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健康：再造国家，或是殖民埃及？

　　（《再造国家：埃及在19世纪》，蒂莫西·米切尔著，张一哲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6月中文版） 

　　埃及，“尼罗河的赠礼”，金字塔的国度，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文明激荡碰撞、冲突融合之地。中古时期，法蒂玛王朝（909—1171年）的开罗，与两河流域的巴格达、伊比利亚半岛的科尔多瓦，并列为伊斯兰世界三大文化中心。及至近代，埃及以其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交汇处，乃东西方交通要冲，成为欧洲列强觊觎之地。1798年，拿破仑亲率大军侵略埃及，企图以埃及为跳板，夺占富庶的东方。拿破仑的野心遭到巍峨雄伟的金字塔的碾压，但是1882年英军的侵略得逞，埃及成为大英帝国的一颗明珠，直到1952年七月革命成功，埃及才实现彻底独立。 

　　近代埃及，亦即从拿破仑入侵到1952年埃及独立的一个半世纪，是贯通中古埃及与现代埃及的重要环节，埃及现代化的关键阶段。当下埃及现实，或者说埃及现代化面临的重大问题，其根源大多追溯到近代埃及。过往的学术著述，或秉持白人优越感，宣扬西方殖民之“文明使命”；或以现代化为切入点，强调殖民主义对埃及现代化的积极作用；埃及史家当然热情讴歌抵抗侵略和争取独立的民族英雄，以这些英雄命名的开罗的地名和街名随处可见；或以价值中立的姿态，较为全面地言说这个时期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思想史。最近，蒂莫西·米切尔的《再造国家：埃及在19世纪》（Timothy Mitchell, Colonizing Egypt，1988,1991）中文版付梓，从后现代角度重新解读这段历史，令人玩味。 

　　作者开明宗义地指出，这部书并非英国殖民埃及的历史，而是对进行殖民的权力的研究，主要讨论“对现代性进行评价时殖民主义的位置”（第Ⅰ页），但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相互交融的书写方式，形散而神不散的后现代写作风格，令人耳目一新。作者全面检视殖民权力在埃及的渗透，涉及军事重构与乡村重建、城市规划与新式教育、阿拉伯语的文学性与政治共同体的构建，以新颖的视角、非典型而富有感染力的材料，叙说这段历史。 

　　第一章“博览会上的埃及”，形象生动地再现了埃及被欧洲殖民者视为“外部现实”（external reality）的“他者”形象。1889年埃及代表团途经巴黎时参观世界博览会，惊讶地发现法国人在博览会上建造的开罗街道，陌生而令人厌恶。埃及馆刻意突出开罗的混乱，“以巴扎式无序的方式展开”。在斯德哥尔摩出席国际东方学家会议，他们发现自己成了展品，“就好像仍在巴黎一样”。（第2页）主体与客体的分离，人对国家、城市和农村的规划，世间万物简约化为图像，凸显了当时领先世界的欧洲的主体性：“这种对世界文化和殖民秩序的符号化表象（symbolic representation），标志着一种强大的历史自信。”（第8页）当古斯塔夫·福楼拜1850年按图索骥，以“博览会上的埃及”为脚本，继续把开罗的现实存在当作一幅图像去观察时，满眼皆混乱，凡事均无序。（第28-29页。或认为福楼拜压根儿没去过埃及，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第24页）当欧洲人让贝督因人连拽带推地“提升”到吉萨大金字塔顶，俯瞰开罗全景时，看到无序、落后、缺乏规划的开罗，作为世界主人的优越感油然而生。 

　　米切尔深受福柯的影响，从福柯的规训性权力（disciplinary power）出发，阐释19世纪埃及殖民权力的建构。福柯认为，杰里米·边沁所发明的全景监狱（Panopticon）的几何构造和规训性，是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微观物理形式的象征，构成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经验。（第Ⅱ页）规训性权力既具有外部结构形式，更是一种内部化的、生产性权力。（第Ⅳ页）但是，这种基于空间秩序重构及其对身处其中者进行监视和控制的权力形式，本质上是殖民性的，普遍地适用于殖民地时期的埃及。第二章集置(Enframing)叙说规训性权力模式建构的几个典型事例，即新式军队、模范村庄、城市规划与重建。在法国军事工程师的协助下，埃及的执政者穆罕默德·阿里开办军校，1822年开始大规模征兵，采用普鲁士军队精确计时、快速传令和严守纪律的革命性技术，使军队成为可以“像一只手表那样精确地被拨动”的机器。同时，通过规训机制（disciplinary mechanism ），协调和提升埃及“生产力”，这就是始于19世纪20年代中期的模范村庄的建设。示范居所展示了模范村庄的外在结构，其内在的规训性权力却是对村民的日夜监视。1829年发布的“关于农民的成功耕作及施行统治规范的计划”，详细规定了农民如何在田地中劳作，种植何种作物，如何将他们限制在村庄内，以及看守和监督他们的人员的职责。对埃及农民的规训，制度严密，惩罚严厉，承受不了的农民或暴力反抗，或大量逃离他们的村庄。（第59页） 

