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学者达秋生（Владими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Дацышен）访问世历所

  俄罗斯西伯利亚联邦大学弗•格•达秋生（Владими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Дацышен）教授

　　
　　

　　2014年4月15日，俄罗斯西伯利亚联邦大学世界史教研室主任弗•格•达秋生教授应邀访问了世界历史研究所，并在俄罗斯东欧史研究室作了关于“20世纪初的中俄关系史”的报告。

　　达秋生教授认为，20世纪初是中俄关系史上充斥各种事件的复杂时期，也是中俄矛盾的多发期。这一时期以1900年俄国军队会同其他国家的军队侵略中国大部分领土开始，随后又爆发了日俄战争，而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清朝和沙俄帝国也在这一时期先后灭亡。在这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俄交往触及两个帝国内的所有区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所有的国际事件和国内问题都影响着中俄关系，反之，两国关系也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巨大影响。

　　中俄政治交往

　　20世纪初，俄国积极侵略扩张，中俄关系处于复杂的形势下。两国在东北、西藏、外蒙古等区域都有交锋。

　　1900年，清朝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沙俄趁清政府无暇顾及之时，强占东北三省。俄军遇到了东北有组织的武装力量残余，以及各种政治组织和非正式组织组建的军队的抵抗。最终，由于俄方在军事力量上的绝对优势，及实行物质利诱等政策，到1901年末，清朝在东北的大部分武装力量都被摧毁了。除有组织的斗争外，东北人民还采取了怠工、声东击西、不服从命令等多种反抗方式。最终，沙俄政府慑于东北人民的反抗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的反对，于1902年4月8日同清政府签订了《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了从东北撤军的程序、条件及期限。沙俄对东北的侵略灾难深重。它造成东北三省的贫穷和衰败，还促使中俄两个民族之间的敌视。1903年1月，公使П.М.列萨尔在给圣彼得堡的公报中提到：东北的居民最憎恨我们……此外，俄中两国法制不健全，还造成俄中行政机构滥用职权的现象。在中国的历史编撰学中特别强调反抗俄国侵略东北的斗争，对于中国政治生活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

　　西藏问题在20世纪初的中俄关系中具有重要意义。由于这一地区战略意义重大、清政府的影响力弱、存在反清情绪等因素，多个国家都企图侵略西藏。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侵华后，英国认为有机可乘，积极准备对西藏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1904年2月，英军入侵西藏，8月占领拉萨。9月7日，英军上校荣赫鹏和西藏代理摄政洛桑坚赞签署了所谓的《拉萨公约》，把西藏置于英国保护之下。1904年秋，英军被迫从西藏撤军。

　　外蒙古地区是清朝的北部边疆，也是邻近俄国的中国领土，沙俄很久以来就想把这个地区攫为己有。1911年外蒙古哲布尊丹巴集团在沙俄支持下独立。此后,中华民国政府与俄国及外蒙古当局经过三次谈判，相互妥协和让步，于1915年6月签订了《中俄蒙协约》，蒙古在形式上属于中国领土，事实上成为独立的外蒙古。

　　20世纪初，中俄之间虽然没有爆发严重的边界冲突，但是在许多地区都存在边界争议。两国的地方政权积极合作，通过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途径解决了所有有争议的边界问题，维护了边境的秩序和稳定。

　　中俄经贸往来

　　可以将20世纪初的中俄经贸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1900年至日俄战争结束前，在中俄贸易中，俄国处于不利地位。中俄经贸往来的主要商品是茶叶、棉花和石油。在茶叶贸易上，随着20世纪初中东铁路的修建，中俄贸易的重心转移到黑龙江，持续一个多世纪的恰克图茶叶贸易彻底衰落了。 1899年中国通过恰克图运往俄国的商品总值为2 200万卢布， 1903年仅为370万卢布。为保障茶叶运输，1900年前有 30—35名俄国人口常驻张家口，而1904年初常驻人口只有13人，其中一半多是当地俄国邮政监督管理人员的家属。尽管如此，在俄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茶叶仍居主导地位。随着恰克图贸易的衰落，恰克图商人被迫开辟新的贸易路径，如将茶叶从新疆运往西西伯利亚，在遥远的蒙古游牧区开展贸易活动。茶商还投资蒙古的金矿开采，或从事军事供给。但是，俄国始终无法控制蒙古市场。

　　在棉花贸易上，新疆的棉花出口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903年乌鲁木齐向俄出口10.6万普特棉花，占出口总量的一半以上。清政府在新疆还设有银行机构，用于棉花生产的贷款，制造轧棉机，推广新的棉花品种。在俄国同新疆的贸易中，俄方的贸易赤字不断增长，在喀什噶尔和乌鲁木齐的贸易赤字达到50%。

