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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的缅怀 学习的楷模

2018-12-19

——世界史所举办张椿年先生追思会

  2018年12月5日是张椿年先生离开我们一周年的日子。为此,世界历史所举办了张椿年先生追思会,以寄托我们的哀思。世历史所所长汪朝光、副所长饶望京到会,党委书记王苏粤主持会议。世历所的十几位离退休老同志、张椿年先生的夫人谢志慧及儿子参加会议。会议回顾了张先生为人谦逊、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缅怀张先生为世界史所、为中国世界史学科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研讨张先生严谨创新的学术成就。

  汪朝光首先发言回忆起从认识到与张先生一起工作过的岁月。他说,最令我感动的是,张先生长期担任中国历史学会的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学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组团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张先生曾经5次带团出席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并且争取到在中国举办一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机会。我有幸同先生一起参加过两次国际会议和在中国举办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协助先生做过一些筹备工作。这其中事务的繁杂琐碎无以言表。但是先生从不计较投入的精力和付出的时间。在和先生相处的日子里,我深深感到他无私奉献的高贵品质,他对国家、对事业充满热爱,对年轻人倍加爱护。

  王苏粤宣读了裴慧敏发来的沉痛悼念椿年同志的文章。裴慧敏在文章中说,椿年走了!我永远失去了一位耐心指导我的良师,永远失去了一位坦诚相交的益友。椿年大公无私,不计前嫌,从来不提自己在文革中受的冤屈。当冲击过他的同志向他道歉时,他笑着说:“不要放在心上……事情已经过去了。”他的豁达大度令人钦佩。他在研究所和社科院担任许多职务,可以说是个官。但是,他从不“以官为贵”“以官为富”,更不“以官为贪”,而是“以官为民”。他视同事为知己,尊重老专家、老学者,帮助年轻人,助人为乐,大家都亲切地叫他“椿年同志”。

  廖学盛、陈启能、程西筠追忆起他们60多年老同学、老朋友、老搭档的深厚情感。廖学盛说,椿年同志一生的道路并不平坦,但是,他总是不计个人恩怨,从不计较个人利益。他的一生是勤勤恳恳、鞠躬尽瘁为人民、为国家奉献的一生。

  陈启能说,椿年最大的特点是不计较个人得失、宽以待人、严于律己。他本应该是离休干部,但是,由于能够证实他参加革命年限的人已经离世。他对此事并不在意,如果认真对待是有办法解决的。但是,直到去世也没有解决。另外,他主张“和为贵”,善于团结人和处理各种矛盾。他曾身兼数职,如长期担任中国历史学会的副会长和秘书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世界史评审组副组长、我院老干部专家学会会长,等等。无论遇到什么矛盾,他都能够迎刃而解。椿年严于律己是公认的,一贯表现突出。1954年6月,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到张椿年学习的北京俄语专修学校向全校学生作报告时,郑重宣布:在留苏预备部和在苏联学习期间停止发展党员。而椿年就是在那时入的党。说明他表现非常优秀,否则也不会在特殊时期入党。

  程西筠回忆了和椿年同志一起工作的情景,她说和椿年是老搭档。在世界历史所成立之前,就和椿年是世界史组的正副组长,世历所组建后是正副所长。椿年很有工作能力,所里的研究方向、发展规划,研究人员个人的研究课题等都心中有数,细致安排。他做的几件大事在中国世界史学科都很有影响,现在想起来仍令我感动不已。一是张椿年长期参加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的工作,担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世界史学科评审组副组长,任务非常繁重。如定期开展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状况调查,制定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和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选题规划提出建议,等等。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每年的审批过程中,他都能够做到既有原则性,又不囿于原则,灵活性是他的特色。二是担任中国历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期间,学会工作非常认真。在中国史学会领导下,他除五次带团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外,还组织了2013年在中国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具体工作的辛劳可以想见,如要和国外时时联系、组织和挑选参会人员、安排具体行程等事无巨细,亲力亲为。他为中国学术走向世界、为国际史学交流、为中国学术水平的提高,投入了大量的心血、体力和精力,做出了杰出贡献。三是承担我院老干部专家协会的工作。椿年一直是老干部专家协会会长,一直以来致力于更好发挥离退休人员作用的工作,抢救老专家、学者们一生的学术成就、贡献等。协会出版了大量的采访、回忆录、自传、笔记等成果。椿年对世界历史所、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呕心沥血,付出的太多太多。如果他不那么辛苦、劳累,也许还会更加长寿。

  汤重南说,椿年同志已经离开我们一周年了,但是,他的所作所为仍然历历在目,令人感慨。他在我们所的工作中、在国际文化书院、在我院老干部专家协会等工作中都能够团结所有人一同工作。文革中椿年受了很大委屈,但是,他从不把那些事挂在心上,不因过去的派性影响工作,而是平和处理,一视同仁。在文革中及“六四”期间他都主动保护一些受到牵连的人,使他们免于遭受不白之屈。在学术方面,椿年从不追求名利、抬高自己、显示自己。在他组织的《西方国家文化与现代化》丛书课题中,他坚持不署主编的名字,仅仅写了一个总序。在其他课题中也是这样,忘我工作,为人谦逊,不爱出风头。椿年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学习的榜样。

  闫立仁说,椿年视同志为朋友、为知己,关心每一个人。我到所里时还很年轻,文革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派系斗争很尖锐,我对一些问题想不通,就跟椿年说了。他给我讲了许多事情,使我心情平和了许多。在回忆椿年的时候,我又想起1957年11月,毛主席在莫斯科接见椿年他们留苏中国学生时说过的一句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如今60多年过去了,椿年那代人早已经成为我们院的脊梁,成为我们国家的栋梁,他们无愧于这个时代。

