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社会科学人才，伴着学科共成长

4月16日，《殷墟甲骨学大辞典》在京首发。

图为读者在翻看《殷墟甲骨学大辞典》附录中的甲骨文字参考表。 新华社发

览中展出的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

北京大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早传播地。新华社发

在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小学，教育专家与学生们聊天。新华社发

【学者讲述】

　　编者按

　　5年前的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发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进军号令，作出全面部署。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从人抓起，久久为功”，要求“构建种类齐全、梯队衔接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体系”。人才成长离不开学科建设。我们邀请多位来自哲学社科领域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结合个人经历，共同探讨哲学社科人才成长培养的新变化、学科建设的新气象，为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蓬勃发展凝聚智慧、贡献力量。

传扬真理，为青年提供丰厚滋养

　　讲述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首席专家，教育部高校思政课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顾海良

　　2005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设立。原来分散在不同学科的各个二级学科，有了共同的学科归属；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也有了更具凝聚力的学术平台和精神家园。党的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点布局不断完善、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迈上新台阶。特别是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置于重要位置，使其充分发挥了在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中的先导和领航作用。

　　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鼓舞下，随着学科支撑日益强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越来越有生机活力，思政课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和能力不断提升，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这种朝气蓬勃、积极有为的态势，吸引了更多青年学者踊跃投身，为实现学科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力量。

　　这些年，我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博导，感到这几年录取学生的整体状况发生了显著变化，特别是学生对学科的认同、学科研究的思想自觉和专业自觉明显提高。读博期间，很多学生自觉选择难度较高的主题作为科研方向，“在马言马、在马信马”渐成风气。

　　青年学生对学科的认同程度决定了学科的未来前景、发展趋向。以前，有的学生只是把这个学科当成“跳板”，“合约”到期就“一拍两散”；现在，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把推动学科建设作为目标，在学科发展中达成自我发展，让人感受到了可喜的变化。

　　5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坚持以学科建设、学风建设、队伍建设为基础，以理论创新、体系创新、方法创新为根本，一大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日渐火爆，“盐的力道”和“糖的味道”越来越足，为广大青年提供了丰厚滋养。

　　5年来，中国学者主动参与国际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理论重大课题的研究，提高了学术交流、合作研究能力，也面向世界展示了我们的研究成果与水平。

　　怎样让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走向世界？首先要让世界了解中国。我参与了两届由北京大学主办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感受到了明显的变化。以前，国外学者大都是带着“讲课”姿态来的，而现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开始专注倾听中国声音。在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上，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就坦言，“我非常认可中国学者创立的中国发展理念，我会对我原来不完整的观点加以补充”。我想，正是得益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让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人才队伍迅速成长，才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青春密码，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蓬勃活力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盎然生机。

甲骨治学路，传薪有斯人

　　讲述人：河南大学甲骨学与汉字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王蕴智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甲骨文等学科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我倍觉喜悦，深感唯有踏实笃定、潜心钻研，才能让治学传统薪火相传。

　　1977年，高校招生制度恢复，我有幸走进大学校门，后又在河南大学于安澜先生门下读硕士研究生、在吉林大学姚孝遂先生门下读博士研究生，专攻古文字学。于老和姚老都主张做学问应当遵守传统且不为传统所缚。于老要我进行古典文献、文字声韵训诂等方面的系统训练，并告诫我：“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姚老则要求我对同源字族问题进行研究，并叮嘱我：“独立思考、花大力气占有第一手资料。”历经无数个废寝忘食的日子后，我终于写成学位论文《殷周古文同源分化现象探索》。

　　博士毕业后，我回到故乡河南，从事甲骨文与古代文明的教学研究工作，尽可能地把恩师的治学品格传给弟子们。

　　平时，我用自己的津贴购置专业图书与师生共享，工作室里布置多种励志字画或放大的甲骨文彩版，其中的甲骨文书联“守身如执玉，为学若登山”格外醒目。学生们多以此作为治学标准，质朴厚道、认真专注。比如，陈年福博士执着于甲骨文计算机信息开发，长年节假日不休息，已将32种著录甲骨的原文与释文输入检索系统；刘风华博士论著严谨，行文前逐一审核著录原片，比勘校订各家释文，成果在其研究领域独树一帜；张军涛博士收集了不同类型的龟甲、胛骨标准版，用一年多时间，缀合不同组类的甲骨130多组……我们在原有甲骨学与殷商文明研究协同创新平台基础上，建立了河南大学甲骨学与汉字文明传承发展研究中心；2020年11月，团队牵头协同多个学术机构建立了“甲骨文与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形成五个特色研究方向。

　　今后，我和团队将继续展开全方位、基础性的文字整理与研究工作，期待在甲骨文史料排谱、甲骨文等大型辞书编纂方面有所收获，不负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让这个学科“有人做、有传承”。

“四代学人有一个共同的追求”

　　讲述人：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主任 黄华新

　　2005年5月8日上午，我来到中国科学院院士唐孝威先生的办公室，与他一起商量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的发展定位问题。作为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唐孝威院士认为，中心应探索“在新的科研运作机制下实现多学科实质交叉和真正的学科会聚”。

