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龙闪：当代俄罗斯向何处去？

　　“当代俄罗斯向何处去?”是当前舆论界相当关注的问题。鉴于俄罗斯社会诡异多变的特性，对这个问题，很难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我们选此作为文章的题目，并不是奢求要给读者提供什么满意的答案，只是想围绕着目前俄罗斯就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寻找出一些线索来，供有兴趣的读者思考，为各自所倾向的答案提供一些理路来。因为这个问题无论对中俄关系和“一带一路”的发展前景，抑或对于整个国际关系未来的走向，都是至关重要的。

　　从历史上看，“俄罗斯向何处去”的问题，也向来是俄罗斯关注和争论的对象。起码从十七八世纪以来，这个问题就不断被提到俄罗斯面前。自那时起，这个问题就几乎贯穿了俄国社会思想史。远的不讲，整个19世纪就不断提出这个问题来。十二月党人选择的是民主共和道路。继起的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以及此后的民粹派，也仍然致力于回答这个问题。接着在整个20世纪，除苏联几十年用官方意识形态把这个问题作为定论压下不表之外，其他各个时期，包括戈尔巴乔夫中后期在内，该问题都成了社会纷争不已的焦点。进入21世纪，这个问题也一直没有移出了人们的视野之外。近年随着普京当政的延续，又变成了舆论关注的热点。特别是随着普京进入第四个任期，人们更加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包含着两重含义：一是，从广泛意义上就国家长期发展道路来看，俄罗斯将向何处去?二是，从短期眼前数年来看，在普京第四任期届满之后，怎样回答2024年之问，如何提供俄罗斯向何处去的答案。 

　　一、有争议的答案——普京或普京主义将引领俄罗斯 

　　2019年2月11日，俄罗斯总统助理，被称为当前俄罗斯主要理论家、普京意识形态首席掌门人的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在《独立报》发表了一篇重头文章《普京的长久国家》，从历史到现实论证了“普京主义”及其成因，直接给俄罗斯向何处去的问题做了回答。

　　苏尔科夫在文章中说，自21世纪00年代中期形成普京“新型国家”及其“体制模式”以来，它们已经“经受过”并且“仍在接受着压力测试”;这些测试“已经彰显”了其“独特性与生命力”。在他看来，这种“体制模式”将“是俄罗斯民族在未来数年、数十年甚至可能是整个世纪得以生存并崛起的有效手段”[1]。所以，未来的俄罗斯，将是普京或普京主义的俄罗斯。

　　苏尔科夫把俄罗斯历史上数百年出现的国家模式，概括为四种主要类型;而“普京的国家”，则是继伊凡三世的国家(即莫斯科和全俄大公国，15-17世纪)、彼得大帝的国家(即俄罗斯帝国，18-19世纪)和列宁国家(即苏联，20世纪)之后的第四种国家模式。在苏尔科夫看来，普京的国家机器“刚刚加速运转”，“距离开足马力，尚前路长远”。[2]这就是说，普京的国家和普京主义尚有无限的潜力有待拓展。 

　　他据此预言：“在很多年之后，俄罗斯仍将是普京的国家。就像如今的法国仍自称为戴高乐的第五共和国;在土耳其，虽然目前掌权的是反凯末尔主义者，但国家之根基依旧为凯末尔的“六支利箭”;而现今的美国，也还会从半封神的‘开国元勋们’的形象及价值观中寻求力量。”[3]也就是说，普京将会以“普京主义”及其“国家体制”载入史册，他本人将成为俄罗斯的戴高乐，或者俄罗斯的凯末尔和华盛顿。

　　苏尔科夫把“普京模式”看作是可与西方和美国模式相媲美的一种当代模式：它打出“主权与国家利益”的口号，与无限空间的“无国界”互联网相对抗，以俄罗斯“优雅”、“诚实”的“阳光国家”与美国的“深谙国家”相对抗。这样的体制，“ 社会只信任头号人物”,“政权的不同分支机构都会会聚在领袖身边”，“保障与领袖联系的顺畅程度上”。在苏尔科夫看来，“这样的国家是有效的、能够长久存在的。”[4] 

　　苏尔科夫认为，普京这样的国家模式，不仅在俄罗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世界范围也有典型性和生命力。他说：普京主义及俄罗斯形成的国家模式，“不只适用于本国的未来，而且显然也具备极大的输出潜力”，它将“被研究、被部分借鉴，在很多国家，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反对派，都在加以模仿”。[5]这就是说，这种国家模式具有向世界范围推广、并拥有同西方和美国模式相抗衡、可媲美的巨大潜力。 

