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东欧史研究室党支部举办“党史学习教育与苏联东欧史研究”研讨会

　　2021年8月20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学科建设计划俄罗斯东欧史重点学科与世界历史研究所俄东支部联合举办“党史学习教育与苏联东欧史研究”学术研讨会。来自俄罗斯中亚史研究室、“一带一路”史研究室、《世界历史》编辑部的9位学者参加会议，世界历史研究所党委书记罗文东研究员出席会议。会议由俄罗斯东欧史学科负责人王晓菊研究员主持。 

　　朱剑利副研究员回顾了自己党史学习教育的情况。他认真学习、通读了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中国共产党简史》，有些地方做了精读，特别关注了我国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防御、自卫、后发制人原则，实行积极防御，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强调遏制战争与打赢战争相统一，强调战略上防御与战役战斗上进攻相统一。”此外，他还阅读了一些党史、国史、军史方面的文献，将苏联东欧史与党史学习、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思考。他指出，苏东剧变有几个教训：一是决不能在党建、政权问题上放松，放弃对议会、政府、军队、警察等的领导。二是决不能在组织上犯错误，不能搞“全民党”自由放任，不能选错“接班人”，即关键少数问题。他认为，我党极为重视历史、重视以史为鉴、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教训，这是我党自我批评、自我革新的重要部分。苏联东欧只是历史长河之一瞬，但打下深刻烙印，影响着我们当下的实践，是研究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的重要时代背景。研究好这段历史，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张丹副研究员结合百年党史学习和专业研究，利用双山、王明、瞿秋白等人的文献资料，从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社会情绪等方面，梳理了1920年代在苏联学习的国民党党员、共产党党员眼中的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联社会。为了向“红色圣地”学习革命斗争经验和培养革命干部，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纷纷选派代表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学习。从这些学员的回忆录、自传或传记中，可以了解当时苏联社会的概貌。第一，1920年代，苏联人民的物质生活比较艰苦。食品短缺严重，住房相当紧张。相比之下，中山大学的中国学员在饮食和居住条件上堪称“优越”。第二，苏联人民普遍享有免费疗养、免费医疗等福利待遇。黑海边上的皇宫在十月革命后被改为农民疗养院，有1300名农民在此疗养。在苏联的外国人也享有同等福利。中山大学的中国学员们到过苏联的许多疗养院，假期中的全部差旅及食宿全部免费。第三，苏联人民斗志昂扬，对国家的前途充满期望。第四，世界革命思想盛行，这一思想甚至影响到择偶观。出于献身“世界革命”的热情，许多苏联姑娘与在苏联工作、学习的外国青年恋爱和结婚。第五，1920年代，莫斯科没有大商店，满街都是小商铺。商店有国营与私营之别。1920年代的苏联社会对新经济政策的定位存在分歧，部分民众将新经济政策看作权宜之计。 

　　鲍宏铮博士介绍了他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等文献的情况，结合苏联东欧史研究谈了自己的感想。他认为，我们在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性及其与苏联模式的区别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作为曾经的兄弟党的共性。作为中国人，我们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体现有着切身体会和理论认知，但苏共党员的“初心”和“使命”在苏联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是如何体现的，我们更多地是通过政策文件和文艺作品进行认识的。苏共党员的“初心”和“使命”在真实历史中究竟是如何表现出来的，这是值得苏联东欧史研究者认真探究的问题。  

　　李锐副研究员的发言侧重于对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中提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的理解和感悟。结合苏联东欧史研究，她谈了三方面看法：第一，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不可复制，主要原因是国情不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论从组织形式还是组织纪律上都是全新的，没有任何历史包袱。而苏俄的布尔什维克党、欧洲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都是从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分离出来的，在思想和组织纪律方面需要与社会党有所区别、不断斗争。另外，由于欧洲工人运动较为发展，工会组织也成为解决劳资纠纷的重要力量，某种程度上分散了共产党的群众基础和革命力量。第二，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例如，领导权力的交接问题。战后波兰的社会危机频繁，每一次社会动荡都引起领导层变动，下台的领导人都被追责甚至有牢狱之灾，难以实现正常的权力更迭。对待历史问题（对领导人的个人评价，对国家间关系问题的处理等）不掌握时机和分寸，往往导致思想混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西欧共产党带来很大冲击，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第三，尽管道路选择不同，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和成就对于其他国家具有影响力和借鉴意义。在危机处理方面，中国的选择与苏联东欧国家不同，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中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及时纠偏、纠错，确保社会和谐稳定；实行定点、专项扶贫以解决贫困问题。中国养老扶贫的举措受到东欧国家关注。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及成就必定带来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国春雷博士特别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就“新时代”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重要判断的阐述。新时代，“新”在哪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又“变”在何处？首先是我国国内情况发生了新变化，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入新阶段，中国已不再是国际秩序的被动接受者，而变成了积极的参与者、建设者和引领者，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指当前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发生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正发生深刻变革，世界范围内呈现出影响人类历史进程和趋向的重大态势。人类前途命运休戚与共，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世界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谈及自己研究的俄国旧礼仪派，他指出，这个特殊的政治-宗教群体自17世纪中期产生，历经三个半世纪的传播，遍及全世界诸多国家，与许多国家的历史、文化产生复杂的互动。该教派曾深入我国新疆和东北地区，深刻影响了这两块区域乃至中俄两国关系。梳理、分析并总结俄国旧礼仪派与中国人民跨国界、跨种族的多方交往，能够看到两者的矛盾与互补的共生关系，可以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近年来，媒体出现了一些有关我党历史的不实言论。在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作斗争时，他深深体会到党史学习教育的迫切性与重要性。个人的研究方向与我党的外侨政策有着密切联系，同时也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学界多年未曾发声，因而在相关问题上丧失话语权，导致国内外无法知晓我党对俄国旧礼仪派侨民的完整政策。关于中国旧礼仪派的研究话语权主要掌握在俄国学者和日本学者手中。个别外国学者歪曲我党对俄国旧礼仪派侨民的友好政策，损害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他坚决拥护党中央提出的加强党员党史学习教育的号召，也深深意识到加强党性锤炼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决心以充分的事实论据、严密的逻辑论证作为有力的斗争武器，从专业出发发挥一名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 

