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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Russian 关于我们 2011年12月26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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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伦敦访学记

  

剑桥国王学院

  2011年3月6日-4月6日,由所外事经费资助,我到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哲学系做访问学者的。这是我第一次踏出国门,所以感谢世界历史研究所,感谢所领导鼓励青年人走出去的做法。

  这次确实比较幸运,因为第一次出国就到了名城、访问了名校、和名师进行了交流。
 

国家航海博物馆

皇家天文台

国家画廊

大英博物馆中国展厅

大英博物馆中国展厅

  一是访问了举世闻名的国际大都市伦敦,开了眼界。印象最深的是英国人讲礼貌的绅士风度。在超市结账时,前面有人在结账时,后面排队的人隔开一定的距离,非常有秩序;乘坐公交系统,大家也都是排队,秩序井然地上车;问路也总能得到文明伦敦人的热心帮助,他们甚至会领你走很长一段路,把你送到你要去的地方。我们北京人也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我相信等我们人均国民收入有了大幅提高,国民素质也相应有了提高后,我们的文明程度一定会超过伦敦的,毕竟我们的人均国民收入仅有5千美元左右,而英国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了3万多美元,伦敦的人均国民收入要更高些。管子说过,“仓廪实而知礼仪”。还有就是伦敦的各类博物馆,成为外乡人了解伦敦、了解英国文化传统的最佳场所,大英博物馆足可以待上几天来细细品味,国家画廊、国家战争博物馆、国家航海博物馆等等,都能从中增长不少相关的知识。最后就是大片大片的草坪,令人艳羡,周末伦敦的普通家庭,携家带口在草坪上或休憩、或玩耍、或读书、或踢球,不亦悦乎。

伦敦奥运会倒计时纪念碑

白金汉宫卫兵交接仪式

白金汉宫卫兵交接仪式

  拿北京和伦敦相比,我们的硬件设施要远远好于伦敦,这反映出我们的后发优势。伦敦的高楼大厦很少,也就是在金融街、牛津街有一些,其他都是二三层的小楼,当然伦敦的人口只有750万人左右,而北京却有足足1倍多,我们不得不建设更高的楼房来为这庞大的人口提供居所。伦敦的地铁也显得老旧,有些线路通风设备并不很好,人多时,空气非常不好,坐长了甚至让人有恶心感。在公共物品提供上,伦敦绝对赶不上北京。在伦敦不好找厕所,只能到大的超市或车站如厕。伦敦生活成本还是蛮高的,像公交系统就比较昂贵的,乘坐公共汽车,一次1.5镑,来回就是3镑;乘坐地下铁(underground)、地上铁(overground)和铁路(railway)是一卡通,每次来回都得花5镑左右,相比北京的廉价出行,真让人怀念。伦敦的道路不宽,大多都是两车道,如果人口和车辆像北京那么多,非瘫痪不可。看来伦敦人遵守交通规则,那是必须的,不然谁都过不去。伦敦的市政设施也是不断在维修,不断有地方被掘开,有几个穿黄制服的人在修理管道,相比以前,北京这方面的情况倒是少多了。海德公园号称国家公园,但就是一大片草地和一个湖,面积、景点、吸引力都比不了北京的大公园。最后就是伦敦市民的斗争精神让我印象深刻。第一次去学校就看见校门口站着一群人,手臂上戴着白袖标,好像纠察队似的。走过去,有人塞给我一张传单,原来他们在罢工,并要求人们支持他们,因为学校要对新参加工作的人员和临时工作人员削减福利和养老金待遇。一个周末去唐人街参观时,遇到一长队示威的人群,他们周围有警察维持秩序,游行人们有序地行进,喊着口号,主要是反对削减福利。3月26日赶上伦敦十万人大游行,在牛津街发生了小规模骚乱,我和一起住的留学生观看了网上直播的视频。伦敦市民的示威和罢工都是非暴力性,只是向政府或资方施加压力,以求改善自身的待遇。这恐怕也是英国渐进的改良主义的一贯传统所在。

位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徐志摩的诗句,现已成为人造文物,以6.5英镑的价格供中国人参观

