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之骅：“工匠精神”的内涵和“工匠”概念的外延

　　在不久前出版的、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主办的《国际汉学》杂志2021年第三期上，我读到了一篇看起来不太起眼，但内容却颇为别开生面的文章，标题为《汉学硏究中的“工匠精神”》。作者任大援，是中国艺术硏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著名的哲学和中国思想文化史家。任先生在文章中以我国硏究国外汉学的三位学者和他们的研究成果为例，阐述在汉学硏究中应当提倡和发扬“工匠精神”。

　　任先生提到的这三位学者均已先后去世，他们分别是：

　　谢方教授（1932-2021），广东人，1952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曾任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主任，我国著名的中外关系史学者。

　　李学勤教授（1933-2019），北京人，清华大学哲学系肄业，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2013年获首届历史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

　　耿昇硏究员（1945-2018），河北人，1968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曾任我国外交部翻译，后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硏究员。曾任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名誉会长等职，1995年获法国政府文艺学术勋章。

　　任大援指出：上述三位先生，对汉学研究贡献的角度不同，但有一共同特点——用“工匠精神”来概括三位学者的相通之处，应该是恰到好处。

　　任大援指出，汉学研究中的“工匠精神”至少应包涵以下几点：

　　一是下功夫掌握尽可能扎实的文献基本功。据谢方先生回忆，他在跟随向达先生学习中外交通史时，先生给他开列了10种必读书目：（1）“正史”中的外国传和四夷传；（2）《四库全书总目》中的有关外国书目提要及原书；（3）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4）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直译为“契丹和通往契丹之路”）；（5）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注提要》；（6）莫东寅《汉学发达史》；（7）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8）向达《中西交通史》；（9）汤用彤《汉魏南北朝佛教史》；（10）方豪《中西交通史》。“向先生说，‘读完了这些书，你不但打下了基础，而且还可以统揽全局，可以应付各方面来的挑战’。”这种基础工作，在今天仍不过时。这正是磨刀不误砍柴工的匠人经验。

　　二是对语言的“多多益善”的追求。对汉学（中国学）研究而言，外语应愈精愈好，语种应愈多愈好，否则就有局限性，不能深入下去；古代的外语、拉丁文、梵文和中亚各种文字都要熟悉，研究时才能左右逢源，棋高一着。另外，还有古汉语，研究中常常需要将汉学著作中引用的中国文献回译还原，颇为不易。耿昇十分重视这一点。语言方面的工作艰辛和地位受绌，被视为“费力不讨好”，可能是一些历史上的汉学名著至今还没有汉译本或译本不完整的一个原因。

　　三是工作上锲而不舍、精益求精的精神。汉学（中国学）研究属交叉学科，复杂度高，比起单纯的文史研究或外语翻译，投入多、产出少。没有坐冷板凳的精神，难以奏效。成果要过硬，非得具备两端叩问、攻玉雕琢的工匠精神不可，成果往往难以一蹴而就。谢方先生为编辑整理《大唐西域记》，埋首26年才终获出版。耿昇先生的书稿都是手写。他18年来翻译出1600多万字的汉学著作，即使以这个过时的保守数字来看，其锲而不舍的毅力也为常人所难企及。

　　任大援还指出，“工匠精神”看似具有某种技术性的特征，结果却往往孕育着某种创造性。这大概源于工匠所具有的诚实态度与锲而不舍的韧性。

　　任大援先生的文章使我想起2019年5月我在“工匠中国论坛”上的一次讲演。我和任先生的观点是相同的。但我对工匠概念的外延比任先生所说的更广一些。我认为，不仅在汉学研究者，而且在整个社会科学，当然包括历史学硏究者都是工匠。他们和理工农医各个领域的劳动者一样，都是工匠。因此，他的硏究工作，若要取得成绩，都需要发扬“工匠精神”。

　　工匠是产品的锻造者。历史研究的成果也是一种产品，历史学家也是工匠。所不同的是历史研究的成果是一种精神产品、文化产品，是意识形态性质的产品。这种产品由不同世界观和不同历史观的人做出来，是截然不同的。它们和修一条道路，造一座桥梁，酿一坛美酒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对历史研究来说，工匠精神的一个首要的内涵应该是有正确的政治导向。

　　为了追求历史研究产品的卓越品质，首要的一条是在生产过程中必须有正确的政治导向，就是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为指导。用中国历史研究院高翔院长的话来说：这是我们进行历史研究的“魂”。没有了这个“魂”，我们的研究就会迷失方向，我们的产品便会毫无价值，甚至还会为社会发展提供负能量。坚守这个“魂”就是坚守工匠精神，就是坚守品质锻造。我们清醒地看到，在新时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各种错误思潮也不断出现。它们通过各种手法，竭力淡化、背离、甚至反对在史学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史学界造成种种混乱。历史虚无主义和所谓“文明冲突”论都属于这类错误思潮。它们的危害性虽已昭然若揭，但还应当不断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予以澄清和批驳。

　　第二，为了追求历史研究产品的卓越品质，我们必须掌握确凿的史料。也就是说要有实实在在的原材料。没有史料根据的研究成果，必将是无源之水，是空话连篇的空中楼阁。必须注意的是，在互联网日益发达的条件下，历史学家可以从国内外得到越来越多的、不同类型的第一手的和第二手的史料，包括历史档案、文献资料、考古发掘、统计数据、名人回忆、前人著述，以及影像作品，等等。对于历史资料的使用和诠释，必须以十分严谨的态度独立思考，认真辨别，相互参照，严格选用，即使是历史档案也不应例外。对于前人著述中的观点，不能盲目跟从，更不能完全照搬。这些都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工匠精神”的体现和品质锻造的要求。

　　第三，为了追求历史研究产品的卓越品质，我们必须坐下来，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地工作。我们的前辈学人，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书房里挂有一联：“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用以自勉，也警示后人。做历史研究要有甘于坐冷板凳的精神和十年磨一剑的精神，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弘扬的工匠精神和锻造卓越产品的要求。

　　第四，为了追求历史研究产品的卓越品质，我们必须讲究传承和创新，必须培养一支足够强大的后备队伍。但是目前我们的研究队伍，特别是世界史的研究队伍还相当薄弱，既与我们国家的地位不相适应，也不能回应国家对我们的期许。我们应该努力培养一代又一代的年轻研究者，使“工匠精神”得以传承、创新和弘扬。

　　对于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也需要倡导“工匠精神”的问题，已引起社会上的关注并初步有了共识。这表明现在“工匠精神”的内涵正在不断丰富，“工匠”概念的外延正在不断扩大。2019年本人荣获“2018年度工匠中国十大人物”之一，次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硏究员徐世澄同志荣获“2019年度工匠中国十大人物”之一就是一个明证。我衷心希望在座各位，以至世界史所的所有同仁，都能在工作中弘扬“工匠精神”，追求产品的卓越品质，崇尚理论创新和技艺创新，为创造出高质量的精神产品而不懈努力，为加快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我们的力量！

　　（陈之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