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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Russian 关于我们 2011年12月26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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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子林:荷兰莱顿大学埃及学及“第七届达赫莱绿洲项目国际会议”

莱顿大学图书馆

  2012年3月5日至7月31日,我有幸在荷兰国际亚洲研究所(IIAS)访学,从事短期博士后研究工作。在撰写博士后研究报告期间,我主要在莱顿大学埃及学系图书馆查阅资料,向埃及学家Olaf E. Kaper教授及其他学者请教,参加一些学术活动。通过5个月的亲身体验与观察,我对莱顿大学埃及学系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现将其基本情况介绍如下。

  一、莱顿大学埃及学系学术研究情况

  1、埃及学系概况

  莱顿大学埃及学系隶属于人文学院下属的区域研究所。区域研究所分为中东研究部和亚洲研究部。其中,中东研究部包括阿拉伯研究系、埃及学系、亚述学系、希伯来研究系、纸草学系、波斯和伊朗研究系、土耳其研究系等。

  中东研究部各系都有自己的图书馆,收藏专业书籍。纸草学系、希伯来研究系、土耳其研究系等的图书馆在莱顿大学主图书馆内部,属于独立的阅览室性质的图书馆。埃及学系和亚述学系的专业图书储藏在同一个图书馆,被称为“荷兰近东研究图书馆”,位于近东研究办公楼(NINO)。

  荷兰近东研究图书馆几乎收藏了埃及学研究所需的所有书籍和典籍,更包括大量象形文字的碑铭、纸草文献集,而且图书更新速度很快。这不仅保证了研究者可以迅速全面地掌握埃及学研究的史料和新进展,更为学术研究的长期有效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

  埃及学系的所有科研人员都在图书馆内部办公,有独立的办公室。同时,所有图书和史料都不允许外借,即使本系研究人员也不例外。这使研究人员可以随时查阅所需图书,大大方便了其研究工作。

  2、埃及学系研究人员构成情况

  目前,埃及学系有9名科研人员,但从事全职科研工作的只有5位。9名科研人员当中,全职教授只有1名,荣誉返聘教授、资助教授和临时聘任教授各一名,讲师5位。8名博士学位拥有者,1位硕士学位拥有者。

  Olaf E. Kaper教授自2005年起成为埃及学系全职教授,担任埃及学系和中东研究部的主任,其研究领域是新王国至希腊罗马时期的埃及史,尤其是埃及宗教、肖像和文化史研究。他的研究重点是希腊罗马统治时期埃及的文化史和达赫莱绿洲宗教场景研究,尤其专注于达赫莱绿洲几个考古遗址在希腊罗马时期的文化变迁问题。他对埃及文明的衰落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

  J. Berghouts是荣誉返聘教授,是研究法老埃及的魔法、仪式和语言的专家,其学术成果主要集中于古埃及魔法文献、棺文和亡灵书等的解读与研究。他通过文字史料重构法老埃及人的世界观,认为埃及人的世界观以平衡为核心。但是,他也注意到这些史料当中的大多数都出自埃及社会精英之手,从而能否反映所有埃及人的思想仍是个问题。这是他的代表性观点。

  R. J. Demarée博士是埃及学系的资助教授,其主要研究方向是法老埃及祭司体文献和陶片铭文的解读。他在莱顿大学、哥本哈根大学、牛津大学和阿姆斯特丹大学从事埃及学研究工作,还曾经于1958—1962年担任荷兰莱顿国家古物博物馆助理馆长,从1984年开始担任莱顿大学讲师之职,专门讲授埃及祭司体文字和新王国社会经济史。目前,他主要研究祭司体都灵纸草文献以及伦敦、开罗、布鲁塞尔和埃及等地收集的陶片铭文。

  M. J. Raven是埃及学系临时聘任教授,研究领域是古埃及新王国和后期埃及(公元前1550—前350年)的艺术和物质文化,同时对古埃及与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也很感兴趣,因为多年的考古发掘、展览、出版和教学等经验,对“埃及热”有着深刻体会和多种感悟。从2012年开始,他被聘为古埃及博物馆学教授。

