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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Russian 关于我们 2011年12月26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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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帕尔默(B.D.Palmer)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2期

  B.D.帕尔默(B.D.Palmer)是加拿大劳工史专家。本文是2012年10-12月世界历史研究所刘军研究员在加拿大特伦特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期间,根据与帕尔默教授多次面谈和电子邮件交流的记录整理而成。帕尔默教授是加拿大研究中心主任、《劳工》杂志主编,研究方向是社会抵抗运动,包括左派、学生和工人运动,著述很多,除文中提及的外,主要有:Canada's 1960s: The Ironies of Identity in a Rebellious Era, 2009; Labouring Canada: Class,Gender, and Race in Canadian Working-Class History,2008; James P. Canno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ary Left,1890-1928, 2007; Dreaming of What Might Be: The Knights of Labour in Ontario,1880-1900, with G.S.Kealey,2004; Labouring the Millennium: Writings on Work and Workers,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2000; Work and Unions in Canada,1989; The Character of Class Struggle: Essays in Canadian Working-Class History,1850-1985, 1986; A Culture of Conflict: Stilled Workers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in Hamilton,Ontario,1860-1914, 1979.

  帕尔默教授(以下简称帕):欢迎您来特伦特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我记得1992年去过中国,还访问过你们所。

  刘军(以下简称刘):那时我在加拿大萨斯卡彻温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毕业论文是《E.P.汤普森的史学思想》,老师只介绍了一本入门参考书,就是您的《E.P.汤普森的形成》(The Making of E.P.Thompson:Marxism, Humanism,and History,1981)。所以,虽未见面,我认识您很久了。这次来主要想了解加拿大劳工史研究状况,刚在图书馆看到,加拿大劳工史著述之多,给我印象很深。加拿大究竟有多少劳工史或工人阶级史学家?

  帕:这个问题很难准确地回答。大多数加拿大史学家对其专业的分类相当宽泛。例如,一方面社会史学家、文化史学家,另方面政治史学家、经济史学家。在这广泛的框架内,史学家再缩小他们的关注点,在这些领域中可能有劳工或工人阶级、军事、性别(不仅是女性,有时也包括男性)或妇女、家庭、土著、儿童、男女同性恋、地区(加拿大西部、太平洋地区和魁北克)等,很多很多。所以有无数类史学家。

  如果将问题转变为:有多少史学家严格地和特指地将自己定位于劳工或工人阶级史学家?这里先不考虑那些老观念,即劳工史学家研究组织和政治,而工人阶级史学家研究文化、社会抗议和日常生活。回答是:加拿大没有多少史学家认为他们自己首先、主要和肯定是劳工史学家。确实没有多少人这样。例如,甚至我也不把自己放在这个领域。当然,我是工人阶级史学家,但我还是社会抗议、左翼政治和社会动员领域的史学家,还是某些时代的史学家(19世纪和20世纪,特别是19世纪30年代、20世纪60年代),还是社会边缘群体的史学家,等等。(Kealey)劳工史学家,但他也是警探刑侦方面的史学家。(Craig Heron)是劳工史学家,但他也是公共史学家,热心参与博物馆和历史遗产问题等社会事务。(James Naylor)是工人阶级史学家,也是政治和国家史学家。(Joan Sangster)是劳工史学家,主要研究女工、女孩和土著妇女,她又是妇女史学家。(Steven High)是工人阶级史学家,但逐渐更多地关注“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和环境问题。还有史学方法,如口述史学或计量史学都可能关注工人问题。

  可以下期《劳工》杂志为例,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杂志上有(Peter Bischoff)关于魁北克劳工骑士团的,明显是劳工史的文章。作者既是劳工史学家,也是魁北克史学家。另一篇文章是关于1913年犹太学校学生罢课的,作者(Roderick Macleod and Mary Poutenan)详细叙述了蒙特利尔的这些孩子抵抗反犹主义的活动,他们认为这篇文章在“劳工史”范围,但也属于教育史、族裔史和儿童史。还有一篇关于1949年魁北克阿斯贝斯托斯罢工的文章,作者(Jessica van Horssen)被认为是一位环境史学家,她是从工作场所安全和健康的角度研究的。

