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欧洲殖民贸易中的商品流通趋势

　　宁 凡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欧洲殖民运动是由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于15世纪末率先开始的。17世纪，新兴殖民国家不断出现，不断向葡萄牙和西班牙发出挑战。双方对殖民地的争夺过程也是欧洲殖民国家向全球扩张的过程。亚、非、拉三大洲由此都进入了殖民地时代。随着欧洲殖民运动在全球的开展，殖民贸易是殖民国家争夺战略资源以建立全球霸权的重要手段。

　　17—18世纪是英、荷、法三国在全球争夺殖民地的时代。葡萄牙在西欧的殖民扩张中领先一步。1415年，葡萄牙国王派遣一支舰队占领了非洲北部的休达城。此事件被学术界认为是其海外扩张的开端。葡萄牙逐步建立了第一个横跨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的海上帝国，其势力范围囊括了亚、非、拉三大洲。

　　自1502年进入印度洋始，葡萄牙就试图以印度为中心建立亚洲殖民地，控制亚洲通往欧洲和非洲的贸易路线，进而全面垄断亚洲的对外贸易。葡萄牙先后占领了一些重要的海上交通枢纽：首先占领印度西海岸的滨海城市果阿，后又占领霍尔姆斯群岛、索尔特拉群岛，用以控制印度洋和红海、波斯湾间的海上路线；占领摩鹿加群岛和马六甲海峡，用以控制印度洋和南中国海间的海上航线。17世纪初，英国和荷兰向亚洲的扩张给葡萄牙带来威胁。17世纪下半叶，英国和荷兰的势力范围几乎涵盖从印度洋到太平洋的所有临海国家和地区。17世纪末，英国确立了在印度的统治，但统治范围主要在东、西海岸。18世纪，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面积不断扩大，到18世纪末，现在的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斯里兰卡、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印度洋上的几乎所有岛屿都是英国殖民地。荷兰的殖民地面积在英国扩张的过程中逐渐缩小。

　　17世纪中叶，英、法、荷、德等国家相继在非洲西海岸建立了殖民据点，挤压了葡萄牙的势力范围。18世纪末，西海岸和南非被英国占领，非洲北部和西班牙接壤的直布罗陀海峡被英国控制。法国只保留了非洲西海岸的一小块殖民地。

　　自1492年哥伦布抵达美洲开始，西班牙殖民者大肆屠杀印第安人，占领了美洲绝大部分土地。西班牙的殖民地主要在美洲，其他地区很少，在亚洲只有菲律宾。17世纪中叶，英法两国在北美中东部建立了殖民地，英国主要占领了北美的东北部和东南部沿海，法国主要占领了北美的中部和东海岸的中部地区。1763年，英国确立了在整个北美的统治地位。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西班牙只在北美的西南部（即今美国的墨西哥州）和东南部的佛罗里达保留了殖民地，而中美洲、加勒比地区和南美的西部仍是其殖民地。到18世纪末，英国占领除美国外的北美、加勒比的大部分地区和中美洲的东海岸以及南美的北部沿岸（圭亚那）。靠近美洲的太平洋的一些岛屿也在英国控制范围内。此外，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东部在18世纪末成为英国殖民地。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与荷兰、法国在争夺殖民地的斗争中获得了全面胜利，其殖民地遍布全球。此时，欧洲殖民国家的殖民扩张达到巅峰。

　　欧洲对美洲、非洲的殖民贸易主要以各类三角贸易为基础。三大洲间的商品流动主要以各种各样的三角贸易为主要形式，如欧洲—非洲—西印度群岛、北美洲—非洲—西印度群岛、北欧—北美—南欧，以及北欧—南美—南欧等种种三角贸易。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奴隶贸易，成为跨大西洋贸易的基础，并在18世纪达到高峰。在第一个三角贸易中，欧洲殖民者将非洲黑奴运往西印度群岛从事农业生产，再将生产出的蔗糖和烟草运往欧洲，也将非洲黑奴直接运回欧洲交易，换成可用于购买西印度群岛产品的资金。在第二个三角贸易中，殖民者将北美的矿产换成非洲的黑奴，将黑奴运往西印度群岛从事农业生产，再将西印度群岛的农产品与北美的矿产交换。在第三个三角贸易中，北欧的工业制成品换成北美的鱼、肉、木材和谷物，接着又换成南欧的葡萄酒和水果。在第四个三角贸易中，北欧的羊毛纺织品、金属制品和鱼类产品被运往南美，换成蔗糖、棉花、烟草、白银等，这些商品被带回南欧，换成胡椒、葡萄酒等。[1]

　　总体上，欧亚贸易在英、法、西、葡四国对殖民地贸易中的比重不及欧美贸易，略高于欧非贸易。但是，欧亚贸易对欧洲殖民国家具有重要意义。16世纪，香料特别是胡椒是进入欧洲的最重要的亚洲商品之一。但到17世纪，进口商品的种类更多，导致香料失去原先重要的市场地位。印度东部的纺织品逐渐代替香料成为欧洲进口商品中占据支配地位的商品，它占1700年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进口额的40%以上。18世纪20—30年代，咖啡和茶叶在欧洲非常受欢迎，其大约占1740年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进口额的1/4。[2]