剑桥大学的康河

布赖顿栈桥

  二是到一所很著名的大学进行访学。伦敦大学学院是1826年建校(古老程度仅次于牛津和剑桥),是伦敦大学1836年成立时最初的2个学院之一(另一个是国王学院)。它是由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和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等人捐资设立的,边沁被称为UCL之父,主楼一进门处有一个小木屋,里面陈列着边沁的蜡像,有一个教学楼被命名为“达尔文楼”。伦敦大学学院在英国是非常有名的大学,它在2009年达到世界最好的排名,超过牛津排名第四(哈佛、剑桥、耶鲁、伦敦大学学院、帝国理工和牛津),2011年世界大学排名是第七位。在英国是仅次于剑桥和牛津排名第3的大学。在学校收入方面,它也是排名第三,仅次于剑桥和牛津,但教授们的收入据说要高过剑桥和牛津,因为那两所大学的部分收入要用于维护和修缮它们古老的建筑。正是由于高收入使它能够吸引到高水平的教授加盟。伦敦大学学院名家辈出,至今已有26位诺贝尔获奖者,著名校友包括甘地、泰戈尔、伊藤博文等等。但是第一次去大学学院确实感到它真实“其貌不扬”,不大的院落,只有一座主楼,然后有一些二、三层楼的教学楼,面积不要说和中国的大学比,就是和一些好的中学相比,也不见得大。出我意外的是伦敦大学学院良好的研究条件,整个伦敦大学近20个学院都是一卡通,也就是说在任一个学院办理的ID卡,在所有学院都通用,而且图书馆的馆员服务非常热情,他(她)们总是亲力亲为地帮你解决问题,找到你要找的资料。伦敦各学院的学术讲座也都是高质量的,它们一般在年初就定出讲座的时间表,然后印成册发放,学生们可以根据兴趣选听。有些学术讲座是有参考资料的,如果有兴趣参加可以通过邮件索取。我正赶上一个由大学学院哲学系主办的由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M.Dworkin)做的讲座。德沃金在当今政治哲学界、尤其是法哲学界是炙手可热的学者,所以他的讲座吸引了来自剑桥、牛津的学者来参加。在这次讲座上,德沃金首先介绍了他新出版的新作《刺猬的正义》。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将学者分为两种类型:狐狸型的学者和刺猬型的学者,前者研究论题宽泛,后者研究论题单一。德沃金这部书是要把正义、平等、自由、民主这些概念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进行阐释。在德沃金演讲后,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种就学术问题自由讨论的精神是我们中国学术界应该大力学习的,因为我们太缺乏学术争论。

  三是能够得到一位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国际知名学者的接待。他就是乔纳森•沃尔夫(Jonathan Wolfe)教授。他是大学学院哲学系的著名教授,担任过哲学系的系主任。沃尔夫教授师出名门,是国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分析学派的代表人柯亨(或译科恩,G.A.Cohen)在UCL的学生(硕士)。这里面还有一个情节,我1991年在老家河南省鹤壁市第二中学当老师,暑假组织去山东游玩,在青岛有半天自由活动时间,我和一位老师跑到青岛市中心去逛书店。当时刚好赶上我院马列所徐崇温先生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出版,当时我把书店所买的6本书全买了,因为钱不够还借了同行老师的钱。其后一直反复阅读的就是柯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可以说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对我发挥了启蒙作用,使我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没想到20年后我能到英国,到柯亨曾经任教20余年的大学学院拜访他的高足。柯亨教授1963年在牛津拿到博士学位后就在大学学院任教,1984年到牛津大学担任奇切利社会和政治理论教授,2009年去世。当沃尔夫教授知道我一直仰慕柯亨教授时,他说,柯亨教授从牛津退休后,被大学学院续聘,如果他不去世的话,他能把我介绍给他。沃尔夫1997年曾来社科院马列所参加过学术研讨会,他对那次所受到的接待印象深刻。所以,当我联系他想去做访问学者时,他马上回信表示愿意帮助我。他让我写了一份学术简历,很快就从系里开出邀请函。我得到了他的热情接待,从言谈中我也能感受到他对恩师柯亨的爱戴,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柯亨说”。当我提出想旁听他的课时,他马上拿出课表,看后说周五上午10点有一节给硕士研究生的课,讲法兰克福学派,你可以来听。星期五上午9点50分我到了沃尔夫的办公室,他领我到了教室,教室坐的满满的,不到40人,放眼望去,大多是白人、印度人,只看到一个东方面孔,我想这肯定是中国留学生。谁知上课前,这位女生走到前台说日本发生了大地震,损失很大,需要支持,呼吁大家捐款,还在黑板上写出了捐款网址。伦敦大学学院的中国留学生占到全体学生的15%左右,但竟然没有一位攻读哲学专业的留学生,绝大多数留学生都在攻读经济学等热门专业,听说经济学的硕士生上课每次都在120人左右,绝大多是中国留学生。我不由得想起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柯亨的课上得很自由,学生可以随时打断他的话进行提问或发表看法,老师也不时提出问题让大家讨论,当然讲课之前老师会发一些资料供大家阅读。一堂课讲下来,老师讲的并不多,主要是学生各抒己见,老师更多地是回答学生的提问或对学生看法发表自己的评论。对他们自由辩论式的上课方式,我印象深刻,它对促进学生思考和培养创造力的助益是毋庸置疑的,我想也是我们的大学教育所应吸取的经验。伦敦大学学院哲学系的马克思主义课最初是由柯亨讲授的,非常受学生欢迎。柯亨离开后,这个课就一直由沃尔夫教授来上,他也非常担心随着柯亨的离去,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会随之消失,但经过沃尔夫教授的努力,这门课一直坚持了下来,而且能够吸引到来自伦敦大学其他学院的学生、甚至外国留学生来听这门课。沃尔夫教授深有感触地说,这充分证明了马克思理论的吸引力,特别是现在学生疏远激进主张、追求名利的大潮下尤其可贵。他也问了我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现状,当得知有一支很大的队伍在从事马克思理论的研究时,他很感羡慕,我们约好加强联系,共同为马克思理论研究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