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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Russian 关于我们 2011年12月26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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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经纬译:大谷正:日清战争

(载明治维新学会编《講座明治维新 5 立憲制と帝国への道》有志舍,2012年,第113-148页。)

前言:战后甲午战争研究的起点与现状

  1980年以后,甲午战争研究取得长足发展,特别是在1990-2000年期间,大量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大多数学者认为,1973年岩波书店出版的藤村道生的《日清战争》是近年诸多成果研究起点的经典之作。其理由是:藤村的著作指出了甲午战争研究的三个层面。他在明确三个研究层面的同时,并没有对此进行通史式的叙述,而是全方位揭示甲午战争。同时,由于出版了便于携带的新型口袋书,不但对专业学者,即使对普通读者了解新的东亚史中的甲午战争、对国民的历史认识的改变也做出了贡献。

  藤村在他的著作的序言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甲午战争的第一层面,即帝国主义列强试图瓜分远东,首先必须排除清朝旨在控制朝鲜的宗主权,与清朝的武力斗争是其主要手段;甲午战争的第二层面,即围绕对中国和朝鲜的瓜分竞争是陆奥外交的目的,并付诸了行动;甲午战争的第三个层面,是日本出兵对侵占地域民众的镇压。出兵镇压朝鲜发生的反侵略、反封建的甲午农民战争、在中国旅顺无差别杀人、直至镇压台湾的抗日义兵斗争,最终控制了战争的全局。藤村认为,这样三个层面的重层构造组成了甲午战争,仅就一个层面分析甲午战争,不可能给出明确的答案。

  对于战争的认识问题,藤村认为,民众是从甲午战争本身去理解甲午战争的第一层面,军队的领导层仅仅关注战争的第一和第三层面,轻视了三国干涉的可能性而导致了失败。对于第二层面重要性的认识,也仅仅局限于伊藤首相和陆奥外相。藤村的《日清战争》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以三个层面的问题意识成功地进行了丰富的通史叙述。然而,这并不是藤村一个人努力的结果,它是对亚洲太平洋战争以前就已开始的甲午战争研究的成果,即实证的和理论的研究成果的继承和发展。

  藤村的《日清战争》出版之前,他对战前出版的有关甲午战争研究的经典之作,即信夫清三郎的《日清战争》进行了校订和注释,《增补日清战争》于1970年由南窗社出版。信夫清三郎的《日清战争》曾于1934年由福田书店出版,但旋即遭到政府“发禁处分”。该书的“问题部分”被删除之后,于1935年由丛文阁改书名为《陆奥外交》出版。由此,藤村对甲午战争第二层面的理解方法,受到信夫清三郎“二重外交”论的强烈影响是不难想象的。所谓“二重外交”论,是指战前的日本外交或者政治领域存在着“国务”(指政府或外务省)与“统帅”(即军部)的对立,后者居于优势地位,前者居于屈从地位,并此来理解日本的外交和日本的政治过程。信夫清三郎在《增补日清战争》一书的序文中指出:“1931年4月,进入九州帝国大学文学部就读,开始了对日本外交史的研究。那时,已经体会到应从“二重政府”的“二重外交”去把握外务省与军部在对待“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国政策上的对立,并产生了“二重外交”可能发端于甲午战争这样的预判,于是沿着这样的路径继续自己的研究。”这样,“二重外交”论,不仅是历史研究的方法,同时也是一种对现实政治状况的分析方法。

  信夫清三郎在写作《日清战争》一书时,使用了外务省调查记录《日清韩交涉事件记事》和外务省未公开档案。这虽然是被禁止发行的原因,但这些档案的大部分已经被田保桥洁的《近代日中韩关系研究》(京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研究调查册第三辑,1930年)引用过,信夫清三郎的著作只不过是从田保桥洁的著作转引资料,从而展开了自己的分析。这样做反映了信夫清三郎通过转引逃避图书审查的担心。在批判田保桥洁实证主义的同时,其著书的结构则与田保桥洁相近,内容也明显受到田保桥洁的影响。藤村道生的《日清战争》从史学史的角度追溯梳理战前甲午战争研究的优秀成果,即以田保桥洁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外交史研究和信夫清三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分析,从而揭示了甲午战争的结构性全貌,同时在实证研究方面也更进一步,这是藤村研究的杰出之处。也正因为如此,藤村的甲午战争研究成为战前战后研究的一个联结点。

  考察现代甲午战争研究的起点时,检视与藤村道生同龄的另一位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是不可或缺的。在藤村的著作出版的五年前,中塚明的《日清战争研究》就已经出版。中塚明的研究领域是近代日朝关系史,在其研究过程中邂逅了山边健太郎。由山边推荐,中塚明开始关注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独家收藏的陆奥宗光档案,并开始对这些档案进行分析。中塚明是认真分析陆奥宗光档案资料的第一位历史学家,其研究论文《甲午战争》收入《岩波讲座日本历史·近代四》,并出版了专著《日清战争研究》。中塚明的甲午战争论与信夫清三郎和藤村道生不同,他否认“二重外交”论,以史料说明,日本政府(陆奥宗光外相和伊藤博文首相)与军部合议,持有明确的开战意图,并实行了开战外交。(中塚明,1968年)

  从东亚史中探讨甲午战争意义的视角看,同时期的江口朴郎提出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形成论,应把甲午战争看作世界史的矛盾焦点来理解(江口朴郎,1969年)。在日本史研究领域,1960年代以京都发行的《日本史研究》为舞台,探索从世界的视野重新描绘日本的近代史像,提出应从世界史的视野认识甲午战争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井口和起,1999年)。中塚明的研究与此也存在着深刻的联系,他1964年发表于《日本史研究》第75期的论文《义和团镇压战争与日本帝国主义》至今仍多被学界引用。中塚明的研究与藤村道生相同,都是强调把甲午战争放到东亚中去理解。继续提倡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提出的日本帝国主义形成论以及甲午战争的世界史意义,继续提倡藤村道生提出的甲午战争在东亚世界中的历史意义,从而扩大了甲午战争研究的视野,这些变化是发生在1970年前后的事情。

  尽管观点不尽相同,中塚明和藤村道生两位历史学家对于通往甲午战争的道路、开战过程、日清媾和条约的缔结、战争期的民众统合、出兵占领地的民众镇压以及甲午战后的东亚世界等,依据战后公开的资料进行缜密分析,这种推动专题研究的方法,影响了后代的研究者,成为新的研究的出发点。

  中塚明和藤村道生之后一代的研究成果在以下各节介绍,这里作为新的研究动向及广为学界所知的契机,不能不提及中国外交史研究者大畑笃四郎为会长,中塚明、藤村道生、佐佐木扬为副会长组成的“甲午战争百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组委会的成立及组委会的活动。1993年10月发起成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组委会,早在成立之前的同年5月的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外交史研究分会里,就收到高桥秀直和大泽博明的论文报告,从而引起了对甲午战争过程的讨论。此后,1994年11月与每月的研究例会交叉举行了“甲午战争百年国内学术研讨会”,1995年6月举办了“甲午战争与东亚世界的变动”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些研讨活动的研究成果,由学术研讨会组委会发展改组而来的东亚近代史学会于1995年12月编辑成册,以《甲午战争与东亚世界的变动》为书名出版发行。这本论文集从中塚明、藤村道生这样的资深学者,到历史学界之外的广播电视主持人等的研究成果兼收并蓄,呈现出声势浩大的新一代研究者观点相近的壮观局面。

  作为一群有志于反思甲午战争研究的代表人物,可列举出桧山幸夫、高桥秀直、大泽博明等(桧山幸夫,1997年;高桥秀直,1995年;大泽博明,2001年)。他们的观点多有相异之处,但根据齐藤圣二优秀的研究综述,他们的不同观点的共同前提是:他们都认为在甲午战争之前的日本政府内部,大陆扩张政策处于劣势,企图回避对清战争的协调政策处于优势地位。政治、外交、军事各部门对清作战的准备尚不充分。尽管都认为应该避免与清朝发生战争,但由于对状况和具体事情处置应对上的失当还是导致了甲午战争。另外,日本的国家战略从“非帝国主义”转向“帝国主义”(齐藤圣二,2003年)。尽管在中塚明、藤村道生的论述里,评价的方向正好相反,桧山幸夫则对给予高度评价的陆奥外相的外交领导(陆奥的外交领导力)提出了质疑。

