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沛|历史科学与AI:在共生共融中走向未来

　　今天，世界史学的发展之所以站在“新的十字路口”，乃是近年来，伴随着Chat GPT和Deep Seek等大语言模型的先后出现，人类已经迎来了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时代，AI日新月异，狂飙行进，“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当AI已经、并继续改变世界时，历史学该如何面对它带来的巨大机遇和诸多挑战呢？这既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更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为避免陷入从概念到范畴的泛论，笔者拟以中国话语的“大历史观”为中心展开讨论。   

　　一、重塑全球秩序和发展格局的智能革命正在到来   

　　1956年8月，美国科学家约翰·麦卡锡（(John Mc Carthy）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的夏季学术研讨会上，首次提出了“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标志着AI作为一个学科的诞生。所谓“AI”，特指可展示人类智能行为的计算机系统。数十年来，随着计算机文化的深入发展和普及，“AI”的理论与方法，以及实际应用迅速扩展。2022年底，生成式AI的Chat GPT问世，堪称AI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识。Chat GPT在深度学习 、海量数据 ，以及自然语言的理解和生成能力等方面的出色表现，使人机对话更为通畅。2024年底，Deep  Seek上线并同步开源的V3模型，既支持“联网搜索”，也支持“深度思考”，它所具备的万物相连与时空穿透等特征，强有力地推动了中文使用AI的热情。 

　　习近平在述及现时代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时深刻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科学研究向极宏观拓展、向极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交叉发力，不断突破人类认知边界。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密集活跃期，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技术等前沿技术集中涌现，引发链式变革。与此同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高技术领域成为国际竞争最前沿和主战场，深刻重塑全球秩序和发展格局。”这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在世界大变局中，不仅世界经济版图已经改写；世界力量的对比已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不可忽视的是科技革命日新月异，迅猛发展，正在加快重塑世界。“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使科技革命凸显出更为深刻的、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新的时代特征。事实表明，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已经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导。 

　　通过如下简明的历史回溯，似可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一问题。人类的文明史，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科技革命的历史。近代以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至少经历了三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变革，其结果是人类社会先后进入了蒸汽时代、电气时代和信息时代。自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开始，技术与科学由以往的彼此分离，开始走向密切结合，科学、技术与生产相结合的过程不仅在不断缩短，而且科学内容越来越加成为生产过程的必要因素。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的职能”。这样，就“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科学革命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飞跃，技术革命是人类改造世界的飞跃。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革命在破坏旧世界，全面推动人类社会深刻变革的作用不可替代，这一历史进程不可逆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充分肯定“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科学是第一生产力。 

　　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之一，是强调历史不会发生彻底的断裂，这一代只能继承上一代的生产力。每一代人都只能在前一代留下的生产力基础上进行创新和发展。18世纪60年代至19时间中期的工业革命，蒸汽机是“动力引擎”。在这之前，除了人力和畜力外，再就只有风能和水能。“分工、水力、特别是蒸汽力的利用，机器的应用，这就是从18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旧世界的三个伟大杠杆”。经过工业革命以后，资本主义制度最终确立。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电工技术革命，“这实际上是一次巨大的革命。”。它把人类社会从蒸汽时代推进到电气时代。此时电力作为“通用能源”重塑世界。电力、电器、化学、石油、汽车、钢铁、造船、采矿等重工业，成为资本主义各国工业的主导，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一般认为，20世纪90年代，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计算机文化的普及，特别是互联网作为“连接载体”实现了全球信息互联互通；计算机微型化，个人电脑的广泛应用，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智能时代，AI已经将信息时代的“连接”转型成“理解与决策”。这一革命性的“转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表明AI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核心引擎，是“元技术”，即使将AI类比成工业革命中的“蒸汽机”，电气革命中的“电力”，信息革命中的“互联网”也嫌不足，AI既是“通用技术，也是“基础设施”。它已经深入到人类社会各个领域，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AI+X”日新月异，使人类社会加速走进数字化与智能化时代（数智时代）。    

　　二、“大历史观”和数智时代 

　　近代以来，人类历经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时代，正大踏步地走进数智时代，这是人类文明不可逆转的进步趋势。它既非是“潘多拉的盒子”，也不是万能的“宝葫芦”。在数智时代，人们通过网络终端可与世界相连，形成了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三类连接方式并存交融， AI对于普通人已变得触手可及。这为人类社会既带来巨大机遇，也引发诸多挑战， 历史科学也如是。 

　　一滴水可以见太阳。笔者拟以中国话语的“大历史观”为中心，就史学与AI关系中的若干问题展开讨论。所谓“中国话语”意在表明这里说的大历史观，与大卫·克里斯蒂安倡导的大历史观（Big History）不同，与黄仁宇笔下的大历史观（Macro  History）也不同。前者强调的是时空的延长。“大”的具体含义，是指135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到现当代的互联网；后者则更多地是指与“小历史”（micro-history）相别的宏观的历史研究。“中国话语的大历史观”，与克里斯蒂安、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的质的区别，在于它是新时代唯物史观的新的增长点，凸显唯物史观与时俱化的品格，其理论特征是弘扬历史事实、历史规律性和历史辩证法有机的辩证统一，凸显历史矛盾运动整体性、连续性和发展性的内在联系，这是具有完备科学意义的“大历史”，对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繁荣发展，具有普遍的理论价值。 

