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天主教阴谋”于1678—1681年流行于英格兰社会，是一则有关天主教徒谋害国王并力图使英格兰成为天主教国家的政治谣言。辉格党人借助“天主教阴谋”叙事凸显天主教徒反社会行为，通过议会斗争和街头运动掀起全社会针对天主教徒的道德恐慌，以实现削弱王权和打击托利党的政治目标。经由辉格党强化的反天主教、反专制统治观念，构成近代英格兰政党政治意识形态底色，深刻影响英格兰政党政治发展走向。

　　关键词：天主教阴谋  新教  辉格党  议会政治

　　1678—1681年，英格兰社会流传一则有关天主教徒意图谋害国王查理二世（CharlesⅡ，1660—1685年在位），从而使英格兰重新成为天主教国家的阴谋论，引发议会围绕王位继承问题激烈辩论和民众请愿抗议活动。辉格党在议会下院三度提出《排斥法案》，力图剥夺国王的弟弟、天主教徒约克公爵（Duke of York）的王位继承权，导致“排斥危机”（Exclusion Crisis）。该事件使英格兰宗教信仰、政治制度及国家安全问题再次成为全国性政治议题，以沙夫茨伯里伯爵（Earl of Shaftesbury）为首的乡村党（后称辉格党）借势勃兴，在与以丹比伯爵（Earl of Danby）为首的宫廷党（后称托利党）斗争中一度占得上风，形成与王权抗衡的政治力量，深刻影响近代英格兰政党政治走向。

　　在欧美学界，关于此事件的严肃研究始于20世纪初，如英国学者约翰·波洛克将该阴谋视作真实存在的事件。但波洛克对阴谋目的和细节的描述有不少猜测成分。到20世纪下半叶，关于阴谋真实存在的观点被推翻。辉格党史研究者琼斯较早将阴谋视为谣言，并使用“歇斯底里”（hysteria）形容民众在谣言影响下的恐慌情绪。政治制度史学者约翰·肯扬，分析英格兰新教徒产生“妄想型恐惧”的原因。此后，“歇斯底里”概念在多种历史著述中被广泛采用。当代英国历史学者蒂姆·哈里斯认为，有些恐惧固然有想象成分，但人们确实感受到威胁。以研究17世纪晚期政治话语见长的学者彼得·海因茨指出，人们选择相信该阴谋及相关政治态势的原因更微妙和复杂。不过，他们并未明确且深入解析此现象。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将注意力更多放在围绕该事件激起的社会舆论上。英国学者马克·奈茨强调宣传因素在辉格党成长壮大过程中的作用。舆论研究专家乔德·雷蒙德指出，鉴于各类歌谣集、小册子、新闻书的推动作用，“天主教阴谋”可称作媒介事件。另外，事件当事人及同时代人的日记、书信等材料的发掘整理，促使人们重新辨析辉格党领袖从一开始便是“阴谋共谋者”等观点。

　　概言之，尽管学界做了大量研究，但该事件仍有不少可深入探讨之处。首先，就事件本身而言，“天主教阴谋”为何能在短时间广泛传播并令人接受？除反天主教政治文化背景外，相关小册子在叙述策略方面的特点颇值得总结。而且，辉格党领导人在谣言初起后如何介入，进而改变叙事走向，也是影响该事件波及范围的重要因素。其次，已有研究对谣言在议会斗争和民众请愿活动中所起的作用，缺乏政党政治角度的系统梳理，使“天主教阴谋”与英格兰政党兴起之间的关系含混不清。最后，欧美学者长期将彼时民众心理定性为“歇斯底里”状态，是对事件真实意涵的失焦。若以世纪尺度和跨国角度观之，该事件引起的对天主教徒的恐慌，是一种在媒介影响下杂糅想象、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复杂情绪反应，也是政治组织打击对手以实现自身目标所依凭的条件，需要用新理论加以阐释。本文将从道德恐慌（Moral Panics）视角出发，探讨“天主教阴谋”事件对英格兰辉格党勃兴的推动作用。

