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安德鲁·兰伯特：《海权国家:海洋文化、大陆帝国与塑造现代世界的冲突》

（来源：《全球史评论》2020年02期）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军事理论家艾尔弗雷德·马汉将海洋权力（sea power）提高到帝国兴衰的层面进行考察，并详细阐述了他对海洋权力与世界历史上大国争霸的思考。在1890年-1905年之间，他先后出版了《海洋权力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海洋权力对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1793-1812‬》和《海洋权力与1812年战争的联系》。通过考察海军实力与欧洲历史上的海上战争，马汉强调海军实力和海洋权力对一个国家的兴衰至关重要，并决定着一个国家在国际政治和军事舞台上的地位。也就是说，只有建立强大的海军，一个国家才能取得海洋的支配权，进而成为世界霸主。马汉对海洋权力与大国兴衰的考察主要以近代欧洲历史上的战争为依据，却未详细讨论古典时期的海战。另外，因时代因素的限制，马汉也未讨论海洋权力对20世纪以来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海军史教授安德鲁·兰伯特(Andrew Lambert)试图推进马汉对海洋权力的研究。兰伯特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海洋史、海军史和军事战略史，且已出版多部专著，其中比较知名的包括《克里米亚战争》、《航海时代海洋上的战争，‪1650-1850‬年》和《挑战：1812年战争中的英国与美国的对决》等。在《海权国家:海洋文化、大陆帝国与塑造现代世界的冲突》这本新著里，他主要探讨海洋文化如何塑造了世界历史上陆地国家和海洋国家之间的冲突，以及两种不同类型国家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兰伯特把雅典、迦太基、威尼斯、荷兰共和国和英国当作海权国家(seapower state)，尝试考察海权身份（seapower identity）如何影响了它们的历史。在中文学术界，学者们一直把马汉的sea power翻译成海权。但在《海权国家》这本著作里，sea power指的是海洋权力，主要指的是一个国家在海洋上的军事实力，而不是海权国家(seapower state)。Sea power是一个名词，由英文单词sea和power所组成，但它们中间有空格。相比之下，海权(seapower)是英文单词sea和power的合成词，中间没有空格。在研究主题上，兰伯特以海洋文化和海权国家身份为主题，详细考察世界历史上不同时期海洋国家的兴衰。在研究时段上，兰伯特并未把它局限于近代，而是把对海洋文化、海洋权力和海洋国家的研究从古典时期拓展至21世纪。

　　在第1章，《海权国家》主要论述了海权国家身份的创建。兰伯特指出，马汉的海洋权力是一种硬实力，是各个国家用来实现军事战略或政治目标的一种手段，且其主要以一个国家的海军实力为基础。相比之下，海权以国家为分析单位，包括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发达的商业、强有力的法律制度和对外开放的进步理念。在兰伯特看来，世界历史上只有五个海权国家，它们分别是雅典、迦太基、威尼斯、荷兰和英国。海权既是一个国家的身份认同，又是一个国家文化的体现。世界历史上的罗马帝国、20世纪的美国以及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中国都拥有强大的海军实力，但它们都是陆地国家，而不是海权国家。

　　在第2、3、4、5和8章，兰伯特重点分析了海权身份如何塑造并影响了五个海权国家的历史。兰伯特认为，海权身份使得海洋国家比陆地国家更具活力、开放性和包容性。但是，当海洋国家失去海权身份的时候，它们逐渐走向衰亡。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面向海洋，并建立了强大的海军。不幸的是，雅典逐渐抛弃了其海权身份，进而转向陆地活动。雅典不惜动用同盟国金库的资金，把同盟国降至臣属地位，并以武力方式强力镇压同盟国的反叛行为。最终，雅典被斯巴达所领导的伯罗奔尼撒联盟军队打败。迦太基凭借其强大的海军实力逐渐控制地中海西部地区，并把这个区域变成以奴隶、金属、奢侈品、酒和橄榄油等为主的贸易中心。但是，由于汉尼拔坚定地执行陆地战略，进而让罗马帝国控制了地中海地区的海上主导权，最终被后者所击败。同样，威尼斯、荷兰共和国和大英帝国也因为抛弃海权身份最终走向衰亡。

　　在第6章，兰伯特尝试着解释为什么奉行海上扩张的欧洲海洋帝国不是海权国家。兰伯特指出，由于地理位置靠近地中海或大西洋,古典时期的罗德斯（ancient Rhodes）、近代史上的热那亚、葡萄牙和西班牙都属于海洋国家。不过，由于实力弱小，罗德斯和热那亚并未能成为海上强国。葡萄牙和西班牙在近代欧洲历史上综合国力盛极一时，但它们的文化核心并不是面向海洋。取而代之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坚持绝对主义君主专制、罗马天主教的宗教信仰、陆地扩张、贵族特权、单一的经济模式和对海员的敌视，进而成为陆地上的强国。自15世纪中后期以来，葡萄牙和西班牙推行海外扩张政策，并在北美洲、中美洲和南美洲建立了海外殖民地，但它们并未把海洋作为它们国家政策的核心，且并不拥有海权国家身份。例如，在1580至1640年，在西班牙统治期间，葡萄牙强调在海外进行领土拓殖，并进行资源掠夺。此外，在贸易上，葡萄牙强调通过王室垄断的形式控制并限制海洋贸易。在17世纪，葡萄牙把巴西殖民地变成一个盛产糖、烟草和黄金的原料产地，并通过王室垄断的形式不断掠夺殖民地人民的财富。到18世纪后期，葡萄牙既未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也未形成发达的商业运输，最终造成其殖民体系的逐渐解体。因此，兰伯特强调葡萄牙和西班牙在近代欧洲历史上都是海上海上强国，但并不是海权国家。

