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细谱：保加利亚社会转轨与人口危机

（首发：《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3期） 

[提要] 保加利亚社会政治和经济转轨已经30年，参加欧洲联盟已逾12年。转轨在政治、经济和外交等领域取得了值得称道的成绩，也暴露了诸多令人不安的问题。转轨时期，社会持续两极分化，大量人口移居国外，加上健康状况恶化、犯罪和腐败，导致“人口灾难”。保加利亚的人口从社会主义时期的900万跌至目前的700万，人口减少的幅度是除战争、饥荒和瘟疫时期外前所未有的。保加利亚学者认为，人口锐减的原因“在于贫困”、“在于转轨过程中的罪恶”。人口问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它是保加利亚社会转轨的一个侧影。人口不断减少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导致人们对转轨进程的不满。尽管近年来保加利亚政府力图扭转人口下降的趋势，但前景并不乐观。 

[关键词] 保加利亚  社会转轨  人口危机   原因 

　　加入欧盟之后，保加利亚政局趋于稳定，经济开始稳步增长。但它的经济发展没有出现奇迹，社会两极分化，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明显提高。保加利亚是欧盟的边缘国家，在欧盟28个成员国里，无论是人均GDP收入还是整体生活水平，都是垫底的。保加利亚30年来的人口锐减形势和消极的人口政策是转轨过程中的重大失误之一。 

　　转轨进程中人口数量下降和结构恶化 

　　早在18世纪，当保加利亚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时，随着民族复兴运动的开展，保加利亚经济发展，人口也开始增长。20世纪初，保加利亚曾经是欧洲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出生率曾达到2.8%，在短期内克服了因1912—1913年两次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人口灾难。 

　　1950年代初，保加利亚人民政权年代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为人口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人口出生率维持在0.5%至1%之间，死亡率较低，自然增长率稳步上升。1960年代，保加利亚政府一方面奖励生育，给予每个家庭的小孩每月都有一定的养育费，3个孩子的母亲就是“英雄母亲”；另一方面则对婚后不愿生育的家庭征缴“单身税”，直到他们生育一胎为止。政府实行增加人口，鼓励生育的政策，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育龄妇女平均生育2个至2.2个孩子。这种情况持续到1980年代。1988年保加利亚的人口已接近900万，达到了历史峰值。这时，政府甚至制订了全国人口突破1000万的宏伟目标。可以说，保加利亚在社会主义年代人丁兴旺，劳动力资源充足，人均达到吨粮，小康社会殷实富裕。 

　　然而，1989年突如其来的社会变革使保加利亚的人口政策急转直下，掉入了低谷。一方面，生活条件和健康状况恶化，死亡率增加，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另一方面，从1990年代中期起，人口开始老龄化，青年人大量移居国外。学术界称保加利亚从“人口危机”走向“人口灾难”。 

　　保加利亚社会制度剧变后人口发展趋势 

　　1991年      848万 

　　2001年      793万  

　　2011年      736万 

　　2012年      728万 

　　2013年      724万 

　　2014年      692万 

　　2017年      710万 

　　2018年      700万 

　　根据保加利亚非官方的家庭政策研究所进行的统计，1996—2006年保加利亚人口从830多万降至768万，下降了近8%，其后，人口更是逐年直线下降，2008年为760万，2009年为756万，到2013年已经退回到1946年700万的水平。这就是说，在短短的28年里（1985—2013），其人口萎缩了22%。 

　　分析人士认为，出现上述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推行了混乱的经济结构改革造成的。这与失业率攀升、收入重新分配、私有化中饱私囊、经济增长缓慢、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离婚司空见惯等密切相关。同时，政府当局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取消了过去比较优惠的休假产假和刺激生育的政策。在结构改革的过程中，2008年执政当局关闭了部长会议下属的“种族和人口问题”管理局、2011年又停止了就业与社会保障部管辖的“人口政策司”的工作，而只在新设的“生活水平、社会保障和人口发展司”里设立了“人口问题处”。 

　　这一切社会变革和新的人口政策反映在人口领域就是出生率降低，死亡率上升。“因此，我国的人口危机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激进的社会经济重组和经济危机、与失业和大规模贫困并行不悖。与其稳定人口发展和增加对人口发展的投资，国家采取了减少投资，使人口政策的资金捉襟见肘。在这方面未来付出的经济代价要比现在严重得多。” 

　　近年来人口减少的趋势还在继续。保加利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全国人口为7 000 039人，占欧盟总人口的1.4%。与2017年相比，人口减少了49 995人，下降了0.7%。同时，人口老龄化继续发展。到2018年底，全国65岁以上人口高达1 493 119人，占总人口的21.3%。与2017年相比，老年人口增加了0.3%。65岁以上的老年妇女达到24.8%，而老年男性只占17.7%，原因在于男性的平均寿命低于女性。如果跟其他欧盟成员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做比较，欧盟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19.7%。意大利这一比例最高，达到22.6%、希腊为21.8%、葡萄牙为21.5%，只有这三个国家高于保加利亚。保加利亚15岁以下儿童为1 004 845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4.4%（欧盟成员国的平均比重为15.6%）。 

