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美尔王权观念的演进及特征

Evol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umerian Kingship

刘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亚洲西南部地区，即通常所称两河流域地区，是世界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是诸多文明要素的萌芽及成熟发展的地区。在其近7千年的发展历史中，两河流域先民的思想文化日益丰富成熟，其核心内涵又经古代波斯人、犹太人、阿拉伯人、古代希腊人、古代罗马人等民族流传后世，成为东方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两河流域人的思想文化精髓体现在多个领域，其中王权思想是其主要成就之一。两河流域王权思想在波斯阿契美尼王朝统治时期达到鼎盛，这个时期的王权观念承袭自以亚述帝国和新巴比伦王国为代表的亚述和巴比伦王权观念，二者有诸多相似之处，又有各自的发展脉络及特点，但是二者均脱胎于更早的苏美尔王权观念。苏美尔王权及王权观念在公元前3千纪末期形成，其源头却可以追溯至公元前3千纪的上半叶，在接近1千年的发展中，苏美尔王权观念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原始到完善的过程。本文旨在讨论苏美尔王权的演进过程，讨论其在各个发展阶段的主要特点，最后总结归纳苏美尔王权观念的总体特征。

　　苏美尔王权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苏美尔王权的萌芽和形成时期，基本跨越乌鲁克时代（约公元前4000——前2900年）中晚期至苏美尔城邦时代早期；第二个阶段是苏美尔早期王权发展及专制王权形成的时期，时间在苏美尔城邦时代（约公元前2900——前2350年）中晚期；第三个阶段是苏美尔专制王权强化和完善时期，经阿卡德王国（约公元前2296——前2112年）及乌尔第三王朝（约公元前2112——前2004年）国王的完善和发展，在伊新第一王朝（约公元前2017——前1794年）时期，苏美尔专制王权观念基本形成。

　　一、苏美尔王权及王权观念的萌芽及形成

　　苏美尔人在大约公元前4500年前后到达两河流域南部冲积平原地区，之后，他们与当地居民共同创造了灌溉农业，创造了早期城市，也创造了早期国家及其政治管理组织和观念。苏美尔城市社会日益复杂，社会组织中开始出现管理者和管理机构，城市统治者出现。

　　最早的统治者形象出现在乌鲁克时期的图画场景中。这个时期文字还没有产生，我们只能从考古发现的文物中推测当时统治者的形象。乌鲁克出土的祭祀高瓶上描绘了宗教仪式场景，其中有一名裸体人物向神祇敬献贡品，这是这个时期器物上最为常见的景象。这个形象的特征也出现在两河流域南部和北部发现的部分后世人物形象上，通常在宗教建筑中发现，大多表现出虔诚侍神的姿态，他们被称为祭司王；早王朝时期，祭司在履行职责时通常为裸体，说明这个人物应该是祭司，他正在主持祭司丰收神的仪式。另外，乌鲁克发现的一块黑色花岗岩石碑上描绘了一个蓄须的统治者狩猎狮子的场景。他使用长矛和弓箭，说明他是一名武士。这个人物蓄须、着短衣、缠头在脑后形成假发髻，这是早王朝和阿卡德时期统治者的标准装扮。我们据此认定，当时统治者的形象要求是虔诚侍神、孔武有力，这与中国古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理念不谋而合。

　　乌鲁克晚期，两河流域人发明文字，文字开始用于城市管理。文献中开始出现对于统治者形象的描述。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吉尔伽美什史诗》及其他相关传说中所描述的社会是城邦时代早期的社会景象。史诗描述城邦首领应该勇猛无敌、不畏强权、专制果断，他应当是英俊潇洒、被神所喜爱的人，他应当是一个有人性的人，对兄弟诚挚，对百姓关心。在城邦里，城邦首领要听从长老和公民大会的建议，但又有自己的主张。作为一个城邦首领，他一方面要敬神爱神，为神修建维护他们在城市里的宅邸——神庙，另一方面，他要维护城邦的安全和富庶，他修建城墙，建立防御体系，他要保证长途贸易的安全和稳定等等。