　　在石油贸易上，俄国失去了在中国市场的领先地位。1900年俄国向中国出口的石油产品在中国的进口总额中占据第一位，而1901年仅占第三位，落后于美国和荷兰。俄国石油产品出口量下降的原因是受到海上贸易的影响。俄国报刊指出：据我们的天津领事公布，现在俄国在天津的贸易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俄国商人没有适应当地企业，中国市场不需要俄国商品。

　　在中俄海上贸易方面，俄国也处于不利地位。从亚洲运输的茶叶量大为减少，1898年是3.6万吨，1903年仅为0.9万吨。

　　总之，1905年之前俄国在对华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海上贸易也不能扭转这种趋势。中东铁路竣工后，俄方的贸易赤字降低了。

　　在1905—1914年间，中俄贸易关系是互利的，这个时期之初俄国对华贸易走势良好。中国是俄国工业品出口的第二大市场，仅次于波斯。中国向俄国的进口量排在第五位。在贝加尔湖以东的地区，中国是仅次于德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俄国从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是棉花和茶叶。俄国是中国茶叶的主要消费国，而中国销往其他国家的茶叶在20世纪初则减少了几倍。　

        这一时期，俄国在中国的海上贸易仍然发展缓慢。总之，1905—1914年间，中俄贸易关系是互利的，但由于一系列原因，俄中贸易关系的潜力没有更好地发挥出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俄经贸关系带来了不利影响。但是，在战时条件下，俄国出于对东部地区安全的考虑，加强了对华贸易。一战期间俄国向中国出口的工业品急剧缩减，仅仅从边境输出原料。例如，1913年俄国从外贝加尔通过东北出口200多万普特原料，1917年仅为77.2万普特。一战期间，俄国增加了对中国的石油产品出口量。通过俄在华的租借地进口的石油由1915年的857 155加仑增加到1916年的1 047 372加仑。

　　中俄文化交流

　　中俄两国关系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是两个民族彼此了解，而事实上，20世纪初俄国对中国和中国文化都是非常陌生的。1900年俄国没有一位汉学教授，在国民教育综合体系里没有中国史。据《亚洲学报》公布，俄国所有院校一年仅毕业几名中国问题专家。

　　1900年和1904—1905年的军事事件迫使俄国社会重新审视他们的邻居，为俄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寻找答案，借鉴经验。中国的文学在俄国开始受到欢迎，在俄国的亚洲领土发行的大多数期刊中，远东问题成为主题。20世纪初中国的哲学书籍在俄国的发行量增加了2倍，散文文艺作品的发行量增加了4倍。俄国杰出的旅行家和西伯利亚的社会活动家，如Г.Н.波塔宁（ Потанин）和Д.А.克列缅茨（ Клеменц），以及记者—东方学家，如С.Н.瑟罗米亚特尼科夫（ Сыромятников），还有学者和外交家，都为俄国社会了解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俄国成立了多家研究中国的科研组织。1845年成立的俄国帝国地理学会（ИРГО）在20世纪初继续积极工作。汉学家О.Э.布罗克曼（ Брокман）， А.И. 伊万诺夫（Иванов）， В.Л. 科特维奇（Котвич）都是俄国帝国地理学会下设的制图委员会的成员；俄国帝国考古协会（ИРАО）也是研究中国问题的组织。20世纪初，新一代汉学家加入了这个组织，在该组织下设的东方分会的报告中，公布了许多关于中国史的资料；1900年2月，财政大臣С.Ю.维特（Витте）下令成立东方学协会(ОВ)，它在1910年被授予“帝国东方学协会”称号。根据章程规定，东方学协会的宗旨是促进“俄国和东方民族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相互了解。”东方学协会分为工商部，教育部和科学文化部。科学文化部主要研究东方国家的历史。东方学协会还出版自己的期刊《东方学协会公报》；俄国中亚东亚研究委员会成立于1903年，它担负着研究中国史的特殊任务，该委员会成为国际联盟研究中亚和东亚问题的分支机构。此外，还有俄国东方学家协会，主要研究当代东方国家的语言学、哲学、历史、经济和社会政治关系。该学会还出版期刊《亚洲学报》，其中公布的大部分资料是关于当代中国的问题。

　　20世纪初，俄国东正教来华传教使团继续在两国文化交流中发挥桥梁作用。1905年革命结束后到十月革命开始前是东正教使团在中国活动最顺利和最务实的阶段。1907年有96名中国人受洗，中国参加东正教组织的人数超过800人。

　　20世纪初，俄国开始恢复汉学教育。圣彼得堡大学的东方语言系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对东方语言系的补充，还成立了两所东方学高等教育学校，属于应用型教育机构。1899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成立了东方研究所，旨在培养东方学实践家，包括能在中国工作的人才。东方研究所重在语言教育，培养的不是研究人员，而是官员和企业家。东方研究所在研究中国史的事业中具有特别意义。20世纪初，虽然俄国的高等教育学校还没有开设单独的中国史专业，但是汉学家在综合课程的讲授中高度关注中国史。