　　1989年以来，保加利亚人口锐减近200万，平均每年减少5万多，平均每天减少136人。保加利亚和欧盟的人口学家预测，到21世纪中叶，保加利亚的人口将萎缩到510万，而到21世纪末将萎缩到340万。保加利亚人口锐减致使居民的种族成分也在发生变化。例如，在人种构成方面，保加利亚族作为国家的主体民族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在不断降低，而土耳其族和吉普赛人因为出生率高，家庭子女多，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却越来越高。按保加利亚人口政策研究中心的预测，到2050年吉普赛人将增加至350万，土耳其族将增加到120万，保加利亚人将萎缩至80万。一句话，保加利亚种族将在自己国家里变成少数民族。 

　　保加利亚居民种族成分的变化（1992—2011） 

　　资料来源:Румен Гълъбиновр Как се подобрява икономика с катастрофална демография， Дума，23 Февруари 2019  

　　2018年底保加利亚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73.7%，农村人口占26.3%。全国共有5256个城乡居民点，其中城镇257个，村庄4999个。由于耕地抛荒、人口老化以及交通和通讯落后，保加利亚一些传统村落正在消失。从1989年至2013年，保加利亚有183个村庄完全空无一人。2015年一年之内，保加利亚全国有159个居民点没有人居住。 

　　人口锐减与转轨中的社会政策和人口政策密切相关 

　　人口危机是各种消极因素长期积累的结果。德国和西欧国家同样面临复杂的人口形势，可见经济原因不是最主要的。保加利亚学者指出，保加利亚人口锐减的原因在于“贫困”和“转轨过程中的罪恶”。出现这种悲剧主要有一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直接原因是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育龄妇女出国、人口大规模移居国外等；间接原因是老龄化、贫困、失业、社会病态、家庭崩溃、社会安全感差等；全球性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和政治体制。  

　　第一，人口出生率偏低，死亡率较高。 

　　据人口资料局（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2012年的统计，在世界所有国家中，保加利亚的出生率处于第190—195位的区间，世界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中位列第20位。另一统计数据表明，在世界所有国家里，保加利亚的出生率位列第204位。欧盟的统计指出，保加利亚的出生率在欧盟各国中处于垫底的位置，与欧盟其他成员国相比，其自然增长率和平均寿命都属于最末位。 

　　新生儿的净出生率降低，而死亡率在上升。2015年保加利亚出生的婴儿为65 950个，比2014年减少2.4%。保加利亚自1990年社会转轨改制以来，死亡率高于出生率，其人口呈现负增长态势。以人口发展趋势最好的2008年为例，这一年人口的出生率为10.2‰，而死亡率为14.5‰，故其自然增长率为—4.3‰。2018年保加利亚新生儿出生率为0.89﹪（欧盟平均值为0.99%），人口死亡率为1.54%。2016—2018年期间保加利亚人的平均寿命为74.8岁，其中男性为71.4岁，女性为78.2岁。城市居民的平均寿命比农村人口高出2.9岁。 

　　最近30年保加利亚有生育能力的妇女因移居国外和死亡减少了约100万人，这也是人口萎缩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保加利亚的出生率明显下降。1950年出生18.2万个婴儿，而2017年只有6.4万个，2018年约5.4万个。这是未来人口灾难的信号。有人预测，从1985年至2080年的100年间，保加利亚妇女有可能减少200万。 

　　保加利亚家庭在不断解体也影响了出生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结婚，而只同居。这在40岁以下的人口中是普遍现象。在这个年龄段，保加利亚有70%的“家庭”是同居关系。2010年保加利亚有2.4万对新人结婚，却有1.1万起离婚案例。此外，有35%的保加利亚家庭是无子女家庭。 这种状况自然会对育龄夫妇的生育率产生不利影响。 

　　第二，人口大量移居国外。 

　　最近25—30年保加利亚流失了130万—150万人口，其中约100万是受过高等和中等教育的干部。这期间保加利亚为培养这些干部花费了700—800亿列弗（约1.4列弗=1美元）。保加利亚每年大约有1万名青年出国留学，主要前往德国、英国和美国。他们在国外工作和生活，一般也不会再回来了。保加利亚年轻人，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医生、农学园艺技师、科技人才、经济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信息技术专家等等，他们都经历过15—20年的教育和工作，到了发达国家在那里为富国做贡献。富国在增加自己的财富，而弱小的穷国则越来越穷。这就是人口掠夺的结果。这是当代社会一种最矛盾的和最危险的现象。 

