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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蒂奇:历史的多重视界——空间、时间和过去的未来

  2018年5月14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八十一期第一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历史的多重视界:空间、时间和过去的未来”。文研院特邀教授、哈佛大学历史系劳埃德·布兰克费恩讲座教授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主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田耕主持。


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教授

  本场讲座主要关注人文学科在当前面临的多重问题及历史学在解决这种问题中的作用,同时也是接下来系列讲座的纲领。讲座伊始,阿米蒂奇教授指出,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关于人文学科处于危机之中的宣告不绝于耳,这种危机表现在人文学科招生数量的减少、学生及家长们对学科就业前景的担忧、科学和非科学学科边界的改变对人文学科的冲击、大学管理者的工具主义倾向、大学经费被挤占等各种因素。在他看来,人文学科已经意识到了这些危机,而历史学或将担负起解决这些问题的重任。

  阿米蒂奇教授回顾了历史学的发展。在他看来,20世纪以前,这门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研究过去的学问常常被看作是一种实践的追求,即通过案例为统治者和他们的助手以及公民们提供哲学教导。主流观点强调,历史学是公共生活的指南;西塞罗则干脆认为历史学就是生活的指南。因此,历史学在当下研究过去,为的是塑造未来;历史学家对当下和未来的关注应至少同对过去的关注一样多。随着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学科专业化发展和自我设限,历史学失去了这种关注当下和聚焦未来的能力。这也直接导致了当今历史学在公共生活中的尴尬位置:历史学家们在关于国家、国际和全球的政策讨论中鲜有话语权。当然,现在也出现了一些逐渐转好的势头,阿米蒂奇教授的两位同事格拉哈姆·阿尔森(GrahamAllison)和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受命组建对总统负责的历史咨询委员会(Council of Historical Advisers),通过分析现实情况的历史对应物为总统阐明当下的机遇和挑战。尽管这一举措招致的非议远胜鼓励,但阿米蒂奇教授仍认为,这证明历史学和历史学家必将回归到关于政策和战略的、更广泛的讨论中去。这种回归将由历史学领域在空间和时间方面拓展自己视界的新趋势——“跨国家”(transnational)和“跨世代”(transtemporal)研究的兴起来帮助实现。此二者使得历史学成为人文学科中唯一一个兼顾广度和深度,同时跨越国家边界和时间分期的学科。

  接下来,阿米蒂奇教授对“跨国家”和“跨世代”这两个概念做了解释。“跨国家”这一术语起源于19世纪中叶,在当时意味着寻找不同国家语言中的共同点和联系;20世纪50年代被律师们借以指称超出国家管辖权的法律样式(如关于环境或外太空的法律);20世纪末才被用以概括所有不能涵摄于国家边界的观念、进程和活动。“跨世代”借用自解剖学,本意为“穿过大脑颞叶”。在历史学中,则意味着跨越出于研究的便利而人为划定的历史分期。“跨国家”概念强调的是空间上的联系和比较,不承认自19世纪历史学专业化以来形塑了许多历史学著作的民族国家框架;“跨世代”的关注点则在时间,尤其拒斥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来自生物学那种20-50年的时间尺度对绝大多数历史学著作的影响。

  阿米蒂奇教授继而分别介绍了“跨国家”和“跨世代”研究的发展和现状。首先是“跨国家”研究。在过去25年间,国家框架对历史研究的意义不断受到质疑,国际的、跨国家的、比较的和全球性的历史研究开始产生。国际性历史研究认为,国际社会虽是由国家组成的,但须透过国家边界绘制国家间关系。“跨国家”历史研究关注跨领土边界流动的进程、运动和制度,涉及环境、有组织犯罪、流行病和宗教等;比较历史联系由国家维度定义的、不同的研究对象;全球性历史研究则涉及全球史、前全球史及次级全球化区域(如印度、亚太等地区)之间的联系。上述路径都强调超越国家边界研究人类活动的本来面目,因为人类活动往往是发生在国家政治边界的尺度上。

  阿米蒂奇教授本人也一直关注着“跨国家”研究,他对自己的过往研究做了概要性的介绍。在2000年出版的《大英帝国的观念起源》中,他探讨了英帝国的历史与英国国家建构的关系,认为英帝国的建立与英国作为民族国家从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认同中崛起是相对同质的进程。英国的民族国家建构借助于英帝国的历史,英帝国也是英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延伸,二者同样都是当时国际竞争的产物。2007年出版的《独立宣言:一个全球性的历史》以美利坚合众国为研究对象,持有与“美国例外论”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产生及独立宣言这一美国化的美国历史文献具有“跨国家”的时机、内容、形式和影响。通过聚焦《独立宣言》及其“跨国家”的历史机遇,这本书回答了“由帝国组成的世界是如何变为由民族国家组成的现代世界”这一问题。2013年出版的《现代国际思想的基础》进一步探讨“人们为何会产生身处于一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这一想象”。阿米蒂奇教授认为,人类这种共同想象的产生是近五百年最重要的政治意识变迁,其他重要概念(如民主、人民主权、民族主义和人权等)都以此为基础。正是在早期现代社会(大约17世纪前叶到19世纪前叶),国家而非个人或公司是国际社会首要行为体的思想才站稳脚跟。主权国家之间处于无政府状态,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从主权国家中产生。这些研究能促使人们意识到,国际政治中的许多前提非常脆弱,并有助于进一步探究政治学一些假设的正确性——如个人是否必须服从于国家、领土边界是否不能渗透、是否存在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等等。更重要地,既然认识到当前的制度安排更多只是偶然的结果,我们才更可以设想其它选项。这会进一步将我们的关注转向“跨世代”历史研究。