  K. Donker van Heel博士是埃及学系讲师,研究领域是古埃及语言当中两种相当困难的阶段,即世俗语和科普特语。他以这两种文字的文献为基础,研究古代埃及的法律契约,解释古埃及人的法律、社会和经济。

  B. J. J. Haring博士是埃及学系讲师,以法老埃及的社会、经济、行政和司法为研究领域,尤其关注文献和文字在埃及社会中的作用。研究重点是戴尔-梅迪那发现的各种档案文献和铭文史料等。

  H. M. Hays博士也是埃及学系的讲师,研究领域是关于法老埃及仪式问题的句法分析、古王国和新王国时期埃及人的来世生活等。

  J. van der Vliet是埃及学系讲师,研究古王国、新王国和第三中间期的埃及文化史,考古学和物质文化等,尤其是关于古埃及精英的坟墓研究等。

  从埃及学系9位科研人员的研究方向可以看出,古代埃及整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宗教仪式、语言文字等都在他们的关涉范围之内,但侧重于古王国、新王国和希腊、罗马埃及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史研究。这里堪称欧洲大陆的埃及学研究重镇之一。

  二、莱顿大学埃及学系以卡普尔教授为首进行的学术研究

  目前,莱顿大学埃及学系除了每个研究人员的个人研究而外,还有集体研究课题。一个集体课题是达赫莱绿洲项目,另一个是卡普尔教授和Haring博士联合主持的课题。

  1、卡普尔教授主持的课题是“象征性身份符号:新王国时期埃及的身份符号及其与文字的关系”(Symbolizing Identity: Identity Marks and their Relation to Writing in New Kingdom Egypt),受“荷兰科学研究组织”资助。

  在文明社会,人们除了使用文字,还出于实践需要而使用一些图画符号,例如古代印度的印章符号和陶器符号、中世纪欧洲石匠的身份符号、现代非文字的logo(标记)和商标等。这些符号传递了很多信息,但未得到系统研究,几乎没有任何论著专门介绍这些非文字符号的用途和涵义。

  身份符号大量发现于最早的文明社会之一的古代埃及,但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几乎未得到研究。陶器上的所有者身份符号和生产标志应用于整个古代埃及史。除此而外,还有很多古王国和中王国(公元前2650—前1650年)的建筑物上的工作队符号、所有历史时期的采石符号、新王国(公元前1550—前1070年)国王坟墓建筑者的符号。

  新王国国王坟墓建筑者的符号很特殊。帝王谷和王后谷中建筑国王坟墓的工人以及那些生活在戴尔•梅迪那(现代卢克索附近,即古代底比斯附近)遗址上自己家中的工人,用一些符号表达所有权,或者把一些房屋标志用于其所有物上,也将其用于他们在底比斯山上留下的一些涂鸦和陶片上。

  这些符号在这个特殊社区的出现和广泛使用是很特殊的,因为这个地区的人们的文化水平很高。据估计,这个工人村中,具有读写能力的人是总居住人口的40%,而希腊化埃及之前整个埃及具有读写能力的人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不足1%。同时,符号在这个地区似乎比埃及其他任何地区都更受欢迎。这样,文字书写可能有效地刺激了它们的使用。

  陶片和涂鸦中的符号的使用可能暗示了文字的使用,但它们不是文字,或许是在模仿正规的象形文字或者祭司体文字。

  这些符号权且可以称为假文字,而很多单个的符号受到了真正文字的影响。这些假文字中的符号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正规象形文字或祭司体(草书体)文字符号的模仿符号。第二类是具体的符号,不是以文字符号为基础,而是在描绘符号创造者看到的存在物。第三类是抽象的几何符号,什么也没描绘,或许表达抽象的含义。

  与真正的文字不同,这些非文字符号没有体现有规律的语言信息,然而它们表现出了与象形文字书写规律的某些相似性。然而,对于大多数符号来说,其信息内涵是模糊不清的,很多或许纯粹是随意涂画的。

  该课题研究的核心目标是分析几百片陶器和石头碎片上的非文字符号,这些碎片上的符号是有新王国坟墓建筑工人刻画的。除了这些陶片和石头上的符号,还有一些物体上的符号,甚至包括很多涂鸦符号。

  这项课题的主要目标有两个:

  (1)解释符号本身的形状和性质以及它们与文字的相似性。单个符号的含义是什么?它们怎样传递其希望表达的含义?符号是怎样创造或选择出来的?这些符号与象形文字存在怎样的密切关系?