  在加拿大,谁是劳工史学家,取决于你如何看待问题,不同的视角会得到非常不同的答案。这个国家对劳工史有兴趣、教授过其中某些内容、发表过或研究过可以被广义上称作劳工或工人史领域的内容的学者大约有两百多,但其中也许只有10-15人可能实际认可他们是“劳工史学家”。所以,您的问题不能在任何简单的意义上回答。

  刘:加拿大史学会下面有一个加拿大劳工史学委员会(Committee of Canadian Labour History,CCLH),是不是劳工史学家的组织呢?

  帕:简单地说,不是。不过。更好些回的答也更复杂。CCLH是《劳工》杂志读者群体组织,只有订阅杂志才能成为其成员,才能出席其每年一次的会议。每次参加年会的大约有20-40人,但这没有反映出对劳工史和劳工研究有兴趣的人数,劳工研究是一个更广泛的课题,包括劳工政治经济学家、地理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家等。如果你要估计有多少加拿大史学家和其他学者对劳工史和劳工问题感兴趣的话,这些人数与订阅杂志的读者数大致相当,有几百人。《劳工》每年秋季刊会刊登年会记录,其中有与会者名单。每年与会者身份和人数都不尽相同,但还是能看出一些相关的信息。

  至于加拿大劳工史学家每年发表多少作品,很难统计。你可以看《加拿大历史评论》(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每期都有史学各领域的研究成果,但严格意义上的劳工史文章和书的数量并不多。不过,如果算上那些主题包括劳工与其他内容交织的著述,数量就很多了。纪念大学的(Michael Lonardo and Robert Sweeney)曾连续多年编辑每年发表的有关劳工研究的成果,刊登在《劳工》每年秋季刊上。2007年这个目录长达十页,有一百多项成果,包括著作、文章和学位论文。但大约在2009年,他们没有延续这项工作,这又涉及刚才的问题:如何定义劳工史的范围。您可以查看2004-2008年期间,《劳工》和《加拿大历史评论》上有关劳工的研究成果统计,尤其是(Desmond Morton)在2000年《劳工》秋季刊上的加拿大劳工史学综述评论文章,概览当代加拿大劳工史学的研究状况。

  加拿大劳工史学尽管很活跃,但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它不如从前活跃了。这一领域现在的影响更广泛了,因为有更多的人将工人及其生活看做是历史的一部分,但同时很多研究的题目变窄了或更小了,如与上世纪70或80年代相比。在这一领域取得更大的社会影响的成功之时,也会掩盖其中一些领域还缺乏研究的问题。加拿大劳工史学无疑会发展壮大,但其目前在高校开设的课程比15或20年前要少,而同时加拿大史学的所有课程中,涉及劳工或工人阶级生活的内容却比以前增加了。

  情况似乎有些复杂:相比前些年,直接研究劳工的作品少了,自认为是劳工史学家的人少了,直接要求有劳工研究背景的工作招聘广告少了,但与劳工问题相关的,如族裔、性别、种族等,作品和工作岗位却更多了。

  刘:劳工或工人阶级史学家在专业上、政治倾向上有什么特别之处吗?例如,是不是比较关注现实社会或政治问题,似乎他们是为现在而研究过去,或直接研究现在。比如您1987年出版的《团结》(Solidarity: The Rise and Fall of an Opposition in British Columbia,1987) 一书,研究的就是1983年的一次罢工。