　　一路走来，中心逐渐形成了心智与意识的科学—哲学研究，语言认知机制与演化规律研究，逻辑、语言与计算的交叉研究三个新兴交叉学科方向，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使这些学科研究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突破点”。这让我们备受鼓舞。5年来，中心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如同进入了快车道——主持了5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产出了一系列文理交叉的高质量论著，多项代表性成果获奖，一批中青年才俊脱颖而出。

　　怎样促进语言与认知的交叉研究不断深化？经过摸索，我们决定在对人机交互十分重要的汉语隐喻认知领域集中发力。2018年，我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语隐喻的逻辑表征与认知计算”。两年后，研究成果《认知科学视域中隐喻的表达与理解》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并被评为年度好文章。

　　近几年，我们把逻辑与人工智能领域作为重点发展方向。当年从计算机学院毕业来中心做博士后研究的廖备水教授，现已成为我校逻辑、认知与计算方向的领军人才，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一代人工智能驱动的逻辑学研究”，并主编高校教材《人工智能的逻辑》。年轻学者的成长令我非常欣慰，并充满期待。在参与重大项目过程中，研究生们也受到了很好的学术熏陶和学术训练。

　　近期，我们正在梳理中心新一轮的发展思路。从90岁高龄的唐孝威院士到20出头的青年学生，四代学人有一个共同的追求：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聚焦重大问题、创新研究范式，实实在在做几件有意义、发出“中国声音”的事情。

做“行走在中国大地上”的教育学

　　讲述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 朱旭东

　　5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一直是我开展学术研究、培养人才团队的宝贵遵循。

　　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学术体系根植于中国教育实践。为此，我经常带着团队走进幼儿园、小学、中学。我告诉学生们，既要在课堂上“观课”、开展课例研讨，又要结合这些“活教材”领悟教育理论。比如，教室文化、集体性个人学习、教师的全专业属性等概念都是我在学校课堂“行走”中产生的。

　　教育学科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我们多次去“三区三州”地区调研，2017年7月，在怒江州与当地教育局干部座谈时，我提出“区县教师教育新体系”概念，并带领团队组织大型公益项目，深入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保山市等区域推动项目实施，在教育扶贫过程中探索中国特色教师教育发展之路。

　　过去五年，我们实施了“启师计划”、乡村青年教师社会支持公益计划、“沃土计划”等一系列教师专业发展项目，为贫困地区教师提供全力支持，与他们建立了深厚友谊。

　　教育学科要为国家重大教育决策提供咨询。近几年来，我主编了《中国教育改革开放40年》系列教育研究丛书，组织上百名研究人员开展国家“十四五教育规划”研究，并参与了《教育法》《教师法》《学前教育法》等教育法律的修订、制订工作。

　　教育学科要在国际上发声。过去几年，推动创办英文学术刊物、成立国际教育学院等。这些历练，让我深切感受到中国教育学科国际地位的稳步上升。

　　尤其令我欣慰的是，一批年轻学者在锻炼中不断成长，培养起坚定的学术情怀和宽广的学术视野，为学科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我将和他们一起，始终秉持家国情怀、人文关怀，为国家发展、学术繁荣不懈努力。

中国之治，我们“越研究越自信”

　　讲述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基地研究员 佟德志

　　“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近日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中的重要表述。对一名学者而言，有骨气、强底气，关键是要有学术自信。我的导师徐大同先生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天津师范大学从教近70年，一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政治思想。2019年先生去世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题目是《越研究越自信》。现在翻看，仍深有感触。

　　进入新时代，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召开以来，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突出特征就是更加自信。一大批青年政治学研究者不断成长，他们有着炽热的中国关怀和宽广的国际视野，学术训练扎实，在国际学术交流舞台上崭露头角，为中国政治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用徐大同先生的话说，“现在，青年一代学者更有条件和能力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正确认识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准确把握人类政治文明成果”。

　　学术自信，必须建立在国家实力的基础上。站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14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伟力，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中国共产党峥嵘百年的奋斗历程，改革开放40余年的辉煌成就等，都为中国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深厚的历史素材和丰厚的实践基础，这就是政治学学术自信的源泉和底气。

　　在一次国际学术交流中，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政治学教授维翰·基恩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成功的奥秘是什么？大家纷纷解析，谈得津津有味。细想起来，这不仅是中国人感兴趣的话题，也是外国人的兴趣所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社会高度稳定的“两大奇迹”背后，有着什么样的中国奥秘和中国方案？这一问题的答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回答这一重大课题，需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努力。就我本人而言，我研究西方民主，也做中国民主的研究；不是为了研究西方而研究，而是为了中国发展而研究。越是把对西方政治思想的思考同中国具体实际联系起来，就越能发现“中国之治”背后的神奇密码，就越会对自己的文化充满自信。

　　坚持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背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汲取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精华，真正做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不仅是中国学术自信的表现，也是中国学术更加自信的必然要求。

（项目团队：《光明日报》记者 李晓、张胜、陈之殷、崔志坚、王斯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