  这期间,加入到甲午战争研究队伍的年轻学者很多,他们的选题和观点也存在部分差异。比如,题目和使用资料都相同的高桥秀直和崔硕莞两位学者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崔硕莞,1996年)。齐藤圣二通过以军事角度为主线集中分析政略关系的甲午战争研究,指出了桧山幸夫等人新观点的有效性和论证的薄弱之处。时至今日这种争论仍在继续。然而对细微之处评价的不同另当别论,关于甲午战争诸问题的研究,普遍认为达到了作为一般图书和通史出版的研究水准(桧山幸夫,1997年;原田敬一,2008年)。

  观察近年甲午战争研究的进展,应该介绍与日本并列的作为甲午战争当事国中国和韩国的研究状况,但限于笔者的能力和篇幅不得不省略。 

  一、1880年至议会制初期的东亚政策

  ——天津条约体系论——

  藤村道生、中塚明那一代甲午战争研究者与桧山幸夫、高桥秀直、大泽博明这些新一代甲午战争研究者的最大不同点在于:甲午战争在日本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是不是不可避免的战争?这种差异的产生是由于他们对各种资料的解释不断产生不同的观点,也由于代际的不同而对近代日本史全貌的理解方法存在差异。

  中塚明和藤村道生认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为实现西洋型的近代化,重建东亚国际秩序是不可缺少的一环。作为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政策的自然延伸,甲午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他们在甲午战争势所难免之势形成的阶段划分上是有差异的。比如:主张明治政府成立之初、或者围绕琉球处置形成与清朝对立的契机、还有利用壬午事变(1882年)和甲申事变(1884年)危机确立了与清朝决战的国家意志以及为此形成的扩军政策等等。尽管对历史契机的具体认识有所不同,历来普遍认为,军部和政府都有了日清开战的思想准备,导致了战争的发生。

  为何他们持有这样的思想表达方法?藤村道生对此做出了如下的表述:“由于历史学家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在‘九一八事变’时研究甲午战争的信夫清三郎,把当时的二重外交投射到甲午战争时期提出了‘陆奥外交’这一概念。战后,由于军部的冒进而导致日本悲惨的结局已广为人知,我在这时从军部的意志去寻找甲午战争的原因是极其自然的事情”(藤村道生,1995年)。依据战后一代学者这样一种共同的表述方法,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坚持对中国、朝鲜的侵略意图,一直推行了为达此目的的准备和侵略政策,甲午战争是这个过程的重要一环。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认为,日本的近代化与大陆国家化不可分的观点是占优势地位的主流观点。

  不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为起点回溯历史的新一代学者认为,政府没有与清朝开战的意图,避免开战的伊藤博文首相虽然在军部和陆奥外相间进行了协调,但受到当时日本国内政治的影响,事态开始向与预期相反的方向演变,从而导致了甲午战争。这种观点尽管有其理由,但须以对甲午战争之前日本政府的东亚政策的重新评价为前提,这方面的代表学者有高桥秀直和大泽博明(高桥秀直,1995年;大泽博明,2001年)。

  高桥秀直的专著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从1882年壬午事变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日本政府的军扩、外交和财政政策,第二部分论述甲午战争的开战过程。

  高桥秀直在他的绪论里设定了这样一个课题:即重新审视19世纪后半日本的近代化与大陆国家化不可分这样一个定论。为此有必要分析如下三个问题:即第一,明治政府是否一贯以大陆国家化为目标?第二,对于日本的资本主义和经济发展,大陆国家化不可或缺,发生了什么样的正面影响?第三,当时东亚的国际局势是否在逼迫日本必须在帝国主义和半殖民地两条道路间做出选择?使用大量史料进行分析的论著的第一部分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当时明治政府的政策并非铁板一块,存在两种倾向。在朝鲜问题上虽然都坚持对清朝的对决意识,也存在以积极侵略朝鲜为目标的萨派、军部与坚持对清避战路线的长州派的对立,长州派基本上一直处于优势地位,他们的路线也指导了日本的外交。1880年代以后,明治政府虽然推行了扩军政策,但对于坚持对清避战的主流长州派来说,扩军的意图并非对清决战,而是以备万一。关于财政政策,虽然存在以军界中坚层为中心的军扩至上主义路线与井上馨、松方正义和伊藤博文等财政紧缩派的健全财政主义路线的对立,但财政紧缩派主导的财政路线、“小政府”路线处于优势地位。也就是说,前述第一个问题的结论是:不能认为明治政府一贯以大陆国家化为目标;前述第二个问题的结论是:尽管甲午战争之前的日本经济已经步入资本主义发展的成熟轨道,但“这并非以榨取亚洲诸国为必要条件取得的进步”;前述第三个问题的结论是:英俄对立虽然走向公开化,但其破裂并未达到必然化的程度,日中两国对列强的军事对抗力迅速强化,“瓜分远东尚未作为帝国主义的具体课题提上议事日程”,因此担心以朝鲜为对象的英俄对抗发生的日本政府,反而采取了对清朝的协调路线。

  在高桥秀直的结论里,批判传统的定说,也就是面对列强的外压,日本为实现近代化必然选择大陆国家化(对朝、清的侵略政策),这是日本的资本主义化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高桥秀直彻底否定了上述观点。同时期的大泽博明以1880年代日本的外交政策和军事政策为焦点进行了探讨,但研究成果与高桥秀直论述的很多内容相同。大泽博明在他的著作里指出,在内阁制创设过程中,与日英清三国协调体制相适应,保持能确保“朝鲜保全机能”的军备是日本政府对外政策的基调。在1880年代英俄对立公开化的过程中,井上馨外相甚至预测英俄开战的可能性,因此与英国采取协调政策。同时,以甲申政变为契机,为使朝鲜永世中立化而选择了与清朝协调为基调的外交路线。这样,外交与军事相结合的系统化政策便形成了。在军界,虽然存在对清决战的论调,但从当时日本的财力看并不现实。日本的军备是在围绕支配朝鲜又不与清朝对决的意识下整备,是在英俄对立与天津条约的前提下,为“朝鲜保全策”所必要的外征军事力,也就是陆军“常备一师团”。在内阁制创设过程中所形成的外交军事路线的内容框架,在第一届山县内阁时期也继承了下来。

  高桥秀直和大泽博明上述有关1880年代至议会初期日本政府的东亚政策的观点,得到了1990年代很多学者的认可和支持(因为在专著出版之前已发表相关论文)。高桥和大泽的观点最值得推崇的是他们的研究有缜密的学术史梳理和对原始资料的研读分析。同时,也有积极吸收相邻学科研究成果又自成一家之言之处。

  他们不带先入为主观念地研读了田保桥洁的古典著作。在外交史研究领域,由于研读了使用英国外交档案的广瀬靖子的论文和使用英俄外交档案(苏联的史料杂志《??????档案》刊载了19世纪末有关东亚国际关系史料)的佐佐木扬的论文,理解了1880年代英俄在东亚的动态以及朝鲜与清国的关系(广瀬靖子,1974年,佐佐木扬1980、1981、1982年)。佐佐木扬在《近代中国》杂志翻译连载了《??????档案》所收入的中日关系史料,出版了添加注释的总结性专著(佐佐木扬,1993年)。这对日本近代史研究者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本书出版以后,日本的近代史研究者能够更加具体的谈论1880年代以后俄罗斯对东亚的认识和政策。近年,将日中朝三国关系置于欧美列强外压下东亚世界向近代演变过程中去考察的冈本隆司的大作问世,使得日本史研究者也能理解复杂的清韩关系及其在近代的变动(冈本隆司,2004年)。另一方面,对于美国的东亚政策及美国与甲午战争的关系,至今尚未发现能用日语阅读的研究成果,期待着今后出现这样的成果。

