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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Russian 关于我们 2011年12月26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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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黄先生的谈话中关于中国的若干评述》的作者应是孟德斯鸠——与米格尔·贝尼泰兹教授商榷


  许明龙

  摘要:

  黄嘉略的巴黎日记真实可信是各国学者的共识,美国汉学家史景迁所撰《黄嘉略的巴黎日记》所据即为此日记。日记中确切地记载了孟德斯鸠与黄嘉略的多次会见。西班牙塞维利亚大学的贝尼泰兹教授之所以质疑孟氏曾与黄氏会见,原因之一是他不清楚孟氏此时的名字是拉布莱德。黄嘉略的经历表明,其法语水平足以保证其与孟氏的会见和谈话不存在语言障碍。贝尼泰兹教授认为,从时间上看,《我与黄先生的谈话中关于中国的若干评述》不可能出自孟氏笔下,应是弗雷莱所作。贝氏得出这个错误结论的原因在于,他对中国文化缺乏深入的了解,特别是汉语知识有所欠缺,甚至误将中国明代《字汇》首先采用的汉字214个部首视为弗雷莱在1715年的“发现”。孟氏手稿中“黄”字与众不同的拼写、孟氏对黄氏所唱福建民歌的释读,均为该文确实出自孟氏的无可辩驳的明证。2007年牛津版《孟德斯鸠全集》第16卷主编仅凭贝尼泰兹教授一家之言,就在事实上将此文剔除在孟德斯鸠的著述之外,似乎不够慎重。

  关键词:《孟德斯鸠全集》 黄嘉略 弗雷莱 汉字部首

  近年来,设在牛津的“伏尔泰基金会”(Voltaire Foundation)和设在拿不勒斯的“意大利哲学研究所”(Istituto italiano per gli Studi Filosofici)携手合作,编辑出版迄今最为完整的《孟德斯鸠全集》,各卷陆续印行,至今尚未出齐。2007年出版的第16卷为“地理二”(Geogrphica Ⅱ)。“地理二”中有一篇文章,过去一直被视为是孟德斯鸠的著作,该卷主编此次依据西班牙的孟德斯鸠研究专家米格尔·贝尼泰兹(Miguel Benitez)[1]的研究成果,在“导言”中断定,孟德斯鸠只是此文的抄录者,而不是作者,真正的作者是弗雷莱[2]。贝尼泰兹的这篇论文作为附录二,被收进《孟德斯鸠全集》第16卷[3]。笔者仔细研读了这篇论文,并与多位国内外学者交换意见,经过反复思考,实难苟同贝尼泰兹教授的判断。我坚持认为那篇文章出自孟德斯鸠之手,而不是弗雷莱所作。本文即针对贝尼泰兹教授所列论据,逐一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借以为我的判断证实。鉴于这是一个不为我国大多数读者所熟悉的史实考证问题,所以在进入实质性的论述之前,不得不占用一点篇幅,做些必要的背景介绍。

  绪言

  孟德斯鸠一生读书颇多,涉猎甚广,随读随写,留下许多笔记。这些笔记的内容包括阅读时所作的摘录或摘要,以及夹杂在其中的他本人的评语或感想。他将上述内容经整理后分类编册,每册各有其名,诸如“法律”、“政治”、“神话”、“地理”……等等。以“地理”(Geographica)为名的共有两册,即“地理一”和“地理二”。“地理一”已佚,“地理二”的手稿于二十世纪被发现后,于五十年代首次收入安德烈·马松(André Masson)和弗朗索瓦丝·韦尔(Françoise Weil)主编的《孟德斯鸠全集》第2卷[4]。

  “地理二”的主要内容是孟德斯鸠阅读各类游记时所做的摘录或摘要,以及夹杂在其中的他本人的评语或感想。这些游记所记述的大多是亚洲各国的自然风貌和人情风俗等各种情事,其中尤以中国为最,有人因而把它称为中国专集。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对中国的大量论述,有许多素材都可在“地理二”中找到。我们将要讨论的这篇文章就在“地理二”之中,它有一个很长的题目:《我与黄先生的谈话中关于中国的若干评述》(Quelques remarques sur la Chine que j’ay tirées des conversations que j’ay eües avec Mr. Ouanges)。题目中的“黄先生”即黄嘉略,他自1702年至1716年生活在巴黎,其间与众多法国文人有过接触和交往[5]。《我与黄先生的谈话中关于中国的若干评述》(以下简称《若干评述》)是这篇文章的作者与黄谈话后所做的记述,其中杂有作者本人的一些评述。自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孟德斯鸠全集》出版以来,《若干评述》一直被各国学者认定是孟德斯鸠本人所写,并被广泛引用。

