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网首页|客户端|官方微博|报刊投稿|邮箱 中国社会科学网
English Russian 关于我们 2011年12月26日 星期日
当前位置: 首页 > 老干部专栏 > 学者专访 > 张海涛接受中红网采访
 

张海涛接受中红网采访

  (张海涛简介:1927年9月20日生于湖北省汉川市,1945年参加新四军,1946年到吉林省委机关报《吉林日报》工作,1949年到江西省委机关报《江西日报》和新华社江西分社任记者,1953年任新华社江西分社社长,1956年奉调北京进北京外交学院外语系学习,1958年任新华社卡拉奇分社首席记者,1963年任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社长,1966年任新华社总社革委会副主任(熊复为主任)兼新华社总社编委会(党组)成员,1972年任新华社联合国分社第一任社长兼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党委委员,1977年回国后在新华社总社国际部工作,1983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潜心研究美国当代史,研究员。)

  1966年4月10日,周恩来总理接见从印度尼西亚归来的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社长张海涛一行。前排右五为周恩来总理,前排右三为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前排左三为对外文委副主任史怀壁,前排左五为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郝德青,前排右二为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前排右六为张海涛。(张海涛供照)



  1966年4月10日,周恩来总理接见从印度尼西亚归来的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社长张海涛,与他亲切握手。(张海涛供照)

  一

  惊悉尊敬的老领导吴冷西同志不幸突然逝世,不禁热泪盈眶。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形象、他的音容笑貌立即浮现在我的眼前。回忆他生前的种种业绩,思绪万千,竟感到无从着笔。

  还是先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开始受到冷西同志的教诲说起吧。在回忆这一段以前,先简略回顾冷西同志作为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成长过程。

  据我所知,冷西同志生长于我国现代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热火朝天的年代,少年时期就受到共产主义运动的熏陶。18岁时奔赴革命圣地延安,19岁时参加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并开始在延安马列学院任研究员。从那时起,他就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包括在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担任负责职务,从而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武装了自己。他作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已经进入成熟期。

  建国初期,冷西同志即被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委以重任,开始担任新华社总编辑,随后担任新华社社长。我当时在新华社江西分社任记者。也就是在这时,我开始受到冷西同志的教诲。每次到总社开会时,我和其他一些同志就开玩笑,说新华社社长的名字叫陈克寒,总编辑的名字叫吴冷西,秘书长的名字叫谢冰岩,又“寒”又“冷”还加“冰”,“难怪对下属冷冰冰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冷西同志表面严肃,实际上对青年干部是非常热情的。以冷西同志为首的新华总社编委会(即党组)从那时起就培养、提拔了一大批青年干部,我本人就是其中之一。1952年,我被任命为新华社江西记者组组长。随后,1953年,我又被破格提拔为新华社江西分社社长。

  冷西同志非常重视对青年干部的培养。在这方面,以他为首的新华社编委会遵循毛泽东同志的教导,采取了如下重要措施:

  第一,冷西同志反复强调对新华社记者、编辑进行新闻业务的训练。早在20世纪50年代针对“在稿件写作方面,我们的新闻概括性不够,逻辑力不强,文字不够精练严谨”等问题,反复多次在全社开展过练笔运动。早在1951年,作为新华社总编辑的冷西同志就作出了关于《开展练笔运动的决定》。同年,冷西同志又以新华总社总编辑办公室的名义向全国各总分社、分社发出了关于《纠正稿件中文字缺点的通知》。1953年,冷西同志在第三次全国社务会议上所作的总结报告中,代表总社编委会正式对新闻写作提出了8条要求。1954年,他在给党中央的报告里重申了这8条要求。它们是:(1)用事实说话。(2)事实要精练;对事实要作分析,反对客观主义。(3)将最重要、最新鲜、最吸引人的事实放在最前面。(4)逻辑清晰,条理分明。(5)交代背景,说明意义。(6)生动活泼,饶有风趣。(7)文字简洁、确切、优美。(8)迅速及时。这8条要求,在我国新闻史上是第一次提出,是一种重要创新,对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不仅如此。冷西同志还以身作则,写出了一系列精采新闻和评论。而且他做报告或讲话,也都是声音洪亮,逻辑严密,条理分明,饶有风趣,给人的印象极为深刻。

  第二,反复强调记者、编辑要认真做调查研究。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冷西同志就提倡新华社的记者、编辑对国内外的客观实际做调查研究,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对新闻工作人员的起码要求,也是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教导。在第三次全国社务会议所作的报告里,他再次强调做调查研究,并且指出:“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养成实事求是的作风,克服主观主义的毛病。”应当说,冷西同志多次强调记者、编辑做调查研究,对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事实早以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只要我们沿着这个方向走,我们的新闻事业和其他各项事业就发展;反之,就会倒退。