　　从这篇文章看，普京执政团队和俄罗斯政治精英，目前已不满足于仅仅停留在世界军事大国的地位，而要更进一步，用“普京主义”推出一种可与其他模式相抗衡、可媲美的政治模式，亮相于世界大国的政治舞台上。 

　　显然，苏尔科夫在这里提出的普京模式论，与俄罗斯哲学家、地缘政治家亚历山大•杜金的“第四政治理论”相关，与其构建的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模式相联系。而杜金的理论是吸收海德格尔的右翼保守主义理论成果而形成的。[6]所以，苏尔科夫的普京模式论是有一定理论渊源的。

　　当代属于“帝国史流派”的俄罗斯官方史学家，也给普京提供了若干政治建议。他们主张在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中，应“建立对抗有色的白色(种族)联盟”;“在印度和中国，应促进反穆斯林情绪”;把俄罗斯导弹重新部署到古巴;“实现维护次大陆完整的文明使命”——通过“归还领土”(欧亚大陆)，“划出其他大国在波罗的海存在的可能界限”，控制或合并西部边境缓冲国(指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芬兰)。[7]从近年普京的内外政策看，上述政治建议和地缘政治理论，已经在当前俄罗斯的治国实践中得到了一定体现。

　　然而，涉及国家治国模式这一重大问题，不能不看到，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特定集团和社会阶层特定利益的反映。正像网络上民众对苏尔科夫文章所批评的那样，认为这“是久未进过地铁和商店的那些人说的话，表达的是这些人的意见和诉求”[8]。这就是说，这是一些远离民间疾苦的上层人物和精英的意见。他们不了解，更体会不到目前俄罗斯社会中下层在经济生活上的艰难困境。

　　那么，苏尔科夫关于“普京国家”、“普京主义”永存的论调，是否完全代表了统治上层的立场昵?也不尽然。普京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在苏文发表当天，即2月11日接见记者时评论说，这是“个人的观点”[9]。对苏尔科夫的文章，有人以其作者曾是昔日总统的意识形态的首席专家而加以重视，但有人又以作者目前风光不再，当下仅分管监督南奥赛梯和阿布哈兹的事务，协调乌克兰东南的谈判进程的职务而不以为然。但无论如何，苏尔科夫对普京去留和俄罗斯前景的看法，起码代表了统治精英中一部分特权者的立场和诉求。

　　那么，俄罗斯其他阶层在这个问题上究竟是如何思考的昵?让我们看看围绕苏尔科夫文章所发生的一系列争论。

　　二、围绕争论提出的七条路向 

　　苏尔科夫的文章发表后，俄罗斯舆论掀起了“雪崩”式的反应。围绕着苏文发生的争论透露出了“2024年之问”的具体路径。在这些争论中，来自草野和中下层民众者居多，主要是反映了远离庙堂的一些声音;但赞成者也不乏人在，这主要是政治精英上层的人物。他们以这样那样的形式，支持普京和普京主义在俄罗斯未来的存在。

　　在前一种反映草民的声音中，最突出、最值得关注的是作家爱德华•里莫诺夫所做的评论。这位作家认为，普京“没有面向未来的视野”;至于俄罗斯未来的前景，该作家说，“未来完全是另一种模样。不过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现在还不好说。它可能比现在的状况好很多”，“也可能比普京时代还更糟，因为普京没有使某些过程变得不可逆转。我们有可能回到90年代，甚至可能沦入万劫不复的境地”。[10]

　　这位作家认为，普京的“国家很脆弱”，“像是穿越西伯利亚的一项无计划的工程，国家可能随时会崩溃”;在普京之后，“所有一切都会崩塌，像马格尼托戈尔斯克煤矿因爆炸所发生的那样，也犹如一个纸牌搭建的小屋一样。因为整个俄罗斯不会服从他的接班人。部分区域，像高加索共和国、鞑靼斯坦，总之，一些民族共和国，将不复存在。我们将会遇到巨大的问题。”“在我们的边界上，有一个仇视我们的国家，普京一点也不打算结束这种局面，像在绷紧着一根橡皮筋。苏尔科夫所说的‘普京主义’，只是维系于普京个人。他离去的那一天，就是这种意识形态的结束。苏尔科夫所说的上百年，是不可思议的。”[11]

　　作家爱德华•里莫诺夫所做的上述评论，尽管有欠深刻的历史和理性思考，大多属感性情绪的抒发，但却体现着作家所素有的对社会现象和民众情绪的敏锐感。他更多代表的是中下层民众的思想情绪。