　　中国人也积极研究俄语。北京俄语学院在培养俄国学家的工作中占据特殊地位。在中国建立了大批俄语学校，新建的高校中也设立俄语分院。20世纪初，第一批俄语教学参考书在北京公开出版，这些出版物的作者既有俄国汉学家，也有中国的俄国学家。第一批俄语参考书的问世是中国俄国学史上最重要的篇章。

　　20世纪初，俄国和中国党派、工会或者社会组织之间没有进行稳定的合作，但它们之间还是积极接触的。1913年，中国国民党代表同俄国社会民主党成员在哈尔滨见面。在日本、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俄国革命者和自由派同中国同仁也有接触。

　　总之，20世纪初，俄中两国在宗教、教育和文化领域积极接触，取得了成绩，但并没有实现密切的全方位合作。

　　中俄社会交往

　　东北和新疆是中俄两个民族最重要的接触区域。但是，移民到这两地的俄国人对中国文化非常陌生，他们甚至不认为这些区域是清朝的领土，或把这两地看作俄国的区域，或看作清朝的殖民地。

　　中国移民是发展俄国东部地区的重要因素，也是双边关系的重要因素。20世纪初，中国在俄国的移民人数急剧增加，活动区域也扩大了。中国公民主要是通过符拉迪沃斯托克来到俄国的，其次是通过天山的纳伦。在来俄的外国移民中，中国移民的人数位居第三位。

　　中国公民在俄国的多个城市成立了各种社会组织。例如，在布拉戈维申斯克成立了《中华民国移民公共事务委员会》，它在俄国当局保护下开展工作。另一个组织是《中华移民联盟》。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和阿穆尔地区还出现了黑河贸易联盟，该联盟没有得到俄国当局的承认。

　　中国移民的大量涌入令俄国当局和社会非常担心。1911年的一份简报中这样写道：他的情绪，他对俄国居民的态度，对阿穆尔的态度总是透出某种不友善甚至恶意。俄国尤为担心远东边境地区的中国移民。原因之一是中国劳动力在工业和其他经济领域排挤俄国劳动力，导致阿穆尔地区的俄国化进程放缓。其二，俄国当局担心本国的劳动力有退化成寄生虫的危险。俄国的哥萨克和农民，往往将自己的土地出租给中国人种植鸦片烟，获利丰厚。其三，中国人将挣得的钱运回中国，导致俄国资金大量外流。其四，中国商人比俄国商人竞争力强。其五，中国人在居住地卫生条件差，也是令俄国当局担心的事情。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维持战争所需，大批华人被运往俄国充当劳工，这是中俄关系史中最重要的问题。在1914年7月21至25日俄国部长委员会的特别日志中，允许外国人到俄国工作，直到战争结束。一年后，俄国政府允许大批中国工人来到俄国的欧洲领土。据俄方资料显示，1915—1917年通过铁路运送到俄国的中国工人超过15万人。1916年，在俄国的顿巴斯、乌拉尔、卡累利阿、克里木、比萨拉比亚、高加索、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等地，都有中国人在工作。1917年初在俄国共有50万中国人。在俄国的中国工人，同俄国工人一样处境艰难。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异，中国人同周围的环境隔绝，他们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免受俄国企业主和中国企业主的专横剥削。1917年革命爆发前，两国工人之间的冲突也愈发频繁，规模越来越大，无法妥协。1916年5月，在亚得里亚海地区发生了两起俄国工人和中国人打群架的事件，这些中国人是来俄国的欧洲领土工作的工人。1916年9月21日，明斯克县从事森林采伐的中国工人举行罢工，在哥萨克镇压罢工的过程中，3名中国人被打死，45人受伤。1916年10月，建设阿穆尔铁路的1万中国工人举行罢工，罢工持续2天。最终，中国人获得了权益，行政当局禁止俄国士兵对中国工人使用武力。此外，在将中国工人运往俄国的路途中，常会发生大批工人逃跑事件。总之，将中国工人大批运送到俄国，导致中俄关系出现了许多新问题。

　　座谈结束后，世界历史所所长张顺洪研究员会见了达秋生教授，并请其就乌克兰局势发表自己的看法。达秋生教授认为，乌克兰危机是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面临的最严峻的危机，有爆发世界大战的危险。作为世界大国的中国应理智地调和、平衡和妥善处理美国为首的西方力量、乌克兰和俄罗斯各方力量的关系，为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自己的贡献。

　　弗•格•达秋生 （Владими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Дацышен），1964年生于西伯利亚中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历史学博士。现任西伯利亚联邦大学世界史教研室主任、教授，主要从事中俄关系史研究，已在国内外公开发表专著、论文和教学参考书200余种。代表作有《俄中战争：1900年的东北，陆路战场的作战行动》，《17—20世纪西伯利亚的中国人：移民问题和适应问题》等。

 （世界历史研究所俄东室 张丹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