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沛 | 论“大历史观”

　　20世纪末，“大历史—大历史观”理论在西方史坛悄然兴起，一些学者将其与美国著名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的“文明竞赛说”、杰里·本特利的“文化互动论”并列。不过，“大历史—大历史观”脱颖而出，迅即成为历史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不仅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成立了国际大历史学会、召开了国际大历史学会的代表大会，而且在比尔·盖茨的赞助下，启动了“大历史项目”，通过网络免费向中小学生传授大历史的知识。在欧美地区，高校是研究“大历史”的重镇，目前已有几十所大学开设了“大历史”课程。 

　　一般认为，述及“大历史”时，至少要追述到1988年在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历史系召开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会上讨论的主要议题是“历史该从何时讲起”。1991年，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在国际知名的《世界历史》杂志上发表了《为“大历史”辩护》一文，详细阐述了其1988年在麦考瑞大学学术讨论会上提出的大历史思想，该文在学术界享有盛誉，被认为是大历史理论问世的标识。 

　　21世纪初，“大历史”传入中国。2007年，大卫·克里斯蒂安的代表作经晏可佳译，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中文本书名为《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这是大历史理论首次被系统引入中国学术界。2011年，大卫·克里斯蒂安在TED(Technology，Entertainment，Design)演讲中，以《18分钟看懂138亿年的大历史》为题普及该理论，视频在中国网络平台传播后，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公众对大历史理论的广泛认知。 

　　一、此“大历史”非彼“大历史” 

　　大卫·克里斯蒂安，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教授，早年毕业于牛津大学，从20世纪80年代着手研究“大历史”理论，现任国际大历史学会主席。他的代表作有：《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Maps of Time：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极简人类史：从宇宙大爆炸到21世纪》（This Fleeting World：A Short History of Humanity）；《大历史：虚无与万物之间》（Big History：Between Nothing and Everything）；《起源：万物大历史》（Origin Story：A Big History of Everything）；等等。 

　　大卫·克里斯蒂安在其诸多的英文著作中，将“大历史”统一用“Big History”表述，这里的“Big”，特指“138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是其主旨的大历史叙述的原点。大卫·克里斯蒂安意在强调人类的历史仅是“大历史”的内容之一，不过是宇宙历史的一个“章节”，他欲从宇宙演化的宏大历史中俯瞰人类历史的整体发展。这样，人类的历史就不再是民族、地区、国家的历史，而成为浩瀚的宇宙演化进程中的一个新的历史坐标。2015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中国山东济南召开，国际大历史学会专门组织了题为“大历史——我们共同的多样性”的小组会议，中外史学家在会上展开热烈讨论，“大历史”以整个宇宙演化为大背景所构建的整体的人类历史观，引起国际史学界的广泛关注。 

　　2014年，大卫·克里斯蒂安等为大历史撰写了第一本高校教材《大历史：虚无与万物之间》，明确提出“大历史考察的，不仅仅是人类甚或地球的过去，而是整个宇宙的过去。阅读本书，教师和学生都会回溯一段旅程，它始于138亿年前的大爆炸和宇宙出现。大历史吸收了宇宙学、地球和生命科学、人类史的成果，并且把它们组合成关于宇宙以及我们在其中之位置的普遍性历史叙事”。这本教材在历史叙述的新框架（从宇宙大爆炸到互联网时代的138亿年的历史框架）中，提出“大历史的八大门槛”。所谓“门槛”（threshold）系指宇宙演进过程中的“突破点”，“八大门槛”依次是：大爆炸：宇宙的起源；星系和恒星的起源；新化学元素的创造；太阳和太阳系的出现；地球上生命的出现；智人的出现；农业和农业革命；通向现代性的突破：现代世界。 