　　2015年是保加利亚人移居国外最多的一年，达到29450人，而2013年还只有19678人。有关统计资料称，保加利亚人移居国外超过一年，以工作谋生为目的的占48%以上，留学生约占17%，陪读家属占21%，另外还有几十万季节工，外嫁现象也较普遍。移居的主要国家依次为：德国占23%、英国占14.3%、西班牙占11.5%。 

　　据2016年7月1日的官方统计数据，在西班牙有12.9万保加利亚人，而据非官方统计数据，这一数字为15万。他们主要从事旅游业、农业和服务行业。在德国同样有十几万保加利亚人。2015年德国每5个新生婴儿中是由外国妇女生的。这一年有4202个新生儿是保加利亚妇女生育的。保加利亚驻意大利大使馆统计数据称，有11万—12万保加利亚人在意大利，但民间渠道的统计数据是16.1万。在英国和北爱尔兰有8.3万名保加利亚人，其中7.1万人是打工者。在法国和奥地利分别有2万和2.5万保加利亚人。在土耳其的保加利亚人最多，1989年后从保加利亚移居到土耳其的保加利亚土耳其人大约有32.6万至48万之间。他们是保加利亚历届选举的重要票仓。另外，在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加拿大、巴西，在俄罗斯，在南非，在澳大利亚都有成千上万的保加利亚人。 

　　当然，在社会激烈变革和动荡的年代，人口减少的趋势不是保加利亚一国的独特现象，而是整个中东欧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的常态。它是东欧剧变带来的一个消极结果。 

　　第三，近30年来保加利亚社会转轨造成社会严重两极分化和贫困化。 

　　保加利亚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推行了经济结构改革，但是改革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成效，经济增长缓慢，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失业率攀升，收入两极分化，离婚司空见惯。2008年政府关闭了部长会议下属的“种族和人口问题”管理局，2011年又停止了就业与社会保障部管理的“人口政策司”的工作，而只在新设的“生活水平、社会保障和人口发展司”里设立了“人口问题处”。在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过去优惠的产假和刺激生育政策也被取消。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安格尔·伊万诺夫通讯院士所说：“我国的人口危机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激进的社会经济重组、经济危机、失业和大规模贫困是相伴而生的。” 

　　保加利亚社会制度变革已经30年，加入欧盟也已经12年，但它的经济发展没有出现奇迹，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明显提高。据2017年4月欧盟统计局对2016年各成员国GDP的统计，保加利亚的经济总量比欧盟中最小的成员国卢森堡还少。德国一国占欧盟GDP总量的1/5，英国占16%、法国占15%，而保加利亚仅占0·3%。保加利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2016年下半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说，到2016年8月底，保加利亚外债达到340·69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6·3%。 

　　根据欧盟的统计，保加利亚的人均GDP是欧盟平均水平的49%。也就是说，在欧盟28个成员国中保加利亚是工资最低、人均GDP最少、购买力最差的国家。保加利亚学者指出，政治经济转轨过程中压在保加利亚人身上的“三座大山”是：食品、住房和税收。 

　　2014年的保加利亚平均工资收入仅仅是欧盟平均工资收入的1/5。如果保持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到2030年保加利亚的收入也只是欧盟各成员国平均收入的50%。据保加利亚国家统计局2016年的统计，2015年人均年收入为4953列弗（1列弗约合4元人民币），月均收入412.75列弗。 

　　据保加利亚国家统计局2019年2月15日的统计，2018年第四季度每个家庭成员的平均总收入为1557列弗，其中，用于食品的支出占30.2%、住房支出占17.8%、缴税和社会保险支出占12.7%、交通运输费支出占11.1%。另据有关统计，保加利亚家庭平均开支的大致情况是：用于食物的支出占收入的30%、加上水电、煤气、暖气、上网等费用，占了80%，再加上其他费用，共占90%左右，剩下的5%—10%的收入用于其他消费。所以，学者们说，保加利亚是原东欧国家中经济发展最缓慢的国家，而家庭的消费却在不断增长。 

　　在保加利亚，生活状况最悲惨的是老年人，因为他们的退休金太低。保加利亚约有25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即每人每月不到300列弗，约合1200元人民币）。这就是说，在这个拥有700万人口的国度里有30%的家庭生活较为拮据。他们的收入不能维持食物、医疗、教育和家庭的支出。目前，保加利亚的平均退休金是312.89列弗，最低退休金是161.38列弗。显然，退休人员的生活难以为继，他们及其部分家庭成员是这250万贫困大军中的主要部分。保加利亚有218.6万退休者，他们一生工作，却享受不到有尊严的生活。 

