不是语言专业出身,首先要大量略读。不能背字典,没有用。英语里真正需要背的是不规则动词。再有就是诗,我18岁时学的莎士比亚戏剧里的独白,现在还能背上两段。略读时少查字典,能蒙出来最好。多次重复出现的字就明白了。人猿泰山怎么学英文?泰山从小流落在森林里,跟着猿群长大。后来他看到了连字带画的英文书,发现有的字多次出现,慢慢就弄明白了是什么意思。这当然是在编故事,但也符合心理学的规律,重复出现要比一次使劲记更容易记住。要抓住一切机会认字,有不少人大概英语考过了四、六级,或者学会了语法分析,但是看不懂一个食品或药品容器上的标签,这就是不接地气。关于外语的问题,先讲到这里,后面可能还会讲到。

  感谢科学技术的发达,我们在阅读书籍报刊之外,可以在屏幕上看到以形象出现的影视作品,大大丰富了我们的感知。我喜欢看有情节的外国电影、电视剧,也看纪录片。以美国电影为多,解放后中断了一个时期,当中看了许多苏联电影,后来恢复。电视剧《唐顿庄园》描写的英国乡绅生活挺真实,不过那当然是近百年前的事,现在已经淡化了。有一部美国电影叫《绿苑春浓》(The Grass is Greener),1960年拍的,里面讲一家英国贵族住在庄园里,但是维持不了庄园的开支,把庄园的一部分开放,游客可以有偿观光;庄园的女主人也种蘑菇增加收入。类似情况是真有的,一直维持到现在。书本上写的、特别是文艺作品(包括纸上的、音像的)中描绘的,跟实际生活是有距离的,有时美化,有时丑化,但是整体上不会太离谱的,这些东西可以给我们一个大体的了解。我自己80岁以后才去过俄罗斯,在这以前的几十年里我接触了大量的俄罗斯和苏联的文艺作品(小说、电影、音乐、绘画)。它们让我对俄罗斯很有文化感,后来去俄国的时候我没有“文化震惊”。我去莫斯科新圣女公墓观光,里面安息的人物有很多我都知道。斯大林著名的1941年11月红场演说,里面列举了21个历史人物,号召苏联人民发扬他们的传统,保卫祖国。我发现我对这21个历史人物绝大多数都不陌生,由此而来对俄罗斯的认识,在我搞国际关系史的时候很有帮助。我想由于有了上面说的铺垫,我如果学点俄文,去搞俄国史,有可能会比较容易入门。