一、“天主教阴谋”谣言产生及传播

　　1678年8月13日，英王查理二世获悉，一场针对国王的阴谋正在进行中。相关文件显示，这场由耶稣会策划的阴谋主要内容为：杀死国王，王位由约克公爵取代；消灭英格兰新教徒，同时爱尔兰人发起叛乱；英格兰可能遭受法国入侵。9月，消息提供者汤奇（Israel Tonge）与奥茨（Titus Oates）向枢密院陈述并接受法官埃德蒙·伯里·戈弗雷（Edmund Berry Godfrey）审问。

　　人们对此将信将疑，而不久相继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更加重此种疑虑。最显著的是，最初听取宣誓证词的法官戈弗雷于1678年10月17日离奇死亡。此外，奥茨与汤奇指控，曾担任约克公爵和公爵夫人秘书的爱德华·科尔曼（Edward Coleman）与法国有秘密联系。在搜查过程中，人们发现科尔曼的确与法国人士有一系列通信往来，包括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忏悔神父，此人是耶稣会士。11月27日，科尔曼在王座法庭受审。奥茨的指控随后作为“恐怖的天主教阴谋”（Horrid Popish Plot）或“天主教阴谋”（Popish Plot），变成广为流传的公众话语。

　　1679年，1662年《出版许可法》失效，出版前审查制度瓦解，印刷品数量因而大幅增加。1680年出版的一份印刷品书目显示，仅从1678年9月至1679年1月，与该“阴谋”事件和罗马天主教有关的对开本（folio）书籍就达88种，四开本（quarto）书籍63种。在上述印刷品中，叙述类作品占主导地位，主要来自该案出庭证人的口供，是相关信息的核心来源。影响最大者当属奥茨的作品，其后又有威廉·贝德罗（William Bedloe）、迈尔斯·普朗斯（Miles Prance）、劳伦斯·莫布雷（Lawrence Mowbray）、大卫·菲茨杰拉德（David FitzGerald）以及罗德里克·曼塞尔（Roderick Mansell）等人的作品。此类印刷品客观上构成连续传播链条。

　　实际上，相关印刷品所述内容并没有被时人及后世研究者证实，真实性始终存疑。该现象与谣言的特点颇为吻合。谣言通常起源于一桩重要而扑朔迷离的事件，表达一种由其来源（非官方）、传播过程（连续传播）和内容（与当前某个事件有关的新闻）所决定的现象，真实性不属于它的定义范畴。在此意义上，“天主教阴谋”是典型的政治谣言。

　　从长时段看，自宗教改革后，所谓天主教徒试图推翻新教统治的观念便被多起阴谋案利用和强化，既有真实发生的巴宾顿阴谋和火药阴谋，也有扑朔迷离的天主教徒颠覆查理一世政府和纵火伦敦等案件。由于查理二世对天主教态度暧昧，以及法国作为天主教国家影响日增，英格兰社会自17世纪70年代出现更强烈的反天主教情绪。该背景为17世纪70年代末“天主教阴谋”谣言的传播提供丰厚土壤。奥茨在其“真实叙述”中专门提到17世纪初的火药阴谋，暗示天主教徒刺杀国王的阴谋是此前一系列阴谋活动的自然延续。

　　戈弗雷突然死亡后，贝德罗声称掌握有关信息。随后，他被带到伦敦接受国王和枢密院大臣审问。但是，在以贝德罗名义印刷的书中，他却将重点放在对伦敦大火的描述上，指出大火由天主教徒特别是本笃会士和耶稣会士策划、推动并执行，还罗列多种纵火方式，且论及法国人参与其中。奥茨和贝德罗反复叙述此类阴谋案件，从而在“信息处理”意义上强化了天主教徒与阴谋的联系。戈弗雷的死，是促使人们从怀疑转向相信阴谋的重要因素。但是，奥茨对戈弗雷的死因并未着墨，贝德罗为刺杀戈弗雷的故事提供了时间、地点，以及刺杀行动和处理尸体的大致信息，普朗斯则增加行刺者引诱戈弗雷的具体情节及处理尸体的详细内容。在此意义上，该谣言是滚雪球效应的产物。

　　同时，阴谋叙事的走向发生曲折离奇变化。起先，叙述者着重展现全欧洲天主教势力的危害性。奥茨说，耶稣会准备在苏格兰密谋设计一场借苏格兰长老会反抗国教政府的行动，且爱尔兰充当重要中介。当时，英格兰人眼中的法国与罗马教廷即“暴政”与“专制”的代名词，而作为欧洲主要天主教国家的西班牙和法国，正积极准备登陆不列颠诸岛，英格兰有从新教改宗天主教及从合法政府变为专制暴政的危险。奥茨提到的“教宗与法国人的暴政”，即在呼应此种观念。而且，天主教国家的形象多是恐怖、混乱的，如詹尼森指出，在这些国家，“暗杀和行刺更加频繁”。