　　对苏尔科夫文章的反响中，最值得重视和关注的是欧亚主义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亚历山大•杜金的评论。因为杜金曾被称为“普京的大脑”、克里姆林宫的“智囊”，“俄罗斯政治和政策的幕后推手”，和新世纪新欧亚主义的“旗手”。[12]更值得注意的是，他还被基辅欧洲大西洋合作研究所一位研究员(Антон Шеховцов)称为属于“著名极右翼活动家团伙”，充当克里姆林宫与右翼势力联系的“中间人”。[13]对于这样一位“接近俄罗斯政权”，便于就近观察普京动向的理论家，对其观点和评论自然不能漠然视之。

　　杜金的持论比较客观、公正。他对普京的功绩和历史地位有比较公允的评价。他指出：“普京对俄罗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对他的功绩绝不能置疑。他是我们国家的拯救者和英雄。就这一方面而言，我认为他的使命完成了。普京做完了他能够出色完成的一切。”但是他又说：普京总统虽有功绩，但也挽救不了社会快速的转变。因为“普京再往前走只能维持现状，因为恰恰当他完成使命的此刻，需要迈出下一步。而这下一步的事情，无论是普京还是苏尔科夫，甚至来自他周围的任何人，都无法完成。因为普京从某些作为来说，已是在维持现状，就其实质而言，普京完全属于现在，而根本不属于未来。未来需要对俄罗斯形成体制的所有方面，进行充分的改革和重新估评。”[14]出于以上的分析，他的结论是，“不能同意苏尔科夫的立场和观点”[15]。

　　杜金不同意苏尔科夫意见之处在于，他不能苟同后者对普京国家长久性的论说。杜金强调指出，苏尔科夫表达的是国家所有政治精英的意见。

　　杜金用相当尖刻的“催眠状态”一语，来评价苏尔科夫的说法。他说：“国家在最后时刻，通常往往会发生这种情况。当它意识到现实危机重重时，就会宣布这是一个永远的存在，这是一个新的什么……苏尔科夫就是企图把人民引向催眠状态：所有一切，反正都将像我们所说的这样继续存在下去。”[16] 他甚至把苏尔科夫对普京国家的“预言”，看作是一个“行将垮台的信号”。“因为在制度真正坚不可摧的时候，它不需要让他人相信它将永存”。说其“永存”，“这是一个垂死的表征”。杜金还类比说，在苏联的最后时刻，即“1989-1990年”，苏联党的高官们，也曾“对苏联制度的未来进行过同样的预言”，发出过的同类的声音。“可是，仅仅经过了两年，一切都灰飞烟灭了”。[17]

　　作为克里姆林宫的“智囊”，普京曾经的“大脑”、幕僚，杜金这样为普京的国家和制度大唱“挽歌”，高奏“送葬曲”，是令人十分震惊的。从杜金这种政治立场看，他目前已经溢出了普京体制，成了“体制外”的一个论说者。 

　　那么，普京团队，执政精英，体制内人士，是怎样评论普京的“长久国家”昵?

　　从我们看到的一些论者，无论是苏尔科夫的同事、担任政治局势分析中心主任的阿列克赛•切斯诺科夫[18]，还是俄罗斯“政治信息情报中心”总裁阿列克塞•穆欣[19]，以及国家杜马议长维亚切斯拉夫•沃洛金[20]，他们都这样那样地认同苏尔科夫文章的立场，只是就作者文章面向对象和普京本人留任与否的问题上，认知有所不同;而对普京国家和“普京主义”长存，则是没有异议的。从他们和普京团队其他论者的论争和言论中，透露出来了俄罗斯政治精英对2024年安排和走向的各种观点和立场。这些观点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主张2024年之后，普京将继续留任;二是，2024年之后，普京将不再留任，但“普京主义”将长存，不过需要精于布局和安排。这两种观点，两种安排，又分别包含着面向未来的各种设想和具体部署。

　　第一，普京继续留任的计划安排：这里存在着一个怎样挽留、怎样留住普京的技术层面的问题。人们有三种设想和安排：一是，无需修宪，只要促成俄罗斯和白罗斯的合并。一旦如此，普京自然就可成为俄白联合国家的总统;二是，普京可改任国家委员会主席，同时把总统职务虚位，将原来总统的实际权力移向国家委员会;三是，仿照目前哈萨克斯坦的做法，普京名义上退休，而由总统女儿出任执掌实权的一个机构的领导人，普京本人则转向幕后，垂帘听政。

　　第二种运筹是，普京不再留任，普京离去后的情况：这样的局面，将有两种可能性发生：一是，没有普京的普京国家，即继续实行“普京主义”和普京的“国家模式”;二是，普京离任后，俄罗斯走上对普京路线进行调整或适度改革的发展道路。