  帕: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加拿大劳工史学家是一个混合群体,看上去是一个整体,但实际不是。有些人赞成激进的甚至革命的主张,认为自己是显然的左派,一种特殊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些人属于主流偏左,比较温和的社会民主派。也有劳工史学家在政治倾向上相对保守或传统, 拥护自由党或保守党。所以,劳工史学家群体内有无限的渐变,还取决于他们的方法,口述还是依赖档案?哪个时期?用后现代观点还是其他理论?传统主题(工会、罢工)还是交叉内容(阶级、种族、性别和文化)?这么多的变量还要取决于史学家对究竟什么是劳工史的理解,和主流对这类史学的定位。有些人认为,史学要对社会未来发展有用,而另些人认为,未来发展不需要听从过去的研究,史学可以按照史学自身需要去写。在我的印象里,劳工史学家比其他史学家更容易在政治上左倾,但这绝不是绝对的。劳工史学家之间有多少不同,劳工史学家和其他史学家如政治或文化史学家之间也有多少不同。劳工史学家与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的关系,要比他们与其他史学家的关系更密切。劳工史学家不是惟一拥戴公民自由的史学家,也不是所有的劳工史学家都捍卫公民自由,尽管很多人这样做。

  至于劳工史学家是否为现在写作或直接写现在,同样很难绝对地回答。大多数劳工史学家在相信其学术与改变社会的相关性的程度上,相信为现在的问题而写作。但很多其他史学家也是如此。我不认为这里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女性主义史学家用她们的知识揭示现在的性别压迫;民族史学家解释种族压迫,劳工史学家也如此。当然,有些人比其他人做得多些。我写《团结》那本书,不仅是作为一名史学家,而且作为团结动员运动的参加者。

  刘:您亲身参加了那次运动?

  帕:是的!我当时在西蒙•弗雷泽大学教书,作为当地团结运动的代表,参加了全部的游行示威活动,当运动发展到我们大学时,我同其他老师一起罢课。我为团结运动的报纸《团结时代》写了一系列文章,介绍加拿大劳工斗争,例如总罢工的历史。广播和电视台经常采访,要我提供有关工人暴动的历史经验。当运动期待的总罢工受到其上层领导釜底抽薪的制约时,我写文章公开指责这些领导,与运动领导人麦克•克莱默(Mike Kramer)在西蒙•弗雷泽大学正式辩论。

  刘:这件事给您的印象很深。或许那次罢工的结局不是偶然的。不仅加拿大,80年代初几乎整个西方工人运动都开始转入低潮。[1]您说的主流(mainstream)指什么?

  帕:主流指所有社会的、政治的和学术的主流。现在加拿大很少有史学家在主流之外冒险。我的意思是说,他们遵从惯例,不能思想创新和批判,只是主张那些能被接受的。主流经常是“进步的”,但它对那些简单的答案很少去创新或批判。我认为,加拿大很少有杂志敢于置身于这种学术主流外,包括《劳工》杂志。

  刘:您认为,作为劳工史学家最重要的是什么?

  帕:如果是指劳工史学家要做的最重要的事,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问题。所有加拿大史学家包括劳工史学家的回答都会是因人而异的。就我自己而言,最重要的是集中精力于自己的研究领域,以专业规范及想象力处理资料,将研究的主题置于其丰富的历史背景中,但将它们与思考现在联系起来,但这不同于将它们与现在联系起来。以这样的方式写历史是优雅的、令人振奋的。我相信史学既是艺术也是“科学”。我想,这个问题还可以从反面提出:什么是一个加拿大劳工史学家能做的最糟的事?我的回答是:史学作品最大的罪过是枯燥、琐碎、杂乱无章和平庸。很多史学枯燥琐碎。我宁愿错误,选择一些解释的机会,为有意义的事业做些铺垫,也不愿陷在乏味的再现一个真实的过去之中。所以,我也认为,史学家要承担一些分析的风险是重要的,当然,这首先要细心和负责地对待史料。