　　这个时期城邦统治者的称呼并不统一，统治者或称恩（en），或称恩西（ensi），或称卢伽尔（lugal）。有学者认为这些称呼分别代表各个城邦的性质，以恩和恩西为统治者称号的城邦注重城邦的宗教功能，如乌尔、乌鲁克；以卢伽尔为称号的城邦注重军事功能。但是这个说法似乎无法解释所有城邦的特性。比如，以恩西为早期统治者称号的拉伽什城邦统治者既注重修建神庙，勤谨侍神，也重视保卫边境，扩张领土，其末代统治者乌鲁卡基那首度称王卢伽尔，但不久城邦即走向末路，而且这位统治者最为著名的政绩恰恰是改革内政，重振神庙权力。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城邦统治者因场合不同使用不同称号，在宗教活动中使用恩称号，发动军事行动时使用卢伽尔称号。无论使用哪一个称号，城邦时代早期的统治者都已经承担后世国王的某些职责，比如上文所提勤谨侍神、发动战争、保卫城市和边境、保护人民等等。

　　但是，这个时期，城邦统治者的权力似乎有所局限。后世文献中保留下来的有关长老会议、议事会（称UNKEN，直译为“人民的圈子”）和全体大会等机构应该就存在于这个时期。《吉尔伽美什与阿伽的故事》中记录了吉尔伽美什为了与乌玛城邦是战是和一事分别征求长老会议和全体会议意见，说明这两个机构仍然发挥一定作用，但是吉尔伽美什拥有最终决定权，说明王权观念已经开始出现。关于议事会的记载更多地出现在神话故事中，由苏美尔主要神祇组成的议事会讨论城邦统治者的人选，并授权该人代替城邦神管理城邦事务；当神祇议事会认为该统治者已经无力掌控城邦时，他们也有权废黜该人，另立新人。这应该是后世对于原始民主制度的残余记忆，也反映了君权神授的原始观念，这个观念在城邦时代后期确定，成为苏美尔王权观念的核心内容，成为苏美尔城邦的主要特征。

　　二、苏美尔早期王权向专制王权的转变时期

　　城邦时代中期，神授王权观念出现。拉伽什统治者埃安那图姆（Eannatum）在记述自己的出身时写道：“宁吉尔苏（Ningirsu）神提供了创造埃安那图姆的种子，……伊南娜（Inanna）神陪伴他，赐予他名字，将他投胎在宁胡尔萨格（Ninhursag）神的腹中。”文献记载，无所不能的神祇还赐予统治者“无敌的力量”，帮助他管理城市事务。为了巩固王权神授观念，确定王室家族的神圣地位，城邦统治者职位开始由同一个家族世袭传承。在《苏美尔王表》及《拉伽什统治者表》中，父子世袭统治者职位的传统表露无遗。

　　为了更好地完成神祇所赐予的责任，统治者的职责范围也有所扩大，囊括供奉神祇、建筑神庙、爱护人民、开挖运河、划定边界、发动战争、扩张领土等多项职责。

　　供奉神祇、建筑神庙的职责最为重要。在早期苏美尔王权观念中，统治者的权力由神祇赐予，因此统治者必须满足神祇的一切需求以换取神祇的信任，获得继续管理神祇城市的权力。因此，为城市主神及其他大神修建神庙、铸造神像、主持供奉及祭祀活动是城邦统治者最为重要的职责之一。拉伽什统治者乌尔南塞（Ur-Nanshe）著名的建筑石板上描绘了该统治者头顶砖篮，修建神庙的场景，最为形象地记录了城邦统治者勤谨侍神的情景。阿卡德王国灭亡后，拉伽什统治者继续执行先祖勤谨侍神的传统，统治者古迪亚（Gudea）花费几乎全部精力修建宁吉尔苏神庙；他的众多塑像也均表现出虔诚恭谨的统治者形象。