  为纪念《论法的精神》初版二百五十周年,1998年在波尔多举行过一次国际研讨会。贝尼泰兹教授在会上宣读了题为《孟德斯鸠、弗雷莱和与黄谈话的评述》的论文,此文表述的主要意见是:《若干评述》的作者应是弗雷莱,而非孟德斯鸠。2007年出版的《孟德斯鸠全集》第16卷的主编完全认同贝尼泰兹的意见,因而在刊出《若干评述》的同时,也把贝尼泰兹的上述论文一并刊出,作为从孟德斯鸠著作中剔除《若干评述》的依据。

  《若干评述》的中译文业已作为附录,收入拙著《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自从此书于2004年出版以来,《若干评述》受到我国学界关注,被视为研究孟德斯鸠与中国的渊源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资料,在我国学者近年发表的多种著述中屡被引用。因此,辨明《若干评述》一文的作者对于我国学界具有现实意义。倘若贝尼泰兹教授所言不谬,那么,今后我们就应从另一个角度去解读和引用这份资料。

  《若干评述》今存两个原稿手抄本,其一见于一份无题手抄原稿中,现藏波尔多市立图书馆,编号为ms. 1696(下文称“甲本”);其二见于“地理二”手抄原稿(Geographica Tom II)中,现亦藏于波尔多市立图书馆,编号为 ms. 2507(下文称“乙本”)。据法国的孟德斯鸠专家考证,甲本成文于1713-1715年之间,乙本成文于1734-1739年间,多种迹象显示,乙本是甲本的誊抄本。笔迹表明,两份手抄本均非孟德斯鸠本人手书,而是分别由他的两位秘书代笔。经仔细对比,相对于甲本而言,乙本略有增删,文字也有少量差异。对于出现这些变化的原因,有的研究者认为是抄录乙本的秘书粗心所致,有的研究者则认为是孟德斯鸠本人所作的修改。2007年版《孟德斯鸠全集》第16卷所附《若干评述》[6]的底本是乙本,编者以注释形式逐一列出了它与甲本的相异之处。

  笔者于1982年在波尔多市立图书馆读过甲本(当时乙本尚未入藏该馆),如今又读到了《孟德斯鸠全集》第16卷所收乙本整理稿,加上已故前波尔多市立图书馆馆长路易·戴格拉夫先生在他的《孟德斯鸠关于中国的笔记》[7] 中所提供的有关两个原稿手抄本的资料,因而对两个原稿手抄本都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可以在此基础上与贝尼泰兹教授就以下几点进行对话。

  孟德斯鸠与黄嘉略的会见

  贝尼泰兹教授写道:“那份所谓黄的日记只字未提孟德斯鸠”,“在可能曾与弗雷莱和黄一起编写《汉语语法》的那些人中,艾蒂安•傅尔蒙[8]并未提到孟德斯鸠。”他还说:“弗雷莱也没有在此事中赋予孟德斯鸠以任何角色。”[9]贝尼泰兹教授所说的“黄的日记”,是指黄嘉略在巴黎居住期间写下的一份法文日记,贝尼泰兹教授其实并不认为这是黄嘉略的日记,我们在下文中将就此作进一步探讨。贝尼泰兹教授此举令我们感到费解:他既然认为那份日记只是“所谓”黄的日记,为什么又以这本日记作为主要依据,试图证明孟德斯鸠与黄嘉略并无多少接触呢?

  其实,日记中虽然见不到孟德斯鸠(Montesquieu)这个名字,却记下了黄与孟德斯鸠多次会见的事实,只不过用的是另一名字及其缩写罢了。

  《论法的精神》的作者孟德斯鸠是拉布莱德男爵(Baron de la Brède)雅克三世·德·色贡达(Jacques Ⅲ de Secondat)的长子,原名夏尔-路易·德·色贡达·德·拉布莱德(Charles-Louis de Secondat de la Brède)。他的伯父孟德斯鸠男爵(Baron de Montesquieu)让-巴蒂斯特·德·色贡达(Jean-Baptiste de Secondat,于1716年4月24日过世,生前留下遗嘱[10],指定侄子夏尔-路易·德·色贡达·德·拉布莱德为继承人,既继承他的财产,也继承他的姓氏、爵位以及他在波尔多高等法院所担任的职务。在此之前,夏尔-路易·德·色贡达·德·拉布莱德不叫孟德斯鸠,人们通常称他为拉布莱德。贝尼泰兹教授所说“那份所谓黄的日记只字未提孟德斯鸠”的原因即在于此,因为黄嘉略的日记写于1713-1714年间,而后来名叫是孟德斯鸠的那个人,此时的名字是拉布莱德。所以,黄嘉略不仅从未在日记中提到孟德斯鸠,而且根本不知道谁是孟德斯鸠。黄嘉略习惯于在日记中简化人名,例如称自己为h(Hoange,“黄”的第一个字母),称弗雷莱为Fr. 等等。拉布莱德在日记中也被他简化为la Bray、la B.或la Br. 等。贝尼泰兹教授可能由于不知其中原委,误以为两人不曾会见。逐页仔细检索表明,在日记所记的1713年10月19日到1714年10月9日之间,黄嘉略至少七次提及孟德斯鸠,其中六次是会见:

  -1713年10月20日:la Bray先生来访。

  -1713年10月24日:la Bray先生来访。

  -1713年10月25日:晚间,la B.先生、Fr. 先生等人来访。

  -1713年10月29日:傍晚,晚饭后, L. B.先生与另一位来访。

  -1713年11月17日:L.B.先生来访。

  -1713年11月21日:L.B.先生来访。

  -1713年12月4日:la B. 先生向我道别,其父过世令他十分伤心。

  -1713年12月5日:la Bray先生今日动身前往波尔多。

  需要指出几点:其一,黄嘉略于1713年10月26日写道:“fr. 先生与另一位来访。”此处的“另一位”很可能是孟德斯鸠,因为此前两天,他曾连续走访黄嘉略,而且有fr.即弗雷莱同行。其二,黄嘉略的日记始于1713年10月19日,不等于孟德斯鸠此前与黄嘉略没有来往。因为,从弗雷莱的一份手稿[11]获知,孟德斯鸠大约在1713年年初就与黄嘉略相识。其三,从10月20日到12月4日的45天中,两人至少共会见七次,平均一周一次,密度不可谓不大。其四,黄嘉略在日记中通常只记自己的活动,很少见到与他本人无关的记述;孟德斯鸠离开巴黎这一天,他并未前去送行,却在日记里作了记载,这一打破惯例的举动,说明他与孟德斯鸠的友情非同一般。

  与孟德斯鸠动身返乡有关的两条记载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它们无可争辩地证明:这份手稿确实是黄嘉略的日记,而日记中的la B或la Bray也确实是后来的孟德斯鸠。孟德斯鸠的父亲于1713年11月15日去世,有关文献对此有确切的记载。拉布莱德于同年12月5日从巴黎启程返回故里为父亲奔丧,考虑到十八世纪初巴黎与波尔多之间的交通状况和信息传递的速度,他于其父弃世20天后回家奔丧是合乎情理的;日记对道别和启程这两个前后相连事件的记载,不仅确凿无疑地证明la B、L.B或la Bray正是孟德斯鸠;而且也有力地证明:这位与孟德斯鸠过从甚密的日记主人正是黄嘉略。

  贝尼泰兹教授以弗雷莱和傅尔蒙在谈到《汉语语法》编纂一事时,两人均未提及孟德斯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为依据,试图证明孟德斯鸠不曾与黄嘉略有什么交往。在我们看来,这个论据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编纂《汉语语法》和《汉语字典》是比尼昂[12] 托付给黄嘉略的任务,傅尔蒙和弗雷莱奉比尼昂之命协助黄嘉略,此事与孟德斯鸠毫不相干。孟德斯鸠是否与黄嘉略有交往,与他是否参与《汉语语法》的编纂并无必然联系,何况傅尔蒙和弗雷莱此时已是小有名气的学者,而孟德斯鸠还只是一个“漂”在巴黎的外省小青年呢!

  黄嘉略的巴黎日记

  上文提到的黄嘉略的日记,是巴黎国立图书馆抄本部所藏一份薄薄的法文手稿[13],尽管未署作者姓名,但其内容表明,这是黄嘉略1713年10月19日—1714年10月2日的日记。黄嘉略,本名黄日升,1679出生于福建莆田,18世纪初随法国传教士去罗马办理教务,随后定居巴黎,曾任法王路易十四的中文翻译,1716病逝于寓所。贝尼泰兹教授对于这本日记的主人提出了质疑,认为它“肯定不是”黄嘉略的,理由是:日记的主人虽然使用第一人称,却又经常以第三人称指代黄嘉略,诸如“黄先生”、“黄大人”、“中国老爷”、“黄枢机主教”、“黄元帅”……等等。这条理由是难以成立的,因为众所周知,中国文人为表示超脱、幽默或自谦,喜欢并习惯于以第三人称指称自己;不但如此,在某些场合如果不以第三人称自称,就意味着失礼,至少也是素质不高的表现。黄嘉略在日记中自称“黄先生”丝毫不令人费解,因为他好歹也算是个文人。至于他以“黄大人”、“中国老爷”、“黄枢机主教”、“黄元帅”等等自称,那是他聊以舒缓内心抑郁的自我调侃之语;我们从他的日记可知,他的家庭生活并不温馨,他的那位法国太太经常无端生气发怒,不说话、不吃饭,不睡觉,外出不愿与他同行,而他为了维护家庭的安宁,只能无奈地淡然面对这一切,由此我们不难想见他的孤独无助之感。他的这些调侃式的自称不但不能证明日记并非出自他笔下,反而恰好证明日记的主人正是黄嘉略,例如他在1714年2月14日写道:“凤山枢机主教黄大人身体依然不适”。何为“凤山”?就是他的家乡福建莆田的凤凰山,此山如今仍在,只是山下黄嘉略出生的那个村庄已经变为一个公园了。此外,空白页上“日薄在巴”四个汉字,以及日记中许多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中文语词,尤其是日记中记述的事实,无一不向我们昭示,这份薄薄的手稿确实是黄嘉略的法文日记。贝尼泰兹教授之所以否定黄嘉略为日记的主人,除了他对中国的事情不甚熟悉外,恐怕与他力图证明孟德斯鸠与黄嘉略没有什么交往,进而为断言《若干评述》并非出自孟德斯鸠之手提供论据有关。

