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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Russian 关于我们 2011年12月26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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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菊:访俄归来

 

作者在俄罗斯科学院通史研究所

彼得保罗要塞

察里津诺庄园

涅瓦河

  2010年8月29日至11月13日,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我以访问学者身份在俄罗斯进行了为期两个半月的学术活动。这段经历对我从事俄罗斯史、西伯利亚史研究大有助益。我愿意将访学的一些收获、印象和思考与大家分享。

  1、收集资料是此次访学活动的重中之重。我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原列宁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图书馆查阅了有关俄罗斯史、西伯利亚史的大量资料,在莫斯科的几家大小书店购得30多种相关书籍,其中包括:最新版经典著作,如德国学者格•弗•米勒于18世纪中叶撰写的三卷本《西伯利亚史》、彼•安•斯拉夫佐夫于19世纪上半叶撰写的《西伯利亚史》;历史文献,如《19世纪西伯利亚人的回忆作品》、《俄罗斯德意志人历史:文选读本》;俄罗斯学者的近期学术专著,如著名历史学家米•维•希洛夫斯基撰写的《格•尼•波塔宁传略》、《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头25年地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西伯利亚地方主义》;内部出版物,如《国际俄罗斯德意志人历史文化研究者协会(1995—2010年)》,书中辑录了世界上研究俄罗斯德意志人的90多位学者的学术信息。沉甸甸的俄文书是我的精神食粮,最让我体会到满载而归的感觉。

  2、增强学术交流。访学期间,我接触了俄罗斯科学院通史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社会政治研究所、社会科学学术信息研究所、远东研究所、国民经济预测研究所、莫斯科大学历史系、莫斯科师范大学历史系、驻莫斯科的德国历史研究所等科研和教学机构的20余位学者,其中有院士、通讯院士,有资深教授,还有中青年学者。我与这些学者就俄罗斯历史、社会、人口、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及西伯利亚移民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9月1日,我还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联合举办的“中俄社会结构变迁比较”研讨会。

  10月30日,即“俄罗斯政治镇压受害者纪念日”,我在莫斯科古拉格历史博物馆参加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活动,观看文献纪录片《1930—1950年向哈萨克斯坦的民族流放简史》。纪录片时长23分钟,主要是以口述史的形式追忆波兰人、德意志人、朝鲜人、车臣人、印古什人等被流放民族的遭遇。这部纪录片是一个研究课题的初级成果,该课题属独联体国家人文合作基金资助的国际项目《为了未来的记忆》,由俄罗斯科学院和哈萨克斯坦的学者共同承担。活动中,俄方课题负责人、俄罗斯科学院国民经济预测研究所德•维•波列塔耶夫教授详细介绍了拍摄纪录片的起因、初衷及下一步计划。课题学术顾问、俄罗斯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帕•马•波良博士就近年来颇受俄罗斯史学界关注的苏联特殊移民问题发表了见解。

  3、研究俄罗斯历史的学者,应该熟练地掌握俄语。访学期间,我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语言环境,不失时机地去寻找“外教”和“语伴”。街头巷尾就是我的语言课堂,路边的商贩、公园的游客、书店的读者等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人都可能成为我的语言搭档。有一次,我从列宁图书馆出来,看见红场上错落有致的几个塔楼,就对身旁一位学者模样的长者随口问了一句,他回答了我,紧接着便如数家珍地讲起了俄罗斯的历代沙皇。另一次,在花园的长椅上静静地坐着一位贵妇打扮的老人,我本想聊几句就离开,结果她娓娓动听地讲述了自己的恋爱、婚姻和家庭。还有一次,迎面走来一位系着花头巾的老太太,我主动跟她搭讪,她却神经兮兮地在胸前画了十字,便扬长而去。这方面的花絮不少,想起来挺有趣。通过一段时间的“强化训练”,我在听力和口语方面大有长进。

  这次访学是我近距离接触俄罗斯社会的好机会。通过调研,我对俄罗斯民族的性格、习性及俄罗斯社会现状有了进一步了解。在俄罗斯市场上,各种商品应有尽有,但进口货偏多,来自中国的商品随处可见。目前,俄罗斯存在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腐败现象、民族矛盾、虐待儿童、金钱至上等。俄罗斯一方面是一个现代、开放、文明的国家,另一方面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还存在大量陈旧、落后的东西。