  阿米蒂奇教授指出,“跨世代”历史研究代表着对历史研究中传统时间框架的拒斥。传统的时间框架以生物学时间为基础,并在不断缩小:在1975-2005年间,大部分历史学家开展研究的时间尺度介于5-50年中;在1920-1980年的美国,大部分历史学博士论文的时间尺度从80年缩小到了30年。时间尺度的这种缩小表明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1958年提出的“长时段历史”(longuedurée)的衰落。布罗代尔的研究连接了三种时间尺度:以在物理环境中的人类为研究对象的地质时间,以国家、社会和文化为对象的千百年时间,以及一个更短的简明而快速的变化周期。“长时段历史”的提出以布罗代尔“对人文学科的总体批评”(即知识,尤其是数据)的爆炸、对学科边界的总体焦虑、邻近领域合作研究的缺乏和“退步的,有害的人文主义”等为契机,指向当时叙事史学和社会与经济史研究中默认的5年、20年乃至最多50年的短时间尺度。过短的时间尺度使得叙事史学过于关注具体事件,容易局限于当下并为短期统治便利所利用,进而既不重视解释又不产生理论,既缺乏批判空间又不产生真正的知识。唯有“长时段历史”才能通过对较久远过去的关注通往较长远的“未来学”。

  自20世纪80年代起,这种基于学科过度专业化的担忧在历史学科的学术共同体中广为传播。因此尽管历史学研究的关注对象毫无疑问主要转向短时段了,“长时段”研究并为完全消失:关于“世界历史”和“大历史”的问题拓展了叙事史学的范围,如学者们开始从环境角度复述历史,将人类放在更广泛的自然进程中去理解;科技也开始介入历史研究,如使得学者们有了丰富的电子和数字档案及分析工具。这些因素都使历史学家们的研究更多地涉及长时段,甚至还远及三千年的基督教史以至一万五千年的人类历史,并充分体现在了过去十年关于冷战与移民、黑海与阿拉伯之春、女权与澳大利亚历史等研究中。

  阿米蒂奇教授介绍道,其在2017年出版的新书《内战:观念中的历史》中将内战概念放在古罗马以来两千年的时段中加以理解。当前,关于内战的定义蕴含着源自罗马法那自相矛盾的一整套概念,因此必然导致冲突。事实上,内战只能是描述性的,是不可定义的,须通过多元历史加以理解。在许多政策制定和新闻报道的争论中,必须引入历史学的背景——这是“长时段历史”重要性的一个展示。除内战外,其他如常识、民主等思想史上的概念也是如此。

  “跨世代”研究当前发展出了一些新模式。“大历史”是将过去回溯至宇宙起源的一种尝试;视域上较小的是丹尼尔·斯麦尔(DanielSmail)的“深层历史”研究,着意于打通“历史”和“史前史”的界限,且只涉及人类四万年的历史;视域更聚焦的则是“人类世”(Anthropocene)研究,关注人类在整个地球范围内掌握了影响自然之能力的这二百余年,并与当下热点联系最为紧密。这三种研究各自具有宇宙学、考古学和气候学的特征。每一种研究都代表着历史学研究视角的一次延展,也扩张了历史学研究的时间视域,超过人的一生、一代人或其他生物学上的时间阶段。

  阿米蒂奇教授再一次强调,延展时间尺度具有重大意义。当前,全球治理正在走向失败,国家内不平等现象不断上升,气候变化的局面也将失去被挽回的可能。这些分别可追溯至20世纪中叶现代国际组织崛起、19世纪末期资本主义上升和18世纪末期人类世的开始。对此,将历史化约为路径依赖无济于事。只有借助历史学回望过去,寻找尚未走过的新路径才能设想未来的新方向。若进行这样的研究,必须将时间尺度延展到以年代、世纪甚至千年为单位,就像丘吉尔曾说过的那样:“回望愈久远,展望也便能愈长远。”

  讲座最后,阿米蒂奇教授总结道:在“跨国家”和“跨世代”研究路径的帮助下,历史学家可以与地方性和短期性视角相抗衡,为全球治理所面临的各种危机——未经管制的金融市场,人类世以来的气候变化、食物和水源供应,政治稳定和生物存续等——提供解决方案。大范围内,长时段的研究视角是非历史学家所不能实现的。因此,阿米蒂奇教授自信地宣称,过去的未来掌握在历史学家手中。

  交流环节,阿米蒂奇教授进一步解释道,延展历史研究的时间尺度并不是要培育回到过去特定时间点的主张,而是可通过比较现状的不足与过去的优势来提供更多视野。他鼓励博士生根据案例尽可能地扩展自己的问题,尤其将研究问题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加以对话,利用数字档案减少研究的困难。他强调,人文学科(尤其是历史学)有别于以数据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的意义便在于提供质疑精神、分析各种讨论的前提,并寻找关于未来的各种可能选项。

供稿:杨翔 摘自: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