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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新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理论前沿问题论坛”召开

  2018年6月9-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新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理论前沿问题研究”与《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共同主办的第三届“新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理论前沿问题论坛”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和科研单位的40余位学者参加。

  吴英(《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常务副主编)代表论坛组织方对各位学者能够在百忙之中应邀来参加论坛表示欢迎和感谢。他指出,在杂志编委会上,杂志的老同志和编委都提出要加强开门办刊,加强约稿力度。我们举办三届的论坛主要邀请从事西方史学史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参加,从中发现有发表潜质的稿子,将它们培育发表,同时结识优秀的中青年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工作者,建立友谊。杂志和作者是命运共同体,我们杂志通过发表作者高质量的文章而提升了质量和声誉,作者通过在我们杂志上发表文章提高了自己的知名度。真诚地希望各位学者把最优质的文章给我们,我们互相支持和互相进步。最后他预祝论坛成功、祝大家健康、愉快。

  在学者报告环节,共有35位学者作学术报告,并展开了热烈的研讨。

  陈启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介绍了当代西方史学的新陈代谢问题。他将20世纪西方史学划分为三个时段。第一个时段是19世纪末产生的兰克史学,它标志史学成为人文学科的一部分。第二个时段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兴起的新史学,它是之前史学的改良,学者们从注重史料转向注重认识论和方法论。他指出在这一重要的新陈代谢之际,两位著名史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和海登·怀特是这一时代史家的代表,他们都是非传统意义上的史学家,但对历史研究影响深远,他们的离世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第三个时段为20世纪末至今,史学家们更注重时间转向与地域转向的研究。

  于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介绍了从“历史”到“世界历史”的转变: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现代意义问题。他指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形成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马克思在批判地研究、改造黑格尔历史哲学思想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世界历史形成的根源、前提和动因,首先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它所导致的分工和交往的发展。只有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所代替,他们才能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作为世界历史性的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也是历史转变成世界历史的本质要求和重要特征之一。而当前,经济全球化虽然在一定的程度上扩大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容量,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有所缓解,甚至使其表现出某种生命力或潜力,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

  何平(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介绍了当前西方的若干前沿问题。(1)对传统历史编纂的领域、概念设定和研究路径的反思;(2)新历史研究范式的内涵的建构,包括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它的演变,或者说全景图。(3)从全球的视野,而不是地方视角来重新理解人类社会及其基本社会组织单位,如民族国家、帝国和城市等的历史发展。(4)反思哪些变化具有全球意义,或者构成人类历史的主线?(5)重点研究领域,如跨国空间、交往的网络、社会交往的空间,海洋和边疆等。(6)人类社会未来发展,以数字化、人工智能和移动互联网为特征的新的技术革命将把人类引向何方?

  侯树栋(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以《新编剑桥中世纪史》前三卷为例探讨历史学家与“语言学转向”问题。他指出,文学领域出现的“语言学转向”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影响史学家,但是史学自身的特性又使得史家在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保有主体性与独立性。具体到《新编剑桥中世纪史》前三卷,他介绍了史家们在撰写中世纪早期历史时没有否认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积极影响:而是更审慎地对待各种历史文本,更加关注文本作者的书写手法,更自觉地反思自己的研究及方法等方面的情况。

  刘文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探讨了全球史研究中的“他者叙事”问题。他指出,全球史考察超越国家界限的历史现象,具有跨文化互动或全球性意义的事件成为重要研究主题,跨文化的“他者叙事”便成为全球史研究必不可少的史料和审视维度。19世纪以前的“他者叙事”对当事者来说缺乏即时性和共时性效果,是一种不在场的无声叙事,但为全球史研究者提供了理解大范围历史关联所需要的视角和史料。19世纪下半叶以后的“他者叙事”也因其共时性而成为一种有声叙事,对当事者的行为产生影响。这正是全球史不同于民族国家史的一个重要研究维度。

  姜芃(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探讨了赫尔德对启蒙理性的批判问题。她指出,赫尔德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主张人们应对其所属文化有一种自觉的归属,由此他强调文化多样性,反对一元论的进步历史观。他认为,历史是进步的,但这一进步不是寻求不同文化间的纵向联系,并排列出先后、优劣,而是寻求存在于各种文明内部的条件机制及其可能的发展目标。赫尔德的批评思想对后现代主义有很大影响。