  (2)准确估计这些符号是怎样在工人村得到应用的。准确地讲,在工人村中,谁是这些符号的使用者?他们的文字知识是否影响到了这些非文字符号的创造?这些符号记录的目的是什么,或者这些符号在工人的记录中发挥什么作用?这些符号经过几代人的使用以后,是否得到发展和完善了?

  这两个目标分别由两名博士生的研究项目来完成。研究结果可能形成一种现象学的描绘,形成一个关于非文字符号的文字模式的解释。

  在我看来,这项研究不仅可以回答这些问题,还可以对埃及其他地区的非文字身份符号的整理和研究提供借鉴,进而为埃及所有非文字身份符号体系的构建奠定基础,更有助于学界对新王国埃及社会文化生活的深入理解。

  2、达赫莱绿洲项目

  达赫莱绿洲项目是庞大的长期研究项目,主要研究从40万年前更新世中期第一批人口的迁入到当代,埃及西沙漠达赫莱绿洲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研究主题涉及所有形式的人类活动和各种环境变化因素。

  该项目自1978年以来,每年都开展很多田野调查工作,得到很多大学和组织的支持,包括安大略国王博物馆、埃及古物研究协会、莫纳什大学、杜伦大学、多伦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埃及美国研究中心、维多利亚埃及学协会、莱顿大学、阿姆斯特丹大学、格罗宁根大学。Anthony J. Mill是达赫莱绿洲项目的现任主任。莱顿大学的几名学者(例如Olaf E. Kaper教授和考古学系的Klass Worp教授等)参与和主持了达赫莱绿洲项目当中很多子项目的考古和研究工作,在达赫莱绿洲辟有莱顿大学的考古点,设有专门的考古队伍,并每年派送数名博硕士生到达赫莱绿洲几个考古遗址挖掘现场参与实地考古工作。莱顿大学(尤其埃及学系)这种派遣学者和学生直接参与考古挖掘工作的做法,是欧、美重要学府和研究所的惯常做法,使学者可以掌握第一手的最新资料,使他们对自己所研究之对象产生从肢体到心灵的感悟和理解,使其所撰写之文字蕴含着强大的“灵魂”和生命力,这有力地推动了埃及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迅速发展与国际化。

  三、第七届达赫莱绿洲项目国际学术会议

第七届达赫莱绿洲项目国际学术会议


  达赫莱绿洲项目国际会议每三年召开一次。前六次会议分别在英国杜伦大学(1994年)、加拿大多伦多(1997年)、澳大利亚墨尔本(2000年)、波兰波兹南(2003年)、埃及开罗(2006年)和意大利莱切(2009年)召开。每次会议之后都要出版论文集,现已出版三本,另两本在准备之中。

  第七届达赫莱绿洲项目国际会议于2012年6月20日至24日在莱顿大学召开,由莱顿大学埃及学系组织召开,得到了莱顿大学区域研究所、荷兰皇家科学院、莱顿大学基金会、开罗荷兰弗莱芒研究所、莱顿国家古物博物馆以及荷兰近东研究所的支持。会议主题是“埃及西沙漠及其绿洲考古学新进展”(New Developments in the Archaeology of the Egyptian Western Desert and its Oases)。参会人员有110多人,提交论文68篇。论文和报告范围广泛,涉及到了考古报告、环境问题、史前史、岩石艺术、法老和托勒密时期的绿洲、罗马人在绿洲的活动、后古时代的遗址、埃及神庙和宗教、基督教遗址、伊斯兰教遗址、纺织品考古发现、陶器、遗址保护、技术以及人类学的相关内容。学者的报告时间虽然很短,只有15分钟,但他们用ppt展示了很多精美的考古发现物,清楚简单地阐述了各自的研究心得和观点,很多问题引起了与会人员的热烈讨论。现撷其要者和我所关切者述之。

  Olaf E. Kaper教授首先展示了2012年莱顿大学埃及学系考古队和学者在达赫莱绿洲一个考古遗址发现的一些石碑碎片的影像。他认为,这些碎片大约是古王国晚期或第一中间期的,石碑碎片上的图画和文字体现了当时居民点的一些特点,并能够为其他考古数据提供有力的佐证。