　　其后，普朗斯将辉格党领袖塑造为被阴谋迫害的形象。在其小册子开头，他特别写有一封《献给所有新教徒的信》，专门提及“他们另一项谋害那位贵族，即受人尊敬的沙夫茨伯里伯爵的阴谋”，落款为“一位对新教教会、国王和人民的福祉致以衷心祝福者”。普朗斯欲将沙夫茨伯里伯爵被谋害的故事告知英格兰全体新教徒，强调伯爵所承担的维护英格兰新教国家的神圣职责，凸显新教徒的宗教与政治身份认同。1680年，曼塞尔接续普朗斯奠定的叙事基调，向全体英格兰新教徒发出号召。他甚而认为，戈弗雷并非被天主教徒杀害，而是由沙夫茨伯里伯爵的政敌托利党领袖丹比伯爵下令杀害的，从而呈现一个更为复杂的阴谋故事，也将叙事引向党派敌对。

二、谣言的社会影响及辉格党介入

　　阴谋叙事的流行，将国王和宫廷置于非常尴尬的境地。查理二世不得不加强针对天主教徒的法律约束。从1678年11月开始，他发布一系列文告和指令，规定所有天主教徒（除房主和商人外）应在距离伦敦10英里外的地方活动，英格兰天主教徒应被禁止参加天主教国家大使举办的礼拜活动。

　　在民间社会，人们似乎更容易相信此种阴谋论。谣言出现后的几年，伦敦偶然发生的任何火灾都会被怀疑系天主教徒所为。正如清教牧师理查德·巴克斯特回忆，伦敦南岸的萨瑟克大部分地区着火，人们强烈怀疑是天主教徒所为。所有伦敦人都心怀恐惧，开始“在街上私设岗哨……避免让他们的房屋着火”，并更加痛恨天主教徒。居住在沿海地区的英格兰人，对外来天主教势力也变得极为敏感。在东南部港口雅茅斯，1678年12月初当一艘船因暴风雨搁浅后，便有传言说30或40名耶稣会士在此登陆，因此船上乘客被带到市镇后全部关押，接受市政官员等检查。

　　1679年初，一位既非托利党也非辉格党的伦敦商人威廉·劳伦斯在写给兄弟的信里说，他完全相信“天主教阴谋”存在，认为如果天主教徒继续肆意妄为，国家将陷入分裂，并向入侵者（即法国）敞开大门。他进而表示，法国国王一直寻求建立普世帝国（Universal Empire），英格兰应在法国拥有更多港口和更强大海军力量前，尽早凝聚力量与其开战。另外，他对国王的懒政持批评态度，并表达对国王去世后约克公爵继位和统领军队的忧虑。即便是亲托利党人士，也大多相信“天主教阴谋”的确存在。如塞缪尔·皮普斯（Samuel Pepys）的文员塞缪尔·阿特金斯（Samuel Atkins）相信确实存在“天主教阴谋”，而且认为戈弗雷爵士是被残忍的天主教徒杀害。可见，阴谋叙事在1678年底至1679年初已在社会产生广泛影响。

　　“天主教阴谋”谣言有明确起始点与传播线索，其出现的原因及影响其叙事走向的因素复杂多样。该谣言始作俑者奥茨本人名声不佳，因在天主教会受辱而产生报复心理。奥茨起初准备将这一故事兜售给丹比伯爵和国王以获取经济回报，因此，他的故事主要针对耶稣会，并未涉及沙夫茨伯里。但谣言的走向超出炮制者设想范围，普朗斯是将沙夫茨伯里被谋害情节加入叙述的重要作者。他于1678年12月21日与该案首次产生联系，当时其被传唤到一个下院委员会接受审问。在被问到关于处理戈弗雷尸体的事情时，他否认自己在场且不确定具体参与者和发生时间。12月23日，按上院指令，普朗斯接受四位上院贵族审问，包括沙夫茨伯里。第二天，普朗斯交代更多刺杀戈弗雷的信息。但12月29日，在国王和枢密院成员面前，他又收回供词。1679年1月11日，普朗斯在被人监督的情况下完成关于阴谋的叙述。1月14日，他被赦免，随即被释放。值得注意的是，以其名义出版的作品与其他同类印刷品不同。该书以第三人称叙述，由前后两部分组成，且各有标题、不甚连贯。第一部分较简略，多是日常见闻，第二部分才涉及戈弗雷被杀的细节内容。