  2、甲午战争开战论

  (1)甲午战争过程论研究的深化

  下面介绍一下有关1894年夏甲午战争开战研究的现状,为此,有必要参考一下高桥秀直著作中有关日清开战经过的辞条式的概括。

  1894年(明治27年)5月,爆发了甲午农民战争,并且占领了全州。6月2日,收到了来自汉城的日本公使馆的电报,内容是朝鲜政府为镇压农民起义请求清朝派兵。第二次伊藤内阁召集会议,决定向朝鲜派出混成旅团(混成第九旅团)。6月5日,设置了大本营。9日,大鸟圭介公使虽已达到仁川,但此时内乱已经平静下来,日本军队由于缺少了出兵理由而在汉城周边与清军呈现对峙状态。大鸟圭介一方面和清军交涉撤军问题,同时也向日本政府申述不可派兵。但是,日本政府于15日作出了清政府难以接受的日本军队滞留朝鲜、两国共主朝鲜内政改革的决定,并向清政府提出了这一建议。结果在预料之中,果然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23日,日本政府向清政府送达了单独推动朝鲜内政改革的断交书,从此走上了开战的道路。此后,由于清政府的避战方针及英俄的干涉,虽然也曾发生过放弃开战的动摇情况,但最终还是贯彻了走向开战的决心。7月23日,日本军队占领王宫,25日丰岛冲开战,日清开始了正面军事冲突。接着,陆军又攻击了牙山的清朝军队。8月2日,公布了宣战布告,日清全面战争便开始了。

  从以上的经过,作为分析甲午战争开战过程时的问题点,比如,6月2日做出向朝鲜派兵决定时的政府意图、对从6月2日作出派兵决定到8月2日宣战曲折过程的理解方法、以及至日清开战的外交与国内政治的关联等,我们都知道有必要对上述情况进行分析。下面,就研究者们的有关论点作一介绍和梳理。

  中塚明认为,从6月2日作出出兵决定开始,日本政府就已经决定了与清朝开战。明治初年以来,认为对清战争不可避免,推行扩军政策并推进侵略朝鲜的日本政府,认为朝鲜的甲午农民战争和清朝出兵是一个天赐良机,遂决定出兵。陆奥宗光外相提出与清朝开战要排除列强的干涉。这是中塚明的理解。正如高桥秀直所指出的,对于解释把6月2日出兵定为开战的时点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中塚明的观点既合理又简单,因此,其宏观的叙述至今仍受到广泛的认可。但是在混成旅团派兵问题上,大鸟圭介公使和大岛义昌旅团长所接到的训令是避免与清军发生冲突,因此,把出兵时点解释为日本政府已决意开战有点牵强。关于这一点,藤村道生对中塚明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藤村认为,日本政府在出兵时点肯定还没有决意与清朝开战,然而由于内乱平息致使出兵的理由变得不充分,参谋本部坚持大规模出兵,陆奥外相出于内政上的考虑及对清朝的不信任开始追随军部,更有甚者,当初希望避战的伊藤首相也被军部所要挟转向支持开战。从理论上讲,是受到了信夫清三郎二重外交论的影响,但支撑甲午战争时存在二重外交的史料很少,从实证的角度讲是存在问题的。

  桧山幸夫依据对丰富史料的挖掘和严谨的甄别,首次对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的中塚明和藤村道生的观点进行了全面的评价。针对日本政府从一开始就有开战意图而后才派兵的说法,桧山幸夫反驳了中塚明的观点,认为日本政府是在没有成熟稳定的外交方略的情况下决定派兵的。关于出兵后的结果,认为“日本政府面对朝鲜政府的抗议、清政府的避战及欧美列强的反对,所采取的行为是一种无意识、被动无奈之举”。对陆奥外相的能力给予过高评价的论者们,对陆奥外交的赞誉和批判都给予了大量的重新评价。另外,关于甲午战争期间国政与外交的关系问题,认为虽然一年间第五议会和第六议会两度招致议会解散,显示出向外转嫁内政危机的迹象,但对于以此解释为出兵和开战的主要原因的普遍说法,桧山幸夫认为,从出兵、开战及战争过程来看,伊藤内阁与在野的反藩阀、反政府势力的对立并未消解,开战反而滋生了新的政治争点(桧山幸夫,1984、1988年)。

  上述桧山幸夫的系列研究成果,依据全面的资料,对作为战后研究代表人物的中塚明和藤村道生研究中的矛盾点和不充分的地方提出评判具有划时代意义,堪称新一代甲午战争研究的先驱。另外,桧山幸夫与同辈的研究者合作,复刻再版《明治27、28年日清战史》、由外务省调查资料和伊藤博文所藏文件编辑而成的《秘书类纂》,由此完善了研究条件,这些都不能忽视桧山幸夫的功绩。

  受到桧山幸夫很大影响的高桥秀直,对于1880年以后日本政府的东亚政策以及甲午战争开战过程的问题点进行梳理,对于内政、军事、外交的各个侧面进行缜密的推敲。如前节所述,他认为1880年至甲午战争前的东亚政策是以对清协调为基调的。他证明寻求对清战争的扩军主义路线,从当时的财政状况看还不现实。紧缩财政派主导的财政路线及“小政府”路线处于优势地位。日本强制推行的日清开战,意味着过去的对外方针发生了转换。高桥秀治的目的就是要解明这种转换的原因和逻辑。

  高桥秀直历时两个多月、长达200多页论述日清开战的专著的第二部有如下的结论:进入1894年,伊藤博文就构想为促使朝鲜内政改革与清朝共同干涉,并向李鸿章提出了倡议。然而,在着手这件事情之前,甲午农民战争爆发了。5月下旬,伊藤和陆奥外相已经考虑向朝鲜派兵。伊藤博文寄希望于借机实现日清共同干涉的构想,以使朝鲜成为日清的共同势力范围。6月2日,朝鲜政府请求清朝派兵的“杉村濬电报”一到,伊藤内阁当即召开内阁会议决定派兵。也就是说,从内政角度解读出兵决定,是另外一个维度和立场的问题。

  尽管并不是政府有了开战意图才做出出兵决定,关于导致开战的理由作出了如下的解释:虽然伊藤博文掌握着出兵的主动权,然而决策层的意见并不一致。陆奥外相和陆军的川上操六副参谋长希望对清动武,伊藤博文则坚持对清协调方针。走向开战的转换点,是6月15日伊藤博文由对清协调向对清决战的转变。伊藤博文在此之前的6月13日与清朝公使会谈时,还曾提出为实现朝鲜内政改革日清共同干涉,并为此就撤回派遣部队达成一致。但是一到15日,态度骤变,废除撤兵承诺,提出了清朝绝对不能接受的共同干涉方案。伊藤这种对外方针的转变,有其内政方面的原因。甲午农民战争的平息已经很清楚,日本变得出师无名。6月11日以后,内政与外交变得不可分了。出兵的同时,议会和社会舆论都提倡对外强硬,给政府施加了压力。在大规模出兵却没有取得什么成果的情况下撤兵,这从内政角度讲是困难的。结果,伊藤出于内政上的考虑,放弃了撤兵对清协调方针,选择了与清朝对决的方针,日本政府走向开战的道路。然而,此后由于英国、俄罗斯的干涉、日本决策层特别是伊藤与明治天皇的犹豫,通往开战的道路并不顺畅。但是,陆奥外相在得不到内阁同意的情况下行使个人外交权,向着开战的方向努力推进。汉城的大鸟公使根据陆奥外相的“内训”,无视伊藤首相的意图,于7月23日攻击朝鲜王宫的武力冲突便开始了。结果,日本政府在武力冲突和清朝决意对日开战的既成事实面前,决定开展全面战争。