　　拉伽什城邦统治末期，乌鲁卡基那王改革内政制度，在其记录改革的文献中，他提出了“保护弱者”的观念，提出统治者的主要职责之一是为神祇保护其所有臣民，特别是弱小之人。这是两河流域历史文献中第一次出现“保护弱者”的字眼，这个说法也成为日后两河流域历代统治者不遗余力宣传的词汇，表明统治者上对神祇负责，下对百姓爱护的统治理念。

　　两河流域南部地区的农业生产主要依靠水利灌溉，因此，修建和维护水利设施是保证统治者统治稳定和平的主要任务之一。苏美尔城邦时期，因为用水导致的城邦间的争端为数不少，因此维护运河畅通和安全成为衡量统治者施政能力的主要评判标准。乌尔王麦西里姆(Mesilim)就曾经与拉伽什统治者埃安那图姆划定运河为界，并大肆宣扬。

　　城邦间的领土争端也往往围绕运河展开。保卫领土、扩展边界、对外征服是国王军事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拉伽什出土的鹫碑上描绘了埃安那图姆的英雄形象，与其前辈乌尔南塞虔诚侍神的形象交相辉映，共同勾勒出城邦时代晚期的统治者形象，也再一次反映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王权理念。

　　城邦时代中后期，城邦统治者的权力日益增强。20世纪初在乌尔发现的众多王陵及其丰厚的陪葬品说明统治者已经拥有异常丰厚的财产，发现的为数众多的殉人说明统治者威望极高，能够吸引追随者，或者有足够权威，能够下令臣属殉葬。

　　在众多王权发展证据中，基什王的称号最能够说明苏美尔王权的专制化进程。基什王的称号出现较早，最初是城邦议事会首领的称号，主要负责调停城邦间纠纷，拉伽什的恩西恩特美那（Entemena）曾经提到，麦西里姆在解决拉伽什与乌玛城邦的纠纷中发挥了调节作用:“依伊斯哈兰（Isharan）神的意愿，麦西里姆，基什王，为他们丈量领土并立碑为志”。后来，任何一个城邦首领获得城邦议事会首领的称号后，都自称基什王，以证明自己拥有了凌驾于其他城邦首领之上的权力，这时，城邦议事会首领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调停人，这个称号已经具有浓重的霸主含义。在此后苏美尔城邦的发展历史中，基什王称号衍生出不同的含义。多个非基什人自称或被承认为基什王。乌尔王麦西里姆和乌鲁克王恩麦巴拉泽西（En-mebaragesi）都曾经在尼普尔（Nippur）的恩利尔（Enlil）神庙加冕获得“基什王”的称号。哈发吉（Khafaje）发现的刻在石碗上的文献证明，乌鲁克王恩麦巴拉泽西的“基什王”地位得到当地人的承认。阿达布（Adab）神庙发现的文献记录麦西里姆同时拥有城邦统治者恩西和“基什王”的称号。同时，在拉伽什，城邦的恩西卢伽尔•萨格•恩古尔（Lugal-šag-engur）承认麦西里姆的基什王身份。在拉伽什发现的麦西里姆权杖铭文中写着：“麦西里姆，基什王，建造了宁吉尔苏神庙，献给宁吉尔苏神，当时拉伽什的恩西是卢伽尔•萨格•恩古尔”。上述基什王均是各城邦的统治者，但因为有了基什王的称号，也因此拥有了一些超越单个城邦范围的权力和责任。例如获得其他城邦的承认、管理自身城邦、为其他城邦神建造神庙、调节各城邦间纠纷等；埃安那图姆自称基什神和多个国家的王，号称领土范围从北方的基什达到西方的马瑞，南方的乌鲁克和东方的埃兰，这应是专制王权在城邦中萌芽的标志。最早尝试确立地区霸权统治者是乌玛王卢伽尔扎吉西(Lugalzagesi)。他先后征服了乌鲁克等大小城邦，建立了一个地区性的霸权国家，在中央政府、土地制度、征服观念等几个方面表现出专制王权的特点。这是对城邦观念的挑战,但卢伽尔扎吉西并未建立统一的专制国家，这个使命由他的一个高级官员萨尔贡（Sargon）实现，苏美尔王权发展进入第三个阶段，即专制王权的强化阶段。