  景德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回顾了2017年德国举行的路德宗教改革500周年的众多纪念活动,并反思了近现代周年纪念活动的时间节点问题。他认为,逢十逢百逢千的公共纪念习俗或许与西方数字文化以及对大整数的敬畏有关。与中世纪人类每逢“日全食”、“月全食”时的忙碌一样,这些时间节点有一定的盲目性,需要进一步的反思与审视。

  徐良(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介绍了百年来中国大陆的美国史学史研究状况。他指出受国际环境和中美两国关系变动的影响,20世纪中国大陆的美国史学研究经历了20-60年代的起步与初期发展期、70-80年代的大量译介与迅速发展期和90年代至今的稳步与深入发展期等具有鲜明特色的几个阶段。回顾过去将有助于我们认清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从而为后续研究厘清发展的思路和方向。

  任东波(吉林大学历史系教授)介绍了“文明”与《历史研究》:汤因比的历史观问题。他指出,西方古典教育的背景奠定了汤因比历史观的基础,20世纪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构成了汤因比历史观的生成背景,个人命运的沉浮荣辱又为汤因比反思自己的历史观提供了不竭的外部刺激和动力。将历史研究与对国际现实问题分析结合起来,使他的历史研究具有了深深的现实关怀和未来指向的特质。饱受争议的“文明”概念和《历史研究》不仅是分析汤因比历史观的重要依据,也是造成其历史观矛盾性的主要因素。整体观念和比较方法导致了汤因比的历史观兼具了循环论和终极论的特征,这一看似矛盾的历史观既是其所处时代的产物,也是其超越了特定时代精神的学术馈赠。

  孙一萍(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以《威廉·雷迪如何解读情感的历史变化及其意义》为题,探讨雷迪的情感表达理论及其具体研究。威廉·雷迪在批判性地借鉴历史人类学与认知心理学的基础上,认为情感是一种特殊的认知,从而打破了情感与理性的绝对对立,把情感纳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为了研究情感如何随着时间而变化,雷迪提出了情感表达理论,认为情感是交流的工具,情感表达与情感体验是相互影响的。在对法国大革命的具体研究中他指出,情感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在法国历史上发挥了无以复加的作用。雷迪的研究非常具有启发意义,极大地拓展了新的史学研究领域,堪称情感史的示范性研究。

  王旭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信息、信息转向和信息史学——跨学科新认知与史学理论新思维》。他首先对信息、信息转向和信息史学三个概念进行解读,指出把握/探讨、阐释/解答这些问题,对于置身今天这个信息时代/信息社会从事历史学研究的人而言,有着不可忽视的特殊价值。其与弄清楚“历史是什么”、“语言学转向是什么”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同样重要。根据信息史学的理论及方法论,历史学从本原上讲是一门必须依赖于信息的人文科学。为此,史学工作者树立起跨学科的信息、信息转向的认知和意识,有助于把握不断发展的信息理论、信息科学和信息化应用科技及数字化方法(诸如大数据、云计算、可视化和人工智能等),以便能够将其更好地运用于史学研究,从而推动实现新时代的历史学新变革!

  沈斌(长安大学副教授)主要探讨了马克思给查苏利奇《复信草稿》中的摩尔根问题。针对学界有关《复信草稿》中所引《古代社会》的版本和时间争论,他指出,马克思所引《古代社会》虽然由伦敦麦克米伦书局出版,但却印制于美国;尽管马克思在写作《复信草稿》前已经接触了该书,而且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氏族血缘关系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但这仍还不足以改变他原来从“公”、“私”角度建构起来的关于人类历史进程的固有思考。不过,在《复信草稿》之后,马克思开始仔细研究此书,并进而认同和接受了摩尔根的“氏族”理论。

  张文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探讨了培育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三个路径问题。他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于新时代科学前沿认识的一种思想表现。要促进其构建,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于宇宙演化、物种进化和人类发展规律的认识,并将这种认识推广普及到最广大的人群中。只有具备“命运共同体”意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才能从历史的可能转变为历史的现实。

  李根(长春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探讨了从微观到宏观——卡罗·金兹堡的形态学研究问题。他指出,马克·布洛赫认为纯形态的比较不可靠,而金兹堡却深入其中,以相似现象之间的“中间环节”为依据,论证了欧洲的巫师夜间集会活动在形象构成、仪式形式来源以及信仰心态本质三个方面可能存在的历史关联。金兹堡的形态学比较尝试没有取得成功,因为它的推测性成分远超过常规历史学研究应有的程度。不过,金兹堡的确在布洛赫认为不可行的领域迈出了启示性一步。

