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新生：研学徽州

　　十多年前到过徽州（现黄山市），那时是赏奇松怪石，观云海日出。这次不同，是研学：看宏村民居、龙川祠堂、棠樾牌坊：参观学习笔墨砚纸的制作：了解徽州历史，探究文化的传承与渊源。 

　　长夏初醒，万象胜景。车行乡镇，水墨徽州的画卷便在新安江两岸的绿茵中徐徐展开 。 

　　随着日渐深入的考察，脉络变得清晰起来。 

　　徽州是徽文化的发祥地。有道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徽州地处“吴头楚尾”，属边缘地带，山高林密，地形多变，开发相对晚些，民谣道：“七分半山半分田，二分道路和庄园”。汉代前这里人口不多，而晋末、唐末、宋末及中国历史上的三次移民，导致拥入大量人口，人均土地减少，吃食要靠江西、江苏和浙江供给。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说：徽州“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民谣更为直白：“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人多地少、地瘠民贫的徽州人，以贾为生计，不贾则无望。徽州府歙、休宁、婺源（建国后划入江西）、祁门、黟、绩溪六县中歙县和休宁县的商人特别著名。 

　　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期，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要超过。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徽商经营行业以盐、典当、茶木为最著，其次为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其中婺源人多茶、木商，歙县人多盐商，绩溪人多菜馆业，休宁人多典当商，祁门、黟县人以经营布匹、杂货为多。徽商除了从事多种商业和贩运行业外，还直接办产业。休宁商人朱云沾在福建开铁矿，歙县商人阮弼在芜湖开设染纸厂，生产销售合工商于一身。批发和长途贩运者中，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 

　　徽商在经营中注重人才，做到知人善任，注重市场行情，实行灵活经营。有一业为主兼营它业的；有根据不同行情、季节变换经营项目的。徽商讲究商业道德，提倡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义利兼顾。勤恳吃苦、虽富犹朴。在外经营，三年一归；新婚离别，习以为常。 

　　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文房四宝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徽文化塑造了徽商的品格—儒商，以儒家文化来指导经商。明清资本主义萌芽，是我国商品经济较发展的时期，也是徽商鼎盛之时。 

　　徽商商而兼士，贾而好儒，与封建官僚混为一体，或相互接托。现保存在各乡镇的石牌坊可以佐证。他们除以“急公议叙”、“捐纳”和“读书登第”作为攫取官位的途径外，还以重资结纳，求得部曹守令乃至太监、天子的庇护，享有官爵的特权。一些徽商本人不能跻身官僚行业，就督促子弟应试为官，自己也就成为官商。“贾而好儒”是徽商的显著特点。他们有的白天经商，晚上读书，或在路途中手不释卷。读书提高了徽商的文化素养和文化品位。较高的文化素养又有助于徽商与官僚士大夫的交往和沟通。同时也给商业经营带来了许多便利；读书使徽商善于从历史上汲取丰富的商业经验、智慧，促进自身商业的发展；读书增强了经商的理性认识，即他们能够以所谓的“儒道经商”，从而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徽商正是凭着他们特有的徽商精神，从而能够逐渐壮大，发展为雄视天下的大商帮。这种精神原本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被善读书的徽商发扬光大。这种精神，不仅是徽商的巨大财富，更是徽商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到了清朝，徽商与晋商（钱庄票号汇通天下）、潮商（具有海洋文化和海洋性格的华人商帮）并列为中国三大商帮，并据为老大。徽州方言中的“老大”谐音为“骆驼”，而徽商那不畏艰险，不屈不挠闯天下的品格正好与骆驼的天性相似，于是徽商们自谦自喻为“徽骆驼”。 

　　徽州人推崇“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商”或“学而困则商”。他们常年在外，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创造了充裕的精神与物质生活的发展条件；成为富豪大贾之后，便投资故里。除建造民居（白墙黛瓦马头墙）、购置山场（种茶）、田地、造桥、筑路、投资办学之外，便是建造祠堂、牌坊，光宗耀祖，博取声名。 