　　普朗斯态度的反复变化及其出版物不同寻常的表述方式，是事件发展的重要节点。根据信奉天主教的西里尔夫人的说法，普朗斯在受审时遭受酷刑且人已疯癫。另据阿特金斯所述，12月22日，普朗斯被沙夫茨伯里召见，遭到后者哄骗、劝诱和威胁，目的是让普朗斯承认刺杀戈弗雷当晚他在场。鉴于负责审理案件的下院委员会全部由反对党或与丹比伯爵有个人恩怨的人组成，因此该委员会便成为调查和利用阴谋的得力工具。在审理案件时沙夫茨伯里发挥主导作用，很多证人和犯人事后抱怨受审时遭到他极其严厉的对待。此外，很多告密者的说辞自相矛盾，其中一些在阿特金斯看来完全是职业骗子，但沙夫茨伯里支持此类证据。于是，审判开始向着有利于辉格党的方向发展。

　　除参与案件审理外，沙夫茨伯里等辉格党人还通过资助出版小册子以影响舆论。在詹尼森小册子的卷首印有一封写给沙夫茨伯里的信，特别强调沙夫茨伯里伯爵是詹尼森小册子的赞助人。尽管沙夫茨伯里并不能完全操纵反对党媒体，但他显然是该时期众多印刷品的幕后推手，并曾雇用一些印刷商、书商为其制作宣传品。此后，辉格党通过资助和参与出版等手段影响舆论的能力不断增强，如残留的科尔曼信件于1680年在议会命令下出版，而负责编辑工作的即是辉格党人乔治·特雷比（George Treby）爵士。

　　综上所述，沙夫茨伯里起初并没有炮制“天主教阴谋”，但很快看到该事件对推进其事业有利用价值。在辉格党人影响下，阴谋叙事更加突出天主教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以及沙夫茨伯里作为新教国家守护者的形象。辉格党人肆无忌惮地炮制证人证词显示其在政治斗争中极度脆弱，而他们一旦发现奥茨及之后的效仿者，便给予经济、道义和政治上的支持,从而掌握更多攻击天主教徒的舆论武器。

三、议会斗争中辉格党对“阴谋”的利用

　　在全社会弥漫阴谋即将到来的气氛下，反对党利用谣言充分动员贵族、下院议员和地方政治领袖等政治力量，以保卫英格兰免受天主教和专制统治为口号展开激烈议会斗争，试图在议会通过排除约克公爵王位继承权的《排斥法案》。

　　以沙夫茨伯里伯爵为首的反对派与以丹比伯爵为首的托利党的矛盾由来已久，双方在骑士议会中屡次争斗，托利党宣扬的神圣王权意识一度大行其道。1676—1678年，法国不断在欧洲大陆进行领土扩张，英格兰议会下院要求对法开战，但国王继续采取姑息政策。自阴谋谣言在1678年8月流传后，丹比起初想利用该阴谋故事为己谋利，但是他对阴谋案的调查进展缓慢，贻误了先机。下院于1678年10月21日重新召集开会后，宫廷党首领丹比原本希望通过对阴谋的有力控诉与议会和解，而且在下院开会的最初几天，丹比的追随者在推动阴谋调查方面颇为积极。但是，当沙夫茨伯里11月2日在上院发表演说，要求国王把约克公爵完全排除在公共事务之外时，丹比代表公爵作了发言。此后，反对党发起攻势。11月4日，大臣考文垂（Coventry）在议会辩论中说道，只要天主教徒有图谋刺杀国王的动机，耶稣会士便会以此为信念，议会应立法保障国王的安全，而非单凭公告驱逐天主教徒。拉塞尔（Russel）爵士和本内特（Bennet）进一步提出动议，希望将约克公爵排斥在国王出席的场合和御前会议外。国王则通过设置各种障碍予以阻挠。