  下面讲亲历。搞世界史,没有出过国当然是可以搞的,而且可以搞出名堂来的,这首先是因为我们搞的是中国史学,中国的世界史。但是到国外亲历一下是有好处的,如果搞国别史,最好要到你的目标国家去做一段访问学者。我自己在美国做过两年半访问学者,加上零碎去的,总共不到3年。在英国也做过访问学者,超过两年半,加上去住住,总共大概有四五年。另外不止一次的在欧洲大陆旅行,1990年我从美国趁着暑假买了一张2个月欧铁通票,在欧洲大陆10来个国家转悠了6个星期,亲眼目睹了东欧变色。我的体会是走马看花是需要的,定下心来扎进目标国家的生活里去更有必要,特别是要进行深入的人际交流。我在美国的时候遇到过两件事,印象很深。一是有一个我们国家某个大学的副教授,在美国做访问学者,不知怎地在他所在的美国大学兼做看大门的,在回国的那天,航班是在下午,他上午还在坚持看大门的工作,为的是多赚一点钱。脑子都用在赚钱上,学问很难做好。另外一位是我们一个名牌大学研究美国文化的教授,我遇到他时他已经在美国做了一年访问学者。他没有信用卡,也不知道可以给旅行社打电话买机票,结果我替他用电话和信用卡买了机票,他再还我钱。很显然,他在美国过的日子不大接地气。我在伦敦的时候经常出去转悠。我发现靠近英国博物馆和伦敦大学总部的那些条街,街名怎么都是同一个家族的,也就是著名学者罗素他们家的。北至优思顿火车站,南近泰晤士河岸,西至科文花园,东至金融城,这个范围内的街道、里弄、公园和广场,大部分都是以罗素家的姓拉塞尔、他家的公爵衔贝德福德、副爵衔(侯爵)塔维斯托克和他家的庄园沃博恩命名的。看到这样的情况促使我去进一步了解:原来这里的地块是他家的财产,由一个房地产公司来经管。这就是转悠带来的启发。其实伦敦最有钱的地产老板是威斯敏斯特公爵。这家的老公爵2016年死了,他有一子三女,根据长子继承制,25岁的小公爵一个人继承了90亿英镑的全部财产。上面这两个公爵实际上都不住在伦敦,他们分别住在贝德福德郡和柴郡乡下的庄园里。研究这两个公爵和其他一些贵族,对于我们了解英国的城乡关系、房地产在经济中的地位、财产继承制度等等有很大的帮助,也可以跟我国的情况做对照,这是绝妙的课题。有人说英国人的思维里有不少农民因素,不是没有道理,而这一点一般人是可能想不到的,一提英国就是绅士风度。做研究,特别是做访问学者要由课题引领,有明确的目标和进度,否则会流于空泛。我去美国做研究的目的是要写一本书。后来书出版了,我给美国大使馆文化处寄了两本,算是给资助我的富布赖特项目一个交代。文化处的一秘写信给我说,许多富布赖特学者写信来说去了美国受益良多,而我拿在手里的是你的书。杨生茂先生生前常常向我们这些晚辈笑说,访问学者就是访问访问。我想早期的情况是这样,后来大概改观了。

  这里我再说一点学外语的问题。学外语和深入外国生活是相辅相成的事:学好目标国的语言,有助于深入那里的生活;反之亦然。要想在那里如鱼得水,就要掌握那里的语言。光会一国语言是不够的。不会点法语,遇到克里斯蒂小说里的博洛大侦探说话总带点法文字,就麻烦了。看英译的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的书也一样,里面也夹着法文。走在伦敦街上面包店、糕饼店这些个字是法文的,不认识的话连三明治都不知道哪里去买。最大的连锁快餐店干脆就是起的法文名字PRET A MANGER(等君来吃),据说分店开到了上海。在伦敦拉丁文一点不懂也有问题。很多建筑上都有拉丁文。

  我在天津一个小西餐馆吃饭,看他的菜单上外文菜名有不少是错的,我就主动帮他翻译了一份。下一次我去吃饭,看到他的新菜单,我给翻译的菜单被人改得面目全非。俄罗斯红菜汤,全世界都用拉丁化的俄文BORSCH。他改成RUSSIAN BEET SOUP;黄油鸡卷CHICKEN KIEV,他写成BUTTER CHICKEN ROLL。从字面上看都不错,但这是没有生活导致的洋泾浜PIDGIN ENGLISH。

  我建议大家多学一些语种,认点字也罢,目的是用。欧洲很多国家的语言有相通的地方(比如拉丁系和斯拉夫系)。不少字很多语言都相似,就是后半截变化不同。这里有一点我想说一下,所谓某某人精通多少国外语,这种说法不太靠谱,多半是溢美之词。我们自己能说精通中文吗?我就不能,好多报刊和书里的汉字不认识,有的知道意思不会念。至于外语,我学英文近80年了,到现在还是半瓶醋。

  上面中国味、正三观、接地气,再说一句,这些只是我个人做研究的体会。我究竟是一个往90岁走的人了,本来知识就缺很多块,现在的很多新观念新东西更是不懂也没见过,肯定会落后于时代,诸位批判地参考吧。

  我讲的就这么多。说实在的,在中国社科院做研究,大概是中国文科生最好的职业了。你想,给你工资让你做自己愿意做的事,(过去文人做学问讲耕读,是要耕了有吃的才能读的)提供电脑、笔记本、图书网络,还出钱让你去买书找资料,有机会还可以出国,工作要求比较合理。我要有下辈子还干这个。我祝大家心情愉快!事业顺利!身体健康!家庭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