　　在明代时期，徽商在徽州歙县投资建造的祠堂就计有百余座。可以说，在当时徽商资本和官宦资本是祠堂和其他建筑的经济之基础。徽州的强宗大族，历来是聚族而居，尤在南宋之后，特别是受了程朱理学思想的重要影响，尊祖敬宗，崇尚孝道便就成了徽州人的重要理念和宗旨。居首要地位。古徽州各姓宗族都建有祠堂，这些祠堂往往是村中规模最宏伟和装饰最华丽的建筑群，一方面体现了当时徽州经济、文化以及建筑艺术的状况、发展水平，一方面是徽州历史的浓缩。 

　　祠堂建筑有两大类：一类是宗祠，一类是支祠（包括房祠）。宗祠是指一姓氏后裔子孙为祭祀祖先所建的祠堂。祠名是突出某一姓氏即某氏宗祠，如：程氏宗祠、胡氏宗祠、汪氏宗祠等等。支祠是指宗祠下属某一支内为祭祀某一代祖所建的祠堂。此外还有一些特殊形式的祠堂，例如女祠、男祠、行祠。真正意义上的祠堂是在明朝嘉靖十五年明世宗对“联宗祠庙”开禁之后。建材就地取木、砖、石，按照自己的理解和体会设计制作。并在木、砖、石上进行雕刻：木雕风姿华美、砖雕清新淡雅、石雕肃穆厚重。龙川的胡氏宗祠被称为江南第一祠，有中国木雕博物馆和民族艺术殿堂之称。 

　　而徽州包括徽州附近文房四宝的崛起和时兴，也与徽商的兴起以及这个地方兴盛的财力和文风有着相当的关系，可以说是徽商的鼎盛给文房四宝的崛起提供了温床，同时文房四宝的兴起又促使徽文化广为传播。历史上，“文房四宝”所指之物屡有变化。在南唐时，“文房四宝”特指宣城诸葛笔、徽州李廷圭墨、澄心堂纸，歙县龙尾砚。社会风气总是跟绝对权力的喜好有关。徽州人奚廷圭制出的墨，因精良耐用，坚固易存而见长，南唐后主李煜见到后大为赞赏，并召见了奚廷圭，封他为“墨务官”，赐李姓，专门让他制作这样的乌金，民间流传“黄金可得，李氏之墨不可得”。和徽墨一样赫赫有名、且同样具有悠久历史的歙砚，据说是因为歙县太守进献一方龙尾砚，得南唐皇帝李璟喜爱，因此名声大震。至此，徽州年年都向朝廷进贡“新安四宝”，即澄心堂纸、李廷圭墨、汪伯立笔和龙尾石砚。澄心堂纸是徽州出产名气最大的纸，而距离徽州不远的泾县，是名气在外的宣纸出产地。宣城周边包括泾县在内，都属于徽州文化圈的一部分，民风民俗与徽州基本一致，所以说宣纸基本上与徽州也是合为一体的。如今徽州地区有黟县宣笔、绩溪胡开文墨，泾县红星宣纸和歙县砚台。 

　　徽商的足迹遍及全国，他们将笔墨纸砚或作为随身物品，或作为馈赠礼品，因而推动了“文房四宝”在民间的广泛传播与制作工艺的不断精进。1915年，胡开文制作的“地球墨”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在当时文墨圈中流传一句话是“一两黄金，一两墨”。此后，徽墨已不仅仅是消耗品，更是工艺品和收藏品。 

　　悠悠岁月，在自然与人文相互关联影响下，新安江两岸孕育出了包括徽商、文房四宝、徽（砖木石）雕，徽派建筑、徽州宗族、徽州村落、徽菜、徽派盆景；新安画派、新安理学、徽剧（京剧鼻祖）等一系列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瑰宝，其中所蕴藏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家国情怀以及讲仁爱、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等传统美德，儒养了一代代徽州人，在历朝历代涌现出毕升、戴震、詹天佑、程大位、黄宾虹、陶行知、胡适等一众俊杰。称徽州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