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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Russian 关于我们 2011年12月26日 星期日

吉尔吉斯社会在“革命”纪念日前后的反思

  侯艾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副研究员)

  来源:《学习时报》2013年5月20日

  众所周知,吉尔吉斯是最早爆发所谓“颜色革命”的国家之一,但也几乎是唯一一个在“革命”后未能成功地重建秩序、并在经济政治等方面进入良性发展轨道(不同于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国家。2005年3月25日爆发革命、2010年4月7日又爆发革命、2010年六月还爆发吉尔吉斯-乌兹别克族之间的族际仇杀,造成严重后果。今年3月24日照例是2005年“颜色革命”的周年纪念日,而4月7日又是2010年“革命”的周年纪念日。对于历次“革命”(假定地命名为“革命”的重大政治事件)的认识和再认识,决定着该国的政治进程,成为吉尔吉斯媒体热议的话题。吉尔吉斯国立大学历史和地方学系与一些记者就此问题进行了讨论,各大报纸(包括政府的报纸和反对派的报纸)也都就此问题对一些重要活动家进行访谈。另一方面,革命话题的升温,本身源自时下吉尔吉斯社会政治局势的再度恶化。自2012年10月3日吉尔吉斯检察院宣判议会党团“阿塔-茹尔特”3名议员(罪名是他们阴谋政变,但该国反对派和民众认为这是政治迫害)之后至今,反对派的活动异常活跃,许多媒体推断,随着春天到来(前两次革命都发生在春天,以此经验推论,春天是该国政治能量集中释放的季节),该国的社会政治气候升温,又在酝酿新的革命。伊塞克湖州的卡拉科尔城市启动了“春天进攻”行动。来自“阿塔-茹尔特”党团议员萨蒂尔-扎帕洛夫的支持者们持续集会游行。纳伦州也举行了人数超过1千人的集会。奥什市的“阿塔-茹尔特”党团支持者要求释放其领导人,否则继续进行抗议活动-参与其间的还有奥什州的其他地区的人士三四百人。一些人判断较为悲观,认为很快就会爆发夺取政权的行动;还有人认为,尚不至于到政变的地步。依据是:3月13日的反对派原计划举行的“拯救吉尔吉斯运动”忽里勒台未能召开(原计划准备吸纳5千人参加),仅有60人前往政府大楼抗议。游行队伍散发反对派的报纸,其言论被喻为“类似当年布尔什维克的《火星报》”;比什凯克市中心的一些商店店主已经撤走商品,担心发生暴乱。现任总统阿坦巴耶夫要求政府大楼的岗哨不得轮换;并且准备调动2千名军警民兵,维护秩序。这些情形表明,刚刚任职不久的新总统对局势已经非常担忧。

  一、“革命”事件的原因和性质

  至今为止,对于2005年和2010年吉尔吉斯发发生的事件称为“革命”,只是一种假定的说法,对其性质的认定还存在很大分歧。早在2006年,著名学者如亚历山大-克尼亚泽夫就著书认为,这是一次政变,而且主要是由外国势力策动的。该作者用大量事实证明,美国给予反对派重大支持,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证明这是西方势力策动的一次“颜色革命”。最近的报刊杂志还披露,别列佐夫斯基(最近在英国离奇去世)曾经在“颜色革命”期间给予巴基耶夫重大支持:在吉尔吉斯开办反对派的电视频道,为巴基耶夫提供巨额资金等等,这种视角无疑很有说服力。2005年吉尔吉斯的“革命”都是西方策动的“颜色革命”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一度有席卷独联体列国的气势。

  但是,经过二次“革命”和一次族际冲突,吉尔吉斯社会机体已被撕裂,现在吉尔吉斯国内对革命的看法日益多元化。如,该国学界和媒体对2005年和2010年的事件的描述有多个定义:革命、政变、起义、反抗、骚乱、人民革命、民族解放运动、动乱等等。但是多数人都认为是国内根源是导致革命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形势恶化;失业严重;国民贫困化;阿卡耶夫政权贪腐,实施家族统治;等等。因此,是人民的起义和对政权的反抗,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有人认为2005年和2010年爆发的都是革命。“一切问题就在于执政者。人民推翻了旧政权,但是新政权未能胜任自己的任务,因此又爆发了新的革命。”认为是政变的,也认为其根源在于内部,只是未能导致该国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显著改善。凡是反对前政权的人、前政权的受害者、某次“革命”的受益者,就会倾向于认为该事件是正义的革命。