　　三、苏美尔专制王权的加强与完善时期

　　卢伽尔扎吉西的统治在阿卡德王萨尔贡的征服战争中戛然而止，然而在此期间开始萌芽并发展的专制王权思想却保留下来。萨尔贡在征服战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后，开始谋划建立新型国家。

　　在王权观念中，阿卡德国王承袭城邦时期的王权神授及王位世袭观念，同时通过各种手段强化王的最高统治者的地位。首先，阿卡德王位来自神意。萨尔贡名字的意思是“真正的王”。他全方位地展示其王权来自神祇，他为自己编纂了出身的传奇故事，宣称他出身卑微，但是受到伊南娜神的眷顾得以发展自己的事业；他得到恩利尔神的认可，获得无敌的技艺，打败众多敌人；他得到尼普尔圣城诸神的认可获得王位，并在尼普尔登基称王。纳拉姆辛时期，国王名字前面出现了代表神的符号dingir，他在凯旋碑上的形象也出现了代表神祇的角冠，这个举动并非如后世文献所宣传的那样，是其渎神的证据；相反，文献记载，这个举动受到包括恩利尔、伊南娜神在内的7位大神的认可。据此，神授王权的内涵进一步扩展。

　　其次，王成为集政治、经济、司法、军事、宗教大权于一身的至高无上的统治者。阿卡德国家的领土界限远远超过原来苏美尔城邦所覆盖的区域，通过征服战争，阿卡德国家的领土已经包括两河流域南北的广大区域，其军队的征服脚步甚至曾经到达安那托利亚高原南部和伊朗高原西部和南部。为了管理一个领土面积如此辽阔的国家，萨尔贡改革政府管理制度，依据原城邦界限建立地方政府，由中央派遣官员，建立官僚体系；他统一文字、度量衡及文书公文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中央和地方管理体制；他强化军队职责，建立地方和边境防御体系；他任命主要宗教中心和神庙的祭司和宗教官员，限制神庙权力。通过这一系列措施，萨尔贡强化了专制国家统治和专制王权观念。纳拉姆辛统治时期进一步扩大王权的势力范围，自称“天下四方之王”，表现出环宇四海的魄力和理想，他自封为神，进一步强化王权权威，限制神庙权力。

　　阿卡德王朝统治时期是专制王权观念最终确立的时期，它一方面强调传统的王权神授权力和王位世袭制度，又大大扩展了王权的势力范围及专制权力。阿卡德王国灭亡后，王权观念的发展并没有停止，乌尔第三王朝继续强化苏美尔王权观念。

　　乌尔第三王朝（Third Dynasty of Ur）是苏美尔王权观念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它上承世界上最早的统一国家和专制王国阿卡德王国，下接古代社会最早的完备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古巴比伦王国（Old Babylonian Kingdom）（约公元前1894—前1595年）。在乌尔第三王朝的王权观念中，君权神授观念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历代国王一方面通过建立与众神的亲缘关系、宣扬神授权力等传统方式确立统治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独树一帜地自封为神，并通过建立神王神庙、崇拜祖先神、举行“圣婚”仪式等方式巩固与神的亲近关系，进而巩固王室在宗教、经济事务中的特权地位。

　　乌尔第三王朝的统治者延续了早王朝时期以来形成的传统，宣称自己的统治得到众神支持，是天命之王。在《乌尔那木法典》前言中宣称，天神安努（Anu）和众神之王恩利尔赐予乌尔那木（Ur-Nammu）王权，授予他在领土上建立正义和真理的职责。在太阳神和正义之神乌图（Utu）的帮助下，他建立了司法体系。这与两河流域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君主宣扬统治合法性的做法如出一辙。

