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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Russian 关于我们 2011年12月26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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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美:追念张芝联先生,守望研究会初心


1998年9月为张芝联先生庆贺80大寿。(张先生夫妇居左边,端木正夫妇居右边,中间为端木美)


1981年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索布尔先生访问北京,在故宫档案馆合影。(左后二为张芝联先生,左前一为端木美)

  转眼张芝联先生离开我们已有十年之久。2008年4月,他以九旬之身从北京飞上海,出席三月仙逝的王养冲先生追思会,并参加了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理事会。这是他参加的最后一次理事会,回京后不到一个月,他不幸离世。

  今天在张先生百岁冥寿之时,也正是研究会酝酿成立的上海金山会议四十周年之际,我们共同追念这位中国法国史研究、教学的垦荒者、开拓者,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的重要创始人,一定会从历史的重要节点出发,把中国的法国史研究推向新的制高点。

  回溯四十年前,难忘的1978年。5月11日,一篇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在《光明日报》第一版刊发。由此而起的一场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席卷全国,发出了改革开放的理论先声。同样在这个春光明媚的5月,以沈炼之先生、张芝联先生为首的一批我国从事法国史研究和教学的老一辈学者,以及一批建国后成长起来的中生代法国史工作者齐聚杭州,在杭州大学历史学系校庆学术讨论会上,以打破学术领域十年禁锢与荒漠的勇气,解放思想,讨论了法国历史特别是拿破仑的历史评价问题。与会学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顺应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今天回顾这次杭州会议的历史意义,特别在于会议决定创建一个全国性研究法国史的学术团体,这在当时可谓首创。杭州会议的决定预示了中国的法国史研究春天的到来。正如张芝联先生在他的“我与法兰西”一文中写到:“1978年不仅在政治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在我国法国史研究的年鉴上也是如此。”同年10月就在上海市金山石化总厂召开了有18个单位参加的法国史研究会筹备会议,成立了研究会筹备组。会议讨论和制定了研究会章程(草案),议定成立大会于次年在哈尔滨举行,由哈尔滨师范学院承办。同年11月,《法国史通讯》第一期创刊号出版了。1979年8月,中国法国史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年会在哈尔滨举行,全国20个单位42人参加了成立大会。在充分发扬民主和多次酝酿的基础上,会议选出了首届理事会。在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张芝联先生当选为研究会会长,沈炼之先生为研究会名誉会长,王养冲先生、戚佑烈先生、端木正先生为研究会副会长。研究会秘书处设在杭州大学,由杭州大学历史学系法国史研究室负责。

  多年以后,张先生在《我与法兰西》中回忆:“理事会共15人,是一个团结、合作的领导核心,它在推动、组织、协调、支持全国法国史研究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可以说,自中国法国史研究会成立伊始,以张芝联先生为首的研究会的老一辈学者们,正是依照这段话的精神,把研究会塑造成一个团结、合作、成果人才辈出的、引领全国法国史研究的优秀学术团体。张先生本人也在学术研究、培养人才以及国际学术交流各方面为全国世界史学界做出了榜样。

  正如张先生在《从高卢到戴高乐》的前言里指出:“1978年以来,世界史各学科的专门学会纷纷成立,对促进外国史的科研工作起了重要作用。”张先生带领中国法国史研究会走在前列。整个80年代是新成立的中国法国史研究会最活跃的时期,几乎每年都开学术讨论会,每次选一二个重点,年会上的论文会后整理发表在《法国史通讯》上,一共出了12期。从1984年至1994年间,研究会共编辑出版了3部论文集。先生带领和指导研究会同行积极投入了纪念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学术活动,先后编撰翻译了近20部有关法国革命的著作;先生本人为《法国大革命词典》就撰写了35条法国革命史家词条。

  此外,先生借改革开放政策给国际学术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的东风,大力推动走出去请进来,建立和加强与外国史学家的接触交流,为培养人才组织队伍做好准备。众所周知,整个80年代是中法文化交流最频繁的时期,法国历史学家相继来访,除了邀请著名的法国大革命专家索布尔访华作系列报告外,还有乔治·杜比、阿维莱尔夫人、弗朗索瓦·弗雷、米歇尔·伏维尔、莫里斯·埃马尔、弗朗索瓦·贝达里达、维拉尔等,还有多人次的法国汉学家。通过与法国人文科学之家的直接联系,张先生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成功地把法国史研究教学的优秀人才送到法国学习,并在以后继续利用不同渠道推进走出去计划,为研究会培养后继力量。在先生的努力下,通过研究会培养了—批年轻的法国史研究人才,在会内也形成了很好的传统与风气:即专注于学术研究,发扬创新精神。在研究会协作的各研究项目中,会员们通力合作,不计得失,扬长补短,体现了良好的风格。

