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缪尔•亨廷顿与第三世界的政治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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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放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美国科幻作家西奥多•史特金有一句名言——“任何事物的90%都是垃圾”。史特金定律有夸大其词之嫌，但是在任何一个社会科学领域都存在大量平庸之作，却是不争的事实。在我看来，在政治学领域，尤其在第三世界的政治现代化问题上，塞缪尔•亨廷顿的《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无疑是最值得阅读的经典之一。

　　在美国学术界，亨廷顿既出类拔萃，又充满争议。他曾先后在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求学，在哈佛大学任教逾半个世纪，著作等身，曾任美国政治科学学会主席。1968年问世的《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使亨廷顿名声大噪，奠定了他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界的大师地位。

　　作为政治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亨廷顿的特点和优点在于关注当代重大问题，善于抓住复杂事物的关键变量，区别其中的自变量和因变量，以科学实证的态度来考察影响事物发展变化的主要原因，洞悉事物的本质，大胆挑战流行的错误理论和观点。

　　在《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顿运用比较历史的方法，以西方的历史经验为参照系，全面深入地考察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的轨迹和模式，其视野之广阔，知识之丰富，分析之透彻，见解之独到，令人叹为观止。

　　20世纪60年代末，现代化理论在西方政治学界如日中天。这个理论将传统政治和现代政治视为二元对立和此消彼长的政治现象，现代化理论家不但将现代性奉为圭臬，而且认为现代性倾向于在各方面齐头并进，第三世界的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的道路将完全步西方的后尘。

　　亨廷顿对此提出质疑。他认为，各国之间最大的政治分野，不在于政府的形式，而在于政府的效能。政治秩序本身至关重要，因为它既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政治发展的前提。如亨廷顿所言，“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二战后，第三世界许多国家并没有踏上政治发展的坦途，而是陷入政治衰朽的泥潭，具体表现为政府的权威、效能和合法性遭到破坏，政治秩序崩溃，政局动荡，骚乱和暴力泛滥。

　　在亨廷顿看来，二战后第三世界之所以出现广泛的政治衰朽，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和经济变革增强了政治意识，扩大了政治参与。这些变革一方面破坏了政治权威的传统根基和传统的政治机构，另一方面又使得建立新的政治权威的基础和打造新的政治机构的问题大大复杂化了。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急剧扩大，而政治组织化和制度化严重滞后，结果导致政治动荡和骚乱。

　　亨廷顿强调：“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政治体系的制度化程度取决于它的那些组织和程序所具备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性。

　　人们往往将现代化和政治稳定联系在一起，并且认为经济增长总是有助于政治稳定。亨廷顿认为这种看法不完全正确。实际上，“现代性孕育稳定，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经济增长和政治动乱之间的关系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变化。经济发展水平低，两者之间成正相关；经济发展水平中等，两者之间无明显关系；经济发展水平高，两者之间成负相关。”

　　亨廷顿指出，“政治体系可以据其政治制度化程度和政治参与程度的高低加以区别。”“从某种角度来说，现代政体之有别于传统政体主要在于它的政治参与水平，而发达政体之有别于不发达政体则在于它的政治制度化的水平。”他强调，政治制度化程度与政治参与程度之间的比率同样不容忽视，据此可以区分“普力夺政体”和“公民政体”：前者指政治参与程度较之政治制度化程度偏高的政体；后者指政治制度化程度较之政治参与程度偏高的政体。

　　亨廷顿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体大致分为传统君主制政体、普力夺政体和革命政体，并且对这些政体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深入的分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第三世界，无论是传统君主政体国家还是革命政体国家均为数不多，政治制度化程度低而政治参与程度高的普力夺政体国家占绝大多数。频繁的军人干政和严重的政治衰朽是普力夺社会的显著特征。

　　在亨廷顿看来，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现代化成功的关键，不是过早地扩大政治参与，而是大力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尤其是建立强有力的政党制度，以确保在政治稳定的条件下逐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最终水到渠成地实现政治现代化。这就是所谓的“威权主义转型”的政治发展理论。

　　亨廷顿的第三世界政治发展理论对于传统的政治现代化理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第三世界国家选择政治现代化道路和政治发展战略有启示作用。现在看来，亨廷顿对政治秩序（政治稳定和政治制度化）的强调，以及对政治衰朽的警示，确实有先见之明。韩国等东亚一系列国家和地区由威权主义政体成功地转型为民主政体，印证了亨廷顿的洞见。

　　历史也表明，亨廷顿所描述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威权主义”只是过渡性的政体，这种政体迟早会面临合法性问题的挑战。从长远来看，民主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作为一个崇尚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政治学家，亨廷顿对此并不讳言，他于1991年出版《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就表明了这一点。如果说，《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侧重于政治稳定，《第三波》则侧重于政治民主，这两本书实际上是互补的，反映了政治发展不同时期的特点。

　　近年来，伴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和经济全球化的冲击，第三世界的政治发展出现了值得注意的新动向：“阿拉伯之春”方兴未艾，缅甸开始民主转型，土耳其和巴西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动荡。在这种情况下，重温亨廷顿关于第三世界政治现代化的著作和思想，不无裨益。

　　《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是一部现实主义的经典之作，但并非完美无缺。对于发展中国家威权主义强大政府的局限，以及对于国际体系对第三世界政治发展的影响，亨廷顿似乎都语焉不详。《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在首页将苏联政治体制与英美政治体制等量齐观，这在当时的西方可谓惊世骇俗，勇气可嘉。然而，苏东剧变之后，苏联政治体制内在的脆弱性暴露无遗。这种观点不能不说是该书一个容易遭人诟病的瑕疵。

　　亨廷顿桃李满天下，其中不乏佼佼者，如弗朗西斯•福山和法里德•扎卡里亚。两人都对亨廷顿赞誉有加。福山在论及亨廷顿及其《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时写道：“鲜有如亨廷顿那般能力、洞见和雄心的，能够写出如此宏大著作的思想家。” 扎卡里亚在悼念亨廷顿的文章中写道：“当我追忆山姆•亨廷顿的时候，首先浮现在我脑海中的是一个我所曾经遇见过的最崇高的知识分子之一的形象，是一个有强烈个性的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