　　上述这5种道路选项，都属于普京体制内的发展道路选项。

　　前述以哲学家杜金和作家爱德华•里莫诺夫为代表的这些体制外人士指出的路径，则是俄罗斯彻底摆脱普京的体制外选项。

　　根据当代俄罗斯政治思潮、政治流派的谱系，这种“普京体制外”的选择，无非就是保守主义色彩浓淡的自由主义(保守自由主义、温和保守自由主义)，以及急进保守主义，即极端民族主义—纳粹主义。

　　这样，综合上面所述，从围绕苏尔科夫文章关于俄罗斯未来走向的争论中，人们就总共提出了7种道路选择：留任普京有三种安排上的选择;没有普京的普京国家，分别有因循普京国家的第四选项，和适度调整或改革的第五种选择;普京彻底离去的选择以如上所述，大体有两种。这样，总起来就一共有7种可能的路向选择。

　　那么，俄罗斯所有这7种可能的路向，哪一条可能性最大昵?

　　三、从普京执政绩效和社会反响，看道路选项 

　　普京执政时期，大体上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和二任期，为第一阶段(2000---2008);从进入第三任期(2012)开始，第三、第四任期为第二个阶段。

　　普京执政第一阶段，大体是形成普京国家思想和体制模式的阶段。这一阶段，普京从叶利钦手中接过的是一个经济破败、政治动乱，暴恐四起、民生凋敝的国家，普京治理的显效较大。他接手政权后，抛弃了叶利钦时期照搬西方市场经济模式的做法，从本国具体国情出发，以建立强大经济为出发点，对经济战略、经济政策进行了全面的根本性调整，形成了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混合市场经济模式。他出重拳整肃寡头，夺回了他们侵吞的财富和企业，对其重新实行了国有化;同时，一些企业被国家或国家控股企业兼并，国家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或企业加强了控制。这一进程，被学界称为“国有化”或“再国有化”。经过这一治理，国家加强了对战略行业和战略资源的控制。以石油开采为例，国家控制的总开采量，由原来的7.5%提高到30%;国营公司对包括电力网、通讯网、能源和铁路网、航空、邮政等所谓自然垄断部门，实行垄断经营。这种措施，在初期是显效的，加上当时油价飙升的好运，制止了经济下滑的势头，促进了经济的连年增长，从2000—2007年，年均增长达到7%，GDP累计增幅达46.5%。2005年俄GDP达到 7658亿美元，恢复至1991年水平。2006年超过1万亿美元，重新跨入世界十大经济体之列。2005年俄人均GDP超过5300美元，2006年超过7000美元，进入中高收入国家。[21] 2007年俄GDP甚至加速到8.1%。这期间，利用经济形势的好转，特别是世界油价的飙升，带来财政收入激增，大幅度提高了养老金和工资额度，明显改善了居民生活。

　　这一阶段，除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提高为普京带来执政红利以外，最得人心处是打掉了车臣和高加索一带的恐怖主义，并从加强中央垂直权力入手，扫除分离主义，安定了社会和民心。 

　　然而，这一阶段经济增长较快，使决策者过高地估计了国家的实力，自以为可以重夺过去丧失的国际影响力，这样就对大国战略竞争的认识和俄罗斯在国际秩序中应扮演的角色产生了误区。于是，出现了普京2007年2月10日在慕尼黑安全政策问题会议上的高调讲演，强硬宣示民族主权，甚至打出了“去全球化”的旗帜。[22]与此相联系，俄罗斯在2007年展现了一系列军事强势举动，包括在北极海底插旗、战略轰炸机恢复巡航和航母重新出海，等等。为宣示军事强国地位，还大大扩充了国防军事预算开支。2007年2月，普京在国情咨文中表示，为落实2007—2015年军备计划，将拿出近2000亿美元购买武器，完成军事现代化任务。

　　只顾了国防和民生，却忽略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这种能源依赖型经济，招致俄罗斯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因油价大落受到巨大打击，造成国民收入锐减7.9%。同时，加上同西方关系变冷滑坡，又为以后时期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问题。 

　　当然，普京从叶利钦手中接过的是一个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矛盾重重的国家，存在集权与分离主义并存，官僚资本与私人寡头共生，多元与专制混和等等乱象。普京接管政权后，在政治上大刀阔斧，实行铁腕整肃，收回地方权限，加强垂直权力，实行了“新”的中央集权政策;取消了地方行政长官的普选制，改行总统提名、地方立法机构确认，打击了分立主义倾向。此外，还打击寡头干政，迫使寡头退出政坛。在经济上，打掉金融、石油和工业中的寡头，改变由他们控制国家经济命脉、操纵民众经济生活的局面，把原有的“野蛮资本主义”或“寡头资本主义”，变为“国家资本主义”。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普京改变了叶利钦的自由民主理念，逐渐修正了俄罗斯的发展方向。把西方民主调整为“可控民主”，又进一步发展为 “主权民主”，并把这种民主与民族爱国主义相结合，确定为国家意识形态。又从这些“寡头”手中夺取了对大众媒体的控制，掌控了舆论话语权。还把游行集会法制化，限制了反对派的活动范围。