  第三,反复强调新闻工作人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性。建国初期,冷西同志在新华社总编辑任期内,他就倡导新华社记者、编辑学习理论。在第三次全国社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他再次指出:“干部的理论学习,是提高干部水平的基本环节,必须继续办好,并力求使之与报道工作结合。”他还提倡学习知识,包括人文科学知识和外语。以后,他又多次强调学习理论、学习知识的重要性。

  我本人就是冷西同志这些教诲的受益者之一。

  首先,我虽然从1948年就当新闻记者,但年幼无知,对什么是新闻几乎一窍不通。只是后来在冷西同志的教导下,才开始懂得一点什么是新闻。在此基础上,以后才一步一步有所提高。

  其次,关于调查研究。当然,我首先是向毛泽东同志学习的。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对当时的中央苏区从事过一系列调查研究,包括著名的《寻乌调查》、《东塘等处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等。但是,冷西同志的教导对我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记得1949年7月到12月,我在任《江西日报》兼新华社江西分社(当时仍然沿袭战时体制,报、社合一,戴邦同志为《江西日报》副社长兼新华社江西分社第一任社长)记者期间,曾随军采访解放赣西南之役,接着访问前中央苏区。这次采访期间,我曾注意对赣南地区的社会基本状况从事调查。除了写新闻、通讯外,还曾写过一篇《赣南调查》。戴邦同志很重视,专门让分社同志把这篇调查刻蜡版油印,报送中南总分社转总社转呈中央(新华社建社20周年时,曾作为展品展出)。以后在卡拉奇分社、雅加达分社、联合国分社工作期间,我也程度不同地注意了对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美国的基本社会状况和当前内政、外交动向的调查研究,并写过一些调研报告、包括对印尼共产党国内工作路线调研报告,报总社转中央。其中,对美国的调查比较广泛、深入,这不仅有助于新闻报道,而且对我以后从事对美国问题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基础。

  再次,关于理论学习。我的理论知识,是1946年在以李先念将军为首的新四军五师“中原突围”前在中原民主建国大学打下初步基础的;但理论根基不深。建国以后,在冷西同志的引导下,我进一步认识了理论学习的重要性。记得1961年年底从卡拉奇分社奉调回国后,我曾利用一个月的休假期间,第一次阅读《资本论》。但是,理论基础终究不扎实。后来在联合国分社工作期间,刚好碰上了美国发生1973-1975年经济危机。开始时,我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回到办公室里重温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才懂得美国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事实证明,作为新闻记者,如果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报道工作中就可能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忽东忽西,迷失方向,是很难做好新闻工作的。后来我从新华社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后之所以能做点学术研究,还是得益于在新华社工作期间在基本理论上打下的基础。

  此外,还应当说明,在江西分社任职期间,我在主持报道江西社会主义改造方面之所以取得一些成绩,也是与以冷西同志为首的总社领导多次指示分不开的。这些指示,全面、准确地阐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精神,它们在《新华社文件资料选编》中都可以查到。

  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社长张海涛(前排左)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在一起。(张海涛供照)



  1966年3月9日,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政权派一个连的士兵,身穿便服,带着燃烧瓶,冲破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大门并闯入院内,和手持棍棒与石头的暴徒一起,疯狂对分社展开打砸烧,部分暴徒正向外逃窜。(方学辉摄)

  二


  1955年,毛泽东同志曾说过一句饶有风趣的话:“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意思是新华社要尽可能向世界各国、包括尚未与我国建交的国家派出记者,建立分社(由于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包围,当时与我国正式建交的国家不多)。在冷西同志协助下,周恩来总理主持从全国调集大批干部,在北京培训,准备派往国外。我和夫人江红就是在以冷西同志为首的总社领导指定从江西调到北京,并送到外交学院外语系学习的。学习结业后,总社领导就把我派往卡拉奇,随后又把我和江红同时派往雅加达。由此可见,我们夫妇都是冷西同志培养、选拔的。20世纪70年代,我们赴联合国分社工作,虽然是由当时的新华社军管小组所派遣,但我们的工作能力,包括新闻工作能力和外语能力,还是冷西同志担任新华社领导职务时培养的结果。对此,我们至今不能忘怀。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我在雅加达分社的工作与冷西同志的关系。

