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压舱石”的人文学
——读陈平原新书《文学如何教育》
2021-08-08
2008至2012年间,学者陈平原出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那五年里,因为工作状态的调整,在继续从事专业研究之余,他还写下了数十篇文章,用他的话说,既然“杂事繁多”,只好“学会了见缝插针,将开场白、演讲稿、书刊序跋等,全都作为‘文章’来经营”(《花开叶落中文系•序言》)。不过,倘若把他的此类写作仅视为“应酬”或者“不得已而为之”的文字,那恐怕便大错特错。与专业著作多以学科同行为潜在的对话对象不同,这些兼及理论性与实践性的文章,则需要面向范围更大的读者,面向公众展开论说。可以想见,“著名学者”加“北大中文系主任”的双重身份,使得陈平原的声音备受关注,也让他成为这个时代最为“可见”又最具可辨识度的人文学者之一。
最近十余年间,陈平原的公共形象日渐显豁,他在媒体上谈得最多还是其深耕并且高度介入的大学改革、中文传统、文学教育与人文精神等话题,陈平原的声音“可见”且具备“可辨识度”,便因如此。他喜欢在文章题目或者开篇处就鲜明地标示出自己作为“人文学者”的身份、方法与立场,例如“一个人文学者的追求与困惑”“一个人文学者的观察与思考”。在专业分工日益细密的今天,如何以专业精神、专业态度与专业知识表达公共关怀,陈平原的做法无疑具有启示意义。
2012年,陈平原发表了《“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一文。在我看来,这是最能体现其“关注现实人生”的文章之一。该文呼吁北大校方应当做出硬性规定,在全校开设“大一国文”课程。而撰文的初衷,是他痛感“如今汉语的‘神圣性’与‘纯洁性’正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由于国情与时代风气的嬗变,中小学阶段的语文教育已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除去个别高校,大学里的“母语教育”却依旧严重缺失。试想,在一个年轻人正式进入社会之前最为关键的几年间,对于自己的“母语”缺乏尊重的意识、驾驭的技能,乃至必要的感觉,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将由此打下多少折扣。陈平原提醒校方与公众,早在“五四”时期,“觉醒”的新文化人就以“国文粗通,常识略具”自诩,难道这还不应该成为我们今日的共识吗?之所以这般号召,乃是认定“除了专业著述,我们还有义务为北大,也为中国教育做点事”。就是这样一句朴素的话,道出了陈平原“压在纸背的心情”。
虽然从步入学界伊始,陈平原就选择“治学之余,撰写随笔”,以“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但密集发声还是近十余年的事情。在此期间,如何以文学教育为整个中国社会重建一种更为合理、得体、通达与优雅的“知识视野”与“价值尺度”,成了陈平原念兹在兹的志业,也是他在公开发言时的一大主轴。为此,他强调“人文视野”的涵育与形成、“诗意校园”的建构与打造,关注“中文传统”的赓续与承传、“文学课程”的反思与转化,从自身从事的“现代文学”与“通俗文学”研究中不断提取思想与精神资源。而在身体力行地投入“乡土教材”的编写,以及倡导把“民族文学”作为一种国民“通识”展开教学等方面,更是彰显了他的慧眼与忧思。
东方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文学如何教育:人文视野下的文学教育》收录了陈平原围绕文学教育议题写出的数十篇文章。他关于过去百余年间中国文学教育利弊得失的系统研究,已有专书《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出版。陈平原明白,面向本学科的同行、外专业的学者、决策人物与公众,需要不同的发言姿态与策略。但有两条原则是他一以贯之的:一是胡适提醒的“时髦不能动”,二是其导师王瑶叮嘱的“白说也要说”。前者是对于学人独立品格的坚守,后者则是他“为中国教育做点事”的具体实践之一。
陈平原最想说的,大概可以举出他2016年的《理直气壮且恰如其分地说出人文学的好处》一文。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发挥巨大作用的人文学,在1990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型中日趋边缘。作为人文学者中的一员,陈平原深感长此以往将造成严重后果。于是,“如何向圈外人发言,让他们明了人文学的意义”,“或者说,如何向已达成某种默契的‘社会共识’挑战,证明人文学的存在价值及发展空间”,成为了他思考的核心问题。所谓“社会共识”既包括“科技至上”的发展理念、“实用为主”的社会氛围,也涉及高度数据化、项目化的个体存在与组织管理方式。不过,在所有这些对于人文学不利的“大势”面前,陈平原没有愤怒或者逃避,而是主张自省、自重并且有所承担。在他看来,“作为个体的学者,漠视潮流,我行我素,姿态很优雅”,“可作为整体的学科,却可能因你我过分冷漠与退却而日渐萎缩”。要是人文学者全都以“独善其身”为最高标准,那么势必导致人文学的黯淡。而人文学的退场,无疑将带来整个社会的失衡与失重。
陈平原喜欢用“压舱石”来形容人文学的作用。在航行中,压舱石“虽不显眼,但能使整艘大船相对平衡,不至于过分摇摆、颠簸乃至倾覆”。他从未将人文与科技、人文与实用对立起来。相反,他想要“理直气壮且恰如其分地”告诉大家,两者之间需要一种良性的对话关系。也就是说,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每一步的发展蓝图中都应当内含人文的角度、视野与关怀。在很多情况下,人文不必也无法成为观察、决策与行动的决定力量,可有无这种意识,效果却是很不一样。我们需要速度,但也需要温度;我们需要各美其美,但也需要美人之美;我们需要齐心协力,但也需要保有多元创造。而这正是压舱石的功用所在,它作为“底色”,在文明的行健致远中无可取代。
2020年春天疫情肆虐时,陈平原接受专访,被问及科普读物与文学作品的关系,他说,面对重大灾难同意第一时间是科普,至于文学的疗救功能,不在救急,也不在知识,关键是培养体贴与同情--对于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对于他人的高尚充满敬意。概而言之,“一个应急,主要指向知识与理智”,“一个长线,更多诉诸道德与情感”,“二者最好携手同行”。这是诠释文学教育之为“压舱石”的最为切近与生动的见证,也是一位人文学者的由衷心声。本书中荟萃的,便是陈平原的这般“警世恒言”,值得认真聆听。
(作者:李浴洋,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