　　普京这一阶段的方针表明，他从叶利钦的自由主义，调整到了带有民主色彩的中派保守主义。这一时期国家总的发展势头是良好的，但普京过高估计国力而又忽视经济转型，为尔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进入执政的第二个阶段，普京的国家思想和体制模式，得到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发展。从2012年起，俄罗斯举行了一系列重大国家纪念活动，包括纪念俄罗斯立国1150周年，罗曼诺夫王朝建立400周年，还包括纪念俄国“伟大改革家”斯托雷平诞辰150周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结束100周年等等。通过这些举国上下异常隆重的国家纪念活动，进一步为“帝国”概念及其思想恢复了名誉，着重吸取“帝国思想”并加强了国家主义的治国理念，更加强化了俄罗斯的“国家思想”，恢复并确立了千年俄罗斯历史传统中的强国主义和价值观。 

　　同时，普京也高度集中了总统权力，把总统直属委员会增加到30个，由总统本人亲任各委员会的主席，总揽各个方面的大权;并用总统办公厅、总统直属委员会的权力侵夺总理系统的权力，甚至类乎把苏联时期党中央书记处的权力用来代替政府总理权力一样，把政府部门变成了职能机构。这严重造成了机构重叠，人员臃肿，互相推诿和扯皮的官僚主义。 

　　2012年以后，严厉修法，加强了社会控制。2012年6月至7月，先后修订并通过了新的《集会法》、《刑法》，分别加大了对游行集会的管理和处罚力度，以及对传播虚假信息、诽谤他人条款的罚款量刑。普京同时还签署《非营利组织法》总统令修正案，严格限制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并对外资介入俄境内的有关组织认定为“外国代理人”，列入“特别名单”，加大了罚款额度。

　　通过上述权力架构和法规的变动，更加高度集中和扩大了总统权力，使俄罗斯的国家模式更行增加了普京的威权主义和“铁腕”色彩。这正像苏尔科夫在文章中所说的，在这个新体制里，政权所有分支机构，像车轮辐輳一样汇聚在总统个人四周，其“价值仅仅体现在保障与领袖的联系程度上”。这就是说，国家的所有权力机制和机构，都围绕着普京总统个人在日夜运转。这不禁让人联想起在斯大林时代，由于斯大林爱好夜晚工作的习惯，当时苏联中央党政要害部门及其机关人员，也彻夜不敢休息，时刻等待着斯大林不时的召唤。那个时代，也像苏尔科夫谈及普京一样，“究其实质，社会只信任头号人物” 。 

　　这就是俄罗斯这个被称为“新型国家”的“现代国家模式”。奇怪的是，从这种“新型”中，我们仿佛看到了“旧型”苏联和沙俄帝国的影子。

　　那么，这种“国家模式”在普京前两个任期构建形成之后，经过第三个任期以来的发展演进，在治国实践中又取得了那些绩效昵? 

　　两个亮点，堪为普京的骄人成绩：一是反贪腐，二是在世界上的亮剑行动。 

　　反贪腐，是查出了国防部部长谢尔久科夫、俄军总参谋长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马卡罗夫和另一第一副部长苏霍鲁科夫的贪污行为，先后解除了他们的职务。随后，又解职了一批地方高官，对贪腐之风起了震慑作用。 

　　亮剑行动，是频频展示最新强大军事装备，彰显出俄罗斯军事大国和军事强国的地位。 

　　这两个治国亮点，虽一时满足并赢得了俄罗斯民心，但2014年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行动引发的西方制裁，却使俄罗斯外部处境维艰，接着发生的能源价格下跌和卢布危机，又造成了俄国内的严重经济危机。这样，普京第三任期以来，经济低迷甚至深度衰退，成了俄罗斯最大的难题。2012年以来连年经济下滑，国内总产值年年走低，从2012年比上年增长3.4%，径直下降到2013年的1.3%，2014年的-0.7%，2015年的-2.5%，2016年虽开始正增长，但仅为0.2%,2017年上升至 1.5%，2018年达2%，2019年为1.3%。这种经济几乎连年下滑的颓势，与普京第三任上台时关于经济增长率达到5%的预期，相差甚远。这种经济低迷和衰退，虽有国际经济环境不利因素的影响，但主要还是主观治国方略所造成：“再国有化”没及时得到调整，造成国企经营效率低下，经济转型缺位，资源依赖型经济依然如故;过高估计国力，大秀肌肉，国际四处出击，招来国际制裁，则是主要原因。 