  岳秀坤(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副教授)探讨了全球史研究中的空间观念问题。他指出,全球史学者不仅要探讨宏观历史现象,还应该进一步追问,这些宏观历史进程与地方社会、文化的特性,彼此是如何相互塑造的。因此,他主要从三个层次来分析全球史对于空间观念的运用与创造。首先是全球史学者如何建构世界历史的内部空间结构。其次,是全球史如何开拓超越国家之上的新的区域空间。再次,是全球进程与地方特性的互动过程中空间的形成。

  梁道远(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讲师)探讨了“何谓中东史学史”的问题。他从六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述。1.厘清“中东史学史”概念的困难;2.中东史学史研究的“中东”概念;3.中东史学史的“史学史”;4.中国中东史学史的分支构成;5.中东史学史的学科归属;6.中东史学史该怎么写。

  张云(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南亚研究所教授)探讨了东南亚史的编纂——从“后殖民主义”到“区域主义”的问题。他指出,东南亚作为独特的多元文明交汇的区域有重要的史学功能,对于认识历史本质有重要意义。首先是客观区域史的样本意义。其次是区域史观的塑造。他介绍了几本东南亚史研究的著作,指出从历史编纂角度来说,目前学者的研究更多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史观,在东南亚史编纂中烙下了深深的“后殖民主义”印记,学界关于东南亚的区域史观多由此而来。冷战结束以来,“区域主义”史观在东南亚的历史叙事中受到重视,本土语境下的东南亚区域与国别研究兴起,东南亚史编纂也逐渐开始走出“后殖民主义”语境。

  石芳(四川大学博士后)探讨了“制造历史——关于铁面人的逸闻、记忆和想像”问题。她指出“铁面人”是关于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一个谜团,由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中首次正式揭露。经过两个多世纪的挖掘,它仍有许多未解之处,却涌现出50多种假说,成为一个具有长期生命力和商业价值的媒体运营内容。另一方面,这个故事的流传与公众的浓厚兴趣,也是特定的政治形势与社会氛围的产物。从流言转变为历史,再转变为传奇,“铁面人”是关于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记忆与特定社会氛围、民众心态的纠葛交错的产物。

  董欣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探讨了中国全球史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她指出,狭义的全球史是指西方(主要为西欧北美地区)的全球史,广义的全球史超越了西方,受到各地区史学传统及变革的影响;中国全球史的发展,既表现在从史学理论的角度界定全球史的概念和方法,同时也表现在不断深化的各种专题研究,成为中国世界历史学自身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的重要内容;目前,中国全球史与西方全球史的发展各有成就,同时也各有问题,可考虑以西方全球史的发展为参照,适时地对中国全球史的理论与方法做出总结,并分析其未来发展的可能思路,深入探讨作为人类社会演变基本动力的生产和交往的相互关系,将会推动中国全球史的进一步发展。

  李友东(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历史中国认同”中的话语错译及成因分析》。他指出,“帝国”“中华民族”“边疆”三个概念都是“历史中国认同”的关键概念,在翻译为相应地英文概念“empire”“Chinese nation”“frontier”时,常发生某种“转义”和“错译”以及话语要素的迁移和植入。这是由于中西两种不同的历史道路和历史语境所造成的,因而产生了话语间的内在“知识冲突”。通过分析这种“冲突”产生的原因,可以观察到话语、概念与其背后的历史经验、意义体系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对“历史中国认同”话语错译的纠正,仍需回到中国历史的现实实践中,基于中国与西方的实际历史经验,来概括和总结某种共同的话语,以理解中西方历史事件的意义。

 

  朱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中世纪晚期法国的领土空间和国家构建》。他指出,法国国家构建是一个漫长的时空演进过程,并非完全是近代建构的产物,中世纪晚期作为一个关键时期起到重要作用。瓦卢瓦王朝发展起以分封宗室王公为主的王权扩张模式,建立许多王公领地,这种模式有效地推动了君主对国家边疆的控制。君主为了有效地控制国家和扩展领土,还通过建立等级议会、强化中央集权、分裂领地内部等方式,逐渐发展起以王权为中心的法国近代国家。对国家空间的掌控也是法国国家建构的重要途径,国王巡游、国家地图、历史书写、边疆城市空间改造都是其手段,由此逐渐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法兰西国家。

