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举行“西方古典妇女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学术报告会

裔昭印教授（左）做学术报告

学术报告会会场

　　2013年6月17日，应世界历史研究所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邀请，上海师范大学西方妇女史专家、上海师范大学女性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裔昭印教授来访世界历史研究所，并做题为“西方古典妇女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的学术报告。徐建新研究员主持会议。

　　裔昭印教授首先介绍了西方古典妇女史研究的历史背景。她指出西方古典妇女史研究与西方女权运动和20世纪西方史学的变革关系密切。一般来说，西方女权运动是以巴霍芬的《母权论》（1861年）为先导的，波伏娃的《第二性》（1949年）可以视作西方第一次女权运动的标志，贝蒂•弗里丹则是西方第二次女权运动的先驱。西方女权运动直接促使学者们关注妇女，对妇女史研究的确立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世纪的西方史学界先后大体上经历了三次变革，从20年代开始的年鉴学派，到60、70年代兴起的经济社会史，再到70、80年代勃兴的新文化史。这几次史学变革主要是方法论上的变化，促动了西方妇女史的研究。古典妇女史是西方妇女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她接下来详细介绍了西方古典妇女史兴起与发展的过程。她认为约翰•巴尔斯顿（John P.V.D.Balsdon）于1962年出版的《罗马妇女的历史与习俗》（Roman Women: their History and Habits）一书，详细探讨了罗马妇女的婚姻、宗教和日常生活等，奠定了古罗马妇女史研究的基础，在古典妇女史的研究中占据开山之作的作用。1975年，萨拉•彭穆洛伊（Sarah B. Pomeroy）出版的《女神、妓女、妻子和奴隶：古典古代的妇女》（Goddness, Whares, Wives, and Slaves: Women in Classical Antiquity）一书是西方古典妇女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同时，一些史料集也随即出版，例如《古代希腊罗马妇女史料选》等。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西方古典妇女史的研究基本上是重建和再现西方古典妇女的真实场景，找出被忽视的妇女的历史，强调古希腊罗马的妇女应该有自己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甚至直到今日，西方古典妇女史的研究出现了勃兴的局面，这主要是受到了新文化史的影响。西方古典妇女史的研究视角、范围、方法等方面的变化非常明显。社会性别（gender）成为重要的分析范畴。性别与实践的差异、妇女与宗教、丧葬仪式和神话中的妇女等都成为该时期西方古典妇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研究方法也多样化了，例如结构主义的方法等，随之而来的是研究领域的扩展，例如古典性史、家庭史、同性恋与异性恋的文化建构、性爱、身体史、心态史等等。

　　裔教授还指出，西方古典妇女史研究充分肯定了妇女在西方古典历史上所起的作用。由于西方古典时期妇女的历史和社会地位得到研究和再现，西方古典历史需要重写，需要还妇女以一定的历史地位。西方古典妇女史研究对西方古典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该项研究直接衍生了与女性有关的医疗、艺术、会饮、服饰、儿童、军事等领域的学术研究，这不仅有利于我们全面而深入地理解古典古代的历史，更有利于这些学科本身的发展，甚至有利于我们观察和研究当代西方的社会文化。

　　最后，裔教授强调指出，西方古典妇女史是当代西方妇女史的源头，也是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史学革新中兴起的新兴领域，西方古典妇女史在理论与方法上的不断进取与自我更新，必将推动历史学进一步的变革与发展。

　　报告结束后，与会者就新文化史的走向、西方古典妇女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西方妇女史研究的未来前景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来自世界历史研究所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和所内其他研究室的学者、社科院研究生院、首都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参加了此次学术交流活动。

　　（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 郭子林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