　　西方学术界盛赞大卫·克里斯蒂安等提出的“大历史”理论，威廉·麦克尼尔等甚至认为，这是一项可与牛顿的运动规律和达尔文的进化理论相媲美的伟大成就，是“世界史许多目标的自然延伸”。那么，我们该如何认识“大历史”呢？笔者认为，我们的正确态度首先是坚定文化自信，历史研究要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实践，凸显中国意识，保持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其次，要不断拓宽历史认识视野，以海纳百川的精神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最后，兼容并蓄、博采众长，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优秀历史文化资源，创新和发展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显然，结束对西方史学理论的“跟跑”和模仿，不照抄照搬“大历史观”，绝不是要搞“文化部落主义”，自我封闭。 

　　2012年3月29日 ，《光明日报》邀请中外学者研讨“大历史:在宇宙演化中书写世界史”。主持人是《光明日报》记者薄洁萍，她说：“‘大历史’一词由澳大利亚学者大卫·克里斯蒂安于20世纪90年代初创造……作为历史研究与教学的一个新领域，迄今为止，中国学界对‘大历史’知之甚少。基于此，我们特邀国外‘大历史’首倡专家与中国学者一起，就它的来龙去脉和主旨内核，以及它的作用和未来作简单介绍。”参与讨论的学者除大卫·克里斯蒂安外，还有弗雷德·斯皮尔（阿姆斯特丹大学）、阿科普·拿撒勒（俄罗斯科学院）、孙岳（首都师范大学）。笔谈的主要内容是：其一，“借助科学成果，大历史试图建构一个涵括人类史和宇宙史的科学的整体史”；其二，“大历史的核心目标是统合全部历史学科以获取新知，以帮助深陷支离破碎、迷失了方向的现代人提供一个‘普遍坐标’”；其三，“大历史如何能够使人类史恰如其分地纳入宇宙进化的大背景”；其四，“大历史本身仍在建构之中，能否真正成为史学研究的新流派，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光明日报》邀请中外学者讨论后，“大历史观”日渐成为学术界研究和热议的话题。2012年7月6日至8日，“国际世界史研究前沿与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高层论坛在中国湖南张家界召开。会议由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与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共同举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高等院校以及科研和新闻出版等单位的近30位专家与会。与会专家广泛讨论了国际史学界在世界史研究方面的新理论、新方法与新趋势，“大历史”即是主要内容之一。地球的历史是如何发展的？人类的历程是如何演进的？这些都是“大历史”研究的对象，“大历史观”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战略眼光的历史观。 

　　2007年6月，笔者曾在《世界文明进程中的全球史——对“历史”何以成为“全球史”的思考》一文中提及“大历史观”：“正是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交融’过程中，人类社会的历史开始从民族史向世界史转变，并在此基础上向‘全球史’迈进。世界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建立全球史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从全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理解整个世界发展的趋势和进程的大历史观。”此后，在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史学之‘新’时，首先是作为唯物史观新的增长点的‘大历史观’的提出。不仅深入理解中国‘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需要大历史观的科学阐释；在中外历史研究中欲真正获取历史的启迪和历史的教训，也离不开大历史观”。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笔者对“大历史观”提出与克里斯蒂安不同的阐释：所谓“大”，“不是历史认识时空的延长或扩大，而是植根于唯物史观的一种新的历史观念的凸显，即历史的整体性、连续性和发展性的辩证统一，亦即强调‘历史—现实—未来’是一个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大’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而且，这一有机整体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内在的、规律性的运动”。 

　　综上所述，笔者所述的“大历史”之“大”，与克里斯蒂安笔下的“大历史”之“大”显然有别，不可一概而论。无独有偶，黄仁宇在其代表作《中国大历史》（China—A Macro History）的英文原著中，对“大历史”的表述始终使用的是“Macro History”，与“Big History”丝毫无涉。黄仁宇在这里强调的是“大历史的范畴”，他说：“‘大历史’与‘小历史’（micro-history）不同，不斤斤计较人物短时片面的贤愚得失，也不是只抓住一言一事，借题发挥，而是要勾画当时社会的整体面貌。”总之，黄仁宇更强调“从小事件看大道理；从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观察历史的脉动”。但是，克里斯蒂安笔下的“Big History”和黄仁宇笔下的 “ Macro History”，在他们的中文版著作中均被译为“大历史”，致使不少读者长期将两种不同含义的“大历史”混为一谈。  