  于沛说,如今中国世界史学科有了很大的发展,地位空前提高,受到党和国家重视。《求是》杂志明年改革,每期刊载一篇万字的学术文章,第一篇就发世界史方面的论文;我院成立 “中国历史研究院”,预示着中国历史学将迎来再度繁荣发展的春天。这应该归功于椿年他们老一代学者毕生的努力。椿年在世界史学科从无到有、从有到兴旺、在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过程中的贡献不可替代。如今可以告慰椿年在天之灵了。

  椿年很有工作能力,他一直负责一系列的工作,包括课题、职称、出国、甚至分房,等等。他都能够很好处理这些事情。他长期担任国家社科基金世界史审批小组副组长。有的学科的评审组因为评审工作而出现问题,有的人去告状,有的组要重评。而世界史组最好,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这和椿年的工作能力有很大关系。在出现争论、矛盾时,只要椿年一出面矛盾就能迎刃而解,因为他工作中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协调能力强个人魅力大。在学术方面,他自觉做到发挥历史学家的社会功能,关注现实,服务大局。比如他的《从信仰到理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史》《20世纪历史巨变》。他都能结合时代及国家的需要确定选题,潜心研究,提出独到见解,服务现实。学术同行们经常问起椿年离世的事情,他们都感到非常突然。大家都给予椿年很高的评价,都感到他是一位好人,一位好领导,十分怀念他。

  吴必康说,跟张先生接触多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先生的品质优秀,宽厚平和,不计较个人利益。无论在苏联学习期间,还是工作之后,他都给人留下深刻影响。改革开放后,在苏联留学时的同学们联名邀请他访问母校,可见他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张先生这一代人经历了战乱和动荡,曾经遭遇过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他始终对党的信念坚定不移,对祖国无比热爱,他把这份坚定和热爱用在勤奋工作上。他长期担任世界历史所的领导,从不把所里的是是非非,带进工作中,或是私下议论他人。他总是以工作为重,不让个人的事情给他人或者给单位造成负担。不以个人关系为用人标准,而是唯才是举。工作责任心很强,从世界史组的组建到世界史所的成立及中国世界史学科的构建,张先生殚精竭虑,无私奉献。在学术上,张先生低调做人,谦虚做学问。他总说自己的成果不多,水平不够高。实际上大量的组织工作和事务性工作消耗了他的全部精力。即便如此,张先生的学问也是一流的。他学问求真,严求于心。每出一项成果都经过精心打造,力求学术为民。如除大家熟知的专著以外,还有《关于人文主义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宗教信仰自由与资产阶级民主》《地理大发现后西方海洋霸权大国的兴衰交替》,等等。他做学问力求从国家大局大事着眼,同时把握学术力度,抓关键、抓要害。

  杨丽华说,椿年同志为人正直,不张扬、不炫耀,平易近人、待人诚恳。学术上,根据时代和国家需要选定研究项目,潜心研究,为现实服务。无论人品方面,还是学术研究上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张丽说,张先生当所长的时候我还比较年轻,与先生交往不是很多,但是有些事情铭记在心,久久不能磨灭。一是张先生的人品,二是他对年轻人的帮助和扶持。他的先人后己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记得有一年评职称,因为有严格的比例限制,加上我所许多老同志来所工作的时间比较集中,所以评职称就是所里老大难问题。张先生就把自己的研究员职称名额拿下来,以解决其他人的问题。另外,张先生十分关注年轻人的成长,帮助扶持年轻人。在我出国进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请的过程中都得到了张先生的帮助和支持,我还有幸参加了张先生组织的课题,如《西方国家文化与现代化》《世界名著导读》丛书,等等。研究课题的参与提高了我的研究水平;出国进修收集了大量的资料,而且建立起与法国学术界的交往,为后来学术成果的出版、与法国的学术合作打下坚实基础。更难能可贵的是,张先生从不提起给予别人的帮助,不图回报,甚至谢意。但我心里一直充满感激之情。

  张先生的夫人谢志慧最后发言,她说大家的发言使我倍加感动,也很受教育。我代表椿年全部亲属向世历所的领导、王书记和在座的椿年生前亲密的同事们、朋友们表示感谢!同时,我也将把你们对椿年深刻的怀念及爱戴带给他们。在他们怀念椿年时,也会感到安慰。我也谈谈我接触到的椿年。

  “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这是椿年晚年的常用语和座右铭。2000年,他已经69岁了,但是,为了加快写作速度和学会用电脑,他勤学苦练,虚心请教,在很短时间就掌握了五笔输入法及电脑的操作。从此开始使用电脑写作、打印文章、交流信息等。椿年生活上非常简朴,不抽烟、不喝酒,吃饭不挑剔,穿衣也很随意。他从1980年第一次出国开始,直到去世,只购置过三套西服,还是因为身体发胖才更换新衣。椿年的突然离去,对我们的打击无以言表。他不曾留下只言片语,但,他留下的宝贵品德是我们永远的“传家宝”。

  最后,王书记做了总结发言。王书记说,椿年同志的去世,使我们悲痛万分。我们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失去了一位杰出的领导。今天我们在这里深切缅怀他,以便寄托我们的哀思;更重要的是以椿年同志为楷模,办好世界历史所的事情,推动中国的世界史学科更上一层楼。

  (张丽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