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所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举行学术报告会

报告会现场

郭方研究员

     2014年5月7日，世界历史所古代与中世纪史研究室邀请郭方研究员、宋岘研究员分别作题为“西方当代史学趋势”、“《回回药方》、《本草纲目》与阿拉伯医学”的专题讲座。

　　郭方研究员在报告中主要介绍了总体史学中较有影响力的两个理论：美国学者威廉•麦克尼尔的“生存圈”理论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

　　麦克尼尔所说的“生存圈”主要是指社会的生存圈，任何个人、民族、国家都需要生存圈，而且它随着人类活动的扩大不断发展。“生存圈”又是分等级的，从简单和微型的生存圈到世界帝国。在发展过程中，“生存圈”的出路有三个：（1）发展生产，加强交换，扩大“生存圈”；（2）停滞，等待先进文明的到来；（3）灭亡。随着文明的交流、技术的交换、社会组织的变革，“生存圈”在文明中心得到不断发展和壮大。

　　沃勒斯坦进一步发展了上述“生存圈”理论，提出了以“中心”、“半边缘”、“边缘”等概念为特色的“世界体系”理论。该理论认为生存法则决定了中心与边缘的依靠关系。中心必须要为边缘提供物品、技术、文化和安全，并保持自身的相对先进性，但这个体系会随着中心的过度盘剥而崩溃。只有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和谐”才能跳出这个治乱的圈子。世界体系理论认为，与外来文明的接触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通过商贸、传教、迁徙和战争等活动，文明之间发生冲突，文明由此取得进步。但是文明间的这种接触既可能是推动力，也可能造成重大破坏。与麦克尼尔一样，沃勒斯坦也强调自然灾害、疾病、生态灾难等因素的后果，导致文明或国家出现内忧外患，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爆发，文明或国家最终瓦解。沃勒斯坦指出，世界体系是一种“无形的手”，超出一个国家的控制范围。它的发展不仅是范围的扩大，也是深度的增加和速度的加快。由于不断应对危机，积累资本，追求所谓的“和谐”，因此，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灭亡迟迟没有发生。而且，资本主义历史上的各国革命实际上都是在竞争中失败，重新进行定位、试图摆脱被控制地位的过程。

　　麦克尼尔和沃勒斯坦的理论解释了诸如社会、阶级和自然等问题，从上述理论出发，我们也可以更好地分析农民、生态、人口的科学再生产、人的精神等问题。根据上述理论，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对一个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要充分认识；（2）各个社会间的关系必须整体来看；（3）必须从整体上把握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生态、科学文化的关系；（4）并非所有事物都是本地的，本地的也未必是最好的；（5）对文化和文明的内涵要有全面认识，等等。

宋岘研究员

　　宋岘研究员在讲座中，结合自身治学经历，运用生动而风趣的语言，深入浅出地介绍了自己对《回回药方》中涉及的部分疑难药名来历与阿拉伯、波斯医药学知识的研究成果，并利用《回回药方》、《普济方》等医书所提供的宝贵信息对《本草纲目》、《南村辍耕录》、《常德西使记》等古代汉文典籍中涉及回族医药学的疑难内容进行了独到的解读。

　　宋岘研究员的主要治学方法是运用阿拉伯语、波斯语等进行比较语言学对比研究，运用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医药学、化学等相关专业知识，对《回回药方》中汉化后的人名、药名的来历进行反向还原与合理推测，试图挖掘出这些汉化名称背后所包含的阿拉伯、波斯医药学信息。宋岘研究员认为，现存《回回药方》中提及的医学家“卜忽剌忒”实为古希腊著名的医学家希波克拉底；该书中所说的“红石扁豆”则为来自中亚的鸡血石；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提及的病症“小蟹”是阿拉伯医生对癌症的称呼；朱彧《萍洲可谈》中谈到的可用来解毒的“摩挲石”为阿拉伯人所说的“穆萨石”，实质上是一种煤精石；李时珍在《本草纲目》第11卷中坦承“皆不知何物也”的四种回族药名“朵梯牙”、“可铁剌”、“安咱芦”和“阿飞勇”分别为天然硫酸锌洗眼剂、西黄耆胶、一种阿拉伯植物的树脂和鸦片；而《常德西使记》中记载的中亚盆栽植物“奴哥撒儿”则是当代人所说的仙客来。

　　本次讲座的另一个特点是试图将具体的考据问题与中古世界东西方人口、物质流动与文化交流的大背景结合起来。宋岘研究员从基督教《新约》中施洗者约翰的名字发音在地中海东部的变迁过程中得到启发，认为阿拉伯使者于宋太宗赵光义在位期间进献的“无名异”实为用来黏合药膏的沥青，这种沥青因在中东地区被用于制作干尸（“木蜜纳亦”）而得名。这种称谓的演变可以折射出古代地中海地区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复杂过程，也反映了在地中海东岸地区属于弱势群体的基督徒医生在西方医术东传过程中做出的不为人知的杰出贡献。此外，被不少国人误认为本土野生作物的优质芦荟其实最初被印度人药用，而以也门南部索克特拉岛出产的芦荟最为著名。该作物后被阿拉伯人传入中国，以索克特拉命名。芦荟的入药和物种传播同样是古代物质流动与文化交流的一个生动范例。在介绍这些事例的基础上，宋岘研究员进一步提出，包括回族、维吾尔族医药学在内的少数民族医学是博大精深的中华国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前的国学复兴理应包括对西北少数民族医学的抢救与保护。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跨国境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必将发挥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讲座结束后，与会同志们就历史研究中语言学方法的可靠性、世界体系理论对文化交流史的指导作用、古代世界人与物的流动规模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世历所古代中世纪研究室 吕厚量、王超华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