  上述高桥秀直的观点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定论,然而针对高桥秀直观点的质疑也随之出现。对此最准确的质疑是伊藤之雄的书评。伊藤之雄对高桥秀直的研究成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同时也提出了两点质疑,即是否断言伊藤·井上等没有大陆国家化的理想?第二,对山县有朋的国家构想、对外政策论及与陆军的关系的分析不充分(伊藤之雄,1996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对于高桥秀直和大泽博明等的新的研究成果、新的观点,从作为质疑对象的中塚明和藤村道生两人那里没有对新的观点真正的反质疑,没有引起争论。争论是确认新旧观点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深化论点,是明确将来研究课题的良好机会,而没有争论是留有遗憾的。

  (2)对日请开战期间的各种研究

  前面聚焦于日清开战过程对新旧观点进行了梳理。下面对有关甲午战争各种形式的研究作一介绍。

  作为首先应该被提到的研究成果,是前面曾提到的齐藤圣二的著作。齐藤圣二以军事的观点重新审视甲午战争,即抓住甲午战争过程中政府与军部的关系这一关键,依据对战力准备、战局展开及战后军事体制的重塑等不同军事侧面的实证考据,重新审视甲午战争的全貌。关于走上甲午战争道路的问题,高桥秀直等认为,即便在开战前即存在非“帝国主义”路线,但在深层潜存着强国化的志向性,条件具备时会趁机浮上表层成为主流,在尽可能的限度内进行战争准备。从军事视角研究甲午战争的不多,从这个意义上讲,齐藤圣二的研究显得可贵。而且他的研究不是以作战和战术为中心,而是以在近代战争里显得尤为重要的后勤补给,也就是以战略论为中心考察甲午战争。其中,解明甲午战争期间担任陆军后勤补给核心领导的寺内正毅(参谋本部第一局长、运输通信长官)的活动,确实是独一无二的。在论述直隶决战和讲和的第六章末尾,批判了以政府和军部对立为基础来解读甲午战争的观点,提出了不是从军政对立的视角而是应该从军政联动去考察甲午战争的结论。齐藤圣二的研究,不仅仅是推动了从军事视角研究甲午战争,而且对桧山幸夫、高桥秀直等的新观点的过分和不充分之处提出了批评。

  中塚明和桧山幸夫对陆奥宗光的《蹇蹇录》进行了文献学的研究,指明其执笔意图、目的或者《蹇蹇录》的叙述与现实政治和外交的背离。中塚明校订《蹇蹇录》,依据陆奥宗光关系文件中的外务省第二版(西洋纸印刷装帧版),以1941年刊行的岩波文库旧版为底本,参考陆奥宗光关系文件《蹇蹇余录草稿缀》及《蹇蹇录》(眉批原本,和纸印刷外务省第一版),对删除和修改部分对照原文进行校注和复原,指明了陆奥宗光推敲的痕迹。其校订的《新订蹇蹇录》由岩波文库出版(1983年)。另外,桧山幸夫也校注再版了《蹇蹇余录草稿缀》(桧山幸夫,1982、1983、1985、1986年)。

  中塚明根据校订过程的所得所悟,发表了关于陆奥外交论的考证文章及学会报告,并出版了专著。从他的著作《甲午战争研究》出版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经过缜密的论证,《蹇蹇录》的形成过程和执笔目的得以确定,以此为基础展开了作为中塚明甲午战争论中心课题之一的“陆奥外交论”。中塚明认为,“所学所得凝聚在这本小册子里,时至今日很有满足感”。在内容方面,包括对《蹇蹇录》的版本学研究及陆奥外交实态的史学分析的学术论文,还有就是对赞美陆奥外相“艺术的”帝国主义外交的政治风潮和历史认识的批判论文。像中塚明那样担当起启蒙历史学家的双重任务,即缜密的实证史家和国民的历史意识,其著作有很强的可读性、是耐人寻味的(中塚明,1992年)。

  有关作为甲午战争诱因的甲午农民起义及农民军占领全州的书已出版不少,其中赵景达的专著写得最好。该书揭示了甲午农民起义的全貌及导致甲午农民起义的朝鲜民众社会的实态(赵景达,1998年)。姜孝叔的著述阐明了日本军占领下的东学再起义及日本军队对南部朝鲜的征伐作战(姜孝叔,2002年)。另外,朴宗根以结构性理解为目标,以详尽的事实回答了诸如在日清开战期间及在日军统治下,朝鲜民众如何抵抗日本军队和甲午改革,是否兴起了各种各样的反日、反帝运动等。朴宗根的著作具体介绍了战争初期日本军队强迫朝鲜民众运送战争物资的情况(朴宗根,1982年)。

  阅读上述研究成果,自然而然就会发现甲午战争研究在某一侧面的欠缺。如果单纯地把甲午战争看作日本和清朝间的战争,那么,朝鲜作为战场载入战争史册的是至开战阶段的丰岛冲海战、牙山战役以及决定日清两国军队趋势的9月平壤战役,之后朝鲜的战斗则没有记入战史。参阅参谋本部编的《明治27、28年日清战史》也会发现,在第一卷和第二卷的前半部分里,第二编“日清两国的开战”与第三编“朝鲜北部的作战”之后,朝鲜的战斗很久没有提及。再往后第八卷第43章兵站一节的第四部分,仅仅有三页介绍了“朝鲜中路及南部兵站”,上述内容的叙述也仅仅是以“暴徒”的“镇压和击扰”来表现的。在甲午战争普及读物里的记述也是如此,不怎么提及这些战役。上述的各种研究以及井上胜生的研究(明治维新研究者井上胜生,任职于北海道大学文学部,1995年以发现写有“韩国东学党首魁首级”字样的头骨为契机开始了研究,头骨后交给东学农民革命军领导者遗骸返还委员会)指出,甲午战争期间,日本针对民众的抗日斗争,不仅在媾和条约签订后的殖民地台湾,在日本军占领下的朝鲜都发动了种族灭绝战争,朝鲜民众牺牲了数万人。而且明确指出,上至伊藤首相下至内阁和军部的上层都参与了发动这些战争的决定过程(井上胜生,2010年)。对民众实行种族灭绝的屠杀行为是研究甲午战争不可遗漏的重要内容。为了全面研究甲午战争,有必要关注践踏战时国际法精神、武力镇压占领地民众的野蛮行径,并对其实态给予揭示和分析。

  在深化围绕日清开战的研究中,让人感觉到研究者们有对指导战争的政治家、军人的形象以及走向战争时的政党关系进行重新审视的欲望。比如陆奥宗光,有面对统帅独断采取抵制行为、作为国务代表者的陆奥形象,有作为陆奥外交(帝国主义外交)实践者既受赞誉又受批判的陆奥形象,还有被冠以“没主意临场应付”恶名、陆奥神话破灭的形象,等等。虽然研究史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陆奥形象,但现阶段到底如何描绘陆奥形象呢?