解决人口危机关乎民族安全和国家兴衰 

　　保加利亚学者认为，最近15年来，保加利亚面临的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口危机，而是呈现出了人口灾难的趋势。如果不采取措施制止这种不良趋势，人口灾难的后果将非常严重。目前保加利亚全国人口已低于700万。9年内，保加利亚的死亡率从原来欧洲的第19位上升到了第1位，甚至高于战乱中的叙利亚和阿富汗。 

　　保加利亚人口不断减少已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学者们对保加利亚目前的人口状况极其担忧，除纷纷撰文分析人口及其政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外，强烈要求政府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灾难性的人口危机，以挽救保加利亚国家和民族。他们提议，政府部门应该动员一切智力和物力，挖掘人口潜力，使保加利亚人口稳定增长并继续发展。 

　　保加利亚科学院院士、历史学家格奥尔基·马尔科夫指出，为了避免悲剧继续下去，国家应该实行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人们应该享有有尊严的生活权、劳动权，应该保护家庭和母婴，应该实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等。 

　　2018年7月4日保加利亚社会党机关报《言论报》载文批评现政府的人口政策。文章指出，现政府确定的保加利亚人口政策的战略目标是：减缓人口减少的速度，制定稳定人口的长期计划，保障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包括关注人口的健康、教育、培训和技能。但缺乏具体的解决当前问题的紧迫措施。 

　　学者们在议会呼吁：人口问题是一个关乎民族繁衍和国家兴衰的十分严重的问题，各党派应该达成共识，不管政府如何更迭，寻求解决办法，保证国家人口政策的连续性；政府应着手采取措施，关注婚育和人口流动问题；提高人口的教育和健康水平；重视环保和生态问题，制定降低人口死亡率和提高人口寿命的具体政策措施；制定鼓励侨居国外的保加利亚人回国的有效规划和政策；鼓励生育和提高对有子女和多子女家庭的补贴；真正扭转人口锐减的颓势。 

　　索非亚大学教授纳科·斯特凡诺夫在《保加利亚人口灾难与国家安全》一文中指出，“从概念和实践层面讲，国家安全是由各种综合因素构成的，而近年来人口因素在其中开始发挥关键性作用。”人口因素对民族和国家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当前保加利亚人口数量和质量以及人口发展趋势都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 

　　2018年11月27日，保加利亚著名经济学伊万·安格洛夫（Ivan Angelov）在《人口灾难——采取经济措施制止人口灾难》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全面振兴和刺激保加利亚人口增长的措施。他说，为了鼓励生育，保加利亚的战略目的应该是：降低人口下降和人口结构恶化的趋势，使人口稳定到2050—2060年，然后到本世纪末使人口缓慢回升，并争取达到800万—850万。同时，使保加利亚种族在人口中占据多数优势，并提高其生活质量，未来每个保加利亚家庭平均达到2.3个至2.5个孩子，要消灭文盲，达到所有人完成12制的中等教育的水平。现在每个家庭平均约有1.5个小孩，而只有提高到每个家庭平均生育2.1个孩子的水平，才能实现人口的正常状态。现在，文盲的数量在增加，接受中等教育的人口数量在减少。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结 论 

　　保加利亚人口危机发生在该国社会转轨时期，自然与这30年的社会经济政策，特别是人口政策有着间接和直接的联系。保加利亚转轨后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加入了欧盟和北约，实行了市场经济和民主，这是美国和西欧长期以来竭力摧毁社会主义制度和推翻执政的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结果。本文没有分析东欧剧变的原因，而是只列举了转轨中的一种现象，即保加利亚人口锐减的问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转轨所带来的消极结果。     

　　当初欧盟谋士们预言，中东欧国家在35—50年内将赶上甚至超过欧盟老成员国的平均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过上富裕生活，这已然成了泡影。保加利亚转轨开始后，农业遭到灾难性破坏，经济几近崩溃。转轨造成的严酷现实致使人口外流，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人们为了工作和生活奔波，哪有心情和精力生儿育女，为未来繁衍后代。保加利亚要想遏制人口下滑的趋势，需要努力发展经济，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并下大力气追赶欧盟发达国家，成为欧洲现代化国家。 

　　保加利亚转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党代表性不强，支持率逐年走低；党派内部强人政治色彩明显，主要政党间内斗严重；司法效率低下、腐败严重、有组织犯罪猖獗。更加致命的是，保加利亚民主反对派谴责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的一切实践活动，甚至把社会主义时期行之有效的积极人口政策也一概推翻和抛弃。他们的原则是：凡是1989年之前得到赞扬和肯定的，一律予以否定。 

　　人口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事关国家安全和民族存亡。保加利亚面对的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口危机，而是呈现出了人口灾难的趋势。学者们指出，如果政府不采取紧急措施，保加利亚作为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将在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消失，而如果保加利亚及时醒悟，灾难是可以避免的。 

（注释略）

（马细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