  刘:我赞同您关于史学家要承担社会责任和研究风险的观点。不过,只要研究领域是开放的,史学家个人为其作品所承担的风险就不会转化为社会风险,甚至会减少社会风险。只是我觉得,枯燥琐碎还算不上最糟的史学。最糟的史学是先有结论,然后到历史中找资料证明其结论,而不顾与其结论相左的资料。这等于取消了史学。在中国1968-1978年文化大革命中就有很多这样的史学。您说的史学要与思考现在联系起来,但不同于与现在联系起来,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帕:研究过去总是与对现在的思考相关,这不可能被忽视。但减少史学对现实的需求依赖,不是去写好的史学或以面向现在的启蒙观点写历史。如果一种管理体制让所有的史学都从属于它的议事日程,将史学变为巩固政体的意识形态工程,这确实是最糟的。它只会产生机械的、呆板的史学。但我上面说的一个前提是:史学必须在负责任地使用资料的前提条件下发展。西方与非西方文化的一个不同是,它的霸权(hegemony)更多地是葛兰西式的,而不是斯大林式的。这不是说西方没有霸权。我认为,最好的史学以其可行的和有深刻见解的方式,在与传统观点和权力运行的摩擦中出现,但是,必须总是精心地对待史料。我刚才说最坏的史学时,我知道还有更坏的,如伪造史料,拒绝理解甚至考虑可选择的解释,屏蔽真实,将现代观念强加于过去,等等。它们确实是更坏的。但在西方,我们很少见到特别机械的、片面的史学。但我们确有很多真实的、枯燥乏味冗长的、杂乱无章的史学。我在某些场合抨击这种倾向。无疑,我有些夸张,但这种夸张触及了加拿大史学界暴露的神经。

  刘:有些加拿大劳工史学者以20世纪70年代,作为划分新旧劳工史的界限,它们之间有什么主要区别?

  帕:这可以从史学撰写方面来回答。1970年以前,劳工史倾向于关注制度,如工会和政党;之后是主题爆炸,几乎任何问题都可以合理地研究,只要它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文化问题变得更加重要,史学观念和研究的范围极大地扩展了。性别和种族成为重要的考虑,与阶级分析交织在一起。

  刘:无论新老劳工史,工会仍是其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您对工会的历史作用如何评价?工会在历史中的变化很大,最初工人组织工会是对付私人雇主,现在最大的雇主是政府,现在的会员基本不是无产者,19世纪的阶级斗争也不同于20世纪,现代工人运动是否认为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如马克思当年所期待的?甚或在改革社会的同时改善自己?或改善自己就是改革社会?

  帕:有些工会会员是无产者。汽车工人、钢铁工人是无产者。这跟他们拿回家多少钱没有关系。只要他们在为工资劳动,在生产领域受到剥削,他们就是无产者。大学教员们是无产者吗?他们也是会员,当然不是。但那里的电脑技术员是无产者,无论他们是否会员。你的问题中涉及现代工人阶级意识问题,这与马克思理解的工人阶级意识不同但有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实在不是在这里或电子邮件里能回答清楚的。19世纪80年代的阶级斗争当然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的,但是它们在特殊的时间段里有相似性和一致性。过去和现在阶级形成的关系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的阶级形成与以前的不同,然而,在某些发展的类型方面有相似之处。

  刘:我觉得很难将当代加拿大工会会员看成无产者。他们工作基本稳定,绝大部分有房、有车,即使失业也有社会保险,与19世纪贫困且无依无靠的无产者非常不同。正是由于这些不同,当代工会对社会制度的不满程度大大降低。您对无产者是如何定义的?

  帕: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涉及阶级地位、阶级意识以及两者的关系。工人可能是无产者,却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资产阶级对立面;可能被剥削却认为他们是有特权的,从历史上和相对而言;与19世纪30年代的工人相比,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相比,那一时期和那些地方的无产者意味着没有保障、依赖他人、被贫穷和匮乏所支配。但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及其决定的阶级地位却存在着,无论工人是否有多少可支配收入,是否有带薪休假,相对富裕的生活。阶级是一个生产方式的结构性关系,也是一种有着多种主观因素的社会现象。但是,被剥削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个人意识到他被剥削,并愿意抵抗和反对这种剥削,将阶级斗争视为改变资本主义的关键和日常生活的基础。一个无产者有可能生活在幻觉中,即他是自由的、富裕的和有特权的。总之,一个社会中的阶级地位问题,是与对这种阶级地位的意识分开的。这不意味着对阶级地位的意识不值得研究,但它却意味着,某些人因经济上舒适而否认他们的无产者身份,并不一定是对的。这与革命或改革的问题有关,但这不是说,因为有些人倾向改革超过革命,因为工人否认他们每天被剥削,就不存在工人,就不能定义无产者。相反,工人是无产者,这样的分类不能因为意识的水平而改变,因意识可能否认现实的某些方面。