  小宫一夫对日清开战前夕第六帝国议会与第二次伊藤内阁的关系、对给开战过程带来强烈影响的民党联合·“对外硬俱乐部”以及日渐接近伊藤内阁的民党第一党——自由党等进行了探讨(小宫一夫,2001年)。伊藤之雄的著作,把1890年代政党与藩阀官僚的动向、内政、外交、近代日本国家的形成构想、国民思潮变化的实态等纳入自己的视野,并把从这些要素的相互关联去解读上述内容作为研究的努力方向。在他的著作里,提到了日清开战的过程,伊藤博文在开战过程一直掌握着主导权。另外,过度模糊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的政策差异是不正确的。他们两人随着日本国力的增强及随之带来的对天津条约体制的变革,对朝鲜问题的话语权也在增强,在为了消解内阁和议会的对立而应该利用朝鲜问题的构想方面是一致的。伊藤之雄认为,应该从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去看待甲午战争,是稳健的传统观点(伊藤之雄,1999年)。这之后,伊藤之雄写了有关伊藤博文、山县有朋这些与甲午战争有过深刻关系的人物评传。另外,伊藤之雄与安田浩就近代天皇制的认识问题发生过争论,安田浩对伊藤之雄的研究方法、史料评价和分析方法提出了质疑。另外,他还以甲午战争和吞并朝鲜为例,对伊藤之雄的伊藤博文论提出了质疑(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编《吞并韩国100年追问》,内载中塚明、安田浩论文,岩波书店2012年)。要想了解陆奥和伊藤之外与甲午战争有关的政治家、军人的动向,现有研究成果难以想象的缺乏。虽然对支持开战的川上操六参谋次长及自由党的河野广中的动向抱有浓厚的兴趣,但也主要是依据战前出版的传记,这就是目前的研究现状。

  3.甲午战争的诸方面

  关于甲午战争,对日请开战论、开战外交、条约缔结及三国干涉问题的研究都曾涉及,虽然研究各有侧重,但只是研究历史事件的开始和结束,总是没有触及重要的内容。如前所述,中塚明和藤村道生的研究成果发表以后,对甲午战争的研究方法发生了改变,学界出现了一种依据资料研究战争全过程的新倾向,从民众史和社会史的观点全方位研究是这一新倾向的特征。这种研究的代表作有:大滨徹也《明治的墓碑“日清·日俄”》(秀英社,1970年)、原田敬一编《日清战争的社会史》(フォーラムA,1994年)、桧山幸夫编著《近代日本的形成与日清战争》(雄山阁出版,2001年)。在本节本应对各种研究进行梳理和分析,由于已经花费了不少篇幅,且有关军队和社会的关系在一ノ瀬论文已有描述,这里仅就军事史研究的进展、国际法与战争、媒体与战争三个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

  (1)军事史研究的进展

  陆军与海军的战史编纂:

  过去关于甲午战争的战史叙述,只不过是对陆军和海军的公开战史的一种重复。1990年根据与正规军有关系的人所编写的《近代日本战争史第一编 日清日俄战争》和桧山幸夫著作的出版,开始超越这一现象。近年,把甲午战争研究最新成果推向鼎盛的原田敬一的著作问世(奥村房夫,1995年;桧山幸夫,1997年;原田敬一,2008年),而且,桧山幸夫和原田敬一的著作是超越战史范围、水平很高的甲午战争通史。

  作为陆军和海军的公开战史,有参谋本部编纂的《明治27、28年日清战史》和海军军令部编纂的《27、28年海战史》。另外,关于陆军方面,还有明治27、28年战役统计编纂委员会编辑的甲午战争基础资料《明治27、28年战役统计》。

  中塚明研究了参谋本部的《日清27、28年日清战史》的编纂过程。最初,收藏在参谋本部文库的日清战史草稿,在战败混乱中流失,其中的42册收藏在福岛县图书馆佐藤文库。中塚明经过比对日清战史草稿和公开发行本,尖锐地指出了公开本删除日清开战阶段占据重要位置的7月23日攻占王宫事件的过程和原因(中塚明,1997年)。搜求福岛县图书馆藏本以外的日清战史草稿是今后的任务。另一方面,海军的日清战史编纂资料与稿本收藏在防卫省防卫研究所,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也能阅读得到。海军的日清战史在编纂阶段叫《征清海战史》,检阅征清海战史目录草稿可以发现,公开发行的海军战史与基本结构虽然相似,是一部相当大部头的战史,1900年左右主要部分执笔完成。从这部战史草稿删除机密部分,就是“主要战记、大部省略”的《27、28年海战史》。与陆战研究相比,日清海战史研究明显不足。研究攻击东学军和台湾殖民战争中的海军行动,上述海军的日清战史编纂资料和稿本尤为珍贵,期待着以后能活用起来。

  由于甲午战争以后的战史编纂沿袭了甲午战史的编纂方法,所以我们对分开编纂陆军史和海军史并没有感到不可思议。然而由于战争是政府的政治行为,因此认为由政府编纂战史是合适的想法是不奇怪的。取得了戊辰战争胜利的明治新政府,把从《复古记》到戊辰战争及维新史的编纂作为国家事业来推动,奠定了《大日本编年史》的编纂体例。作为编纂机构,设置了太政官正院历史课,后改为太政官修史局(1877年又称为太政官修史馆)。1877年,西南战争爆发,9月政府军一取得胜利,陆军与海军就着手编纂战史。陆军编纂了《征讨军团记事》(1880年)和《征西战记稿》(1887年),海军编纂了《西南征讨志》(1885年)。同时,修史馆开始编纂《征西始末》和《征西史料》,这些比《征西战记稿》和《西南征讨志》脱稿还要早(松泽裕作,2011年)。然而,修史馆编纂的稿本没有公开出版,至此,由政府牵头编纂战史的尝试宣告结束。延续这一惯例,甲午战史不是政府统一组织的战史编纂,而是作为陆海军的兵种史来编纂战史。

  战争敌国与战争延续:

  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相比,其战争原因、战争敌国及战争延续等都有难以理解之处。不能像教科书那样断言,甲午战争开始于1894年8月1日发布宣战诏书,结束于1895年4月17日讲和条约的缔结。关于战争爆发的原因的争论在第二节已经介绍,这里将有关战争敌国及战争延续的各种观点介绍如下。

  桧山幸夫研究了宣战诏敕草稿的起草过程,并弄清了如下问题,即在宣战布告里是把清朝还是把清朝和朝鲜作为战争敌国,阁内的对立意见难以统一,然而8月1日清朝皇帝发表宣战上谕之后,8月2日内阁决议和天皇裁决的宣战诏书稿都把清朝作为战争敌国(标明的日期是8月1日),同日以官报号外的形式公布,8月3日通知了参谋总长等人。战争敌国难以确定的原因,是7月23日日本军队与朝鲜军队交战并攻占了王宫,当时有一名日本军人战死。同日,对清朝的最后通牒到期,联合舰队离开佐世保军港。7月25日爆发丰岛海战,为了使各国保持局外中立,7月31日才送达交战通知书,宣战诏书的日期是8月1日,实际上宣战诏书的公布是8月2日。关于开战日期,政府及陆海军各有说法,9月10日的内阁会议把7月25日定为开战日期。

  关于战争结束的日期也存在同样的问题。1895年4月17日签订媾和条约,接着发生三国干涉两国批准条约,5月8日两国交换批准文书。一般来讲,到这时战争算结束了。然而,这时新诞生的台湾民主国抵抗日本,抱着侵占台湾目的的桦山资纪总督率领近卫师团与台湾民主国军和抗日义勇军于5月末开始了战斗,由于战争激烈第二师团也前来增援。桦山资纪总督认为自己占领台南之后征讨战争暂告结束,11月18日宣布平定台湾。之后虽然也有激战,12月近卫师团回国,第二年的1896年3月台湾守备混成旅团(三个旅团)成立,第二师团也回国,5月回到了征兵地的仙台、新发田和青森。与此相适应,1894年6月5日设立的大本营,也于1896年4月1日宣告解散。

  桧山幸夫认为,7月23日的战斗是日朝战争,7月25日是日清战争的开始,媾和条约的批准是日清战争的结束,1895年5月末开始的台湾殖民地战争是日台战争。桧山幸夫在研究甲午战争的同时,也研究台湾总督府文件,在此过程中研究台湾的殖民地战争,其研究成果反映在他的著作里。

  原田敬一参考桧山幸夫和齐藤的研究成果,认为广义的“日清战争”包括“7月23日战争”(修正桧山幸夫“日朝战争”的提法)和“台湾征服战争”,1894年7月23日开始,台湾征服战争告一段落,1896年4月1日大本营解散战争结束(桧山幸夫,1979、1980、1997年,原田敬一,2008年)。但是,台湾的民众抵抗这之后也一直持续,直至日俄战争之后才没有大规模的战斗。朝鲜的甲午农民战争失败之后也是这样,以1895年10月朝鲜王妃杀害事件和12月的“断发令”事件为契机,又引发了义兵斗争。甲午战争期间不用说,即便战争结束之后,在殖民地台湾及成为日本势力范围的朝鲜,民众的武力抵抗和日本军队的武力镇压都持续下来。对此,如何具体地纳入甲午战争史叙述当中,应该是今后的研究课题。