　　当今，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不仅是要说明“Big History”和“Macro History”，即克里斯蒂安笔下的“大历史”和黄仁宇笔下的“大历史”的区别，更重要的是“洋为中用”，以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对“大历史观”的价值内涵作出当代中国话语的解读，为丰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繁荣发展中国历史科学多作贡献。 

　　二、“大历史观”的价值内涵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2023年，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牢固树立大历史观，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和正确走向，认清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从“大历史”到“大历史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诸多丰富的大历史观思想，既涉及扩大了的历史认识的时间和空间，更清晰地扩展了整体性的历史思维，深化了历史阐释的深层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历史从未孤立地存在，而是处于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互动中。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无法改变，但未来可以塑造”，“传承历史，不是为了纠结过去，而是要开创未来”。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奋斗历程，始终“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中华民族和人类前途命运，这是其倡导的大历史观的生动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我们深入研究“大历史观”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正确方向。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它“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自19世纪中期形成以来从不墨守成规，而是在火热的现实社会生活中与时俱化，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往往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历史科学发生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深刻变化之一就是提出了“大历史观”，并且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这不仅对中国史学，而且对整个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 

　　确立科学的时空观，从历史的大周期、长时段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回答问题，是树立大历史观的基本要求。中国史学的大历史观既有选择地汲取外国史学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更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壤之中，根脉传承，并时时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吸收营养，永葆青春。我国优秀的传统史学蕴含着独特的历史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具有高度的相通性，如西汉史家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等史学思想，至今仍给人们理论上和学术上的启迪，“大历史观”也如是。 

　　中国史学的“大历史观”自然属于马克思主义史学范畴，“大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新时代“两个结合”升华的产物，反映了历史研究的时代特征以及时代对历史研究的客观要求。大卫·克里斯蒂安在述及自己的研究旨趣时说：“大历史试图理解从‘大爆炸’至今的整个历史，因此必然是跨学科的事业……将其融会成为一个前后连贯的历史。在过去的很多年里，至少在英语世界中很少有学者对这种治史思路感兴趣，身处科学时代，史学家们已经习惯了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局部的事实或整体事实的某些方面、层面上……大历史能够迅速引发世人的关注……都说明世人似乎重新发现了整体历史宏大叙事的重要性。其实马克思主义史学就属于一种宏大的历史叙事，因此马克思也可归入‘大历史学家’的范畴，因为他认定人类史乃科学的宏大叙事的一部分。” 

　　本文限于内容和篇幅，不可能对大卫·克里斯蒂安和他的“大历史”理论做更多的评述，但笔者认为，大卫·克里斯蒂安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认识以及他对马克思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历史科学，是一门迄今为止我们所获得的具有最高视野的阐述人类历史发展的科学，也就是一门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及其规律的大史学，其中包含着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恩格斯1885年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则提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它根据大量的史实并以理论形式探寻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将“大史学”归结为“人类社会发展及其规律”，明确地界定了“大历史”的社会属性。 

　　中国历史科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部分，与时代风雨同行，其新的成果不断丰富着人们对“人类社会发展及其规律”的认识。“大历史观”彻底摒弃了历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客观主义”，不仅是新的历史思维方式和科学方法，更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核心内容。 