  一种意见认为不好定义为革命、还是政变。如吉尔吉斯国立大学历史系主任贝克特米尔-朱马巴耶夫认为,就好比是俄罗斯对十月革命的判断难以定论一样。

  二次“革命”有何不同?有人表示,2005年3月24日事件堪称是政变,因为是用武力夺取了政权,而4月7日事件则是人民革命。有人认为3月24日开始了政变,而4月7日完成了政变。“两次事件都未得到政治评价”。假使未发生政变,国家就不会倒退,政治领袖也就不会结成帮派,也就不会出现“野战指挥官”(非法武装首领)。巴基耶夫的错误是:未吸取阿卡耶夫的教训。在5年内犯下了阿卡耶夫在15年中犯下的错误。在他上台后,修改宪法,扩大自己的权力。导致人民反对政府的起义。如果说阿卡耶夫是将反对派和记者驱散的话,那么巴基耶夫则将他们杀害,迫使一些人逃出国外。

  阿雷别克-阿库诺夫认为,要将2005年革命和2010年革命区分开来。2005年革命有许多客观因素。人民认为在5年内爆发了2场革命。但是在总结历史的时候要审慎。发生的是两场民众骚乱。达到目标了吗?2005年革命未达到目标,因为未能做到此前所要求的,因此有了第二次骚乱。2005年骚乱是在总统选举后爆发的。第二次骚乱伴随着人员伤亡。

  艾迪尔-白萨罗夫(阿卡耶夫时期的反对派领袖,巴基耶夫时期曾担任社会发展部副部长)认为,第二次革命不是反对派英勇斗争的结果,而是民众英勇斗争的结果。因此可以被认为是革命,甚至是民族解放运动,但是现在社会各界消极评价这一事件。

  应该将4月7日与8月31日独立日等量齐观,我们对待这一天应该像法国对待大革命一样。但事实并不如此。因为法国作家史学家和创造性知识分子善于创造神话,而我们这里没有。我们不应该急于评价,这暂时还不是史学家的研究对象,而是政论家们的题目;而仅有政论家们的评价是不够客观的。

  国会议员拉夫尚-热恩别科夫称,两次革命并无差别,差别只在于巴基耶夫和阿坦巴耶夫之间。大量人民反对政权,社会各界形成了一定的民意。无论是3月25日还是4月7日,当时的人们都在说:这个政权不行,需要换另一个。遗憾的是,革命未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是换了不同的人,问题照旧未能解决。制度还是原来的制度,只是稍许改变。3月25日未改变制度,只是赶跑了巴基耶夫;而4月7日则向着民主方向有所变化。言论自由、国内开放方面有所改善。但是国家统治方式没有改变。一方面,人民希望更迭政权;另一方面,很难称为革命,因为目的未达到。

  二、“革命”的后果

  “革命”起了什么作用?一种意见倾向于认为,吉尔吉斯的两次“革命”致使该国几乎陷于无政府状态。塔什姆-凯涅萨列夫教授表示,有人说,吉尔吉斯斯坦是一个尚未形成的国家。许多分析家断言,吉尔吉斯无国家组织。这一切都是我国发生的事件导致的后果。我要表达自己作为史学家的概括意见,评价任何事件都至少需要经过5年以上的时间。革命是演变中的飞跃。既有狭义的革命,也有广义的革命。狭义上说3月24日和4月7日都是政变,广义上说,这是一个过程,是体制更迭。我国发生的不是经典意义上的革命,而是“颜色革命”。因为社会中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体制更迭只发生在上层建筑,两次革命都是相似的,提出了5点要求:1、通过宪法途径改变政治体制;2、改变家族统治体制为公众体制;3、经济发展;4、重新配置干部;5、改善民众生活。2005年3月革命之后,没有一个要求得到满足。

