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明龙：也谈“中国小说西译之嚆矢”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来源：文汇报，2020年1月10日） 

　　“梵蒂冈远东收藏品13”扉页及内页

　　《明清小说研究》2019年第3期刊登了陈艺璇、王燕撰写的《中国小说西译之嚆矢：梵蒂冈〈玉娇梨〉手写本的发现》。读到此文后，我觉得两位作者的结论不甚可靠，大有讨论余地。下面就是我对这篇文章初步研究后的一些看法。需要说明的是，文章署名陈艺璇和王燕，而文中却多处转述日本学者内田庆市的看法，而非两位作者自己所作的考证。为了便于行文，我在下面文中对两位作者和内田庆市不做区分，一律称作“常老师”。

　　编号 “Vaticano Estr.Oriente 13”即“梵蒂冈远东收藏品13”中的第一件藏品 原 文 是“Nouvelle chinoise”，正确的译文应该是“中国短篇小说”。但是，《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误译为“中国新闻”。所以，应该挨板子的不是伯希和，而是此目录的中文版译者。

　　对于这件作品的完成年代，常老师写道：“根据万济国卒年1687年和石铎琭卒年1704年推断，梵藏本大约完成于1700年初，这与内田教授的结论一致。”这段话令人非常吃惊。因为常老师在前面以大量篇幅从多方面论断，此件一个可能的译者是万济国。然而紧接着，常老师对于此件的完成年代却推断为1700年。此时万济国已经辞世十余年，常老师岂不是把自己彻底否定了吗？不但如此，推断这个年头的唯一依据，竟然是万济国和石铎琭的卒年，也就是在前者的卒年1678年和后者的卒年1704年之间粗率地取一个中间值。恕我孤陋寡闻，这样的考证方法前所未闻。常老师既然把此件的完成时间定为1700年，那就与万济国毫无干系，所以我不知道，前面对万济国其人及其注音方法的长篇绍介用意何在？

　　这件藏品的扉页上有一小段意大利文对此件的介绍，译成中文是：“中国小说及其意大利文译文。瓦罗神父……所著，附有意大利文解释。”这段文字的作者难以考证，但显然不是伯希和。我斗胆揣测，常老师没有发现这段文字，否则就不会花费大量笔墨猜测此文的作者。如果扉页上的这几句话真实可信，那就可以肯定，伯希和所说的“中国短篇小说”的译者，是在华西班牙传教士Francisco Varo，汉名万济国，与常老师文中提到的另一个传教士石铎琭毫无关系。

　　这件文献是传教士的汉语学习材料，不是《玉娇梨》的译文。

　　来华传教士必须学会汉语，这是铁律，无人能够例外。鉴于汉语的特点，无论官话或方言，当时的汉语尚无任何语法理论，经由语言文字实践学习汉语，别无捷径，这是传教士的普遍认识。因此，为各种汉籍中的汉字逐一注音释义，藉此认读汉字，是传教士普遍采用的方法。不同国籍和不同修会的来华传教士无不如此，遗存至今的此类文献数量甚多。具体的做法是为汉籍中的每一个汉字注音释义。被选作底本的大体有四类，一是古代经典，二是名人名篇，三是日常会话，四是传教资料。

　　万济国笔下的《玉娇梨》就是这类汉语学习材料，而不是这部小说的译文。理由如下：

　　通篇不成句，不成段，更不成文，使用这份资料的人如果不是为了学习汉语，而是为了欣赏小说，那就只能连蒙带猜，方能勉强了解其大体内容。把这样的文字视为对《玉娇梨》的文学翻译，那是对翻译的糟蹋。 

　　作者帮助读者识字的意图十分明显。试举几例：中文“太常”“副使”等官职，作者在注音后均译为“官员”（mandarino）。“甲科太常正卿”被译为“官衔”（nome di mandarinano）。“人家”译作“人”（huomino）和“家”（case）。为帮助不通意大利文的读者有真切的感受，请允许我把这两个意大利文名词转译英文，前者是human，后者是house。human加house是汉语“人家”的意思吗？还有更可乐的，“尚未联姻”中的“尚未”被译作“上面”（supra）和“不”（non）。常老师说：“万济国的语言能力令人叹服，他不但能够熟练使用汉语，而且还用西班牙语编写了汉语教材《华语官话语法》”，这样一位能人绝不可能不懂“人家”和“尚未”这两个词的含义，之所以逐字注解，他的用意显然是帮助读者识字，而不是请他们读小说。最后再举一个堪称较好的完整句子“为苏兄今日之论而作”，译文是：per（为）Su（苏）兄（hiung）今 日（di hoggi）论（il discorso）作（fatto）。这里的意大利文根本不是一个句子，连猜带蒙固然还能猜出一点意思来。然而，这种文字能说是在翻译一篇小说吗？况且，《玉娇梨》共有二十回，而见诸此件的仅有两千余字，不足一回，相差太大。