　　对中国历史科学而言，我们对“大历史观”既生疏又熟悉。这绝对是一个“新东西”，虽说“新”，但也不是突兀地凭空而生。实际上，在漫长的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大历史观”的诸多重要因素始终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存在，从中不难看出学术史上的内在联系。例如，中国传统史学的内容和形式在世界上历来是独一无二的——其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民族、文学、哲学、艺术、宗教、军事、教育、科技、历史人物和中外关系等方面，其体例体裁除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外，还包括别史、传记、职官、政书、目录、杂史、载记、诏令奏议、史钞、时令、地理、史评等，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大历史观”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世界历史研究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是吴于廑提出的“整体史观”。笔者以为，这一理论既可称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全球史观”，也可称是“大历史观”。笔者在2020年曾撰文《整体史观：中国世界史学术体系的核心理论》， 明确指出“整体史观”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世界历史研究中的具体体现。吴于廑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科学地诠释了马克思“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这一经典结论。吴于廑指出：“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纵向发展方面和横向发展方面。”“纵向发展”，指“五种社会形态……构成一个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纵向序列”，但它“并非一个机械的程序”。“横向发展”，“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应该说，吴于廑基于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开始探究“什么是世界”，即已向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大历史”迈进。 

　　三、“大历史观”和历史研究 

　　“历史该从何时讲起？”或者说“历史学的界限在哪里？”这个问题因“大历史”理论的产生而愈来愈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实际上，在大卫·克里斯蒂安之前这个问题即已提出，并通过研究性的著作在学术史上留下了至今令人难忘的印痕。例如，英国人类学家格拉夫顿·埃利奥特·史密斯（Grafton Elliot Smith）曾在1929年著《人类史》，凡15章，对原始人的游荡生活、文明的起源、君主制、埃及和苏美尔、克里特岛的早期文明和希腊的世界影响等有生动且详尽的描述。 

　　在大卫·克里斯蒂安之后，也有学者讨论过这一问题。如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教授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著《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未来简史：从智人到神人》《今日简史：人类命运大议题》三部曲，于2012年相继出版。尤瓦尔·赫拉利认为，人类是“一种也没什么特别的动物”，故其“三部曲”从135亿年前的“大爆炸”、38亿年前的“有机体”的出现、7万年前的“智人”创造出“文化”开始写起，写到21世纪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融合对人类的严峻挑战、无法解决的全球性问题等。尤瓦尔·赫拉利指出：“我的第一本书《人类简史》概述了人类的过去，审视一种几乎微不足道的猿类怎样成了地球的统治者。第二本书《未来简史》则讨论了生命的远期愿景，思考人类最后可能会如何成为神，智能和意识最终又会走向怎样的命运。”第三本书《今日简史》，则“希望着眼于此时此地，重点在于当下时事，以及人类社会近期的未来”。这是一部远离传统历史学的人类大历史的“简史”，“系统的史事在这里隐而不见”，所表达的“是一种对历史和人生的彻悟”，这已远远超出一般意义的历史哲学。 

　　同样基于“大历史”的意蕴，英国历史学家尼尔·福克纳（Neil Fanlkner）2013年在伦敦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史：从尼安德特人到新自由主义者》（A Marxist History of The World:From Neanderthal to Neoliberals），2014年新华出版社出版了由张勇翻译的中译本，书名为《世界简史：从人类起源到21世纪》。该书作者强调历史极其重要，“历史如同一件武器。我们如何理解过去，影响我们今天如何行动，正因如此，历史有政治性，并且充满争议”。该书作者认为，他的这本书“定位于一个与之不同的传统之上”，首先将史前史作为独立的一章，将250万年前至公元前3000年的“原始人革命”“捕猎革命”“农业革命”等，与2007年“全球‘信贷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崩溃”以及延续至今的“第二次大衰退”等相贯通。尼尔·福克纳意在阐述这样的历史理念:人类在21世纪初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或许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但是，人类既然能创造历史，当然也能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从250万年前开始至今的“长时段”实证性研究，使作者更加乐观地展望未来。在“大历史”的视阈下，思考“历史究竟该从何时讲起”，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历史学家面临的历史条件不同，需要解决的历史问题不同，自然会有不同的回答。对于这个问题，尼尔·福克纳和他的作品为人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大卫·克里斯蒂安述及“大历史”时，强调这“必然是跨学科的事业，需要借鉴来自包括宇宙学、地质学、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传统史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的信息、知识和洞见，并将其融会成为一个前后连贯的历史”。这里的“跨学科”不仅是科学方法、科学思维，更是一种有别于传统的新的史学理念。人类走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后，这个问题尤显突出。因此，打通学科壁垒，加快学科整合和融合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学术发展的新趋向、新特点。 