  先生本人创造多个第一:1978年10月他发表了第一篇介绍法国年鉴派史学的论文;1988年三联书店出版先生第一部有关法国史和法国史学的论文集《从高卢到戴高乐》,15篇文章,除一篇外,都是1978年以后写的,可说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而且每篇文章都有开创性的指导意义;同年北大出版社出版先生主编的我国第一部自主编撰的《法国通史》,大获成功;先生还最早在1982年就与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导人、著名历史学家弗尔南·布罗代尔建立良好关系,并与布罗代尔在1963年创办的协调法国社会科学对外学术合作的研究机构“人文科学之家”建立了联系。当时布罗代尔亲任该机构行政负责人,通过这个重要学术机构,张先生为研究会争取到派遣进修人员和邀请法国历史学家来华访问的最好机会。改革开放政策给国际学术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张先生顺应时代要求,在当时就先于其他学科造福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为培养人才和国际交流创造宝贵机会。这是先生的初衷。

  在张先生指导下,纪念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学术活动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1989年研究会成立十周年纪念时,研究会的活动达到了高潮。此后虽然由于社团经费、运作等种种原因,在整个90年代,研究会的活动放缓,但是在张先生努力下,京、沪、杭的理事仍然保持联系聚会,商讨研究会的工作和学术问题。正像楼均信、刘宗绪二位老师在“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二十年回顾”中写道:“研究会始终坚持一切工作都须围绕着对法国史的研究和普及活动,从未偏离章程规定的宗旨。”在这个调整期间,“大批会员孜孜不倦,勤于思考,开拓了研究的新领域,提出了新见解,很有创造性。”随后,研究会在张先生领导下,进行了理事会改选,为21世纪新老交替做好了准备。这个过程张先生及各位创会前辈及中生代老师们,如陈崇武、楼均信、金重远等,为了研究会的发展,表现出高风亮节、一心为公的精神,再次把研究会团结合作、不争名利的优良传统传承下来,成为我们最好的榜样。

  此后,张先生担任学会首席名誉会长,依然非常关心研究会的工作,从精神上引领着研究会前进。在我担任的两届会长任内,研究会领导班子坚定不移地推动的工作,归根到底还是张先生在2001年参加在北京的理事会,和他2008年最后一次参加在上海的理事会上提出的,研究会作为全国性学术团体,最根本、最重要的任务:“加强国际合作,加快培养新人”。虽然我们学术造诣不如各位前辈,组织联络能力也远不如张先生,能做的工作的确很有限,而且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形势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各地高校世界史研究已经各自有很大发展。但是我们从2003年起,依然坚持像张先生那代学者那样维护全国性研究会特有的工作,为研究会开拓独特的国际合作和培养新人的新途径。为此,我们继承了张先生与法国人文科学之家的密切联系,在著名的历史学家莫里斯·埃玛尔先生的支持帮助下,联合法国高校(后来加入瑞士)于2004年起在上海-杭州开办了面向全国的世界史研究生、青年教师的中法(瑞)历史文化研讨班,把欧洲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汉学家请来为学生讲课,每年一周,迄今已经举办14期。年复一年,受惠学生、教师已经超过1500人次。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两本中法文的学术论文集《时空契阔》,第1集法文版在2010年巴黎的人文科学书展上首发。研究会不仅派出过多人次访问学者,也应邀组织过三次集体出访法国、瑞士,走上国际学术舞台,锻炼了队伍、扩大了影响。

  应该说,正是张先生生前对创建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的宗旨的不懈坚持,为研究会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我们追念先生,正是要不忘初心、守望初心。最后,我斗胆借用张先生30年前给我父亲端木正先生赠书《从高卢到戴高乐》的题字作为结束并与大家共勉:“端木老兄,纪念并感谢多年来的合作和支持,为法国史研究在我国的发展共勉。张芝联敬赠一九八八.十一.七”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端木美2018年7月30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