　　何风博士梳理、引述了习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就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等四个方面谈了自己的心得体会。他表示，党史学习教育应与科研工作紧密结合，要努力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动力。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牢固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念，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和价值取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旗帜鲜明地同历史虚无主义、各种错误观点和思潮作斗争，树立牢固的政治机关意识，加强党性锻炼，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重大国际事件尤为值得关注，这些事件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引发了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对国内的苏联东欧史研究提出很多新的议题。苏东剧变的原因是深层次的、多方面的，是各种因素“合力”造成的结果。因此，从全局的、历史的角度，运用唯物史观评析苏联东欧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衰成败，洞悉“剧变”的本质，总结“剧变”的历史教训，为杜绝诱发“剧变”的内外部、主客观、深浅层、宏微观等方面的原因献计献策尤为必要。 

　　侯艾君研究员也谈了他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问题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收获，认为我党的历任领导人都极为重视历史，史学造诣深厚，对许多历史问题的判断很有战略远见，深受启发。他结合自己的专业研究，就苏联解体相关问题谈了三点体会。第一，苏联解体之后，我国在意识形态方面也成为被攻击的对象，成为受害者，一些敌对势力以反共之名而行反华之实，就如当年西方以反共为名而反俄一样。敌对势力对共产主义做了各种抹黑、污名化。这种趋势还在惯性延续。中国和俄罗斯一样都成为西方敌对势力以及国内公知的意识形态攻击的受害者。其次，由于中国和俄罗斯、苏联历史命运的紧密关联，苏联史一度成为最容易被意识形态化的学科。一些学者往往借研究苏联之机，含沙射影地宣泄对国内问题的不满，这是一种消极趋势。而俄罗斯在反击历史虚无主义方面的一些策略比较有效，值得我们借鉴。其三，对于一些争议的历史问题，要从意识形态角度审视，同时也要用专业的方式予以回应，这样更有解释力和说服力。 

　　邢媛媛副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对苏联外交政策的反思及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学习和思考》。她认为，习近平外交思想主要包括：在国家战略方面，力求避免同外部世界发生对抗，在此前提下更加重视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和影响，更加坚定地捍卫我国的基本国家利益；不寻求军事战略均势，同时采取措施，防止中国战略安全环境继续恶化；继承中国外交思想中的合理遗产，复兴中华民族的外交传统；继续面向西方国家的外交，同时也重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俄罗斯外交也有很大的变化和调整，首先是对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政策进行反思。俄罗斯认为苏联高估了自己的地位，导致与全世界对抗；过于强调国家面临的外部威胁，耗费了巨大的资源；对“世界革命”思想、霸权主义等进行反思。 

　　王晓菊研究员对每一位同志的发言都做了细致、精到的点评，并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分享了她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和“七一”讲话及中央指定学习书目的心得感悟。她认为，党史学习教育对深入研究苏联东欧历史尤其是苏共党史、苏东社会主义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价值。同时，党史学习教育对进一步抓好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学科建设计划俄罗斯东欧史重点学科建设、中国历史研究院俄罗斯中亚史研究室建设等各项工作，深入开展世界历史研究所“十四五”科研规划重点项目“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史”的研究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作为从事苏联东欧史研究的科研工作者，应当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旗帜鲜明地批判历史虚无主义，为推进中国特色苏联东欧史学科建设多做贡献，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最后，罗文东书记发言指出，这次研讨会将学术讨论与支部活动结合在一起，形式、内容、效果都很好。大家都要加强理论学习，党员更要加强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坚定理想信念，争取历史主动。“十四五”期间，作为学科、研究室要有拳头产品，把个人兴趣整合起来，在重大问题上形成合力，推出精品力作。罗书记传达了中国历史研究院高翔院长关于加强世界社会主义史研究的指示。罗书记建议俄东支部工作重点要做好思想工作，要与科研工作深度结合；党员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支部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着眼于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凝心聚力、锐意进取；克服把学术与政治对立起来的问题。罗书记指出，苏联不是在最困难时期发生剧变的，我们一定要从苏共兴衰、苏联解体中吸取经验教训，也应当深入研究、思考我们与苏联、俄罗斯的关系。 

　　（俄罗斯中亚史研究室 侯艾君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