  为了增加对俄罗斯历史文化的感性认识,我利用节假日走访了莫斯科的一些名胜古迹,如克里姆林宫、谢尔盖耶夫镇、新圣女公墓、新圣女修道院等,领略了俄罗斯绘画艺术、“白银时代”的现代派建筑,并参观了普希金、高尔基等名人故居博物馆。10月4—6日,我在芬兰湾沿岸的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参观。这座300年前诞生于彼得改革激流中的城市早已失去帝都的气派,但宽广笔直的涅瓦大街、琳琅满目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富丽堂皇的叶卡捷琳娜宫殿及鳞次栉比的欧式建筑却默默地倾诉着俄罗斯的帝国时代,静静地诠释着俄罗斯的强国梦想。

  4、俄罗斯科学院通史研究所(也译为世界历史研究所)是我此次访学的邀请单位。在抵达莫斯科后的第二天,我如约来到列宁大街A32号俄罗斯科学院大楼。在14层,我拜访了为我搭桥引线的通史研究所副所长洛丽娜•彼得罗夫娜•列宾娜教授,她喜出望外,并说我是来自世界历史研究所的“第一只燕子”。从那天起,通史研究所便作为此次访学的第一印象收藏在我的记忆里。

  通史研究所是在1968年10月从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分出来的专门从事世界历史研究的科研机构。现在,通史研究所共有200余人,其中包括6名俄罗斯科学院院士、4名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180多名博士和副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跨学科对话问题、历史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问题、集体记忆与历史意识、宗教与教会史、公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传统学科为西欧和东欧国家史及欧洲个别地区史、北美和拉美国家史、非洲国家史。本世纪初,该所拓展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如世界历史中的俄罗斯、独联体国家史。通史研究所设有11个研究室,包括古代文明比较研究室、西欧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史研究室、拜占庭和东欧史室、近代史研究室、20世纪史研究室、独联体各国历史比较研究室、地区史研究室、史学理论研究室、社会文化研究室等。目前,该所正在撰写多卷本著作《世界史》及6卷本《欧洲史》。

  通史研究所主办的定期出版物约有20种,即《古代史通报》(自1937年)、《中世纪》(自1942年)、《拜占庭学刊》(自1947年)、《近现代史》(自1957年)、《法国年鉴》(自1958年)、《美国年鉴》(自1970年)、《东欧古国》(自1978年)、《俄底修斯》(自1989年)、《欧洲丛刊》(自1990年)、《社会史》年刊(自1997年)、《与时间对话》(自1999年)、《拉美历史丛刊》(自2000年)、性别史丛刊《亚当和夏娃》(自2001年)及论文集《俄罗斯与法国》、《俄罗斯与英国》、《俄罗斯与意大利》、《俄罗斯与德国》、《北欧》、《俄罗斯与巴西》。

  通史研究所的对外学术交流比较活跃,同英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美国、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国主要学术机构有广泛的合作。该所积极参加俄罗斯历史学家与德国、立陶宛、罗马尼亚和乌克兰等国历史学家联合委员会的工作。2005年12月,独联体国家历史研究所联合会成立,并成为近年来通史研究所的优先活动方向之一。自2007年起,该协会出版学术杂志《历史空间:独联体国家历史问题》。2010年4月,通史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签订了学术合作协议。

  自1988年起,亚历山大•奥加诺维奇•丘巴利扬担任通史研究所所长。他于1994年当选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2000年当选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其研究领域为欧洲史、国际关系史、俄罗斯对外政策,已发表300多项学术成果,其中有6部专著,还担任多卷本《欧洲史》主编及许多中学通史教科书主编。亚历山大•丘巴利扬院士曾于1997年来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如今,他已耄耋之年,给我的瞬间印象是神采奕奕、不苟言笑。