　　在这种经济严重衰退的局面下，实现经济现代化，经济转型，改变资源依赖型经济云云，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经济严重衰退，必然影响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2014年乌克兰问题发生以后，美国制裁造成卢布汇率缩水，民众实际工资不升反降，甚至到了退休金不能正常发放，需要延长退休年龄才能保证的地步。据《俄罗斯商业咨询日报》网站2019年4月17日报道，俄总理梅德韦杰夫说，俄罗斯“许多人生活艰难，有些人只是勉强维生。目前在俄罗斯有将近1900万贫困人口，这意味着有这么多人没有过上体面的生活”。[23]这个数字人口的贫困意味着，俄罗斯目前尚有占总人口13—14%的人，处在贫困线上。

　　从普京总统“专线”经过过滤，透露出来的消息，“确切地表明，由于问题重重，国家正遭遇分裂，处在社会爆炸的门槛上;统计局局长库德林对这种情况早已屡屡谈及。由此清楚地感到，人们处在绝望线上，在挣扎着生存。”[24]普京总统对此并不回避，承认人们“生活很艰难”，但是却认为，错不在俄罗斯政府。[25]

　　自2006年以来，俄罗斯开始出现反对派活动。从第三任期以来，几乎年年都络绎不绝地报道反对派运动的情况。其中以2017年的规模最大。据2017年3月7日《猛兽日报》网站报道，在此前的那个星期天，“反对克里姆林宫领袖贪腐的抗议浪潮，席卷了从莫斯科、圣彼得堡到西伯利亚和远东的俄罗斯城市”。参加者主要是俄罗斯青年。来自“莫斯科回声电台”的资料，俄罗斯共有82个城市的6万人，参加了反克里姆林宫集会。[26]当然，俄罗斯属于民主类型国家，发生这样的运动也不以为奇。反对派运动的规模也并不算大，但十多年间，屡禁不止，运动顽强地生存着，也颇能说明问题。 

　　在这样的局面下，普京的民意支持度受到了相当影响。全俄社会舆情研究中心在2019 7月5日发布的问卷调查表明，普京支持度又有新的降低，2019年6月从24日至30日仅一周间，就从64,8% 降到了 63,7%;这比四五月间的66%,处在一直降低的过程中。[27]如果用另一种新的问卷形式，把普京放在多位政治家中，采用随机问卷调查，普京支持度在5月底降到了历史最低，即30,5%。而且6月份还在继续下降中。[28]

　　根据上述俄罗斯的社会政治和民意状况，的确同作家爱德华•里莫诺夫和政论家亚历山大•杜金的分析判断相吻合。如果这种局面没有根本改变，而且一直持续下去，俄罗斯不可能像苏尔科夫文章中所说，普京国家和“普京主义”将长久存在下去。如果当局不面对社会真实状况，仍然“认为国家一切都好，什么也无需改变”[29]，那普京留任或“普京主义”继续的机会，将成幻影，也就是说，普京将彻底离开俄罗斯政治舞台。这正符合作家爱德华•里莫诺夫和政论家亚历山大•杜金所预言和判断的情况。我们认为，这种观点，这种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俄罗斯现实政治状况的。

　　四、从历史趋势和政治流派生态，看道路选项 

　　除现实政治给我们提供道路选择的理由外，考察俄罗斯历史变化的趋势和政治流派生态的特点，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洞察出未来道路的走向来。

　　俄罗斯自彼得大帝以来300年的历史，总是经历着从“改革—反改革”，再从“反改革—改革”这样一种往复不断的历史循环。远的姑且不谈，从苏联建国到目前的俄罗斯，仍是重复着这一不断的循环：苏联20年代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改革，到斯大林时代2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实际上的反改革，从赫鲁晓夫时期发起再改革，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反改革，又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期的改革，到普京当政时期的逆改革(实际上是反改革)，这样反反复复，不断往复循环。从这个规律和趋势看，普京调整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期的改革即逆改革或反改革，已经进行了20年，到普京第4任期终结，行将24年。这样看，历史又到了一个转弯、转寰的关头。况且，俄罗斯历史变化也有一个钟摆效应，一种倾向、潮流发展到极致，潜能潜力达于穷竭，就会摆向另一边。从历史变化的这种趋势和规律看，普京执政止于2024年，情势在所难免。

　　既然普京留任和普京离去、“普京主义”继续的这四种前景将不复存在，那么，对于普京彻底离去以后的三种政治前景，何种可能性更大一些昵?

