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格莱德大学迪米奇教授谈塞尔维亚史学的变化
2014-08-11
世界历史研究所书记赵文洪研究员与迪米奇教授交谈
柳博德拉格•迪米奇(Лубодраг Димич)教授
座谈会
2014年7月23日下午,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院历史系柳博德拉格•迪米奇(Лубодраг Димич)教授与世界历史研究所学者进行学术座谈,谈塞尔维亚冷战时期的历史学发展。
迪米奇教授提出,塞尔维亚的史学在二战以后受意识形态和政治环境的影响,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战后初期,塞尔维亚和南斯拉夫的历史学家对现代史的研究主要遵从和支持南共党的官方观点,书写“真实的”过去被政治利益所取代,其结果就是偏离事实,并且缺乏批判性的史学思维。
在这个时期,南斯拉夫的社会意识和史学观念受到苏联的影响。大量苏联领导人的讲话、文章和著作被翻译出版,主题是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美国民主的伪装、进步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派的斗争、苏联的军事实力、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复兴等等,作品大都代表苏联的政策,并且对如何写现代史带有指导意义。南斯拉夫史学研究也受政治家的控制,研究专题主要包括:南斯拉夫外交政策、国际主义的任务、新南斯拉夫的“历史地位”、“国际发展”的基本问题、希腊内战、的里雅斯特危机、德国的非军事化、帝国主义本性、斯大林的个性等。这个时代的“史学影像”受南共党和党的领导人的观点的影响,历史学家只是描述、印证和重复已经得出的“结论”和评价。铁托和南共党的领导人的政治讲话、报告和著作是唯一的历史资料,其他文献资料没有开放。
第二个阶段是1948年到60年代初。1948年爆发的苏南冲突彻底改变了塞尔维亚的史学形势,开始强调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一方面要批判地重新审视现实,另一方面严格的审查制度又限制了表达观点的自由,引起“大恐怖”。1948年5月到6月间,铁托在南共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和会议决议,为未来十年的南斯拉夫史学的发展制订了框架,提出要研究当代史,特别是共产党的历史、二战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为此,开始收集和保存历史资料、制作档案、建立研究机构和历史学家协会。
迪米奇教授说,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南斯拉夫开始了与苏联和解的进程,同时也加强了与第三世界的合作,这些政治过程都反映在塞尔维亚的史学中。塞尔维亚史学摆脱了苏联意识形态的影响,国内学者出版的书籍和发表的文章也超过了苏联作品的翻译,还首次在西方翻译出版了书籍。不过对当代史的解释仍是以意识形态为主导,最直接的服务于国家外交政策的宣传。
这个时期的研究主题主要有: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国家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作用、劳工运动的发展、朝鲜战争、中东问题、非洲、第三世界国家和越南的政治变化等等。
第三个阶段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南共改变以往对待科学与艺术的官僚主义态度,体现在历史学发展上的变化:
(1)取代党的干部,在史学研究上,年轻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一代历史学家有了发展的机会;
(2)对研究者开放档案;
(3)建立科研所;
(4)在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院本科和研究生课程中,开始开设现代史和南斯拉夫历史的讲座。
研究专题有:欧洲的统一、南斯拉夫与美国的关系、不结盟运动、集体安全、苏共二十大后苏联的非斯大林化过程等。但在南斯拉夫,迪米奇说,作为“科学”,当代史研究仍未摆脱政治和意识形态,许多作家、记者和历史学家通过撰写与政治事件密切相关的文章和著作来获得名誉和社会地位,在他们的作品中通常都是由知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来撰写前言,是科学与政治精英的结合。
迪米奇说,20世纪70年代,南斯拉夫的历史学研究主题更为多元化,党对历史学家工作的控制逐渐削弱,研究所不再为国家的宣传服务,历史学家主要依据档案做研究,不再带有特殊的“意识形态色彩”。
第四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迪米奇指出有几件大事引起的政治形势的变化影响到塞尔维亚史学的发展:铁托的逝世、冷战的结束以及南斯拉夫整个国家陷入深刻的危机最后导致联邦国家的解体。这个时期历史研究的主题更加丰富,人们不仅仅是重构过去的历史事件,更加注重理解历史的进程。南斯拉夫的解体使得共同的历史记忆消失了,对社会主义时期南斯拉夫历史的认识受到历史修正主义的影响,新的政治精英赞赏的是“选择性的记忆”和“有组织的忘却”,要人们忘记南斯拉夫在冷战时期的地位和所起的重要作用,这是一种激进的、受政治驱动的、非科学的历史观,迪米奇评论道。
新的一代塞尔维亚历史学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对复杂的冷战时期的种种问题:势力范围的政策、以集团利益分裂的世界、军备竞赛、反殖民起义和革命等等都需要更为深入、更为严谨的解释,而不仅仅是出于政策和宣传的目的来提供答案。因此历史学家再次转向历史资料,对国内、国际的档案进行研究,批判性地重评整个历史遗产。
(俄罗斯东欧史研究室李锐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