　　斗争的转机发生在英格兰前驻法大使蒙塔古（Ralph Montagu）身上，他掌握着丹比以国王名义写给法国宫廷的信件。1678年12月19日，枢密院举行特别会议，下令没收蒙塔古的文件。其中，不仅有丹比写给蒙塔古的信，还包括国王的批注，特别是信中与法国谋求和平以及索要补助金的内容，引起议员们强烈反应，丹比被要求以叛国罪弹劾。12月21日，被任命起草弹劾条款的委员会向下院提交报告，指控丹比涉嫌引入专制政府，与法国谈判补助金，同时还受天主教影响隐瞒“天主教阴谋”。上述条款依次被裁定为弹劾依据。查理二世12月30日紧急下令议会休会至1679年2月4日。国王感到此事已危及自身安全，便表示需一段时间继续调查阴谋案件。1679年1月24日，国王在未交予讨论情况下宣布解散议会，延至3月6日召开新一届议会。

　　新一届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反对党取得压倒性多数，议会新老议员数量几乎相等。有些上届当选议员在本次选举中之所以落选，是因为家中父辈不愿相信“天主教阴谋”存在，所以在上一会期中投票支持托利党。而从社会阶层看，支持天主教即意味着失去乡绅支持，说明阴谋叙事已在议会选举中产生影响。

　　1679年3月22日，国王宣布赦免丹比，而下院质疑国王是否具有赦免权。为渲染阴谋的威胁，沙夫茨伯里在3月25日的演讲中依循阴谋叙事方式指出，苏格兰和爱尔兰是英格兰的两扇大门，但两地却被狡猾敌人（法国人）的诡计大大削弱，对英格兰国家安全构成巨大隐患。一旦苏格兰被奴役，天主教徒便紧随而至。而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也已恢复武装，遍布沿海市镇及内陆地区，如不留意，爱尔兰将脱离英格兰掌控。同日，丹比的白色权杖奉还国王，标志其公职生涯结束。下院成立委员会起草一份法案，要求丹比认罪，后又加入一项条款，规定除非经由议会法案通过，否则不得赦免丹比。3月27日，该法案在下院获得通过。4月16日，丹比被关进伦敦塔。至此，丹比作为反对党的主要政敌被击败。

　　不过，丹比的倒台并不能被简单解读为辉格党完胜。因为推翻丹比的人士中有很多是出于个人恩怨，而非支持辉格党的排斥政策和沙夫茨伯里的反对派领袖地位，不过该结果的确对国王权威造成冲击。尽管新一届议会没有立刻触及王位排斥问题，但对“天主教阴谋”的进一步调查，很快让人怀疑约克公爵参与其中。1679年4月27日，下院举行辩论，议题从如何有效保护国王免受天主教徒侵害开始，最终变成对公爵的集体攻击。议员托马斯·普莱耶（Thomas Player）提出有必要修改《民兵法案》中有关拿起武器反抗国王命官的誓词。他说，“一个天主教徒王位继承人”可能会“派出天主教卫队”割开人们的喉咙，而按照誓词的内容，“我不能拿起武器保卫自己免遭这些匪徒的伤害”。议员普遍认为，约克公爵身为天主教徒的事实和即将继承王位的前景，增加了天主教徒迫害新教徒的可能性。

　　辉格党人还从全欧视角出发，认为解决王位排斥问题刻不容缓。1679年5月11日，博斯科恩（Boscawen）在下院有关王位排斥法案的辩论中警告其他议员，如果不抓住这一机会保障新教，子孙后代将会指着他们的坟墓咒骂，“如果英格兰的王位由天主教徒继承，将打击整个欧洲新教。如果新教现在不能在一个新教国王的统治下浮出水面呼吸，那么必将在下一个天主教国王的统治下溺毙”。同日，下院正式提出一部排斥约克公爵继承王位的法案。5月21日法案二读时，辉格党再次用科尔曼信件及其他约克公爵与阴谋有关的通信，来说服中立或未表明态度的议员。在“法案、法案”的呼喊声中，托利党出现分裂，法案以207票对128票获得通过。此时，托利党已成下院少数派，辉格党则通过打击丹比及调查阴谋案不断取得政治优势。查理二世5月27日再次宣布议会休会，后将其解散。