  2010年革命后,吉尔吉斯的政治体制发生了某些改变,我们走向议会制道路。但是,该道路正确与否值得怀疑。家族统治被根除了,但建立起了党派联合统治。难道这是人民统治吗?革命后并没有进步。至于说干部,大部分都是以前的旧人,工作很差。经济未发展,民众生活未得到改善。依我看,两次革命提出的大部分要求都未被满足。还会有变革,但不是通过突变的方式,而是通过演进的方式。我们希望这样。因为吉尔吉斯再承受不起一次破坏了。

  政治学博士阿雷别克-阿库诺夫认为,从2010年4月7日事件起已经过了3年,可以看出发展方向。其一,新宪法是在总统选举前通过的,这是进步,但也有批评意见。有一些客观原因。因为在2年中议会辜负了希望。其次,是未发展宪政思想,而是似乎在寻找回复到旧统治体制的方法。宪法的根本任务是不允许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或一个家族手中。但那时,2年的实践表明,甚至在缺乏宪法前提的条件下,总统也能够扩大自己的权力。新政府的组建是在总统参与下进行的,总统自己说,打算干预经济。关于议会制共和国的思想构成了宪法的基础。但是这一思想还需要浇水施肥,因为还很薄弱,未扎根。2010年4月事件之后出现了一种意见:发生了两场革命,但是什么都没有改变。现在的不满情绪就是其信号。但是,实际上,如果不是宪法和议会,早已发生第三场革命了。之所以还能保持稳定,是因为政权还未落到一个人或一个家族手中,而议会正在着手解决一些社会问题。

  有人认为,吉尔吉斯革命的积极影响有限,从政治方面看是进步了,但是经济方面退步了,投资者不来了。

  但有人则认为,吉尔吉斯的“革命”有世界历史意义。吉尔吉斯的“革命”对阿拉伯世界的不断革命(所谓“阿拉伯之春”)发生影响。国立大学历史系主任贝克特米尔-朱马巴耶夫认为,正如列宁曾经说过的,1905年革命唤醒了亚洲一样,吉尔吉斯的“四月革命”也唤醒了亚洲。在一次哈萨克斯坦的学术会议上,一位哈萨克学者表示:吉尔吉斯的革命对哈萨克学者有积极影响。因为吉尔吉斯每爆发一次“革命”我们就涨一次工资;但是,对乌兹别克斯坦的影响则是:导致该国政府的控制更加严厉。

  三、“革命”的教训

  关于两次革命的教训,表明了各界对吉尔吉斯局势的某些理性认识。

  教训之一,是不该用武力保持政权(巴基耶夫曾武力镇压反对派),因为“人民可以在任何时候夺取政权”。2005年3月24日,阿卡耶夫政权被一阵风就吹垮了,而他也提前下令,军警不得镇压反对人群;而巴基耶夫虽然实施了镇压,但是仍然被推翻了。一些原来是巴基耶夫身边的人也参加了推翻巴基耶夫的“革命”。历史学家应该撰写著作,正确地解释这些事件,告知社会。

  教训之二,是吉尔吉斯民众道德退化。艾迪尔-白萨罗夫认为,二次“革命”的主要教训是证实了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中缺乏道德。第一次革命之后,无论是巴基耶夫还是其他人都未能吸取教训,因此爆发了第二次革命。2005年革命以后,我以为阿卡耶夫身边的20个人会羞于上街面对人们,但却不是。没人指责他们在阿卡耶夫手下工作过。一切罪行都指向了阿卡耶夫的妻子。

  第三、要摆脱现状,不应该灌输革命心理,而是灌输对国家的认同感。记者梅尔扎卡特-迪纳列夫认为,“革命”是消极事物。吉尔吉斯有人为“革命”感到骄傲,但或许我们应该对此感到羞愧?因为在21世纪有可能通过选举的方式更换政权,而我们却搞了政变。或许这说明我们的落后?说明我们缺乏国家传统?现在我们有人造的历史,美化一切成为时髦。写历史的不是史学家,而是记者、市长和作家们。难道说,十月革命前我们不仅没有国家组织,而且连共同特征也没有,难道不是真的吗? 或许应该从缺乏国家传统、未形成统一民族、是苏维埃统治时期强制将我们联合为一个统一国家中寻找革命的原因。人民的这种行为在未来将会导致何种结果?这是一个反问!

