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董经胜教授在世历所举行学术报告会

　　2015年12月2日，北京大学历史系董经胜教授应邀在世界历史研究所举行题为“拉丁美洲独立以来的政治变革”的学术报告会。该报告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史特殊学科承办，由世历所亚非拉美史研究室主任毕健康研究员主持。亚非拉美史研究室、俄罗斯东欧研究室部分科研人员参会。参加学术报告会的还有郝名玮研究员。 

　　董经胜教授结合国际局势和拉美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以19世纪初期拉美独立运动为切入点，梳理了拉美国家二百余年的政治变革。他认为，独立运动是一种早产的、意识形态超前的土生白人分立运动。独立后，拉美地区盛行考迪罗政治体制，奠定了拉美庇护主义政治传统。 

　　董经胜教授指出，19世纪晚期，实证主义思潮在拉美盛行。它强调物质增长和福利，主张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私人财富的积累是进步的标志，也是促进进步的工具；为了引导进步，国家必须保持秩序，实现稳定。因此，“秩序与进步”实证主义的核心口号。在这种背景下，考迪罗政治被“现代化的独裁者”和寡头民主所取代。前者的代表人物是墨西哥的波菲里奥·迪亚斯，后者的代表国家为智利和阿根廷。这两种新的统治形式都倡导出口导向型经济。 

　　20世纪30年代，拉美国家陆续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新的经济模式催生了新的社会力量——工业资产阶级，并壮大了工人阶级的队伍。尽管两者之间存在矛盾，但是他们的共同利益在于依靠国家的干预，推动进口替代工业化，这与传统的以出口初级产品为基础的寡头集团处于对立地位。因此，工业主阶级和劳工阶级结成联盟，直接向农业和土地所有者的利益提出了挑战，这种政治联盟形式被称为“民众主义”。20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民众主义成为席卷拉丁美洲的政治思潮、政治运动和政权形式。董教授称，民众主义政权代表的阶级利益——劳工和工业主利益之间必定会发生冲突。因此，这种体制的维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民众主义领袖的个人权力和超人魅力，而且这种体制在经济逆境中很难维持。 

　　20世纪60年代，拉美国家的进口替代工业化遇到了发展的瓶颈，经济停滞不前，再加上古巴运动的示范效应，拉美民众运动风起云涌。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中期，多数拉美国家发生政变，军人执掌政权。董教授认为，拉美军政府分为两类。一类是保守的右翼军人政府，以巴西、阿根廷、智利、乌拉圭为代表，被称为“官僚威权主义”政权；另一类是左翼的、民族主义的军政权，以秘鲁、厄瓜多尔和巴拿马为代表，又称为“军人民众主义”政权。 

　　自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初，由军人执政的拉美国家，先后出现了军人“还政于民”的“民主化进程”，军政府纷纷倒台。董教授把转型后的拉美文人和军人的政治关系归纳成四类：文人政府完全由军人控制（巴拿马、海地）；军人对文人政府行使“监护权”（巴西、智利）；军人有条件地接受文人政府的控制（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洪都拉斯）；军人基本完全接受文人控制（阿根廷、乌拉圭）。 

　　最后，董教授分析了21世纪初拉美政治“向左转”的现象及其成因。 

　　董教授的报告内容丰富翔实，阐述深入浅出，引起了与会人员的热烈讨论。大家就拉美国家将要举行的大选、中拉关系、拉美经济转型与政治模式转换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与董教授进行交流。 

　　(亚非拉美史研究室杜娟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