　　在1679年8—9月的大选中，辉格党小册子纷纷强调选举的决定性意义，认为要想摆脱当前的“危险”，就要以精神而非肉体作为斗争武器，此即“古老的新教原则”，抑或一种“英格兰精神”。达勒姆郡一名候选人投票前恐吓选民：“一个天主教国王会用监狱、宗教法庭和法国雇佣军对付新教徒。”埃塞克斯郡的辉格党支持者来到投票处，高喊“不要廷臣，不要领补助金的人”之余，还喊着“不要黑衣教士（天主教教士）”的口号。辉格党最终在伦敦及很多郡的较大规模城镇取胜。

　　胜选后的辉格党借阴谋叙事进一步推行排斥政策。1680年10月召开的新议会，再次重申议会有权改变王位继承人选。10月26日，亨利·卡博尔（Henry Capel）在下院发言中细数天主教徒数十年带给英格兰的危害，还举出其他意欲刺杀国王的案件，强调“幸亏奥茨发现这场阴谋，再次拯救了我们”。此外，鉴于1679年底至1680年约克公爵频频在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边疆地区活动，辉格党怀疑约克公爵可能会实施报复行动。1680年11月，沙夫茨伯里在上院表达其忧虑，认为约克公爵现在“正在苏格兰组建陆军，可以踏着旱地入侵我们，免受风向和海洋的影响，而且那里正是他组建党派之地，他只要一声令下即可准备就绪”。在此背景下，议会下院于1680年11月15日将第二部《排斥法案》提交上院，结果该法案再次被否决。

　　1681年牛津议会选举期间，辉格党继续以国际天主教势力威胁国家安全作为选举策略。同时，辉格党以失去财产和建立常备军议题恐吓社会各阶层选民，表示专制政府的统治无法保护人们财产安全。乡绅则被警告会被课以重税。对贵族而言，专制主义意味着成立常备军，就像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时期一样，士兵会不分贵族和农民而一律被征用房产。因此，选民需要一个值得信任的政府保护其财产、自由、宗教信仰和生命。1681年3月的牛津议会在辉格党继续主导下提出第三部《排斥法案》，然而该届议会只开8天即被解散。

　　尽管遭遇挫折，但1679—1681年召开的所有三届议会中，反宫廷或支持《排斥法案》的势力都在下院占主导地位，与对手的比例约为3∶2。辉格党往往在选民人数多、更加开放的选区中表现更好。在议会斗争中占据优势是辉格党不断强化其政治组织网络的结果。党派成员常在多家咖啡馆和旅馆组织俱乐部，碰头协商在议会采取的策略。仅在伦敦，此类俱乐部就有29个。此外，辉格党在布里斯托尔、白金汉、牛津等也有许多地方性俱乐部。

四、辉格党利用“阴谋”发动请愿活动

　　1678年12月底和1679年5月，国王两次行使特权解散议会。经过大选，第二届王位排斥议会本应在1679年10月17日召开，但国王因忌惮民众情绪一直拖到1680年10月21日。其间，辉格党发起请愿运动，要求国王召开议会。11月，沙夫茨伯里等贵族在鱼街的天鹅旅馆开会讨论公共利益相关事务，并派遣一位酿酒师带着请愿书到朴次茅斯收集签名。9名辉格党贵族于1679年12月7日向国王呈交一份请愿书，要求次年1月召开议会。该请愿书强调，正因曾有过且现在仍然存在一个最可憎的、地狱般的“天主教阴谋”，致使国王陛下、新教信仰和国家处于迫在眉睫的危险之中。可见，阴谋叙事在请愿话语论述中仍占核心位置。

　　伦敦支持重开议会的俱乐部成员努力说服民众联署，积极商议完成请愿的方式。在伦敦很多酒馆和皇家交易所，摆放着用于收集签名的桌子、笔、墨水和表格，且游说者挨家挨户收集签名。奥茨作为国家“救星”，跨过泰晤士河来到伦敦南岸萨瑟克，支持辉格党在此地组织的请愿活动。总体而言，请愿运动在伦敦获得巨大成功。1680年1月13日，伦敦呈交给国王的请愿书上有15734人签名。