  其四、吉尔吉斯需要能够引领人民的民族精英。有人指出,两次革命后,新政府对媒体的态度仍旧是之前政府的态度相似。史学家、政论家和民族精英应该把教训告诉人民,必须吸取教训。我们未从革命中吸取教训。我们看到,吉尔吉斯人缺乏民族精英和政治精英。如果有政治精英,他们就可以夺取政权,管理国家;民族精英可以为人民指明道路,就会有人追随他们。但是在我们国家有一批叛卖的、胆怯的骑墙派组成的精英。二场革命表明,只要精英没形成,我们就不能走上发展道路。国家领导人必须是爱国者。但是革命表明,我们现在还没有这样的人。

  现在我问那些想要发动革命的人:革命之后你将怎么办?回答是:暂时还没想过。在2005年和2010年的时候也是如此。痛苦的实践表明:人们没有战略!两场革命表明,一个内心诚实的人,如果他的周围已经败坏,是不允许他实现自己的积极思想的。希望搞第三场革命的人们缺乏爱国主义感情和战略。因此必须形成民族精英,不是胆怯、无礼的,而是能够为国家发展奋斗的。

  教训之五:没能从革命中吸取教训,这才是最大的教训。有言论认为,吉尔吉斯应该再来一次、甚至多次革命。例如,吉尔吉斯作家协会主席乔帮别克-阿贝凯耶夫(曾积极参加2005年3月推翻阿卡耶夫的“革命”)近日接受访谈时被问及:现在传闻会爆发第三次革命,您认为吉尔吉斯还能再承受一次革命吗?此人回答:吉尔吉斯还能承受10次革命。别克纳扎罗夫上台时(2005年阿卡耶夫政权倒台之后)说过,吉尔吉斯再不能承受一次革命了。但是,吉尔吉斯还是承受住了。问题不在于发动革命,而在于将这些革命的目标贯彻实施。我们并未发生真正的革命,而只是利用人民的不满夺取政权和政变。革命后,并未进行真正的改革。因此社会中毫无变化,而生活变得更加贫困。现政权同样在利用人民的不满和流血夺取政权的。在3年中有什么改观?把所有的灾难归咎于阿卡耶夫和巴基耶夫。因此,民众的不满与日俱增。现在只是缺乏新的领袖。如果出现一个新领袖,就会在一天内赶走现政权。现在是谁在号召屈服?就是马杜马罗夫、别克纳扎罗夫(原来的反对派领袖、而现在的政府高官)。

  该作家的观点貌似偏激、极端,但却指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吉尔吉斯的最大悲剧,是那些“革命”后上台的人并未履行承诺,推进重大改革,惩治贪腐,改善民生,而是重新成为贪腐之辈,又被新的“革命”推翻,从而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结 论

  显然,连续发生“革命”事件使吉尔吉斯社会大伤元气,无法重建秩序,恢复到正常的发展轨道,也对吉尔吉斯的国际形象造成很大损害。由于该国政治不稳定,官员腐败,因而无法吸引外资和游客。世界银行称,腐败成为外商在该国做生意最大的障碍。2011年统计表明,在全世界180个国家中,吉尔吉斯的清廉程度排166名。由于政府腐败无力,该国的“影子经济”(地下经济)非常发达,占经济总量的60%以上(25亿美元到27亿美元)。而按照2012-1013年世界各国竞争力指数排名,吉尔吉斯在全球144个国家中排127名。该国财政部人士指出,这对于吉尔吉斯来说几乎是一份“死亡判决”。而如果再次爆发所谓“革命”,吉尔吉斯民族和国家将从此继续沉沦,一蹶不振。

  如上所述,吉尔吉斯的反对派持续活跃,政局充满不测。吉尔吉斯会不会爆发“革命”,完全系于吉尔吉斯国民、社会各界的一念之间。为此,吉尔吉斯和政府和人民应该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凝聚共识,扩大政治参与,着手为国家体制的改善多做一些建设性工作,解决急迫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避免消极能量对国家社会造成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