　　l7—18世纪，非羊毛织物的大量输入丰富了欧洲市场上的纺织品种类。这些纺织品的尺寸、品质、纹理和颜色各不相同，类型繁多。此外，进入欧洲市场的还有成品或半成品的丝绸和棉布。棉布印染术也随着纺织品贸易的进行而传到欧洲。从l7世纪20年代开始，在欧洲市场对印花布的需求上涨的刺激下，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印花布贸易投入巨资，将进口的印花布再出口到欧洲大陆和地中海地区。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欧洲市场对丝绸和亚麻织品的需求也在上涨，这导致17世纪后半期成为亚洲纺织品在欧洲最为畅销的时期。17世纪末，印度丝绸取代了中国丝绸的国际地位，孟加拉成为丝绸生产国。这导致输入欧洲的亚洲纺织品结构发生变化。169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从亚洲进口的商品总值约540万盾，这些产品来自于从日本到也门摩卡的一系列代理点。其中，孟加拉产品所占份额不低于1/3，而这其中1/2都是孟加拉丝绸和棉织品。[3]

　　金银是欧亚贸易的重要商品。欧洲殖民者将大量金银运往亚洲，其中一小部分产自欧洲，绝大部分产自非洲和美洲。和欧洲相比，金银在印度能买到更多或者支配更多的劳动和商品。“在中国及其他大部分印度市场上，纯金和纯银的比价通常是10∶1，至多也不过12∶1。而欧洲的比价是14∶1，甚至15∶1”。[4]

　　在16世纪80年代，葡萄牙每年大约要运往亚洲价值100万西班牙达克的白银。17世纪，英国、荷兰也开始往东方输送西班牙白银。1601—162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向亚洲输出的银币总值超过了75万英镑，这些都是以西班牙的“8里亚尔银币”支付的，大约相当于250万达克。17世纪后期，该公司的金银输出量急剧上升。1700—1701年这一个财政年度的输出量达到了顶峰，输出金银总价值为703497英镑。[5]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金银输出量也是有增无减，1618年的输出量为50万达克，1700年上升到125万达克。17世纪60年代初，由于黄金的兑换价格在印度各地，尤其在科罗曼德尔地区比白银更有利，荷兰东印度公司允许巴达维亚政府运送欧洲黄金至印度。17世纪60年代起，英国东印度公司从英国运到印度的黄金占1662—1680年间印度黄金需求的大部分。17世纪80—90年代，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黄金出口从每年240万盾上升到360万盾，1700年达到510万盾的顶峰。18世纪，以英国、荷兰为主的殖民国家向亚洲的金银出口仍保持在较高水平。18世纪前30年，白银的年均出口一直高于300万盾，高峰出现在1722—1728年，年均有680万—790万盾白银输入亚洲。[6]

　　铜是一种重要的战略物资，在欧亚贸易中也占据重要地位。近代早期，铜主要出自日本，也是日本出口量最大的矿产品。荷兰商人是经营日本铜贸易的主要欧洲商人。荷兰的运铜船占开往日本的商船中的绝大部分，荷兰人将铜转运到马六甲和其他亚洲市场，获得巨额利润。1608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从日本幕府获得对日贸易的许可。1623年，公司获得垄断权，将欧洲和亚洲的铜市场联系在一起。自1669年起，日本铜和挪威铜一起出现在阿姆斯特丹市场的报价单上。[7]

　　殖民国家与亚、非、拉殖民地进行的贸易是在双方完全不平等的情况下进行的。殖民贸易与军事占领、武力抢夺、屠杀土著是同时进行的。农产品、矿产、生活用品是欧洲殖民国家与殖民地贸易的主要商品。其中，亚洲商品是西欧殖民国家在全球拓展贸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亚洲的贸易是欧洲殖民者用以优化商品结构、分摊贸易风险、保证利润率的重要手段。

　　从世界范围的商品流通来看，欧洲各国的殖民运动和殖民贸易还有一些相同点。其一，都对世界政治、经济的横向联系起到了关键作用。例如，英国殖民者进入印度洋和太平洋加强了欧亚间的政治和经济联系，而葡萄牙、西班牙殖民者进入大西洋加强了欧美间的政治和经济联系。同时，不断加强的政治和经济联系不但对殖民国家，也对殖民地经济和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在带给亚、非、拉人民深重灾难的同时，殖民运动推动了近代世界横向联系进入大发展时期。其二，都使殖民国家与其殖民地之间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国际分工，而这是导致近代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平等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原因。其三，殖民运动成为主导近现代世界格局的主要因素。殖民国家为抢占殖民地而发生的战争是17世纪以来多次战争的主要原因，并导致世界格局的多次变化。不论世界格局如何变化，处于统治地位的仍然是殖民国家，由原先的殖民地国家和地区构成的第三世界依然处于被剥削的地位，这种局面至今没有改变。

（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4期）

　　注 释：

　　[1] E.E.里奇、C.H.威尔逊：《剑桥欧洲经济史》第5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6页。

　　[2] E.E.里奇、C.H.威尔逊：《剑桥欧洲经济史》第5卷，第204页。

　　[3] 马克斯维•贝尔：《世界经济通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229页。EE里奇、CH威尔逊：《剑桥欧洲经济史》第5卷，第238页。

　　[4] Smith，A.K.and Boulder，Creating a World Economy：Merchant Capital，Colonialism and World Trade，1400-1825，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210.

　　[5] 宋则行、樊亢主编：《世界经济史》（上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6页。

　　[6] E.E.里奇、C.H.威尔逊：《剑桥欧洲经济史》第5卷，第245页。

　　[7] E.E.里奇、C.H.威尔逊：《剑桥欧洲经济史》第5卷，第2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