　　同样，乌尔第三王朝的统治者也强调自己的一切能力来源于神的赐赠。这个时期涌现的王室赞美诗中强调王的合法地位，强调王室传承，强调王的神圣出身以及得到最高神的青睐和任命。同样，作为一个完美的君主，王拥有高强的武功及健美的身体、睿智博学、拥有优良品德，因此他的附庸们尊敬他，后代子孙也敬重他。这塑造出一个众神青睐、百姓爱戴、无所不能的理想君主形象。这样一个君主自然可以统治万民，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除此之外，王还是神与人之间沟通的独一无二的媒介。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多数印章图案的主题都与奉神有关。以一枚舒辛时期的印章为例：印章上王端坐于宝座之上，手持小杯，一小神趋前，引领一人前来。此人应为印章所有者，在乌尔第三王朝以前的印章中，王所据位置是神的位置。在这里，王充当了接引神，在人类与高等级神之间建立了沟通关系。

　　乌尔第三王朝的统治者不仅沿用传统的王权神授观念确立王权统治，同时还发明了新的神化王权手段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王权观念。从乌尔第三王朝第二王舒尔吉（Shulgi）统治时期开始，乌尔第三王朝文献记录中，国王的名字发生了变化，在每个国王名字的前面，出现了代表神的前缀指示词d。很显然，乌尔第三王朝的舒尔吉王接受了纳拉姆辛自封为神的做法，并且追封前王乌尔那木为神。从这个时期开始，乌尔第三王朝文献中，国王名字必然与这个神化标志相伴出现，王已经不仅仅是受到众神眷顾的人类，他同时也是神，拥有神的各种属性。通过神化王权，乌尔第三王朝统治者与神平起平坐，其臣民必然要待之如事神，这自然强化了王朝统治者在臣民心目中的印象。考古发掘已经发现舒尔吉、舒辛、伊比辛在各地的神庙，同时也发现了部分敬献给诸神王的贡品清单，证明舒尔吉的神化王权政策在乌尔第三王朝领土疆域内广泛实行。

　　除此之外，乌尔第三王朝的统治者还通过各种宣传手段宣传、祭祀他们的神祇祖先。苏美尔神话传说中的英雄神吉尔伽美什的父母宁荪（Ninsun）和卢伽尔班达(Lugalbanda)成为乌尔第三王朝诸王的神祇祖先，吉尔伽美什被附会为乌尔诸王之兄。《乌尔那木之死》中就描绘了乌尔那木在阴间向“其兄吉尔伽美什”赠送礼品的情节。

　　同时，乌尔第三王朝的统治者通过举行“圣婚”仪式，拥有了神祇伴侣——乌鲁克的伊南娜(Inanna)女神。尽管有关“圣婚”仪式的细节多来自于后世文献，但类似情节在乌尔第三王朝王室赞美诗中已现端倪，证明该仪式在这个时期已经出现。该仪式可能在王登基时举行。在仪式中，王扮演杜木兹(Dumuzi)——伊南娜女神在阴间的丈夫；伊南娜的角色由一名女祭司扮演。王拜见伊南娜，做她的情人，与她“同床共枕”。通过两性关系，他比其他人更加接近神的世界，使人间与神界保持持久的联系。仪式在授予王室徽章及女神宣告中达到高潮，换言之，女神公开承认她支持他（王），保证他的统治长治久安。

　　这样，乌尔第三王朝统治者通过一系列传统的、创造性的手段确立了新型的、更加严密的王权观念：王是神在人间的代理人，神授予王统治百姓的权力；王充当神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王成为神，拥有神祇祖先、神祇伴侣。乌尔第三王朝的国王一步步地拉近自己与神祇之间的距离，借此拥有了至高无上的神圣权力。