  我的合作导师是亚历山大•舒宾教授。他出生于1965年,现为通史研究所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历史中心主任,兼任独联体国家历史学家联合会杂志《历史空间:独联体国家历史问题》责编。他不仅是学者,而且也是社会活动家。1997年6月至1998年8月,担任俄罗斯联邦政府第一副主席顾问。迄今,亚历山大•舒宾已发表19部著作、100多篇学术文章,涉及社会主义历史与理论问题、历史发展规律、苏联社会史、国际关系史、苏联社会流派和社会运动史。主要代表作有:《历史和谐》、《历史节奏(社会发展周期理论)》、《20—30年代苏联政治斗争》、《改革悖论,苏联未被利用的机会》、《苏维埃国家的10个神话》 、《社会主义:理论的“黄金时代”》、《1975—1985年的苏联:金色秋天或停止时代》、《大萧条与俄罗斯未来》、《领袖与阴谋家们》。

  9月11日,在朋友的精心安排下,我和两位同事在远离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家咖啡店里同刚从乌克兰归来的舒宾教授见面。他头发稀少,留着一脸胡子,看上去像艺术家。在大约两小时的座谈中,我们同舒宾教授就苏联社会史、莫斯科建筑史等问题进行了交流。谈话结束后,舒宾教授带着我们到附近一家书店选购了几本专业书。后来,我和舒宾教授在通史研究所又见过两面。一次是他给研究生指导一篇关于斯托雷平改革的论文,一次是丘巴利扬所长约见他。他关心我的访学计划,还为我出谋划策,使我有一种亲切感。

  5、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科学学术信息研究所位于纳希莫夫斯基大街,是我访学期间常去的一个地方,这里的藏书十分丰富。外国学者被安排在可容纳二三十人的334阅览室。也许是淡季,这个阅览室人气最旺时也不超过五六人。除了我及一对形影不离的日本年轻人之外,全是俄罗斯人。就是在这里,我结识了热心的叶莲娜•谢拉菲莫夫娜。她的音容笑貌至今珍藏在我的脑海里。

  叶莲娜•谢拉菲莫夫娜是社会科学学术信息研究所的一位普通学者,专门研究俄罗斯文化艺术史。一次,她径直走到我跟前,说愿意帮我做些什么,我顿觉一股暖流扑面而来。从那以后,我经常向叶莲娜请教,她总是不厌其烦、连写带画地为我答疑解惑。她还专门为我挑选一些参考书,用黄色胶贴在应该仔细阅读的地方作了标记。现在,我的书架上就摆放着她送的几本书:《20世纪莫斯科建筑》、《阿尔巴特——俄罗斯的千米大街》及供外国人阅读的《俄罗斯文化简明教程》,此外还有《国立特列季亚科夫画廊》小画册和莫斯科风光明信片。叶莲娜以俄罗斯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为偶像,对他的诗歌烂熟于心,还让儿子打印两张这位诗人的大照片送给我。每次分手前,叶莲娜都告诉我下一次来所的时间。我问:“您一定来吗?”她总喜欢重复列夫• 托尔斯泰日记中常有的三个字母:“Е.Ж.Б.”,意思是“如果我还活着”(Если жить буду),然后开心地说:“我想,我会活着的,因为我才65岁,还很年轻”。

  叶莲娜•谢拉菲莫夫娜工资不高,生活不宽裕,饮食较节俭,但穿戴不含糊,总让人有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她对中国了解不多,但印象良好,说中国是文明古国、历史悠久。她看过在莫斯科举办的中国花灯展,还带回了几只漂亮的小灯笼。我给她介绍了中国的元宵节及赏花灯的民间习俗,她非常感兴趣。

  
出访归来,我有两点思考:

  第一,中国社会科学世界历史研究所与俄罗斯科学院通史研究所之间的学术合作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对推进我国世界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日益凸现。前不久,世界史升格为国家一级学科。作为我国世界史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世界历史研究所肩负着重大使命。俄罗斯科学院通史研究所具有强大的学术阵容、丰硕的学术成果,在国际世界史研究领域独树一帜,与之合作无疑将大大推进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再上新台阶。

  第二,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俄罗斯科学院之间的学术合作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要意义。“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已列入我国“十二五”规划发展纲要。扩大对外学术交流是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一项主要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在扩大对外学术交流中承担着重要角色。俄罗斯是我国最大的周边国家,俄罗斯科学院是俄罗斯最高学术机构,无论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均具有十分雄厚的实力。扩大中俄两国科学院之间的学术合作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晓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