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边国家在中美之间的骑墙战略：以韩国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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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向荣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副研究员）

　　伴随中国的崛起，不少周边国家在中美之间采取了骑墙战略：既要分享中国的经济增长，又要借助美国来制衡中国。从外部表现上来看，这些国家越是在经济上依赖于中国，就越是在政治安全上依赖于美国。

　　1992年，中韩两国结束相互敌对，建立政治联系，密切经济交往。至少从形式上看，两国官方关系以约五年一个台阶的速度向前推进。实现如此迅猛的发展，不能不说是国际关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从官方表态来看，两国对20年的中韩关系表示满意。双方也尽可能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在正式场合表达和释放善意，希望能实现积极的互动。但是，“满意”似乎更像是“客套话”。 因为，令人鼓舞的贸易数据，隐含着严峻的问题。韩国对中国市场依赖度的迅速提升，引发各界的担忧和警惕。即便是在安全上依赖于美国，韩国仍觉得对华经济依赖存在巨大的风险，虽利润(贸易顺差)丰厚，但最好还是不要在经济上过于依赖于中国。韩国已经采取措施，降低对华依赖度，一来可以避免中国利用经济上的依赖制约韩国，二来可以防范中国经济波动对韩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韩国对中国市场产生依赖，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首先是敏感性依赖（可以简单视为对某一市场的出口占一国总出口比重）的迅速上升。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的中韩贸易数据显示，韩国对华出口占其总出口额的比例呈上升趋势,从1992年的3.4%上升到2011年的29.4%。2003年，韩国对华出口首次超过对美国出口，对华出口占韩国总出口的份额首次超过20%，达到22.3%，中国第一次成为韩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与此同时，韩国对华贸易额首次超过对美贸易额，中国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如果从相互联系和依赖的角度来分析的话，至少可以判断，到2003年，韩国已经对中国产生了明显的敏感性依赖。此后，韩国经济对中国市场的敏感性依赖度进一步加深。对华出口占韩国总出口比重的峰值出现在2010年，为29.7%。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从1992年到2011年，中国对韩出口占中国总出口额的比例只是从2.8%上升到4.4%，中间只有个别年份超过5.0%，最高值出现在2008年，为5.2%。中国对韩国市场的依赖度远低于韩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度，中韩经济关系已经表现出不对称性依赖的典型特征。

　　贸易顺差方面，建交之后，韩国对华贸易保持顺差，且呈明显上升趋势。1997年之前，韩国总体对外贸易一直保持逆差。1998年，韩国对华贸易顺差达到87.6亿美元，占当年韩贸易总顺差的22.5%。到2000年，韩国对华贸易顺差达到119.2亿美元，超过了当年韩国贸易总顺差（117.9亿美元）。在此后的十余年间，韩国对华贸易顺差均超过了其贸易顺差总额。在个别年份，如2006年、2007年，韩国对华贸易顺差甚至高达其顺差总额的2-3倍。从贸易数据来看，从建交之初到1999年，中国市场对韩国实现贸易顺差不具备关键性作用。但是，自2000年以后，如果抹掉对华贸易，韩国对外贸易将由巨额顺差陷入巨额逆差。

　　那么，从获得贸易顺差的角度来看,中国市场对韩国是否具有不可替代性呢？以2011年为例，韩国当年贸易顺差总额为308.0亿美元，中韩贸易额为2456.3亿美元，韩国从中国赚取贸易顺差798.0亿美元。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中国这个贸易伙伴，韩国的对外贸易将由顺差转为巨额逆差。在2012年之前，韩国很难从其他市场获得高额顺差。对韩国来说，在既定贸易条件下，贸易顺差的减少是寻找替代市场的巨大成本。鉴于中国对于韩国获得贸易顺差的不可替代性，韩国对中国的依赖属于脆弱性依赖。

　　另一方面，不对称依赖是否会被“武器化”从而影响贸易之外的冲突行为？根据基欧汉和奈的不对称相互依赖理论，因为调整既有关系的代价过高，依赖性较高的一方处于劣势地位，而依赖性较小的一方在双边关系中处于优势，会获得更多权力，比如，规则或者价格的制定权。在中韩不对称依赖关系中，根据相关理论假设，作为依赖性较小的行为体，中国有条件将相互依赖作为一种权力来源，在某问题上讨价还价甚至借之影响其他问题，不对称依赖已经使中国具备了将其“武器化”的能力。从主观上来看，中国并没有意图这样做。但是在韩国看来，由于中韩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和不同的安全阵营归属，说中国有将不对称依赖“武器化”的意图很自然。如果威胁=意图×能力的话，在韩方看来，中国既有意图、又有能力来利用韩国的对华不对称依赖，因此认为，中国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

　　从中韩关系的历史来看，中国并没有将韩国对华不对称性依赖“武器化”，以实现自身政治和外交目的。但是，韩国很担心。韩国学界和政界已经对于对华依赖的加深保持高度警惕，担心中国利用这种依赖实现政治目的，认为必须要及早预防。有韩国学者分析指出，韩国人对中国有“深深的忧虑和防范心理”，认为韩国“在分享中国繁荣的过程中被拖进中国的增长和权力轨道。经济权力必然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因为经济依存必然包含着政治上的脆弱。问题不在于权力转化是否会出现，而在于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出现。”

　　为应对不对称依赖所可能产生的“威胁”，韩国采取了相关措施。在经济上，谨慎对待（如果不是消极的话）与中国的经济一体化举措，积极与欧美签署自贸协定，暗渡陈仓，分散风险。与美欧签署FTA是改变既定贸易条件的举措，一来可以降低中国市场占韩国出口的份额，降低对中国的敏感性依赖；二来可以通过贸易条件的改变，增加韩国在欧美等主要市场获取贸易顺差的能力，降低在贸易顺差方面对中国的依赖。由此看来，韩国从分散风险计，闪电般地与美国、欧盟签署FTA，并不令人觉得奇怪。

　　目前来看，韩国“暗渡陈仓”已经初见成效。有统计数据显示，受益于FTA，韩国对美出口和顺差已经出现明显增长。以2012年全年的数据为例，在韩国对外出口总额下降的情况下，韩国对美出口实现了4.1%的增长，对美贸易顺差151.9亿美元，增长率为30.5%，占其贸易顺差总额的53.3%。由于欧洲经济低迷，自2011年韩欧FTA生效以来，韩国对欧盟市场的出口没有明显增加，2012年出现下降。但是，可以预计，当欧美经济恢复增长后，巨大的欧美市场很有可能拉动韩国出口。作为第一个与欧洲和美国两大经济区最早签署FTA的亚洲国家，韩国将对其他同类产品的竞争性国家产生挤出效应，在这两大市场的竞争力会得到明显加强。另有数据显示，与往年中韩贸易高增长率不同，2012年以来，中韩双边贸易增长率明显下滑。

　　中国和美国是韩国最重要的出口市场。若韩国对华出口和对美出口持续呈现此消彼长态势，长期结果必然是对华出口占韩国总出口的比重会出现下降，韩国对中国的敏感性依赖下降。由于韩美FTA生效后贸易条件的改变，韩国从对美贸易中获得的贸易顺差大幅度上升，增长率高于对华贸易顺差。如果这种态势长期得到持续，对于韩国获取贸易顺差，中国将不再像以往那样具有别国无法匹敌的决定性影响。

　　韩国只是一个个案，它很有可能表明，中国长期以来奉行的以经济利益换取周边国家认同和安全支持的战略，有效性正在下降，边际收益正在递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