  庞冠群(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后现代之后重审法国启蒙运动研究》。在文中,她指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对于作为现代性基石的启蒙运动大加鞭挞,指责它具有普世主义、欧洲中心论、帝国主义、反女性主义等倾向,甚至声称它应对20世纪的极权主义、环境危机等问题负责。长期以来,研究法国启蒙运动的历史学家并未与后现代主义者进行正面交锋,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新文化史,则改变了启蒙运动的研究图景。到了世纪之交,一批较为熟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年轻学者开始针锋相对地直接反驳后现代主义者对于法国启蒙运动的批判。

  魏孝稷(安徽大学历史系讲师)的发言题目是《比较世界史研究及其方法》。他指出,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作为全球史研究先驱的菲利普·柯丁,针对区域史研究的碎片化和传统世界史编纂的空洞化问题,将比较的方法引入世界史研究,在“跨文化贸易”、“种植园”、“西方的扩张”、“大西洋史”、“全球移民史”等议题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为世界史研究提供了实证化的取向,扩大了世界史研究领域。柯丁培养了持相同理念的大批优秀的学者,被称之为“威斯康辛”学派。柯丁及其后学主持编辑的“比较世界史丛书”亦出版不绝。而比较世界史研究的方法具有借鉴意义。

  尉佩云(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分析的历史哲学在德国存在吗?——一个理论流通的案例分析》。他指出,蒂莫西·戈林提出分析的历史哲学在德国历史哲学的发展中是不存在、没有影响力的,克里斯·洛伦兹对此在理论逻辑层面和经验事实层面进行了反驳,认为德国史学理论的发展并非一条“特殊路径”。相比英美当代史学理论,以“Historik”为例来看,德国史学理论的思想独特性又是确实存在的。以此为案例分析,理论流通中常见的情形是对立论问题难以正面回答,而立论问题本身的提出却具有更深刻的涵义,这有助于我们认知不同思想谱系的思想特征。

  刘珊珊(北京交通大学博士后)的发言题目是《基于演化论解释的城市与建筑设计策略演进研究——以阿姆斯特丹的城市和历史建筑为例》。她主要探讨了历史城市如何通过采用特定的规划和建筑策略保持城市韧性和可持续性,并以阿姆斯特丹的城市与建筑历史作为其研究案例。该研究采用了基于复杂系统科学和演化理论的大历史研究方法,对历史城市进行综合分析。

  苑莉莉(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后)的发言题目是《法国女权/女性主义与反女权/女性主义的比较研究》。她主要围绕着为什么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强大的反女权/女性主义力量在学术研究中一直是鲜有人涉及的冷门领域,未及时迅速建构起与女权/女性主义的相应的话语体系这一问题出发,从术语生成、不同阶段分期争议和行动策略等角度来比较分析了贯穿于不同时代语境中女权/女性主义和反女权/女性主义的实质,及其表现形式的差异性,尤以1968年“五月风暴”中的妇女运动为案例剖析两股主要力量在社会结构与历史进程中的深层博弈。

  张旭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全球史中的民族叙事:基于中国视角的考察》。他以中国史学界为例,考察了全球史与中国民族史书写之间的张力。他指出,中国有着强烈的民族史学传统,近代以来,这一传统在构建民族国家、实现国家独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全球史旨在超越民族国家历史,但在中国的语境中,全球史与民族史之间虽然有张力,但并不对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全球史研究依然在民族国家历史的框架中展开。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全球史研究仍需要避免民族史研究的一些缺陷。张旭鹏认为,注重边疆史的研究,为从全球史的视角研究民族国家历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路径。

  张作成(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真实与虚构:历史想像二元性的历史考察》。在发言中他指出,截至目前,西方历史哲学发展经历了两次范式转型。历史想象,是考察这一发展历程的基本线索之一。在思辨的历史哲学中,历史想象是人类表现历史本体的一种能力。在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中,历史想象是历史学家在史料基础上建构历史认识的必要条件。在叙事主义历史哲学中,历史想象是历史书写者遵循的由语言决定的元史学结构。历史学的研究对象“过去”的基本特征是“非在场”的。历史学家在表现、认识与书写“过去”时,历史想象呈现为其中的一个必然环节与要素之一。历史想象是历史学家以语言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种历史叙事。作为历史想象表现形式的历史叙事,具有真实与虚构两种属性。