  1963年8月,以冷西同志为首的总社领导决定派我前往雅加达分社任社长。就此说三件事,主要是第三件。

  第一,我抵达雅加达后,发现不懂印尼语根本无法工作。以冷西同志为首的总社领导送我进外交学院学英语,使我懂得了此事的重要性。于是,我要求前任分社社长沈定一同志暂时不要交班。我关起门来突击学习了一个月的印尼语,达到能大致读懂印尼文报刊上政治性消息和评论的水平,才开始接班。事实证明,我在雅加达分社的工作及随后与苏哈托反动政权的斗争中之所以能取得一些成绩,与这一条直接有关。

  第二,我主持雅加达分社工作期间,在以冷西同志为首的总社编委会的领导下,曾经大力报道苏加诺总统的反帝反殖立场和对华友好政策,大力报道以艾地同志为首的印尼共产党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这些报道,对加强我国与以苏加诺总统为代表的印尼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统一战线,对加强中国共产党与印尼共产党之间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团结,曾起过一定的作用。

  第三,苏哈托将军率部进入雅加达,在美国约翰逊政府的指使、指挥之下,推翻苏加诺总统,掀起白色恐怖狂潮。在此之前,我们虽对此事略有觉察,但由于要陪同一个亚非记协(当时总部设在雅加达)代表团访华,我当时在北京。在1965年国庆节天安门观礼台上,我是从总社同志那里听到这个消息的。于是,我立即要求返回雅加达。冷西同志向党中央请示后,在新华社社长办公室约我谈话。他说,中央同意我回雅加达,并给我传达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冷西同志语重心长地说:“你这次返回雅加达,会遇到很大风险,甚至有生命危险。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事业,必要的牺牲也是值得的。希望你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坚持斗争。”我表示一定照中央的指示办,请冷西同志放心。1965年10月9日,我飞往雅加达途中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停留。当晚,给夫人江红(她当时已在国内)写了一封信,说我准备牺牲在雅加达(这封信至今仍保存着)。10月10日,我飞抵雅加达。因雅加达实行宵禁,第二天向使馆党委传达了中央指示和冷西同志的谈话;接着立即将分社部分人员、包括华侨工作人员的家属撤回国内。在1965年10月11日到1966年4月1日,我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冷西同志的谈话,以及随后总社发来的电示,率领分社全体同志(包括华侨工作人员),为支持印尼共,与苏哈托政权的反共反华政策和在国内掀起的大规模白色恐怖浪潮进行了坚决斗争。分社全体同志(特别是谭东白同志),包括华侨工作人员,在这场斗争中都表现得很英勇。总社发给我们的有关揭露苏哈托政权残酷迫害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长篇报道和评论,由分社华侨林宝泰、萧瑶壁、方学辉、李勉之、房奕强等同志译成印尼文,由麦棠源同志打字,由唐平安同志及时发送到各家各户,有时还冒着极大风险直接送到苏哈托家中。司机邹利章、卫生员温光辉同志也坚守岗位,豪不动摇。苏哈托政权连续袭击分社;最后使出了两手。一手是派出一个连的士兵,身穿便服,带着燃烧瓶,焚烧分社社址,我本人受伤,华侨丘国武同志因救火摔伤。在斗争中,我们还受到了我国驻印尼使馆的大力支持。由于分社社址被焚,我们临时迁进使馆居住。苏哈托政权的另一手,是由印尼外交部出面,干脆下令将分社封闭。在党中央的关怀下,我随即奉命率领分社全体同志,包括华侨工作人员,乘国内派去的专机撤回国内。从广州到北京,我们受到了广东省负责同志和以冷西同志为首的我国首都各界知名人士的隆重欢迎。我们之所以在雅加达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是由于有党中央的英明决策,是由于有强大的祖国做后盾。尽管如此,周恩来总理还代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在冷西同志陪同下,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和分社全体同志,包括华侨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总理与我和分社全体同志、家属一一握手。然后,总理首先亲切地问我:“你多大了?”我答道:“39岁。”总理说:“从使馆发回的电报,我以为你已经50岁了。你还年轻,还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嘛!”总理接着问我:“印尼的锡产量有多少?”这个数字我本来是知道的,但由于当时满脑子都是与苏哈托反动政权的斗争,加上受到总理接见,情绪激动,竟一时答不上来。总理接着说:“中央是准备你们牺牲在雅加达的。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献身,是光荣的。现在你们回来了,中央非常高兴。”最后,总理委托冷西同志亲自执笔写这条接见新闻,交《人民日报》刊载,并由中央电视台播放。随后,冷西同志还在新华社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我和分社全体同志,发表了充满热情的谈话,并专门设宴招待。

