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活跃而有锋芒——黄敏兰治学印象

　　黄敏兰（1953.3-2016.3），北京人，1968年12月至1971年11月，作为北京知青到陕西省宜川县新市河公社插队，1971年12月至1978年2月，在陕西省宜川县妇联任干事。1978年2月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91年7月，黄敏兰同志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年12月被评聘为研究员。2013年3月退休后，以体弱多病之躯，仍潜心于学术研究。2016年3月1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黄敏兰长期致力于史学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成果丰硕。她的学术视野极为开阔，善于敏锐把握西方史学理论的前沿问题，以中西比较的眼光来审视和研究中国史学。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相结合

　　黄敏兰注重将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相结合，擅长分析史学与政治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故其著述从取径方法上别具一格。其所著《学术救国：知识分子历史观与中国政治》以历史观为切入点，系统研究现代知识分子的学术活动对中国政治进程产生的深远影响，论述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并以此为参照，考察民生史观、生命史观、文化形态史观产生的背景，揭示现代知识分子以不同历史观为思想武器参与中国政治的深层动机。她的另一部专著《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人：梁启超》，将政治与学术紧密结合起来，对中国“新史学”奠基者梁启超的思想作出深入探讨，系统梳理了梁启超从政治向学术过渡的过程，揭示其早期提出“新史学”的政治意义。这一著作不仅在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方面有所创新，而且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研究也有较大的借鉴意义。世纪之交，为总结百年来的史学成就，黄敏兰撰写了《20世纪百年学案：历史学卷》，从学科体系角度总结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历程，分学派、史学研究与编纂、专题讨论与研究、史学理论等四大部分，既有纵向联系，也有横向比较，比较细致地勾画了百年来中国史学演进的轮廓。

　　随着当代中国历史研究日趋专门化、细密化、分散化，公共学术话题似乎越来越少。但史学理论研究的公共性，仍然要求历史学家必须把握历史研究的一些基本原则，诸如历史研究的目的和方法、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等。黄敏兰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有可贵的理论探索勇气，对于那些历史理论研究领域的重大原则问题，敢于大胆地表达自己的看法，甚至提出严厉的批评意见。其论文《质疑“中国古代专制说”依据何在》一文尖锐地指出：国内某些学者移植西方“后殖民”理论时表现出狭隘民族主义，以致违背了历史学“论从史出”的原则和史学“求真”的宗旨。事实上，“中国古代专制说”并非如某些学者所言是西方人对东方的偏见，也并非没有经过中国人的事实论证。这一学说既有深厚的中国本土思想资源为基础，也经过众多学者长期深入的研究，符合中国历史的特征。接受和传播“中国古代专制说”并不是中国人的“自我东方化”和“自我殖民”，而是中国人为了改造传统社会去深入认识中国社会。该文条分缕析，冶思辨考订于一炉，内容涉及中西思想史、政治史、法制史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等领域，对深化中国历史的认识并推进史学理论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关于“封建”问题的讨论，成为史学理论研究的热点话题。因该问题牵涉到中国革命的现实政治问题，故是否坚持封建论被某些学者视为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大是大非问题。黄敏兰同志经过认真思考后，反复强调要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并撰文提出“超越定性和命名，从史实出发认识封建社会”的主张，着力阐发中西封建社会的差异及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其讨论该问题的具体观点或许仍有商榷的余地，但其思考问题的角度因予人以启迪而值得充分肯定。

敏锐感知国内外史学潮流

　　探讨史学理论问题，需要对国内外史学潮流进行敏锐感知与准确判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界大量引进国外理论方法，其中法国年鉴学派备受中国学界的重视和推崇。黄敏兰较早注意到法国学者多斯的《碎片化的历史学》对年鉴学派进的批评，撰写了书评《解构法国年鉴学派的神话》，将西方学界反思年鉴学派和“新史学”思潮的新动向，及时向中国学界介绍，引起国内史学理论研究者的关，对于纠正中国学界一度流行的盲目追随西方史学理论的偏向，起了重要的作用。

　　历史研究绝不仅仅是纯粹的书斋里的学问，历史学家应该承担传播正确历史观和准确知识的社会责任。清史专家阎崇年在《正说清朝十二帝》中，对专制帝王有过分美化拔高的倾向。黄敏兰同志撰写《大清皇帝的“历史功绩”是谁家之功绩》一文，对其歌颂专制帝王、扬清抑明，以及宣扬陈旧的天命观等观点，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尖锐批评，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黄敏兰向来主张学术批评对于匡正学风不可或缺，学术争鸣能促进学术繁荣发展。由于某些理论问题属于公共话题，就需要处理好公共立场和个人立场的关系。对于不同意见者和不同学派，要给予充分理解和尊重。个人的意见既要尽量表达，也要有一定的分寸。在她看来，学术争鸣应该超越个人利害，以维护历史学的健康发展为目的，而不能沦为意气之争。黄敏兰撰文与中国学界不少学者展开过商榷争论，有些文章还颇具锋芒，批评也很尖锐，但其所争皆为学术问题本身，而绝不涉及个人之间的恩怨。可以肯定地说，在她的学术生涯中有不少学术论争对手，却并无一个涉及个人恩怨的私敌。这正是当代中国史学所需要的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批评和史学评论。

　　黄敏兰思想活跃而有锋芒，文字虎虎有生气。但人们很难想象，她的这些文章，是在长年罹患多种严重疾病的状态下，不断与病魔进行顽强斗争，而用瑟瑟发抖的手一笔一画撰写的。她所留下的50余万字的论文，是其长期思想淬炼的结晶，浸透了她的毕生心血，体现了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倔强不屈的精神品格。这样一位超然无求而命运多舛的优秀学者，孜孜耕耘于学术园地，从不抱怨气馁。青灯孤影，病魔缠身，仍然以顽强的毅力坚持思考和写作，直到走向生命的终点，其学术特点与治学精华在目前重实证而轻理论的学术氛围中弥显可贵。

　　人生苦短。学者之幸运或许在于，其生命凝聚在文字之中，以另一种形式得以长存。沉甸甸的分量，需要人们深长体会。在黄敏兰逝世五周年之际，我们出版了《黄敏兰史学文集》，以表达学界同仁对她的深切怀念和沉痛哀思。

（作者：左玉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原文引自《团结报》，2021年9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