　　常老师写道：“‘梵蒂冈远东收藏品13’的四部分内容笔迹一致、字体一致，除第二部分《管堂中事》没有意大利译文外，其他三部分体例一致，均有汉字、罗马字注音和意大利译文，明显出自一人之手。”常老师又说“藏品第二部分中文标题为《管堂中事》，……这部作品是17、18世纪耶稣会士经常使用的传教材料，也是他们学习北京官话的教材。”请注意“也是他们学习北京官话的教材”这句话，既然《管堂中事》是汉语教材，为什么《玉娇梨》就不是呢？

　　其实，不但“梵蒂冈远东收藏品13”是传教士的汉语教材，书号为“梵蒂冈远东收藏品14”的《拜客问答》也是同样性质的文献。据常老师介绍，此文是日本学者内田庆市的重点研究对象，此文的表现方法也是汉字-注音-解释。我读过的黄嘉略所编写的法文《汉语语法》手稿中，列举了一些汉语常用语，所使用的方法也是汉字-注音-解释。可见，这种方法为教会人士所习用。通过此类文献，传教士不但可以学习汉语，还可以了解和熟悉中国人待人接物以及民情风俗等有关中国的常识。

　　常老师写道：“中国小说在西译过程中具有汉语教材属性，这是早期中国小说西译史上的一个传统。”常老师既然认定中国小说西译始于1700年，那么，“中国小说西译史上的一个传统”应该形成于1700年之后，常老师能否提供若干实例支持这个说法？

　　我在拙著《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中，提到了黄嘉略翻译《玉娇梨》一事。黄嘉略是中国教徒，随其师赴法，并定居巴黎，与法国文人学者多有交往。在法国学者弗雷莱建议下，黄嘉略着手翻译《玉娇梨》。为了让法国读者既能读懂故事，又能领略汉语的奥妙，除了翻译正文外，他常常添加一些脚注；例如，为“一臂之力”加注说是“给予帮助”，在为“土木之变”所作的脚注中简要地讲述了这一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黄嘉略每译出一回，弗雷莱立即进行修改，一则润色译文，一则帮助黄嘉略提高法文写作水平。但是，译完第三回后，弗雷莱就发现这部小说单调沉闷，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书中的几位文人除了游园赏花，就是吟诗唱和，不大可能引起法国读者的兴趣，这与他原来设想这部中国小说能与正在走红的《一千零一夜》比肩的预计相去甚远。于是建议黄嘉略停止翻译，黄嘉略接受弗雷莱的建议，立即停笔。

　　黄嘉略的手稿现存巴黎国家图书馆抄本部。我读过这份手稿的一部分，黄嘉略的译文质量较差，弗雷莱的改动甚多。改动之后的译文无论遣词造句，都是纯正的法文，不用猜，不用蒙，懂法文的读者丝毫没有阅读的困难。据我所知，黄嘉略的这份这手稿才是《玉娇梨》的首次西译 （法文），时在1713—1714年。对此提出异议的论著，除了常老师的《中国小说西译之嚆矢》，迄今尚见到第二篇。

　　常老师说：“黄嘉略译稿学界至今缺乏深入研究，究其原因，和译稿自身的翻译质量密切相关。”此话的依据可能就是我被问及此事时的口头回答。其实国人迄今对黄嘉略这份译稿的介绍和论说，基本上都来自拙著，之所以缺乏研究，原因是无人去巴黎查阅手稿，而不是译稿质量低下。

　　被伯希和称为《中国短篇小说》的这件现藏于梵蒂冈宗座图书馆的文献，是万济国为帮助意大利籍的传教士学习汉语而编写的识字材料。他以《玉娇梨》作为底本，对汉字单字和少量语词注音并作解释。此件绝非《玉娇梨》的意大利语译本，常老师将此件称作“中国小说西译之嚆矢”，我认为这一论断因缺乏事实支持而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