  黄嘉略的法文水平

  贝尼泰兹教授确信,黄嘉略的法语水平相当差,无法与孟德斯鸠就广泛的话题进行长时间的交谈。为此,他引用弗雷莱下列记述作为依据:”他讲的法文不太好懂,他在自己的母语中找不到任何与欧洲语言相似之处,……除了一些常用语句,黄先生说话很不规范,尤其是最早的时候……” [14]。贝尼泰兹教授据此得出结论:“当孟德斯鸠于1713年年底离开巴黎时,黄的法语还很糟糕,他不可能与人进行名副其实的谈话,尤其是此处涉及的那些抽象的话题。” 黄嘉略的法语不大规范,这大概是确实的,尤其是动词变位等汉语所没有的语法规则,他掌握得较差。但是笔者认为,弗雷莱的这番话多少有些言过其实,而促使他这样做的原因则是力图突出他对《汉语语法》的贡献。我们知道,黄嘉略死后,弗雷莱和傅尔蒙这两位曾经先后协助黄嘉略编纂《汉语语法》的法国学者,竟为争功而打过一场激烈的笔墨官司,在当时的学界引起轰动。在这个背景下,弗雷莱对黄嘉略法语水平的评价偏低就不难理解了。我们这样说绝非简单的推论,而是有以下事实作为坚实依据的。

  黄嘉略在《汉语语法·序》[15]中叙述了他去国之前的经历,从中我们得知,他七岁那年(1686)被母亲托付给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华传教士李斐理[16],李斐理为避拐骗儿童之嫌,认黄嘉略为义子。三年后,黄嘉略被转托给另一位法国传教士梁弘仁[17] ,跟随他辗转各地传教,前后约六年。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两位法国传教士在他们先后与黄嘉略共同生活的九年中,或多或少教给了黄嘉略一些有关法语的知识,黄嘉略说不定还学会了一些日常会话。

  1702年,黄嘉略与另一位中国信徒陪同梁弘仁离华赴意大利办理教务,途径巴黎时,外方传教会会长指定Neez担任梁弘仁在罗马期间的秘书[18]。梁弘仁一行在罗马逗留了三年之久,在此期间,两位中国人和两位法国人始终在一起生活。被黄嘉略称作“聂先生”的Neez是一位从未到过中国的法国人,不通汉语,显然只能用法语与同伴交流。这个推测至少有一旁证:黄嘉略在罗马期间的一份中文日记[19]如今收藏在巴黎国立图书馆,他在日记中提及某人时,名字前面往往冠有汉字“蒙雪”或Mr.。“蒙雪”是法文Monsieur(先生)的音译,Mr. 则是Monsieur的缩写。这个细节表明,他们这一行人在罗马期间的日常用语很可能是法语。

  梁弘仁一行于1706年3月返回巴黎[20],黄嘉略从此定居在此;不久之后他放弃神职人员的身份,娶一位巴黎女子为妻,过上了巴黎小市民的生活。他与弗雷莱相识于1713年初,此时他已在巴黎生活了七年。毫无疑问,在这七年中,他的身边只有法国人,他只能以法语与之交流,否则难以过正常的生活。

  在中国与两位法国传教士共同生活了九年,在罗马与两位法国人共同生活了三年;后来又作为全法国唯一的中国人,在巴黎生活了长长的七年。黄嘉略的这些经历很难让人相信,弗雷莱在1713年与之结识时,居然听不懂他讲的法语。

  黄嘉略的法语水平究竟如何,弗雷莱不是唯一的人证,我们还可以听一听黄嘉略的邻居德里尔是如何说的。德里尔[21]是法国著名天文学家,后来受邀到俄国皇家科学院从事天文研究。1714年,黄嘉略一家迁居到卡耐特街以后,与德里尔成为邻居。德里尔对中国天文史颇感兴趣,黄嘉略自然成了他经常讨教的对象。他在写给一位传教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