  李桂芝(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全球视野下的美国妇女/社会性别研究》。她以美国为例,从内外两方面,即美国妇女/社会性别研究中专题的全球化转向、以法国后现代主义和印度的后殖民女权主义者为代表的外来理论和研究人员的影响,对美国的妇女/社会性别研究进行一次重新的梳理和考察,指出虽然美国全球视野的妇女/社会性别研究主题现在并非是美国妇女/社会性别研究的主流,但它不断改变人们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美国妇女经历的看法和理解,甚至修正和丰富了对美国历史的理解。重要的是,从人员、思想和理论的流动、人员的交往与影响角度来说,美国的妇女/社会性别研究,从其诞生之初起就是全球性的研究。

  吕和应(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卡尔·波普尔与历史主义危机》。他指出,在historicism的概念史中,卡尔·波普尔占据着一个特别的位置。论者一般认为,波普尔赋予了historicism一种与众不同的含义,他对historicism的批判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主义危机大讨论无甚关联。在他看来,波普尔选择historicism而非当时英语世界更通行的historism来指称其批判的理论,是因为他不希望读者误将historicism当作historism,这种做法可以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理想型”学说来解释;而且波普尔对historicism的批判与历史主义危机大讨论存在某种关联,但其犹太身份以及20世纪上半叶欧洲政局的动荡让他赋予了历史主义危机不一样的内涵。总之,波普尔对historicism的批判并非一种孤立的思想活动。

  陆启宏(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从精神分析到情感史——琳达·罗珀的近代早期巫术史研究》。他指出,为了解决近代早期人的个体主体性问题,琳达·罗珀在其巫术史研究中引入了精神分析法。但是精神分析本质上是一种非历史性的理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琳达·罗珀用情感史来深化巫术的精神分析研究。琳达·罗珀通过对图像的研究,发现古典和中世纪对“嫉妒”的描绘是如何与近代早期关于“女巫”的形象结合起来的。

  艾仁贵(河南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经济网络分析与与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在发言中他指出,人类文明的历史是一部交往的历史,交往过程中,不同地区构成了复杂的经济与社会联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相互联系的网络。经济网络是由不同地区经济活动参与者之间形成的稳定商业联系所构成,从性质上看,它可以分为帝国、族群、家族等不同类型,例如丝绸之路、亚美尼亚商人网络、罗斯柴尔德家族网络等。从史前时代一直到21世纪,经济网络促进了不同地区的联系与发展,推动着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从而将世界不同地区连成一个整体。

  李恒(河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试论理解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三个维度》。在发言中他指出,西方历史哲学从维柯开始,历经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到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叙事主义的历史哲学。安克斯密特是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代表者,他的研究设置了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研究议程,他的成果极大地扩展了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研究范围,他的叙事实体理论成为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发展的基石。

  吴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对当前西方史学研究的几点反思》。他回顾了改革开放40年来的西方史学研究,认为西方史学史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已经确立,而且建立了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出版和发表了一批颇具影响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方法、在对国外史学前沿思潮和流派的译介上越来越全面和及时。但从整体上看,目前的西方史学研究仍处于介绍阶段,我们对西方史学研究的理论鉴别力和批判力亟待提高,对西方史学研究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的分辨力同样亟待提高。

  在讨论时段,学者们对如何书写中国自己的全球史、如何评价后现代史学、如何书写情感史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研讨。

  论坛最后由吴英作了总结。他指出,这次论坛开得很成功。从选题看,论坛几乎涉及当前西方史学研究的所有前沿问题,除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外,还有像全球史、后现代史学、历史哲学、新文化史、历史编纂、妇女史、大历史、信息史学、概念史、文明史、情感研究、空间研究等。从创新点看,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所推进。一是对一些旧的问题从新的研究视角予以解读;二是对当前的一些研究倾向做出反思;三是对一些以前较少涉及的论题进行了初步探索;四是在对西方新思潮和流派充分介绍了基础上开始思考如何写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史学论著。从论坛的氛围看,大家都以饱满的学术热情投入到这一天半的学术交流中。在会上,发言的学者都力争把自己的研究更全面地介绍给大家,不发言的学者认真聆听、积极提问和讨论;在会下,学者们三三两两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交流和讨论。同时他强调,当前的西方史学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需要在两个方面予以加强:一是西方史学研究的从业者需要加强理论修养;二是需要提高对西方史学思想的理论评鉴力。最后他表示,明年我们将举办第四届论坛,我们来年再相会!

(唯物史观与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李桂芝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