　　在第7章，兰伯特主要考察了陆地上的海军强国与海权国家之间的区别，以及大陆上的海军强国的局限。在他看来，海权国家面向海洋，而陆地国家面向大陆。此外，他指出海权国家代表着自由、民主、进步，而陆地国家代表着奴役、专制和落后。海权国家拥有包容性的政治体制和竞争性的经济体制，而陆地国家实行专制性的政治体制和强制性的计划经济。对传统的陆地国家来说，海权国家永远是它们的潜在威胁。在这一章，兰伯特主要讨论了彼得一世统治时期的俄罗斯如何扩充海军实力，并将政治和军事势力扩张到波罗的海地区。尽管彼得一世时期的俄罗斯拥有强大的海军实力，但它并未面向海洋，进而转变成海权国家。兰伯特尤其强调海权国家塑造并传播了近代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而代表大陆国家的俄罗斯则代表着政治压制、无知和思想灌输。显然，兰伯特采用二分对立的分析框架来解释陆地国家和海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并认为大陆国家和海权国家之间是相互敌对的关系。

　　在第9章，兰伯特重点讨论了二战以来的海权问题。兰伯特指出，二战后，由于殖民体系彻底瓦解，大英帝国作为世界历史上的最后一个海权国家也逐渐衰退。尽管世界历史上不再存在海权国家，美国还是继承了西方海权国家的自由传统和价值观念。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都拥有实力强劲的海军，但它们都不是海权国家。同样，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中国的海军实力与日俱增，但其海上活动主要集中在南中国海、黄海、渤海和东南沿海水域。兰伯特认为中国不会真正面向海洋，自然也就不会从陆地国家转变为海权国家。

　　兰伯特认为美国不是海权国家，这个观点值得商榷。在17和18世纪，北美十三个殖民地面向海洋，与欧洲、加勒比海地区、南美洲和非洲建立了密切的贸易纽带。但到19世纪后，兰伯特认为美国放弃了海洋，进而面向大陆进行领土扩张和西进运动，逐渐转变为一个强大的陆地国家。在19世纪末的美西战争、一战和二战中，美国展示了强大的海军实力。在冷战时期，美国的海洋权力甚至超过了苏联。但在兰伯特看来，美国海军从未成为海权国家的海军，因为海洋早已不再是美国经济、国家或文化的中心。换句话说，虽然美国拥有马汉式的海洋权力，但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海权国家。而事实上，美国既是海洋国家，又是陆地国家，完全符合海权国家的特征。二战结束后，美国不仅控制了大西洋，而且控制了太平洋。遗憾的是，兰伯特坚持认为大英帝国是世界历史上的最后一个海权国家，且拒绝承认美国是海权国家。显然，兰伯特坚持大英帝国中心主义，并把美国排除在海权国家之外。这说明兰伯特对海权国家的划分是以政治考量和民族利益为基础，而不是建立在客观中立的学术研究基础之上。

　　此外，兰伯特对海权国家的界定和解读存在不足。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雅典只是古希腊的一个城邦（city-state），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威尼斯海上贸易发达且造船业先进，但它只是一个城市，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兰伯特把雅典和威尼斯当作海权国家并不合适。此外，迦太基的统治者主要是贵族或寡头，且维持着奴隶制，其政治并不怎么民主，且其经济体制带有明显的强制性。迦太基在坚持海上贸易活动的同时，也坚持陆地上的扩张。迦太基的历史说明其并不完全符合海权国家的特征。

　　《海权国家》强调了海洋权力以及海权国家身份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性，但存在诸多瑕疵。在研究方法上，兰伯特采用了现时主义的研究取向去解读世界历史上的海洋国家和陆地帝国之间的冲突，但他更感兴趣的是从海洋权力和海权国家的视角来解释当下的国际政治格局。换句话说，他对海权国家的界定以及海权国家与陆地国家之间的冲突的解读脱离了具体的历史情境。在史料上，兰伯特过多地使用了二手资料，却很少使用原始档案。在后冷战时代，兰伯特却坚持冷战思维，在颂扬欧洲和美国所倡导的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同时，极力贬低俄国、中国和其它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和政治价值观。尽管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海权国家》的出版将有助于对海战和海洋史感兴趣的读者以及相应的历史从业者从海洋、海洋权力和海权国家的视角来重新认识世界历史，以及陆地国家和海洋国家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魏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