　　第三章“秩序的表象”，重点叙说殖民权力建构过程中埃及的城市规划、重建和新式教育体系。阿里·穆巴拉克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考察巴黎的市政和教育体系后，回到埃及后大办新式教育，“以博览会的原则”规划和重建开罗、坦塔等城市。开罗的重建何其成功，以至于埃及执政者伊斯梅尔声称“我的祖国在欧洲”！新式学校位于城市空间的中心，是新政治形态在“这个现代国家出现的标志”，更表明城市秩序与个体规训之间的关系。埃及个体的头脑和身体需要规训和训练，埃及政府19世纪40年代在巴黎开办了一所由法国陆军部负责运营的学校。这所学校严格实行军事化管理，每个学生都有军衔。相反，传统教育——乡村的“私塾”或爱资哈尔大学，成为旧秩序的象征，遭到批判而成为改革对象。新式教育、拿破仑带来的印刷技术、1866年成立的咨议会以及报纸杂志，成为进行国民教育的大学校。 

　　松散而交叉的叙说是《再造埃及》的写作风格。不过，显而易见的是，从第四章开始进入了形而上的领域，因为“控制了他们的身体之后”，控制他们的大脑尤其重要，在埃及兴起的新政治权力，“试图对个体进行殖民并维持一种持续性在场（a continuous presence）”。（第127页）家庭和学校既要规训身体，更要陶冶儿童的道德，革除埃及人的积弊，如懒散习气，“极端顽固且难以统治”，“拒绝缴纳赋税，直到遭到狠狠的责打”，对烟草、咖啡、大麻和鸦片过度成瘾等等。“埃及人是胆怯的，却又爱公然作对；他们易为激情所裹挟，却缺乏行动力；缺乏确定性的未来和不稳定的财产，造就了他们漠然而无动于衷的性格，扼杀了他们的勤勉精神与获取财富的欲望。”（第140页）重新塑造民族性格或文化，自然要从娃娃抓起，提高妇女地位，改善妇女教育，“创建现代政治秩序的进程应始于母亲的膝盖之上”。（第152页）然而，深受西方熏染的埃及知识精英，最终回到精英决定论，认为精英阶层的稳定增长推动社会进步。这是第四章的主旨。 

　　第五章转向语言问题，对殖民地国家中语言学意图或权威的创设和政治权威的建立进行比较，探究真理与权力的关系（第Ⅸ-Ⅹ页），直言“文本权威与政治权威恰成镜像”。（第182页）殖民地时期新型政治技术，如新的通信手段、印刷机和学校教育，为现实存在补充了感受起来像是其秩序和意义的事物，在其之外制造了一种结构性影响，语言提供了影响极为深远的例证。（第Ⅹ页）事已至此，存在与意识的关系在巧舌如簧的言说下颠倒了过来，埃及民族主义精英侯赛因·马尔萨菲把埃及政治危机视为一场植根于对词汇的滥用与误解的危机。（第178页）他把埃及的政治危机理解为特定集团对某些词赋予特定含义的尝试。“每一项政治活动都是对词的阐释，因此也是一项文本活动。”“书写与政治，或者说理论与实践之间，并不存在缜密的区分。”（第183-184页）从语词或文本回到现实，马尔萨菲的意旨在于塑造共有认知，分享共有意义（shared meanings），构建政治共同体，克服政治危机。 

　　最后一章题曰“事物的哲学”，是对全书主旨的总结与提升。殖民秩序的构建和殖民权力的行使，以新式城市建筑和命名的方式昭示世人。然而，落后、无序的阿拉伯城区必须保留，新与旧，现代与传统的极大反差，恰如自我与他者，西方与东方的物化镜像。落后、非理性、无序的东方，成为“西方显而易见的外部”，西方对非西方世界的支配端赖于此，以此创造西方自我身份认同。在暴力机关之外，殖民主义的权力构建，通过教科书、学校教师、大学、报纸、小说和杂志，对本地话语进行渗透并将之殖民化。（第232页）在殖民秩序中，由一套框架造成“观念结构”，即有关意义或真理的秩序。“这种意义或真理以某种方式先于现在仅仅被视为‘事物自身’之物而存在，并隐匿于其后。”殖民政治无非将所有的东西秩序化，以揭示一种预先存在的方案、政治权威、“意义”与真理。（第242页）我们似乎听闻到了上帝对殖民主义的召唤，“文明使命论”以后现代叙说的方式悄然植入读者的大脑。 