　　这要从俄罗斯当代呈现出的政治流派谱系来分析。俄罗斯当代政治流派谱系齐全，包括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以及它们的极端、稳健、温和各个支脉，一应俱全。

　　学术界对普京当政20年政治路向、所属政治流派谱系做出的认定，是从第一、二任期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中派保守主义，走向后来威权的、带有右翼色彩的保守主义。那么，2024年，俄罗斯从普京威权的右翼保守主义，将会往另一边摆向何处，摆幅会有多大?这是需要我们预判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普京包括出任总理在内的总计当政24年间，曾经有过对麦德维杰夫一任总统时期执政理念的微调，麦氏可以说是转向了自由的保守主义或保守的自由主义，但普京对此不加认同，在其2012年第三任期开始以后，又回到老路且更进了一步，演化到威权的右翼保守主义。那么，普京彻底离去之后，俄罗斯会青睐于何种治国理念、治理模式昵?

　　我们不妨采取排除法来看一看。从目前俄罗斯社会的政治动向来看，苏联时期那种模式的社会主义不仅不会重复，而且连对其他流派的社会主义也难以认同;叶利钦奉行的急进自由主义，不符合俄罗斯社会的保守性特点，也应加以排除;普京先后采取的从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中派保守主义，到走向后来的威权和右翼的保守主义，依据历史钟摆的规律，也不会再行重复。这样排除之后，从当代俄罗斯呈现出的全部政治流派谱系来看，还剩留什么?主要的，还剩下保守的自由主义、中派自由主义和极端、急进的保守主义;而极端急进的保守主义，其实就是极端民族主义，甚至纳粹主义。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作家爱德华•里莫诺夫关于俄罗斯未来都说了些什么。他说，普京之后，有两种可能的前途，好的前途和最坏的前途。俄罗斯最坏的前途就是纳粹上台。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完全苟同这位作家的看法。我们相信俄罗斯民族，相信俄罗斯人民。俄罗斯民族和人民，经过了长期的苦难，他们是善于思考、善于创造，善于从苦难中汲取教训的民族;他们受过德国纳粹法西斯的践踏和蹂躏，有过血红色的记忆，不会允许纳粹上台——尽管俄罗斯社会存在着极端民族主义，即纳粹的社会基础。所以，我们倾向于认为，普京之后，保守自由主义和中派自由主义在俄罗斯将会有较大市场。但因为俄罗斯民族主义在其民族性格中根深蒂固，强国主义、国家主义和“帝国情结”又异常强烈，所以，中派的、纯粹的自由主义，在俄罗斯难以存身。这样看来，保守的自由主义就成了俄罗斯未来最大可能的选项。也就是说，俄罗斯最终将会走向保守自由主义的治国道路和治国模式。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令人十分惊讶的巧合现象。我们采取这样一种排除法进行分析，最后剩下的选项——保守自由主义，同俄国思想史和政治史上对保守自由主义前景的论断，完全吻合，完全巧合。 

　　在俄国政治思想史上，保守自由主义是建立在俄国社会特点基础上，具有深厚历史根基的一种政治流派。鉴于自由主义在俄国没有发展的有利条件，它从传入俄国的时候起，就是同保守主义共生的。所以，在俄罗斯的发展中有一“精神传统”，“这就是把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理性地结合了起来”[30]。

　　作为社会政治方略的自由保守主义，被吸纳进了自由的范式;该范式的基础，是承认个性的绝对价值，在社会改造中赋予渐进改良方法以优先地位。这种独特的政治流派，在亚历山大二世被杀后俄国改革条件下取得发展时，获得了一些质的特点，这就是把传统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个性的自由与法制、改良主义)与保守主义(秩序、国家强大的政权、宗教道德传统和继承性)综合了起来。[31]按照司徒卢威的说法，19世纪的俄国以具有这一传统而值得真正地加以赞扬，因为这是健全的思想传统，一般来说，单有自由主义不可能行施统治，只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因素保持平衡和妥协，才能使社会处于稳定而有活力的状态，才能坚持社会政治关系的渐进性变革，消除紧张，达到社会力量的稳定发展。[32]

　　所以，俄国的自由主义为了达到符合俄国特点的发展，吸收了保守主义因素，这样那样地表现为保守的自由主义，并将此特别贯彻于实际的社会政治活动中。 

　　在俄国社会学和政治思想史上，近代不少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和哲学家，如Б.Н. 奇切林、Н.А.别尔嘉耶夫、П.Б. 司徒卢威和С.Л.弗兰克等人，都论证过保守自由主义对俄国的适应性，认同这一政治思潮和流派在俄罗斯具有远大的政治前景。[33]在现代，俄国自由主义史学家В.В.列昂诺维奇，早在1950年代中期就把自由主义的未来同自由的保守主义联系了起来。[34]

　　五、俄罗斯未来的选项：保守的自由主义 

　　俄罗斯为什么会走向保守的自由主义?