　　2016年，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讲话时提出：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之后，他又提出要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2023年，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时，习近平再次指出：我们“要牢固树立大历史观、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和正确走向，认清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习近平丰富的大历史观思想，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为深化研究大历史观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在这里，大历史观之“大”，既不是研究内容在时空上的延长，也不是史家主体意识在史学方法某一方面的彰显。中国话语的“大历史观”，是唯物史观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是一种既基于历史学学科发展现实，又回应了时代要求的全新的历史观念，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提出了相互联系的新的要求：即主体性基础上的整体性要求；史学理论意义上的跨学科要求；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要求。这三个方面彼此不可分割，作为有机联系的整体，是使“大历史观”适应时代要求，在内容上不流于空泛、不重复旧说的切实保证。 

　　就当代中国历史科学创新发展而言，今天提出“统一于一体的三项要求”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能性。因为数智时代为推动人工智能与历史研究深度融合，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就如同互联网的出现，是“全球史”产生和发展的物质前提一样。在某种意义上甚或可以这样说：没有信息时代，就没有全球史，同样，没有电子化、网络化、计算化与智能化为特征的数智时代，就没有“大历史”。 

　　当AI技术融入历史研究时，它可在“联网搜索”的基础上，提供海量信息，并整合多种形式的历史文献，在开放性、网络化、以及算法黑箱等的支持下，就文献的收集、整理、释读、应用等，更快捷地向使用者提供智能对话、语义理解、逻辑推理、文本生成等“深度思考”。这使历史研究如何将社会历史的研究，纳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大系统中进行整体性的考察，有了切实的保障。历史研究中那些分散的、国别的或断代的历史现象，将成为“大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进行避免“碎片化”的整体性研究。鉴于大数据在融合定量与定性数据的优势，AI为消融历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定性与定量研究的隔膜，在准确性上提供了切实的保障。定量研究方法和定性研究方法的深度融合，是促进广泛的跨学科合作的必经之路。毋庸讳言，AI时代任何一个“大”问题的解决，凭借任何一个单独的学科已经无能为力了。整体性的、跨学科的和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大历史”，为解读人类复杂的社会历史进程，进一步历史研究的科学水平，开辟了新的广阔的现实道路。   

　　三、史学“主体性”和数智时代 

　　2025年4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我们要“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导向”，首先就是要巩固、捍卫和发展中国史学的主体性。所谓“中国史学主体性”，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根本特性，是“两结合”的结晶，是“历史自信”的强有力的依托。有什么样的主体性，就有什么样的史学。史学主体性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先秦两汉以降历代中国史家以自己的责任、使命、学识、热情，以致鲜血和生命铸就而成。它在中外史学发展中的引领力、凝聚力和塑造力、辐射力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面对AI，历史学家要巩固、捍卫和发展中国史学的主体性，首先认清AI是一把“双刃剑”，它給历史研究带来巨大机遇的同时，也提出诸多挑战。如何握好这把“双刃剑”， 必须对如下重大理论问题有清醒地认识： 

　　 其一，今天的AI普遍基于大语言模型，其本质是工具而非科研主体；而科研主体是人，是有主体意识的人”。必须正视大模型存在的“幻觉”现象。所谓“幻觉”，被认为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或表现为与事实有出入，甚至捏造事实；或是生成内容与用户指令不一致，逻辑混乱，甚至南辕北辙；或是存在着无法验证的所谓的“事实”。在历史研究中，若无视“幻觉”现象，即无视它将虚构与真实无缝拼接混合生成的答案，那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则无从谈起。 

　　其二，史家是现实的、理性的人，其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不是抽象的“数字化存在”。在马克思的学说中，从来不曾把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的发展对立起来。在AI时代，历史学家依然是历史学家，不可能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人在数智时代面临的挑战，不是人工智能发展之过，这就如工业革命时，大机器既是一种神奇的力量，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饥饿和贫困。在任何时代，都不能否认科学是一种历史上的革命的力量，在数智时代也如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人如何顺应历史的大趋势，切实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在发挥AI技术的文献资料挖掘优势的同时，又能同时实现史家理性思维的优势，在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控性的同时，不断提高历史研究的科学效率和科学水平。 

　　其三，通过不断巩固史学主体性、彰显史家主体意识，以应对AI的冲击。这就是要坚守理论上的守正创新，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融入历史认识的价值塑造，而不能用技术算法取代历史研究的价值判断，更不能用AI便捷的技术化解历史科学的社会功能，放弃历史学家的社会担当。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面对着AI的历史学，从不存在什么学科根基被动摇的“危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在AI时代，这些教诲启迪我们进一步的思考历史科学的重要。历史学者拥抱AI，不仅仅思考史学如何与AI共生；更重要的是要清醒地认识到，在AI之外如何坚守史学的主体性和史家的主体意识？如何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辩证联系的大历史中弘扬历史精神，投身于建设中国特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历史的智慧，以不辜负这一伟大的时代！ 

　　（本文作者世界历史研究所于沛）

　　本文原载于《历史评论》2025年第4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