  作战计划:

  前面介绍了桧山、高桥、大泽等的新观点,他们批评中塚明和藤村道生那一代学者的“日清开战论”,认为甲午战争是在政治、外交、军事各方面准备不足、开战意识不明确的情况下应对事态的变化而开战的。当然,也有像齐藤圣一那样认为虽然准备不充分、但还在“不放弃开战的程度”的新一代学者。那么,日本的战争准备哪些地方不充分、作战计划、编制(以后勤部门为中心)、兵器等,以下围绕这些问题介绍研究成果。

  根据齐藤的研究,甲午战争的作战计划经历了如下的变化过程。6月21日完成作战计划,在当日的临时内阁会议上,对陆海共同作战案作了说明。指出战争不限于朝鲜地域,目标是与清朝的直隶决战(陆军大部队在天津和山海关之间登陆),这些在7月下旬的《作战大方针》里有明确记载。这里,如果掌握了黄海和渤海的制海权,秋季前将陆军运送到渤海沿岸实行直隶短期决战。如果没彻底掌握制海权,要确保占领朝鲜,如果制海权落入清军手中,就要向朝鲜增派援军,同时准备在本土迎击来犯的清军。

  所设想的围绕制海权的舰队决战迟迟没有展开,于是8月9日对《作战大方针》进行了调整。直隶决战推迟到来年春季以后,速决战改为持久战。这一变化由8月31日的《冬季作战方针》固定下来,具体是占领旅顺把金州半岛作为直隶决战的根据地,同时为了扫荡朝鲜境内的清国军队及分割直隶境内的清军,攻击满族故地沈阳。根据这一方针,山县有朋大将率领第一军(第三、第五师团)北上朝鲜,取得平壤战役胜利之后,跨过鸭绿江侵略中国的满洲。由第一、第二师团、混成第12旅团组成的第二军,在大山岩大将的率领下登陆辽东半岛攻占旅顺。之后,その後、「冬季作戦方針」にない、根据伊藤首相的提议12月14日作出决定,并于第二年的1月至2月推行了攻占威海卫旨在毁灭北洋舰队的山东作战(第二师团、混成第12旅团)。后来,山东作战部队输送到金州半岛,日本本土第六师团的一部送往旅顺,三月上旬,除去近卫师团和第四师团的陆军全部兵力集中在金州半岛,这样,直隶决战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但由于签订了媾和条约直隶决战宣告中止(齐藤圣一,2003年)。

  上述具有说服力的齐藤的观点也有可质疑之处,那就是认为在六月份就已经决定了旨在直隶决战的陆海军作战计划的观点。桧山幸夫认为,最初在向朝鲜发出派遣混成旅团的动员令后,仅仅在6月12日向第五师团的一部、7月24日向驻守九州要塞的第六师团发出了动员令。依据这些理由,桧山认为在6月22日御前会议决定对清交战准备增派部队时,决定最大规模派遣一个师团,仍然没有决定与清朝开展全面战争(桧山幸夫,1997年)。

  后勤学的局限:

  这之后的动员令发布按时间顺序排列如下:8月4日第三师团(名古屋)、8月30日第一师团(东京)、9月25日近卫师团与第二师团(仙台)、11月26日第四师团(大阪)。这些动员虽然是遵照《明治27年度动员计划》来行动的,但从近卫师团与第一师团到第三师团,其动员计划中,第一、第二师团共用兵站和辎重,也就是说,近卫师团和第三师团没有列入计划。与中国、朝鲜邻近的由第四师团改编而来的第六师团,尽管有不完备的计划,然编制过程混乱,存在诸多缺陷。在《战役统计》里有这样的记载,就连最初出征的第五师团,其兵站部要员也由陆军省派遣,野战部队和兵站部都是“临时编制”,车夫和挑夫代替战马驮运行李和辎重。也就是说,①过半数兵团没有建立兵站关系的动员计划;②由第四师团改编而来的第六师团虽有不完备的计划,在实际的编制过程中引起混乱;③由于军马的质和量存在问题及战地粮草供给困难,不得不减少征集的数量,而以人力代替,而且由于辎重车夫不足而不得不依赖军夫。后勤学涉及方方面面,其中确保和活用铁路及船舶运输最为重要。然而,在铁路和公路尚不完备的朝鲜、中国、台湾战场,军马和人力在后勤补给方面具有决定意义。军队的装备正在实现现代化,后勤能力却明显不足,这就拖了执行作战计划的后腿。

  研究后勤学问题,有必要从军马和人力两方面去了解。关于军马,武市银治郎的军马史专著是必读书(武市银治郎,1999年)。辎重车夫和军夫问题,尽管是考察近代化过程中军民关系的重要问题,但有关辎重车夫的研究一向很弱。辎重车夫虽然后来改名为特务兵,但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是一个升迁较慢的兵种。辎重车夫动员和军马征用制度化之前,陆军不得不以临时军属的名义雇佣民间人士为军夫。江户时代让农民承担国家任务的“阵夫役制度”,随着幕府的崩溃而消失,新政府不能再动员国民充实辎重部门,而且由于财政上的原因,陆军的补给部门往往推迟或缓办,结果,在出兵台湾、西南战争和甲午战争中为解决辎重问题雇佣了军夫。

  甲午战争中,陆军的战地勤务人员有17万8千人,而在战地工作的军夫就超过15万人。当时陆军一个师团的战时定员为18500人,军马5500匹,实际上出征师团的兵员大约有15000人,军马的匹数也相应减少,而是雇佣大量军夫,这样一个师团的总人数就超过2万人。雇佣军夫一般是陆军的御用商人来承办,但实际上在具体的办理过程中,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得不委托给赌徒来统管此事。军夫虽然努力工作,但由于正在实现现代化的日本的兵站管理却由赌徒和黑社会来承担,这样,在军队内部就滋生了赌博、抢夺等违反纪律的问题。后来北清事变(指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译者注)时,尽管日本陆军避免使用军夫,英、法、德各国军队却从日本征用军夫和人力木车带进中国战场。日俄战争时虽然没有使用军夫,但大多使用辅助运输兵替代甲午战争时的军夫完成兵站输送任务。关于甲午战争时的军夫研究,继西冈香织的先驱研究之后,大谷、原田、北原糸子等也进行了研究。近年,猪饲隆明发表了有关西南战争时期军夫问题的研究成果。保谷徹也呼吁要洞察近世近代转型期的辎重问题、弄清楚民众与武装和军队的关系(大江志乃夫,1976年;西冈香织,1993年;原田敬一,1994年;大谷正,2006年;猪饲隆明,2008年;保谷徹,2011年)。 

  兵器:

  最后,再谈一谈日清两国的兵器问题。就日本方面而言,当时陆军海军的武器都没有达到欧美的水平。1880年代以后,欧美主要国家的陆军已进入连发枪时代,作为主力武器的国产“村田枪”还是单发枪,部分引进的村田式连发枪尚未完成。“村田枪”是萨摩藩出身的村田经芳在幕末时期对法国引进的“夏氏波”枪改进后的国产小枪,1880年装备了日本军队。在19世纪中叶的欧美已经开始使用钢铁铸造的大炮,而在日本由于钢铁的铸造加工技术尚不成熟,野炮和山炮都是引进意大利技术由青铜铸造。清朝军队的组织和装备有点混乱,主力的北洋陆军装备的是从德国进口的毛瑟小枪和克虏伯公司生产的钢铁野炮,比日本陆军的武器要占优势(奥村房夫,1995年)。