　　上面已经做了历史的论证，现在再加以简单的归纳，就是：一方面，俄罗斯是个保守型的社会[35]，东正教、村社、俄罗斯精神气质，强国主义，“帝国情结”，都偏向于保守主义;另一方面，俄罗斯无论如何都自视为欧洲国家，有大体相近于欧洲的文明价值观，天性也倾向于自由主义。由于普京保守主义的经历，俄罗斯人不会再把保守主义作为政治底色，而只会把他们国家的政治底色重新更换为自由主义。鉴于叶利钦时期急进自由主义的教训，他们只会把俄罗斯社会所素来倾心的那种保守主义色调，添加到自由主义上来，所以构成保守的自由主义。 

　　那么，什么是保守的自由主义?

　　按照政治学的解释，保守的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形式，也是存在于自由主义内部的一种反对派思潮。“在它的光谱系统中，包括自由马克思主义、社会自由主义，以及其他自由主义思潮和意识形态的形态和类别。”[36]

　　保守的自由主义，是前自由社会的一种诡谲奇异现象。它能在这种社会存在，也能在该社会的社会意识中逐渐争得自己一席之地。这是因为它素有温和、渐进、谨慎和持重的特性，“自由主义的抽象价值和理想，甚至能在同自由主义格格不入者中逐步具体化，并转变为他们的日常活动纲领”[37]。

　　上世纪90年代，以盖达尔为代表的急进自由主义改革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脱离了俄罗斯社会的实际，是因为俄罗斯没有纯粹自由主义的传统，也没有发展自由主义思想的有利条件。当代俄罗斯一些政治家吸收了过去的教训，主张在自由主义中吸取保守主义的成分，在实际社会政治活动中采取保守的自由主义，实行俄国和外国政治家的主张，“把自由主义的经济和精神文化的保守主义加以综合”，以此来改造俄罗斯社会。[38]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学界一直从俄国思想史和现实教训中吸取思想营养，研究有关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相结合的课题。普京以保守主义为底色，在第一二任期曾从某些方面汲取了自由主义成分，取得了某些成功。但第三四任期改变方针，耗尽了自己的潜力;现在，已到了历史的钟锤摆向另一边的时候。这时轮到了要以自由主义为底色，吸取保守主义的因素;这种变化的趋势，就是保守自由主义流派的到来。

　　那么具体来讲，保守的自由主义又包括那些具体内容昵?概括来说，它是以自由主义为本色，加上保守主义的附加成分。这种自由主义的本色，就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制国家和公民社会;外加保守主义的成分，即东正教、公社传统、俄罗斯精神气质和“帝国情结”、强国主义之类。那么若问，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可以摆动的幅度究竟有多大，这主要取决于掌控市场和国家这两只手所用的力度，以不超出自由主义所允许的界线为限度。未来保守自由主义的路线，将是对普京目前威权和右翼保守主义路线的否定或矫正。预计它比麦德维杰夫总统时期的自由主义将会走得更远。 

　　此刻，我们只要紧紧触摸、敏锐感知俄罗斯社会的脉动，仿佛保守的自由主义就躁动在它的地平线之下，而其浮动的光影，仿佛已出现在东方的天空!

　　最后，我们要申明一点:在俄罗斯何去何从的问题上，我们无意预测，也不敢做预测。只不过是顺着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现实政治的和历史的逻辑，摸索着一步步向前行进，迄今，摸索到了目前这一步。我们文章是否含有真理成分，交付未来加以印证。这里讲的只是客观逻辑和规律，没涉及人为因素。要涉及人为因素，特别是执政当局在选举中的因素，要补充的一种选择，是普京接班人可能走的一条道路，这将是没有普京的、调整或改革普京路线的道路。这将成为与保守自由主义几乎并列的一大选择，但这只能是自由的保守主义(Либеральны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自由的保守主义与上面我们所讲的保守的自由主义(консервативный либерализм)，在政治流派谱系中是相邻的、比较接近的思潮和流派。这两种政治流派比较容易兼容甚至逐渐达到合流。

　　须知，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人为的、主动的影响因素，所起的作用也是很大的。但终究“人算”不如“天算”。从长远发展进程来看，还是客观逻辑和规律，即“天算”在起作用;人为因素，即“人算”，只能发生短暂的一时的作用。

(注释略)

(马龙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