　　2019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指出：“希望我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继承优良传统，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在“大历史”的视阈下，“历史学科融合发展”是古老的历史学永葆青春的必然选择。正是在融合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对历史认识客体的研究会远远超越传统史学的范畴，在历史—现实—未来相贯通的整体思考下，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社会、心理、科技以及自然地理环境等全视野、长时段的框架中展开研究，可有效地避免历史认识单一和狭隘的局限性。例如，20世纪初在短短的10年时间里，中国先后发生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三件有世界影响的大事。从“大历史观”出发，可将“三件事”串联成“一件事”，即将“中华民族空前的、伟大觉醒，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一个统一的“大”的历史过程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其结果是不仅对“三件事”中的每一件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且从整体上开辟了20世纪初中国近代历史研究的新境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发生了并仍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计算机微型化，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和计算机文化的迅速普及，对世界历史研究的直接影响是一系列历史学跨学科的分支学科的问世和“全球史”研究的兴起。近年来，人工智能（AI）成为引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前沿。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超级计算、传感器、脑科学等的直接而有力的驱动下，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对世界经济、人文社会、国际政治等方面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对历史研究也是如此。 

　　在AI的影响下，尽管仍然是在全球史研究的框架内，但近年来跨学科的历史学分支学科频仍问世，历史认识的视野不断扩大，历史学的界限更加模糊。例如，除全球史、生态环境史、海洋文明和海洋史、现代化史、文明史、疫病与医疗卫生史、口述史等外，近年来在国际史坛上日渐产生较大影响的还有社会思想史、历史记忆和记忆史学、概念史、新文化史、观念史 、儿童史、跨国史、公众史学（公共史学）、全球思想史、历史时间与时间历史、图像史学、传记学与世界史研究、物质文化史、身体史、比较社会史、新政治史、环境政治史、跨国劳工史、情感史、科技革命思想史、生产力革命与交往革命史等。 

　　这些新的研究领域或新的分支学科，一方面为“大历史”理论的践行开辟了广阔的现实道路，另一方面也有可能与宏观性的历史研究渐行渐远。如何避免历史研究碎片化，将历史认识在相关研究领域深化，并在总体上提高历史研究的科学水平，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任务。笔者以为，避免历史研究的碎片化倾向，不能因噎废食，消极“守成”，而应在中国话语的“大历史”理念指引下，正视迅速变化着的世界，通过“两个结合”冲破影响新时代史学发展的束缚，更加自觉地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在更广阔的领域认识人类复杂的、生动的、丰富多彩的、甚或矛盾的历史图景，借助历史的智慧清醒地认识现实、远眺未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作出历史学的贡献。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是党带领亿万中国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中国人民团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下砥砺奋进40多年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 

　　“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不是空泛的口号，而是有着十分深刻的丰富的实际内容。就历史科学而言，中国话语对“大历史观”的科学解读和实际运用，鲜明地体现出大历史观之“大”的独立性、主导性、时代性、民族性等特征，向全世界清晰地表明：中国的历史研究，已经彻底结束了对西方学术的“跟跑”、移植、临摹，它正以开放的视野，自主地融入世界史坛，彻底摆脱了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  

　　作为唯物史观新的增长点的“大历史观”，是新时代唯物史观的创新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国化时代化的硕果。它给予我们深刻的历史启迪： 其一，当代中国历史科学既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也不能脱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其二，要以开放的胸襟汲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形成兼容并蓄的中国史学发展的新形态。只有这样，才能既为中华民族，也为整个人类的文明进步不断书写新的辉煌篇章。

　　本文原载于《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