  清朝海军拥有大型军舰定远号和镇远号(德国制7000吨级装甲巡洋舰),在重炮方面占优势。日本海军在总吨位数、航速马力、火炮数(特别是速射炮)方面占优势,虽然集中了一批新型战舰,但为对付定远号和镇远号,在三景舰(松岛、桥立、岩岛)上装备的32厘米火炮却是无用之物。被认为日本大胜的黄海战役,在乘坐镇远号的英国军人眼里,看不出日清间的胜败 (鎮遠に乗り込んだ英国軍人の目には、日清間に勝敗はつかなかったと映った)。甲午战争一开始,欧美各国就向东亚海域增派军舰。比如英国就向他的中国方面军增派了以刚刚竣工的森丘里奥战舰(皇家萨布林号的缩小型,10500吨,由于吃水浅预想能进入中国的内地江河)和多艘埃德加级巡洋舰(7350吨)为中心的海军部队,具有日清两国海军不可比拟的战斗力,其目的是在对抗实力增强的俄罗斯海军,或在日本掠夺英国权益时与日本开战(尾崎庸介,2009年)。

  这样的话日清两国的武器各有优长,结论是两国武器不存在质上的差异。适应甲午战后的军扩和武器更新,日本的陆海军不得不放弃过去独立自主的武器生产政策。陆军以有坂成章为中心研发了30年式步枪和31年式野炮山炮,并将其制式化,这些没有走出模仿欧美各国的窠臼,30年式步枪关键的枪身的金属依赖进口,野炮和山炮的炮身也是依靠进口。海军也转向进口主力舰的方针(大江志乃夫,1978年)。

  (2)战争与国际法

  在甲午战争开始及之后的发展中,可以看到修改条约产生的很大阴影。修改条约谈判史研究有很长的历史,并且有很丰硕的研究成果,近年也有不少力作相继问世。其中大石一男把甲午战争和修改条约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分析值得关注。大石一男认为,陆奥外相的修改条约谈判是失败的。陆奥外相由于判断错误而推行了拙劣的外交谈判,导致对英国让步与英国签订了于日本不利的新条约。更有甚者,是恶化了与国内“对外硬派”的关系,结果使日本不得不走向甲午战争。大石一男在桧山幸夫、高桥秀直开创性研究的基础上,从修改条约谈判的研究视角,试图打破陆奥外交的神话,解明了“不伴随战争的近代化”路线,是如何把甲午战争与作为这场战争结果的“大陆国家化”联系起来的,这是一部引起争论的问题专著(大石一男,2008年)。

  对英签订新条约之后仍面临与其他15个国家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日本政府,由于向欧美表明了日本军队有尊重战时国际法进行“文明战争”的能力,也就是日本是文明国家的一员,因此甲午战争时遵守战时国际法是大前提,并为此做了各种准备。有贺长雄作为国际法顾问参加了陆军第二军,高桥作卫也登上海军的旗舰号。媾和条约一签订,有贺长雄在巴黎以法文著书,高桥作卫在留学的剑桥以英文著书。他们的著作面向欧洲出版,从国际法层面为甲午战争中日本陆海军的行为进行辩解,宣传日本军队进行的“文明战争”。

  开战时的陆军大臣是大山严。他参与策划了1886年日本政府加入日内瓦条约(红十字条约)一事,甲午战争时发布了遵守战时国际法宣言、遵守红十字条约的陆相训令,并且给出征士兵发放了训令的印刷品。萨摩藩出身的大山严是最提倡遵守国际法的陆军首脑,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第二军司令官的大山严,在攻击辽东半岛南端旅顺口的北洋海军基地时,在许多外国观战武官和特派员的眼皮底下,其将校和士兵杀害了大批逃亡的清朝士兵和百姓。这一事件以“旅顺屠杀事件”被公之于世(大谷正,1994年;一ノ瀬俊也,2007年)。

  当时,担任扫荡旅顺金州一带残兵的第一旅团长乃木希典的残暴最显眼,连旅顺之外的牛庄市街和田庄台市街也被烧光,发动了严重违背提倡保护俘虏和伤兵的红十字精神的野蛮战争。另外,在针对抗日义勇军游击战的台湾殖民地战争中,烧毁村庄和屠杀平民也成为日军的日常行为。停战条约签订后,由少将晋升为中将、由第一旅团长晋升为第二师团长的乃木希典,成为台湾殖民战争的主要人物。海军也存在问题。开战时的丰岛冲海战,在巡洋舰浪速号击沉载有清朝士兵的英籍商船“高升”号时,浪速舰长东乡平八郎虽然曾试图搭救英国高级船员,但却没有搭救清朝士兵,浪速号的士兵用枪杀害了落水逃生的清朝士兵。

  在1899年荷兰海牙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通过《陆战法规惯例条约》之前,成文的战争法很少,有关保护俘虏和伤员的成文规定就是日内瓦条约(红十字条约,1864年制定)。如前所述,宣称“文明战争”的日本,关于保护俘虏这一点,是在开战一个月以后的1894年8月23日由陆军大臣制定的处理俘虏规程。甲午战争时,清朝俘虏总数1681人,其中有1004人被押送到日本国内,收容在九个地方。尽管也有威海卫现地释放大批俘虏的情况,但俘虏总数1681人与日俄战争时超过八万俘虏相比,无论如何是太少了。不能说甲午战争时日本军队愿意活捉清朝俘虏,原则上讲是另外一回事,而像旅顺战地那样不是确保俘虏,却是将其无差别屠杀。其理由虽然从瞧不起清朝人(差别意识)、日本传统的战争观、战争惯例给予了解释,然而其真正的理由实在说不清楚。比如,旅顺战役中的二百几十名俘虏保护了下来,可那是乘坐天龙号军舰、由河田胜治少尉率领的10人陆战队干的(大谷正,2006年)。握有旧式施奈德枪的10人陆战队,控制了握有新式毛瑟枪的清朝士兵。当时日军如果高喊投降,清军并不那么容易就范。尽管如此,陆军以在旅顺很多外国人面前持续无差别杀人,还是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批评。可是,通过新闻报道了解这一事件的后方日本国民却看不到屠杀问题。

  (3)战争与媒体

  由于甲午战争是明治国家成立之后第一次、而且是取得了胜利的近代对外战争,战场越过海洋,扩展至朝鲜、中国的满洲、山东半岛和台湾。但是人们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体(宣传媒体和个人媒体)了解战争和战场的信息,战场与后方间信息交流,不仅是亲临战场的士兵,后方的人们也好像在体验战争,这是国民意识在社会中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甲午战争时,日本社会已步入近代化轨道。起源并成熟于欧美的新媒体,与江户时代日本社会培育起来的传统媒体正处于交替期。然而,由于江户时代的传统媒体极度发达,新媒体还不能简单地取代传统媒体,而是相互影响。战争情报既通过传统的插图读物和彩色版画,也通过新媒体的报纸和杂志传递。

  传统媒体的强项在于,它由于是木版印刷,可把插图和文字自由地组合起来,相对于文字更多地是通过插图传递信息。与此相比,新媒体的报纸和杂志主要是依据活字印刷传递文字信息,一开始插图并不多见。进入1880年代,插图不再是曲纹木板雕刻的日本版画,而是西洋截面木版雕刻印刷的图案(被称为摄影木版)。在巴黎长期留学的合田清和山本芳翠赞赏截面木雕的先进技术,于1888年设立了生巧馆(画室兼截面木版制作所)。1888年7月,会津的磐梯山火山爆发,山本芳翠受刚刚创刊的《东京朝日新闻》的委托赶往事发地,直接在所带的木板上描绘了火山爆发的惨状。合田清迅速将其雕刻。8月1日,《磐梯山火山爆发真图》作为《东京朝日新闻》的副刊刊发出来,逼真的画面给读者带来很大的视觉冲击。截面木版技术进入鼎盛时期。1893年美国考隆布斯博览会期间,著名摄影师小川一真把摄影铜板制造设备带回日本,成功地将摄影作品直接做成网纹铜板进行印刷。甲午战争开始时,石版画铜版画制成的战争图、新的摄影铜版印刷、报纸的副刊(由平台印刷机用较长时间印刷)、杂志的卷头画等,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另外,出版了摄影和彩绘画报,在小学还举办了幻灯放映和演剧。浅草行乐地的全景画馆,展示了曾参战的小山正太郎描绘甲午战争的画作。上述这些时事画报媒介所传递的战争信息和战争印象,左右了国民对战争的认识。