　　在首都带动下，各地积极响应，其中显然有自上而下策划组织的因素。据罗杰·诺思（Roger North）记述，拟好的请愿措辞被印在规定宽度的羊皮纸上，纸面下方留有大片空白，纸张会交给鼓动者或次一级代理者；鼓动者由党派成员挑选，受过充分指导，在路上动员每个自由选民（实际上是每个人），要求他们在请愿书上签字；收集到签名后，羊皮纸请愿书会被送到选定的聚集地或俱乐部，有人具体负责此事。按该流程，带有统一措辞的印刷品从伦敦送到各地，很多代理人被派往各郡收集签名，其中不少人积极参与过此前竞选。这场运动体现辉格党核心领导人自上而下的动员能力，辉格党有些请愿书声称的签名数量令当局震惊：赫特福德郡1万人，威尔特郡3万人，埃塞克斯郡据说超过4万人。

　　针对1679年12月伦敦请愿活动，宫廷很快发布反对文告，同时国王召见伦敦市长和市议员，让他们采取行动压制请愿活动发起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请愿活动进一步发展。但是，1680年10月，下院再次开会后即通过决议，表示“英格兰臣民拥有无可置疑向国王请愿的权利，要求召开议会并解决怨情”。他们进而要求将法官乔治·杰弗里斯（George Jeffreys）爵士革职，因为他曾威胁请愿者和陪审员。议会11月13日作出决议，认为杰弗里斯以武断方式破坏新教利益，默许“天主教阴谋”，要求他离开公职部门。杰弗里斯“在恐惧中”辞去法官职位。下院还要求弹劾首席大法官诺思（North）爵士，因他曾参与起草1679年12月反对请愿的文告。同时，斥责请愿的人遭到调查，弗朗西斯·威森斯（Francis Wythens）爵士因在威斯敏斯特大陪审团发布斥责书被逐出议会；斥责请愿的罗伯特·卡恩（Robert Cann）爵士被关进伦敦塔，原因是他于议会召开前夕（1679年10月）在自己选区公开发表观点，认为“不存在天主教阴谋，只存在长老会阴谋”。就此，议会斗争便与请愿活动连接，进一步增强辉格党打击政敌的能力。

　　此外，很多地方的大陪审团成为辉格党有力的侧翼组织。1680年11月，伦敦一个大陪审团向国王发出请愿书，感谢其召开议会及维护新教信仰和王国法律，真实意图则是希望国王不要解散议会。但是，查理二世素将请愿活动视为对其权威的挑战，又因各地对请愿活动态度不一，遂于1681年1月顺势将第二届王位排斥议会解散。此举令辉格党再度掀起要求召开议会的请愿活动，伦敦再次成为领头羊。辉格党迅速通过伦敦市政厅大陪审团请愿书发起号召，要求在伦敦采取安全保卫措施。伦敦市政厅对该城四名议员参与调查“天主教阴谋”、致力排斥所有天主教王位继承人（特别是约克公爵），以及争取团结一切新教徒等做法表达谢意，并要求议员在真正实现保卫国家免遭天主教和专制统治侵害之前，不要投票批准任何税收。

　　萨默塞特郡、伍斯特郡、赛洛普郡及约克郡的诺斯阿勒尔顿等地，向各自的下院代表送去献辞，“对他们保护国王和新教的不懈努力表示由衷感谢”。1681年5月，米德尔塞克斯一个大陪审团请求国王立即召开议会，同时要求在他们未准备好应对天主教徒血腥阴谋前，切勿解散议会。在其看来，天主教徒的可怕阴谋只是暂时被压制，他们仍不安分地图谋消灭请愿者及其宗教信仰和自由，唯有每年定期召开议会才能有效防范此种灾祸。

　　由此可见，辉格党借助“天主教阴谋”扩大了请愿活动影响力。实际上，在1675—1681年，召集和解散议会一直是英格兰的政治焦点。不过，此前沙夫茨伯里伯爵、白金汉公爵、沃顿爵士等人的斗争并未获得伦敦市民支持，而自从“发现”所谓“天主教阴谋”后，民众开始关注国王随意解散议会的特权。沙夫茨伯里等人利用阴谋叙事，在议会休会期间成功维持紧张气氛和民众的兴奋、恐慌情绪，进而将社会分化成请愿者与反请愿者两派，加剧社会对立。

