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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Russian 关于我们 2011年12月26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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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冰之旅——忆陪同翁独健先生访问苏联

  1982年3月24日,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苏联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首都塔什干发表了一个讲话,其中用很大的篇幅谈到了苏中关系。他说苏联愿与中国就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改善两国关系的措施达成协议,包括在经济、科学、文化和政治方面恢复交流。他承认“在中国存在着社会主义制度”,并强调苏联过去和现在都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反对“两个中国”的概念。这是苏联最高领导人在两国关系冻结了近20年后作出的一个可说是最友好的讲话。两天以后,我国外交部发言人钱其琛对此发表了评论,指出,“在中苏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我和翁独健先生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出访苏联的。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翁独健研究员,是我国老一辈著名的蒙元史专家,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38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一个国际性重大科研项目----多卷本《中亚文明史》国际编委会成员。当时的编委会会议定于1982年4月初在苏联塔吉克加盟共和国首都杜尚别召开。同时举行关于中亚古代文明(主要是农业作物)问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对于翁先生是否可以应邀访苏的问题,院里一开始曾经有过犹豫,因为当时中苏关系还没有正常化,两国学者互访已基本中断。后来是主管外事工作的宦乡副院长拍板。他明确认为,翁先生不仅可以去,而且应该去。因为这项活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中亚文化协会主持的(翁先生是该协会的执行局成员),尽管苏联是东道主,但不是中苏两国的双边活动。另外,可以利用这次机会与苏联学者进行接触,重建友谊,同时了解一些他们对恢复两国学术交流,进而逐步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的态度。

上方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中亚文明史协会”的俄文缩写;

下方和右侧分别为俄文“国际”和“研讨会”

  塔吉克之行

  我们于4月4日搭中国民航班机去莫斯科。下榻在苏联科学院宾馆,由苏联科学院外事局社会主义国家处负责接待。6日凌晨坐苏联国内班机飞杜尚别。8-10日,研讨会在塔吉克加盟共和国计委礼堂举行。翁先生在主席台前排就座,我被安排在台下第一排,但比较靠边。会议开幕式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河野主持。在会上发言的有巴基斯坦、匈牙利、英国、法国、阿富汗、蒙古、印度、苏联等国研究中亚历史和考古的著名学者。

  一开始遇到的是翻译问题。会议安排了同声传译,有俄、英、汉三种工作语言。汉语译员是从莫斯科来的几位苏联汉学家,主要是曾在北京大学留过学的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汉语教授华克生(Д.Н.Воскренсенский)先生和苏联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刘克甫(В.М.Крюков)先生。他们翻译得很吃力,我们听起来也相当费劲。休会时他们特意来找我们诉苦,说会上的发言专业性很强,很难翻译,想不再翻译了。但会务组认为,中文是联合国的官方文字之一,会议设汉语翻译是理所当然,也是对中国代表的尊重;只有在中国代表自己提出取消中文翻译时,才可予以考虑。翁先生当即表示这不成问题,因为我们参加的是学术会议,不是官方的外事活动。我们决定向会议正式提出取消汉语翻译,并表示这不会影响我们听取会上的发言,因为翁先生可以听英语翻译,而我听俄语。莫斯科的几位汉学家对我们这种通情达理的友好态度很是赞赏。他们顿时如释重荷,连连向我们道谢。

  在会议开幕前,塔吉克加盟共和国科学院院长、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中亚文明史》国际学术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阿西莫夫会见了我们。会见的安排比较微妙。先由阿西莫夫的一位助手找我私下说:阿西莫夫院长今天有点时间,想见一见翁教授,你认为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们觉得阿西莫夫虽然是苏共中央委员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但他不是以党政官员而是以学者的身份会见我们,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在我给这位助手回话以后,很快就举行了会见。

  阿西莫夫是位哲学家,一个典型的学者型官僚。他热情中带着严肃,彬彬有礼地和我们谈话。他首先说最近他们共和国遇到了不幸: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贾巴尔•拉苏洛夫于4月4日逝世。因为很多人忙着治丧,以致我们的会议不得不推迟一天开幕。他讲了好些赞扬拉苏洛夫的话。接着他把话题转到了农业生产,说现在共和国全境正在开展春耕春播,集体农庄的积极性都很高,预计将会有一个好收成。随后阿西莫夫才提到勃列日涅夫新近在塔什干的讲话,并表示苏联希望与中国逐步实现关系正常化。我们没有说多少话,只是笼统地表示希望加强两国学术交流和增加两国学者的友好交往。翁先生还表示,与苏联学者一起参加多卷本《中亚文明史》的编写是两国学者相互了解和学习的一个好机会。