  澳大利亚墨尔本莫纳什大学的Amy Pettman教授阐述了他关于达赫莱绿洲瞭望台(Watchpost)年代的观点。他指出,Olaf. E. Kaper和Willems教授于2002年的文章中认为发现于达赫莱绿洲的63处瞭望台是古王国第四王朝至第五王朝时期建筑和使用的。他根据近些年的考古新发现断定,这些瞭望台到第六王朝仍在使用,由士兵守卫,归当地政府管理,其职责是守卫达赫莱绿洲与努比亚的沙漠商路,确保商路的安全。

  布拉格查尔斯大学的Lenka Sukova博士阐述了新石器时代一些小雕像的“社会生活”,认为从坟墓发掘出来的这些小雕像具有象征意义,体现了新石器时代游牧者的复杂社会生活,通过这些小雕像的生活情况可以观察东撒哈拉和苏丹的社会生活。

  阿姆斯特丹大学的Annelies Koopman博士阐述了她关于埃及法尤姆盆地在全新世早期和中期(大约公元前8245—前7305年左右)湖水的变动和人口的居住情况。他认为通过地层学的分析,法尤姆的湖水曾多次变化,居民点也随之移动,法尤姆绿洲最早在公元前8245年左右就有人居住了,可能出现了古埃及最早的定居点。

  澳大利亚墨尔本莫纳什大学的James Gill博士讲述了他在达赫莱绿洲的考古经验,重点阐述了托勒密王朝时期埃及人在绿洲的活动情况,认为达赫莱绿洲的证据显示埃及人口迅速增加发生在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而非发生在罗马时期。

  莱顿大学的Carina van den Hoven向大家描绘了达赫莱绿洲神圣隼鹰的祭祀仪式,认为在埃德福神庙发现的饿神圣隼鹰加冕仪式的画面,也在达赫莱绿洲一个神庙里发现了,而这种场面尚未在埃及其他地区的神庙中发现,从而可以断定达赫莱绿洲曾经与尼罗河对岸的埃德福往来密切。

  埃及学自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门国际性学科,是在英、法、德、意等国的考古学家、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以及埃及当地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发生与发展的。法国的拿破仑以非正义的方式打开了埃及的大门,他的随行学者见证了古埃及辉煌文明的遗迹,英、法等国语言学家(尤其法国语言天才商博良)以解读象形文字、掀开古老文明的神秘面纱而将正义部分地归还给埃及人民。然而,象形文字释读的意义却远不止于此,它象征着一个学科的诞生,更预示着一个古老而神秘文明的“复活”。英、法、德、意、美等国的学者迅速投入到古埃及语言文字、文化历史的研究之中。埃及学很快便在世界各地扎根发芽,今日已经发展壮大为一门国际性的、门类齐全的庞大学科。

  国际性的学科要求研究的国际化。欧、美各主要国家都像莱顿大学这样,在埃及设有或长期或短期的考古站、考古队、甚至研究中心,对古老埃及文明进行着不间断的研究,将第一手考古发现和考古报告呈献给全世界埃及学研究者,同时以亲身经历和最新信息从事着最前沿的学术研究。

  当然,我们应该注意,虽然考古发现和成果为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基础,但大量史学问题的解读和研究并不能完全单纯地依靠最新的考古成果,需要长时间、全面的深入思考,并需要结合其他研究领域的信息和理论方法。从而,往往几十年前的考古报告在今日的研究中仍发挥作用,或者今日的研究因为结合了更多的信息而对几十年之前的考古成果提出质疑、甚至否定,进而给出新的认识。这既是埃及学研究中的常见现象,也在其他以考古材料为依据的学术研究中普遍存在。由此看来,尽管我国尚未在埃及设有考古工作站和考古队,无法在第一时间获取某些一手史料,但我们仍可以对大量主题展开深入的学术研究,甚至可以在国际埃及学研究的舞台上发出我们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声音。

  目前,世界各国的埃及学研究者在进行最新考古成果的研究和发布的同时,还在研究很多传统课题,甚至为了使研究得以深入,举办很多国际性学术会议,对某些共同关注之问题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思考和研究,以促进埃及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他们的研究成果一点一滴地揭示着古老文明的伟大创举,为他们本国人民甚至全世界人民把握古老文明的兴衰和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提供着最真切的文字。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郭子林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