  刘:魁北克劳工史很有特点,它的工会最初有很多是由天主教会建立的,比安大略或其他省,更少激进的或激进的或阶级斗争传统,可能法裔与英裔的矛盾淡化了他们的工人阶级意识。如魁北克省工人的平均工资长期比安大略省低,魁北克省内,法裔工人比做同样工作的英裔工人低。您怎么看?

  帕:魁北克工会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魁北克一位有争议的出色的史学家,(Jacques Rouilard) 认为,[2] 在天主教工会传统内发展起来的工人运动并不一定保守,其中有很多激进派别在组织工人时,将民族的和阶级的问题联系起来。有些人则认为,早期天主教工会受天主教会及其观念的控制,对待雇主的方式确实谨慎,由于它们谴责明显的“无神论物质主义”(Godless materialism),即曾促进美国劳联行业工会发展的观念。但这种争议是有时限的。也就是说,从1907年到40年代末,以阿斯贝斯托(Asbestos) 罢工[3] 为突破点进入50年代。20世纪中期以后,天主教工会逐渐更少地被宗教教义所束缚,更少地被教会的保守因素所控制。它们逐渐激进化,甚至参与工会的牧师们被一种天主教社会正义观念所激励,也更倾向激进策略。到60年代中期,魁北克的天主教工会已经是加拿大最激进的工会之一了,它们创造性地扩大了阶级斗争的范围。我在《工人阶级经验》(Working-Class Experience: Rethinking the History of Canadian Labour,1800-1991, 1992)一书中有对魁北克工会这一时期历史转变的叙述。

  刘:什么原因促使您走进劳工史学家生涯中,家庭影响、个人经历或老师引导?

  帕:我更多地受60年代激进社会环境的影响,而不是家庭或大学教育。我的父母是传统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即不支持也不反对工会。我在某种意义上是我家庭教育的反叛者,60年代中期的年轻人不仅质疑战争、种族主义、传统教育理念,也反对传统的郊区生活方式和其他类似的文化。我在大学上过观点激进的教授的课,但我总觉得自己比他们还激进,于是一年后我辍学去了纽约,赶上了新左派运动的尾巴。我接触了各种左翼团体,参加“选择大学”(Altermate University) [4]的课程活动,我们安排有影响的左派人物给我们讲课,这类课程有美国奴隶制、俄国十月革命等,总是引起热烈的讨论。我回到大学读博士时,劳工史就是我喜欢的几个研究方向之一,那时我对左翼史学的阅读与讨论已经有相当的经验,远多于我在常规大学课程中得到的知识。