  会议期间,会务组安排了两场活动。一是参观著名的努列克水电站。它位于杜尚别东南60多公里处的瓦赫河上,是苏联中亚地区规模最大的水电站,在全苏联也是数得上的。塔吉克人都以此为自豪。二是举行了一次酒会,共叙友谊。酒会上,几位莫斯科来的汉学家争着与翁先生聊天,几乎把翁先生团团围住了。我发现,阿西莫夫院长在酒会上主要陪同两个人:一个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河野先生;另一个是一位阿富汗学者。众所周知,1979年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我国对此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并因此于1980年初搁置了关于两国关系的谈判。突然,这位阿富汗人过来向我举起了酒杯,说了一些对中国表示友好的话。我一时有点不知所措,在情急之中只说了一句话:“为世界和平而干杯!”。

  小住莫斯科

  会议结束后我们返回莫斯科,住在我驻苏使馆招待所。在莫斯科,苏联科学院院士齐赫文斯基以苏中友好协会第一副主席的身份在友好之家会见了我们。齐赫文斯基虽然已过了花甲之年,但神采奕奕,谈锋甚健。这是我第一次与这位苏联汉学界的泰斗、著名的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见面。在中苏论战期间,他写了不少批评我们的文章,但在会见时完全若无其事。他用流利的汉语和我们交谈。谈话的主题是友好。他说近年来苏中友协的工作一直没有停顿过。他抱怨中国没有邀请苏联学者参加上年在武汉举行的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他说,你们邀请了很多外国学者与会,却不请苏联学者,而众所周知,苏联史学界对辛亥革命的研究是有很高水平的。他还说,中苏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是永恒的,特别是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理由不友好。最后他送给我们一本厚厚的书——苏美两国学者合编的《苏美关系文件集(第一卷)》作为纪念,他是该书编委会的苏方成员。

  在莫斯科期间,刘克甫教授夫妇以个人的名义邀请我们去他家里做客。刘克甫的夫人黄淑英女士是中国人,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的汉语教授。黄淑英准备了一桌丰盛的中餐款待我们。她亲切地对翁先生说,她在北京上中学时就知道翁先生的名字,当时翁先生是北京市教育局长,曾致力发展首都的中小学教育事业,这使她很钦佩。陪客有华克生教授等二、三人。苏联的汉学家都很希望能尽早恢复两国学术交流。我们也表示了同样的心情和愿望。

  在莫斯科期间,苏方建议我们去列宁格勒作一次短暂的访问,还特别提到我可以去母校列宁格勒大学看看,并说已经联系好由列宁格勒的苏中友协组织负责接待。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我自1959年从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不仅没有再去过这个度过了五年难忘岁月的美丽城市,而且近20年来完全中断了与苏联友人的联系。我们请示了使馆主管文化工作的方祖安参赞。使馆回答说,既然苏方主动提出,可以前往,但按我们内部规定必须二人同行。翁先生身体不好,行动困难,本想在使馆休息几天,但是为了让我能去列宁格勒,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同行。对此我当然很感激。可是第二天,苏方突然来告诉我们说,苏联外交部要求中国使馆出一个公函,提出两名中国学者希望去列宁格勒访问,这样我们才可以成行。但使馆拒绝出这样的公函。后来苏方退了一步,说不给公函也行,只要使馆给苏方打个电话提出这件事,他们作一个电话记录便可以了。可是使馆仍然拒绝。于是,我们的列宁格勒之行就此告吹。这可以说是我们整个访问期间发生的唯一的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它不禁使我们感到,要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这次出访是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出改善两国关系的信号后,中国学者第一次访问苏联,因而颇受境外媒体的关注,也引起了一些猜测。香港报纸以“翁独健访苏”的醒目标题发表了相关消息便是一例。现在看来,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当时之所以同意和派遣我们出访是有考虑的,而我们也认真完成了这次“首航”。不过它至今仍然鲜为人知。我国有关中苏关系史的著述中对此均只字未提。笔者想就此引起我国中苏关系史的研究者注意这一历史资料,同时也藉此纪念德高望重的翁独健先生。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1月25日第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