　　辉格党还组织许多街头集会和游行活动，吸引大批民众参与，最具代表性的是焚烧教宗肖像游行（Pope-Burning Pageants）。该活动始自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后因抗议约克公爵迎娶意大利公主摩德纳的玛丽，于1673年11月5日再次出现于伦敦。在伦敦以外地区，此类活动也经常上演。

　　1679—1681年的游行活动则在反教宗传统基调上，加强对“天主教阴谋”的戏剧化呈现。谣言的重要传播者贝德罗参与了1679年11月17日在伦敦举行的焚烧教宗肖像游行。同时，在演出内容上，与“天主教阴谋”相关的元素不断增加。如在蒙茅斯郡阿伯加文尼，人们打扮成天主教教士的样子，手中所持旗子上写着“火药阴谋”、“谋杀埃德蒙伯里·戈弗雷爵士”等内容。

　　绿丝带俱乐部为组织此类游行活动不惜投入重金，如1679年仅为制造教宗肖像就花费100英镑。同时，俱乐部成员每人要支付10英镑资助每年11月的游行。1679年11月17日游行活动，据说花费高达2500英镑。除经济资助外，具有辉格党背景的戏剧家塞特尔（Elkanah Settle）等人多次参与游行表演设计工作，让庆祝伊丽莎白女王登基纪念日等活动完全变成展现排斥理念的舞台。在此意义上，盛大游行是辉格党宣传其新教团结运动最成功的平台。

结      语

　　“天主教阴谋”事件触动17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格兰身份认同、经济利益及国家安全的敏感神经。作为新贵族、商人、金融家和自由职业者的代言人，以沙夫茨伯里为首的辉格党人尽管没有最先炮制阴谋故事，但有效改变叙事走向，可以说是共谋者。他们通过在议会提出《排斥法案》和在议会外开展街头运动，希望查理二世最终能在公众压力前低头。在此过程中，辉格党具有明确政治目标，即排除天主教徒登上王位的可能性，维护新教传统，防止英格兰成为天主教国家。同时，他们在议会内外开展的斗争提升了组织层面的规范性和纪律性。以沙夫茨伯里为代表的党派领袖，在决策、串联和动员方面的能力明显提高，推动辉格党勃兴。

　　辉格党借助“天主教阴谋”事件，引发英格兰社会各阶层恐慌情绪。但是，此种恐慌情绪不能简单等同于“歇斯底里”。道德恐慌与“歇斯底里”最明显的不同在于，前者有特定打击目标，且通常是对目标的愤怒表达。在“排斥危机”修辞中，“天主教徒”和“法国人”是可互换的词汇，都是被压制的对象。在被反复灌输天主教徒可能出现反社会行为后，人们对该特定群体的恐惧感与日俱增，并对其持续打压，此点正是辉格党借以削弱王权、打击托利党的真正用意所在。

　　此外，道德恐慌意味着社会过多关注此事，并对特定打击目标——天主教徒的危险性予以夸大，而作为新教国家的英格兰与欧洲天主教势力的历史渊源和现实瓜葛，也是此种情绪产生的沃土。“阴谋”是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后期英格兰政治演进与社会变革中的核心词汇。此次“天主教阴谋”可谓英格兰长达一个世纪对天主教徒厌恶和恐慌情绪的顶峰。辉格党以不择手段的方式参与制造并大量散播不实信息，借以实现其操控民意为己所用的政治目的，此系“天主教阴谋”作为政治谣言的构成要素。在近三年时间，整个国家的政治议程被辉格党设置的“是否排斥天主教继承人”议题所主导，其政敌托利党则被动地以“维护君主继承正统与秩序”予以回应，一定程度上导致政局动荡、社会撕裂。此种将单一政党利益置于国家稳定和民众福祉之上的做法，很大程度上彰显出政党斗争的狭隘性和自利性。不过，当查理二世财政状况大幅改善后，便立即解散牛津议会，并依靠托利党人、国教会和政府武装力量镇压辉格党人。“天主教阴谋”的告密者则纷纷站出来诋毁辉格党。沙夫茨伯里终因过度倚重公众舆论受到反噬。光荣革命后，辉格党继续利用民众对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恐慌情绪，打出反对任何形式的天主教复辟或王权专制旗号，并通过表面支持国王、操纵议会选举等策略，形成一个由阶层利益、意识形态和个人关系编织而成的政治网络，以实现在中央政府层面长期执政。

【作者张炜，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