  刘:还有一个我有些犹豫要不要提的问题:有些劳工史学家不愿意涉及劳工的负面活动,我理解这些学者是想强调,工人们在当时是弱势群体,他们的历史作用被长期忽视,不应该再增添他们的负面形象。但是,当我看到,例如1886年加拿大第一个全国性工会——行业和劳工大会(Trade and Labour Congress)宪章中有一条明确规定:“排除中国人”时,我意识到,加拿大(美国也如此)工人运动中的这种排外情绪不是个别的、局部的现象;而且,排斥非主流民族的移民工人,也不仅是种族主义作祟,而是有切身利益关系。因此,在种族主义几乎销声匿迹的今天,西方工会团体仍抵制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自由贸易、反对接纳更多的移民、外国投资或向外国投资,以保护它们的会员利益。 这毕竟也是工会的活动,是我们要面对的事实。[5]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帕:这个问题在过去30年情况有明显变化。那时我刚开始劳工史学家生涯,确实,我们中很多人回避工人阶级内部或通过工会活动表现出来的种族主义。我们知道劳工骑士团和早期加拿大行业和劳工大会排斥东方人,铁路兄弟会中的行业工会有纯白种人(lily white)条款,还有其他种族主义表现,但这些都没有直接反映在我们的作品中。最近几十年,这种情况有了引人注目的转变。现在,大多数劳工史学家会承认种族主义是工人及其工会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即使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特征。而且,一些年轻学者已经在强调这个问题,甚至对工人阶级生活中种族主义内容或许有过分强调的倾向。当然,劳工骑士团确实对中国人持种族主义态度,特别表现在19世纪80年代以维多利亚为中心的一些西海岸出版的报纸上。严重的种族主义!但同样需要注意的是,白人工人呼吁排斥中国人,针对的是这么一种情况,即在鼓励中国移民的同时,任由中国劳工处于最恶劣的环境下。如修建跨大陆铁路,中国劳工的工作环境非常恶劣,很多人死于危险的工作,他们的死亡很少被注意。当然,这种攻击不应针对中国人,不应以反对中国“苦力劳工”的方式。攻击应该直接指向政府和雇主。这些白人劳工群体既以其行为培植种族主义,又从中获益。当一些年轻学者关注排斥中国人时,他们只集中于工人的种族主义,而忽视了种族主义是由资本和政府煽动起来的。最近有很多关于主流工会运动中排外活动的研究。可以看(David Goutor) 。[6] 我觉得,还有其他很多方式的研究,工人中的种族主义现在确实被正视了。更加细致的分析将延续这种研究,但需要注意两点:1,这种倾向的例外,工人运动中有远见的激进者和其他一些人反对种族主义,宣传对待有色人种的进步观点,在工人阶级的不同族裔和种族之间搭建桥梁;2,直接针对国家和资本在培植和扩大工人中间种族仇恨的作用。更多关于种族主义与工人的一般论述,可以参考我在《工人阶级经验》一书中的观点,特别是1991年第二版。

  刘:您希望学生或读者从您的研究中得到什么?

  帕:最重要的是了解我研究中的一种可供选择的世界观,把握历史能够阐明阶级剥削和各种形式的压迫。历史是有关斗争和连续的斗争,尽管经常以不同的方式,当然并不总是以胜利的方式。但它并不证实一种观念,即我们必须接受我们的命运。历史也会使我们的观点和理解变得复杂,使一些原本稳定的观念变得不稳定了。这是好事。我还希望传递给学生一种原创思想、勤勉的研究和有激情与判断力的写作方式。在我最初的教育中,我觉得历史枯燥乏味,因为写那些历史的人机械地写,在运用史料和探索过去时缺乏想象力。在我的写作中,我试图不枯燥,有立场、有观点,即选择那些有意思、有兴趣的且能引起新的解释的材料,即使在大家熟悉的材料中,也争取一些新的解释的机会。这样做的一个中心特征是让历史中的冲突,经常是暗中的斗争,自己显示出来,即使这个冲突过程本身不时地被遮蔽。在很多情况下,能找到阶级性质的紧张状况。例如,在文化领域,在人们对通俗歌曲、电视节目、体育和宗教活动意义的感受和解读中,我有兴趣将这些解读放在历史分析的中心,渗透在那些阶级斗争已被遗忘和埋没的各领域中,而不是让它们沉到社会关系的表面之下。总之,我坚持在争议和冲突中观察历史。

  刘:您对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劳工史都有深入的研究,并与加拿大进行过比较。对中国劳工史关注过吗?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劳工群体,并且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工场。