　　乌尔第三王朝灭亡后，两河流域地区陷入混乱，阿摩利人移民不断涌入两河流域地区，依托原苏美尔城市建立城市国家。其中一些王朝继承苏美尔文化及国家管理体制，其中以伊新第一王朝为最。伊新统治者以苏美尔文明的继承者和传承者自居，他们以复兴和保存苏美尔文化为己任。这个时期编纂完成的《苏美尔王表》就是他们的杰作。该文献依时间顺序一一记载苏美尔城市国家的历史。文献开篇写到：洪水之后，王权（LUGAL.NAM）降临在基什。之后，王权由多个城市分享，轮流持有。苏美尔语中“政府”的写法与“轮流”相同（bala）。《苏美尔王表》强调一个时期内仅有一个城市拥有王权，王权的更迭通过军事征服实现，“甲城市被武力破坏，王权被乙城市获得”，这是王表中王权易主的统一表述方式。尽管考古发现及其他文献证据已经证明，一个时期内，多个苏美尔城邦同时并存，且当时一个重要城邦拉伽什也并未出现在王表中，但是由于《苏美尔王表》中所及多个城邦及统治者名字已经证实是真实准确的，因此这份文献仍然是一个可靠的历史文献，且其中所反映的王权观念也应反映其编纂时期——伊新第一王朝时期的王权观念。

　　四、苏美尔王权观念的特征

　　在经历了近1000年的发展演进之后，苏美尔王权观念逐渐形成，并且表现出鲜明特点，体现在其阶段性、神圣性、专制性等诸方面。这些特点也被后来的巴比伦人和亚述人接受，并继续影响着后世西亚地区多个帝国。

　　（一）阶段性

　　苏美尔王权观念的发展证明，苏美尔王权观念的发展具有阶段性。城邦时代早期，甚至在城邦时代之前，统治者形象已经出现，但是夹杂在其他各个职业群体和机构之中，权力受其他群体和机构的限制。城邦时代中期开始，专制王权观念开始萌芽，王权神赐、王位世袭等观念相继出现。之后，在专制国家时期，专制王权观念得到加强和完善，苏美尔专制王权观念确立，并且影响后世，成为巴比伦和亚述王权观念的核心内容。

　　（二）神圣性

　　根据苏美尔王权观念，统治者必须是受到神眷顾之人。拉伽什王朝的统治者埃安那图姆自称他来自女神的子宫，是神中意之人。阿卡德王萨尔贡的传奇故事中，萨尔贡自称当他还是一个无名小卒时，女神伊南娜就眷顾他，提拔他，使他最终成为人上人。纳拉姆辛进一步深化苏美尔王权观念，自封为阿卡德神，成为主要神祇接受百姓朝拜供奉。乌尔第三王朝国王接受纳拉姆辛的神化观念，并进一步完善自身的神祇身份，为自己编造了神圣家谱，古老的乌鲁克统治者吉尔伽美什成为乌尔诸王的兄弟，他的神祇父母成为乌尔诸王的父母。统治者的神圣身份就此确定。尽管从古巴比伦时期开始，巴比伦和亚述统治者不再神化自身，特别是古亚述统治者坚持自称“神的代理人”，但是统治者与神祇之间的密切关系仍然被世代统治者不断宣传，视为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标志。一篇神话记载“权杖、王冠、锦袍以及（牧人的）曲柄杖摆放在天堂的安努神面前。凡人无需教导就知道（人间的）王权来自上苍。”

　　（三）至高无上的专制性

　　在苏美尔王权观念发展的初期，统治者可能只是城市管理体系中的一份子。但是，随着专制王权观念的发展，王权至高无上的特征日益明显，王成为一个凌驾于所有臣民之上的人，成为人与神之间联系的唯一媒介，进而成为神，凌驾于所有人类之上。王又是一个集所有权力于一身的统治者，早期苏美尔王权观念中强调统治者是服侍神祇、保家卫国的强者，之后，统治者的职责日益丰富，最终，在阿卡德和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王成为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宗教大权于一身的真正的国王。专制王权至高无上的特性显露无疑。

　　苏美尔王权及王权观念经历了从早期王权形成到走向专制再到专制王权确立并巩固的三个阶段，诸多王权要素，比如王权神授、王位世袭、王者形象、统治者职责等逐渐形成、强化、完善，其基本特征——神圣性和至高无上的专制性——成为古代两河流域王权观念的核心特征。

 参考文献： （略）　

（原文载《东方论坛》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