  向国民传递有关甲午战争信息的重要媒介是报纸。战争一开始,各报为登载大量战争信息都发行了增页和号外,并向战地派遣了大批特派记者。这些举措虽然增加了经费开支,恶化了报纸的经营,但由于不积极登载战争新闻就会在扩大经营中败北,东京大阪的多数大报采取了这种危险的战略。当时,各大报的印刷方法也有差异,大阪东京的《朝日新闻》、《时事新报》已经采用了高速的滚筒印刷,《国民新闻》等却还使用速度较慢的平台印刷机。由于滚筒印刷技术上的制约,《朝日新闻》的大部分版面采用活字印刷,在副刊印刷了图版和摄影作品。《时事新报》派出了由油画家浅井忠和摄影师浅井魁一组成的“画报队”,他们的绘画和摄影作品用截面木版技术印刷在报纸的正版。从创刊到画入报纸、自称中立报纸的《国民新闻》派出折中派画家久保田米仟及儿子米齐、金仟从军,每期在正版登载很多战争画,受到读者好评。此外,油画家山本芳翠、黑田清辉也从军,山本芳翠从军是受宫内省之命画战争画。浅井忠、浅井魁一、久保田金仟、山本芳翠同时在第二军从军,他们都在旅顺屠杀事件的现场(大谷正,2006年)。

  资金充裕的中央大报派出了随军特派员、摄影师、画家,这些事情地方报纸却难以做到。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报纸从连载报纸和中央大报转载战地情报的同时,也登载战地官兵与家人朋友的通信,给报纸赋予了连接战地和故乡的展示板的功能,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名古屋的地方报纸《扶桑新闻》以特派员身份,把资深记者铃木经勲派往战地。他几度往返于战地和名古屋,不光写战地记事,还画质扑的速写,同时还携带了小型的照相机,他的从军记和速写使报纸大为增色。更有甚者,他带着用摄影作品制作的幻灯去爱知县演讲,他的演讲大吹大擂,博得人们的喝彩。如上所述,中央大报与地方报纸用不同的方法,相互补充,促进了战地与后方的情报传递和共享。

  但是,报纸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那就是它承载着社会政治宣传引导国民、培育新国民意识的功能。1880年代后半的灾害(大阪水灾、诺曼通号事件、磐梯山火山爆发)发生时,报纸募集资金,刊登捐资者姓名。由此,在平时生活圈子各异、不相识的人中间培育出了志向相同的社会共同体,而且这一功能产生之后不断扩大(北原糸子,1998年)。积累了针对灾害组织募捐活动经验的中央和地方报社,在甲午战争之际,组织了规模空前的针对出征士兵的义捐活动。特别是地方报社,他们除了组织这种义捐活动,还以郡、市、町、村为单位组织祈祷会、庆功会、支前会,报纸为战死者的记事和公祭开辟了专栏。看到这些记事和公祭广告的当地居民产生了共鸣,从而促进了地域性支前活动的开展。

  通过报纸可以知道,甲午战争期间的地震、洪水、霍乱等灾害频发。日清两国交战的辽河下游也发生洪涝灾害。伊萨贝拉·巴顿在他的旅行记《朝鲜纪行》里对此进行了描述。明治期霍乱流行的顶峰是1879、1886年,位列第三位的是1895年那次流行。1895年,归国士兵把霍乱病菌带入国内,55000人感染,40000人死亡(山本俊一,1982年)。

  另外,甲午战争期间发生的震级在6.5-7级的地震,有1894年6月和10月震源在东京湾北部的地震、同年10月的庄内地震、1895年1月的霞浦附近地震、1896年6月15日震源在岩手的三陆大海啸。这期间,在台湾参加过惨烈战斗、东北出身的第二师团,凯旋退役荣归故里,在举行庆祝会的端午节当夜,有两万多人死于三陆大海啸(宇佐美龙夫,1987年)。面对这样的大天灾,各报派遣特派员进行现场报道,同时举行了最大规模的义捐活动。对磐梯山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及甲午战争出征士兵的交叉报道和宣传活动,在三陆大海啸时达到了高潮。把对灾害史的关注融入战争史研究,可能是今后历史叙述的课题。

  4、签订媾和条约与甲午战争后的日本和东亚

  最后,将以介绍媾和条约和三国干涉研究结束本章。根据战前各国外交档案叙述媾和条约签订和三国干涉的田保桥的著作,以及中塚明、桧山幸夫对《蹇蹇录》的文献学研究,证明了陆奥宗光的《蹇蹇录》是不符合当时的政治外交实际的。反映今天研究水平的有前面提到的桧山幸夫和原田的研究媾和条约签订和三国干涉的著作。梳理分析日清双方检讨媾和条约签订的有堀口修和栗原纯的论文。古结谅子使用英国外交档案的最新研究,对于日本外交举措对列强的影响和英国外交的应对两方面都给予关注,试图解明从甲午战争开始到三国干涉期间的日英关系(田保桥洁,1951年;栗原纯,1992年;堀口修,1997年;古结谅子,2011年)。

  之后,对于被神话化了的陆奥宗光的外交领导,同时代的新闻记者们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如果举几个例子的话,比如,陆羯南经营的《日本》报纸,很早就通过常驻巴黎的池边三山(铁昆仑的笔名)的通信介绍欧美各国试图参与仲裁和干涉的问题,当然,外务省也收到了寄自驻欧洲各国公使的类似情报。三宅雪岭和陆羯南严厉批评伊藤首相和陆奥外相,认为他们无视这些情报坚持把割让辽东半岛条款写进了媾和条约(有山辉雄,2007年)。另外,作为中央新闻特派员派驻朝鲜的川崎紫山,抱着向国民传达“战斗胜、外交败、失败的战争”这样的问题意识,编写了长达7卷的《日清战史》(博文馆,1896-1897年),对伊藤首相和陆奥外相的战时外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如前所述,签订媾和条约不是甲午战争结束,这在当今看来属于常识。在台湾,台湾民主国解体之后,接着便发生了殖民地战争。日本政府在朝鲜支持金弘集内阁的甲午改革,其实质是以军事手段强迫朝鲜从属日本并与日本形成军事结盟。三国干涉使这种做法成为不可能。还有以1895年10月杀害闵妃事件和12月“断发令”为契机,爆发了反日的“乙未义兵斗争”。

  某国军事史家指出,在维多利亚女王的长期统治中,没有一年中断过地域纷争和殖民地战争,正是这些“小战争”的积累才成就了大英殖民帝国(Farwell.1999年)。与维多利亚女王同时代的思想家赫伯特·斯宾塞,尽管从社会进化的视角出发赞美过英国社会的发展,尽管在其晚年(相当于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末期)他所希望的扩大选举权的政治改革有所进展,然而,他还是对伴随着大英帝国的扩大出现的军国主义化及英国社会的“再野蛮化”提出了批评,并且明确反对波尔战争(Wiltshire,1978年)。

  甲午战争后的日本也是这样,不只是像日俄战争那样的大规模战争,通过不间断的地域战争和殖民地战争,也就是天皇的“小战争”的积累,进入帝国形成阶段。政治民主化和军国主义化都得到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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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大连大学学报 2015年04月)

  著者简介:大谷正(1950-),男,大阪大学文学研究科博士毕业,现为日本专修大学文学部教授,研究专业为日本近代史,目前研究课题为“近代日本的外交与宣传”,出版《日清战争》等专著。

  译者简介:张经纬(1956-),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日本近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