  帕:我可能是加拿大劳工史学者中比较重视跨国研究的,尽可能地涉猎世界各国的劳工史,因为语言限制,我的关注点主要在英语国家,加拿大、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但我还是读了一些翻译成英文的著作,经常觉得来自非洲、拉美和亚洲国家的一些阶级的经验很有启发和收获。我也读过有关中国劳工史的著作,如(Jean Chesneaux)关于中国1919-1927年工人运动史的研究就很经典。 中国无产者的经验在未来几十年内将非常重要,因为中国产品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对中国保持关注是令人着迷的和政治上必要的,因为中国的崛起和中国工人阶级的特殊背景。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工人,看他们面对压力如何反应。全球劳工史也是劳工史中的一种发展趋势,现在已相当重要,在某些方面在取代那些更小的、地方的和国别的分析单位。越来越多地研究会重视全球背景和工人的视角。这很好。但我们还是要防止仅通过普遍的阶级关系的社会学,去了解那些特殊的和特异的社会史。将地方性特殊研究与更宽阔的分析角度结合起来,全球性分析向来都是一种挑战。

  刘:最近有计划去中国吗?

  帕:最近没有去中国的计划,但我在90年代初的那次访问很愉快,很想有机会再去。我觉得国际性联系和讨论是激励创造性作品的最好方式之一。我作为加拿大劳工史学家,总是很享受与其他国家学者的交往过程。随着各地工人阶级越来越多地被置身于一个全球环境中,劳工史学家也应该用更多的精力,去关注世界经济及其不可避免地被其引发的阶级斗争。

  注 释:

  [1]《团结》认为工会上层的妥协甚至背叛,是运动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我认为,当时无论经济形势,还是社会舆论对工人运动都很不利。1981年美国机场空中管理人员罢工和1984年英国煤矿工人罢工均以失败告终,可以看做是二战后西方工人运动发展的转折点。罢工能否胜利,虽然取决于很多因素,但经济形势好坏、工人组织状态和技术水平高低与罢工成败直接成正比。英国煤矿工人工会的组织性和战斗性,以及美国空管人员专业的不易替代性,都是罢工的有利因素,但这些还是没有改变罢工的结局。将工人运动失利归结于上层妥协,与关于工人贵族或工会官僚集团的传统观点有相似处,但这个问题很复杂,故当时没有深入讨论。一次中饭时,我忍不住说,“即使那次工人坚持下去,也不一定能胜利。”帕尔默教授马上说,“那可说不准,你没有坚持,怎么知道就一定失败?我宁愿坚持到失败,也不愿半途而废”。这充分反映出教授的立场和性格。

  [2] Rouillard, Jacques, Guide d'histoire du Québec : du régime français à nos jours : bibliographie commentée,1991;Histoire du syndicalisme au Québec :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1989

  [3] 阿斯贝斯托是加拿大蒙特利尔以东100多英里的小镇,因其石棉(asbestos)矿而得名。1949年当地5000多名矿工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劳动环境,由工会管理社会保障基金等,与矿主雇佣的罢工破坏者发生激烈冲突,警察大批逮捕罢工者。这次罢工虽以工会妥协而结束,但其引发深刻的社会矛盾,成为走向魁北克现代化开端——“寂静革命”的推动力之一。

  [4] 选择大学不是大学,或其他能授予学位的高等教育机构,而是新左派运动中的一种相互教育形式。帕尔默教授解释,讲课者是各种左翼思想流派、各学科领域的代表人物,富于激情且讲课内容丰富,是他经历过的最好的教育方式。

  [5] 笔者此次访学期间,留意到几则相关的新闻:加拿大某工会向法院申请禁令,要求禁止中国矿工入境;二十多家公司则表示支持中国劳工入境;联邦法院驳回工会申请;中国矿工向加拿大人权委员会投诉,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一家工会的宣传单上有歧视华人的内容,如“对中国煤矿说不”,“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不要中国人开矿”。不由感到:虽然历史不重复自己,但有时却惊人地相似。

  [6] David Goutor,Guarding the Gates: the Canadian Labour Movement and Immigration,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