  由此可见,我之所以在雅加达分社做了一点工作,从始到终都是冷西同志和以他为首的总社党组领导、支持和关怀的结果。

  也由此可见,冷西同志对雅加达分社的特殊关怀和指导,表现出了一位共产主义战士的优秀品质。


  1966年3月9日,新华社雅加达分社办公楼屋顶被烧毁。(方学辉摄)



  1966年3月9日,新华社雅加达分社办公楼走廊被砸烂。(方学辉摄)

  冷西同志从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的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也就是他离休以后,作为一位老共产党员继续关注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并为此继续努力奋斗。

  1989年动乱以后,当时的党中央委托胡乔木、邓力群同志负责组织班子,总结70天(即从胡耀邦同志逝世到十三届四中全会)的经验教训。从1989年11月到1990年6月,我有幸与冷西同志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厅一起开会,探讨有关问题。我记得冷西同志在一系列问题上 ,包括我们所处的时代问题以及阶级观点、阶级分析问题,都发表过很精辟的见解。

  应当着重指出的是,冷西同志撰写、出版《十年论战》的重大意义。

  记得在1993年初,我登门拜访冷西同志,向他请教。谈话过程中,我曾建议冷西同志把他亲身经历过的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批判写出来,给后入留下一笔宝贵遗产。我之所以提出此建议,是因为他曾经是《九评》(九篇马克思主义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尖锐斗争的理论文章)起草小组副组长。冷西同志欣然同意。但据我后来了解,并不是因为我曾提过建议,他早在1987年就已经着手撰写这部著作了。他自己说是“体弱多病”,实际上他患有严重的疾病,特别是心脏病,靠起搏器增强心脏功能。我们这些“老新华人”都知道,冷西同志早在建国初期就有一只眼失明。尽管如此,冷西同志仍以坚强的毅力坚持埋头写作。在这部巨著里,他论述了中、苏两党从发生分歧到我党不得不公开应战的全部过程。在这上下两卷长篇著作中,他记载了毛主席的智慧和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在这场与苏共斗争中的集体领导作用。冷西同志还如实、详细叙述了小平同志在1960年中苏两党会谈,同年10月在26国共产党起草委员会小平同志与苏方的直接斗争,特别是同年11月81党会议上小平同志与赫鲁晓夫面对面、你来我往的尖锐争论。此外,冷西同志在这部著作里还叙述了小平同志在党中央常委会议发表的许多正确观点,以及他主持讨论《九评》的撰写过程中所发挥的组织、领导作用。虽然冷西同志自谦是“述而不作”,这部学术著作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不仅对我党和我国青年一代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将发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这部著作完成,并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属的出版社出版后,冷西同志十分兴奋。他立即给我打电话(由于我搬了家,电话号码变了,他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查到了我的电话号码),表示要赠书给我。我也立即向他表示热烈祝贺。他说,这部著作完全是靠他自己在参加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过程中所记的笔记写成的。我对他的这种认真、顽强的作风表示十分钦佩。

  上述各点,就是我所知道的作为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吴冷西同志一生的一部分光辉业绩。虽然我因突击撰写一本著作导致右眼失明,从1999年冬季以来一直在治疗过程中,未能前往拜访冷西同志,但我们的心是相通的。谨写这篇回忆文章,作为对老领导、老战友、尊敬的冷西同志的永恒纪念。

  冷西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本文原载2002年第5期《当代思潮》)

  1966年3月25日,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政权下令封闭新华社雅加达分社后,张海涛(前排右四)于当年4月1日率分社工作人员,乘专机从雅加达回到广州。广东省副省长曾生、王阑西,广州市副市长罗陪元,以及广东省和广州市各新闻单位负责人等到机场热烈欢迎。(张海涛供稿)

 

  1972年,新华社联合国分社社长张海涛在纽约会见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创办人和主席苏珊·沃伦女士。(张海涛供照)



  1973年5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左二)会见新华社联合国分社社长张海涛时握手的情景,当时担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左一)参加了会见。(张海涛供照)



  新华社联合国分社社长张海涛(前排左一)在采访美国总统尼克松(前排左三)会见中国访美代表团活动时的情景,当时担任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的黄镇(右一)参加了这一活动。(张海涛供照)



  1973年12月,美国副总统福特(左二,1974年任总统)会见新华社联合国分社社长张海涛(右一)时握手的情景,当时担任美联社社长的加拉格尔(左一)参加了会见。(张海涛供照)



  1973年5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左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新华社联合国分社社长张海涛(右一)时握手的情景。(张海涛供照)



  年已八旬的张海涛与夫人江红在自己的家中,墙上挂着周恩来总理当年接见他的照片。(中红网江山摄)

  

  张海涛、江红夫妇写的授权中红网采用有关他的稿件与照片的《授权书》。(中红网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