　　米切尔是性情中人，成长于20世纪60年代狂飙突进的世界学生运动的年代，经历了后现代浪潮的洗礼。他学术兴趣广泛，个人经历斑驳陆离，在埃及也有长期的田野调查。在其学术生涯的早年，其另类的性情使之成为后现代的拥趸，《再造国家》深受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的影响。所谓后现代，质言之，就是对代表现代性的西方启蒙传统的反动，对元叙事（meta narratives）或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s)的否定。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世界支离破碎，由无数零散的经验片段和互不兼容或互不协调的话语或“语言游戏”所交织而成。虽然对福柯是否是后现代主义者或有争议，但是福柯对知识（语言与话语）、权力与身体（或主体）关系的言说，让米切尔有“梦里寻他千百度”之感！福柯1975年出版的《规训与惩罚》，引入全景监狱话语，以现代监狱对人的肉体的“规训”（包括纪律、教育、训练、训诫、规范化等），阐释政治权力以人的身体为媒介进行的弥漫性运作。由之，规训性权力成为米切尔检视西方在埃及构建殖民权力近乎唯一的棱镜。一切皆规训：开罗的城市规划与重建，穆罕默德·阿里的征兵与新军，以国民教育为核心的新式教育与学校体系，1866年咨议会的成立，印刷机与报刊，等等。从话语、逻辑和材料的编排看，这无疑打开了透视19世纪埃及的新视野，然而根本问题在于，后现代作为20世纪后期西方丰裕社会下学界部分文人对当时现实——现代（性）丑陋面的反戈一击，是否适用于19世纪传统社会的埃及？ 

　　给古人披上一件今天风靡世界的时装，新颖、古怪，确有时空倒错之感。《再造埃及》最突出的问题，是忽视时间和主体造成的混乱。在米切尔笔下，时间无关紧要，她在行文中很少注明事件发生的时间，比如示范村庄建设始于何年？终于何年？示范村庄建设究竟有多大规模？考虑到当时政府可以动员的资源，尤其是1882年英国入侵埃及后重点在于优先保障埃及偿还外债，极可能是虎头蛇尾，不了了之。既然如此，以此来言说殖民当局通过示范村庄建设规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乡村人口，岂非望梅止渴画饼充饥？把欧洲资本以种种“合法”或不合法手段在埃及占有的大片良田建设的庄园，视作模范村庄，则是有意模糊事物的本质，为欧洲剥削资本涂脂抹粉。 

　　对主体的模糊化处理，或许是后现代惯用的书写方式，但是米切尔的这个手法，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怠慢的。米切尔几乎没有言说拿破仑对埃及的殖民侵略，反而把1805年开始主政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1769—1849年，1805—1848年在位）主动进行维新图强式改革，与英国1882年侵占埃及的殖民统治相提并论。其内在的逻辑是，阿里也是埃及的殖民者，阿里主动学习先进的欧洲、建设强大的新式军队、兴修水利、大力发展棉花种植和出口等，无非规训埃及人，建立殖民秩序。虽然阿里不是土生土长的埃及人，难免有人将之贬为来来往往的埃及外来侵略者之一，但是埃及人撰写的史书和埃及教科书早已将他奉为埃及现代化的引路人和埃及国家的缔造者。我们站在埃及人民的立场上，维护埃及历史的完整性，反对丑化穆罕默德·阿里改革，更不敢苟同这场改革与英国殖民统治一脉相承甚至一丘之貉的迷惑性言说。 

　　事实上，19世纪埃及新秩序或政治权力的建构，总体上看还是相当有限的，并非如米切尔描绘那样从上到下一竿子插到底，城市和乡村全面覆盖。Representation(“代表”、“再现”，中译本译作“表象”)是本书频繁使用的词汇，代表制度对于埃及中上层具有积极意义，对于埃及的劳动阶级亦然？阿卜杜拉·纳迪姆的著述表面，欧洲殖民者的出现对劳动阶级产生消极影响。他强调了外国资本家的贪婪、滥用权力和混合法庭的不公正，以及埃及工人阶级对伴随欧洲无产者到来的低俗和大众化欧洲文化的蔑视。此外，对于埃及中上阶层的主要成员参加1882年革命和1919年革命，米切尔的解释框架是无法解释的。所谓的规训性权力，对中上层的渗透最为成功，却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即从殖民者的崇拜者蜕变为引领埃及民众为独立而斗争的民族主义领导人。这在亚非拉国家相当普遍，也极易理解，不需要艰深的理论和花哨的话语。很简单，人民自己要当家作主嘛！曾经仰慕的（殖民者）先生总是打学生，学生除了愤而反抗求独立，还有别的选择吗？ 

　　《再造国家》剑走偏锋，以“被遗忘的边缘话语对抗宏大话语的权威”，用另类话语消解历史发展的主旋律。1798年拿破仑攻打亚历山大，造成这座城镇十分之一人口的伤亡，10月镇压开罗人民大起义又杀害约4000人。1882年英国入侵埃及造成约2000名埃及人死亡。一战结束后埃及人民发动争取独立的和平斗争，英国甚至动用飞机进行镇压，杀害约1000名埃及人。（穆罕默德·艾卜·加尔：《美国与1919年革命：威尔逊诺言之幻灭》，（埃及）日出书社2019年阿文版，第30页）如此残酷的史实不在米切尔的逻辑框架下，只字不提。相反，热衷于炫耀殖民者视人命如儿戏、组织游客“观赏”侵略战争：1830年马赛的资本家把一艘汽船改造成海上浮动旅馆，载着游客现场观看法军轰炸和占领阿尔及尔的情景。（第78页）法国大革命高呼的人权，飘到九霄云外了吗？何以至此？19世纪欧洲极端种族主义者，根据对头骨的容量和直径度量，把黑人、黄种人与高加索人明确划分为处在进化阶梯的三个不同的阶段的人种。（第166-167页）就是说，非西方人不是“人”，是进化过程中的“亚人”、“准人”，是可以不视为“人”的劣等人，所以把黑人和爱斯基摩人置于欧洲的动物园，让游客观赏。（菲利普·费尔南德斯—阿迈斯托著、叶建军等译、钱乘旦审读：《世界：一部历史》下册，第995页） 

　　米切尔游走中东列国，亦曾混迹于上埃及偏僻的农村小院，与埃及农民直接对话，听闻埃及民众的真实“话语”。从上埃及到下埃及，从底层民众到知识精英，从福柯的话语理论到阿拉伯文本阅读，从有形的城市重建到无形的话语转换，《再造埃及》为读者打开了认识埃及的新视野。米切尔对阿拉伯语的体味富有洞见，对阿拉伯语话语或写作的评述简单真实。标准阿拉伯语是《古兰经》的语言，不可改革。阿拉伯语是文学语言——“词汇作为词汇（甚至作为音节）凸显”，（第198页）是一种铿锵有力、节奏感强的音乐般的语言。阿拉伯文本必须大声诵读，才会产生意义，才会彰显节奏和力量。“无声且私人化的阅读，永远无法复原作者的意思并重建作者的在场。”（第205-206页）时至今日，阿文图书或者没有目录，或者把目录置于书末，部分图书把目录置于书的前面。换言之，文本的思路与逻辑结构的外在形式，并未得到重视。相反，逻辑隐匿于长篇文本之中，甚至于19世纪埃及最伟大的思想家、先知先觉的里法阿·塔赫塔维也沉迷于“八词之环”的逻辑与文字游戏：“君主是靠士兵支持的一种秩序，士兵是借由财富维系的助手，财富是臣民收集的给养……”，每一个词与下一个词关联，最后一个词返回到第一个词，所有的词串联到一个圆圈里，“这个圆圈的末端是无法辨认的”。（第181页）慢节奏的中古阿拉伯世界文人墨客中流行的这种话语游戏，早就遭到伊本·赫勒顿（1332—1406年）的抨击，他深刻地洞察到了政治权力危机与学术衰落的关系。 

　　人（主体）—权力（国家）—知识（话语）或许是后现代无始无终的闭环循环，自上而下的规训性权力和无所不能的神奇话语，贯穿《再造埃及》一书的始终，乃至“共同体是某种以词汇组合成文本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事物”。（第193页）我们当然不认同后现代对语言或话语的无限拔高，从而走向事物的反面，即话语（语言）决定论，滑到唯心主义的泥沼。说到底，把阿拉伯人视为“介于猴子和男人之间的中间种族”的殖民者，（James Whidden, Egypt: British Colony, Imperial Capital, Manchester,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9,p.53-54）如果不以坚船利炮开路，不以英国占领军的血腥镇压为保障，规训性权力或神奇的话语云云，恐怕只是殖民者在本国睡梦中的喃喃呓语而已。确凿的史实铁证如山，殖民主义绝非高尚的“文明使命”，更非引领东方国家步入现代化的人道主义事业。因此，与其说是按照当时先进的欧洲资本主义模式“再造国家”——把埃及改造成发达的现代国家，毋宁说是以大英帝国的核心利益为依归的殖民主义。 

　　（毕健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