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明龙：他乡遇故知

　　2000年仲夏我再次在巴黎小住，从1982年首次访问这座以花都闻名于世的美丽城市算起，这次大概是第七次了。该看的名胜古迹大多已经看过，最初的那种新鲜感早已消失，巴黎的景色依旧婀娜多姿，却难以再像当初那样令我激动了。然而，有一个景点以前不曾去过，这次非去不可，那就是当费尔-罗什罗(Denfert-Rochereau )地铁站附近的地下尸骨场。倒不是因为地下尸骨场的景色独好，而是因为黄嘉略的遗骨很可能就 在那里。黄嘉略生前居住在离卢森堡公园不远的卡耐特街，离他住所最近的公共墓地在塞纳河彼岸，距大菜场(Les Halles ) 不远。我估计，以他的家境和身份，他死后很可能下葬在那里。18世纪下半叶，由于城市建设的需要，在那个公共墓地上建起了房屋，掩埋在那里的死者全部移葬他处，无人过问的遗骸都被移送到刚才提到的那个地下尸骨场。女儿是黄嘉略的唯一的亲人，可是她在1735年20岁上就过早地离开了人间，这就是说，她来不及为父亲迁坟改葬就死了。因此，如果没有意外的原因，黄嘉略必定随着成千上万的亡人移居到地下尸骨场了。我来这里就是为了看望他，尽管我并不知道他是否安息在这里，况且，即使他确实长眠在这里，我也根本无法从数百万具遗骸中把他辨认出来。地下尸骨场由若干条曲曲弯弯的小径组成，长度将近两公里，小径两侧各有一道用骸骨垒成的矮墙，所有遗骸都已经被拆散，分门别类地集中安放，这边是腿骨，那边是臂骨，另一个地方堆的是骷髅。沿着漫长而弯曲的小径，我边走边看边想，除了我还有谁知道，这里可能长眠着一个中国人？有谁曾经专程前来探望他？他生前背井离乡，远涉重洋，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度，在这个繁华的都市里孤苦无助地生活了十余年，为帮助法国人了解中国而贡献出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智慧，死后和数十万具遗骸寂寞地安息在漆黑而潮湿的地下，不但从来没有人来为他扫墓，甚至没有一个人想到过他。作为他的同胞，我来了，把我对长者的尊敬和对朋友的怀念真诚地奉献给他。但愿他彼岸有知，能够感到一丝淡淡的欣慰。

　　16世纪初，欧洲传教士随着商船和战舰来到中国，由此拉开了历史上又一个中西交往高潮的序幕。从16世纪末开始的百余年中，数百名欧洲传教士先后来到中国传播福音，其中不少人在中国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有的甚至终老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在同一个时期中，去到欧洲的中国人却寥若晨星，据有关资料记载，在18世纪以前，曾经踏上欧洲土地的中国人只有三位：1645年跟随法国传教士罗历山(Alexandre Rhodes, 1591 — 1660)赴欧的郑玛诺；1651年跟随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 )前去罗马的青年教徒，此人在西文文献中名叫Dominique，他的中文姓名没有留下记载； 1684年跟随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 1624— 1692 )游历英、法等国的沈福宗。郑玛诺离开中国时是个年仅13岁的少年，1651年到达罗马后，在罗马和波洛尼亚等地的耶稣会学校学习，结业后担任教职，1662年前往葡萄牙，候船返回中国，四年后终于成行，1668年返抵澳门。卫匡国的随从是福建省福安县的一位青年教徒，在欧洲期间备受欢迎，据说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曾亲自接见他。此人并未随卫匡国返回中国，后来不知所终。沈福宗的名气远远超过上述两位，他在法国逗留期间，曾在凡尔赛宫晋见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用拉丁语回答国王的询问，为国王表演用筷子进餐。在与法国公众的交往中，他介绍了中国的风俗习惯，展示了孔子的画像，表演用毛笔写字。1687年沈福宗随另一位耶稣会士到达英国后，在牛津与著名学者海德(Thomas Hyde, 1636—1703 )多次交谈，内容涉及汉语、中国的地理和度量衡以及围棋等，大英图书馆至今依然保存着海德与他的谈话记录。进入18世纪后，有一位中国人于1704年随法国传教士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 1643—1710 )抵达巴黎。巴黎国家档案馆中的一件文献简略地 谈到了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中国人，说他在讲法语时，总是依据东方人的习惯，用人称代词加动词不定式组织句子；他很喜欢向法国人展示他的中国服饰，腰间挂着许多小袋子，里面装有烟叶、小刀和称银子的小秤等物件。黄嘉略虽于1702年年底抵达巴黎，但仅做一个多月停留后就继续前往罗马，当他从罗马回到巴黎时已是1706年，所以，尽管他是18世纪抵达法国的第一位中国人，但就他实际发挥中国人的作用这一点而言，我们宁可把他看作18世纪来到法国的第二个中国人。 

　　黄嘉略与在他之前来到欧洲的中国同胞有两点不同，其一，他并非来去匆匆的过客，而是从1706年起就定居巴黎，直到去世再也没有返回中国；其二，他与法国女子通婚，并且生了一个女儿。就这两点而言，他是历史上的第一人。不过，如果他仅仅是在法国定居并娶妻生子的第一位中国人，那就没有为他树碑立传的必要了。事实上，他为在法国传播中国文化，帮助法国人了解中国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用今天的标准来 衡量，他的著述和活动都很平常，不值得传扬和夸耀，他的业绩因而也就不值得称道。然而，如果用历史的眼光来看，结论 就大不一样了。荣振华(Joseph Dehergne, 1903—1990 )神甫在谈及黄嘉略时写道：“在我们的汉学领域里，黄嘉略的到来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荣振华神甫在中国居住多年，而且对中国与法国的早期文化交流进行了长期研究，撰写了多部名著； 他是在广泛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黄嘉略做出这个评价的，应该说很有分量。可惜，他并不代表更多法国学者的意见。19 世纪著名法国汉学家阿伯儿-雷慕莎(Abel-Rémusat, 1788- 1832)谈到沈福宗和黄嘉略时写道：“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极少，王家学院的任何一个学生学习半年之后，对中文书籍所做的摘录，都能超过他们一百倍。”19世纪的法国著名汉学家高 迪埃(Henri Cordier, 1849—1925 )对黄嘉略的评价也很低：“他于1716年英年早逝，留下了一些价值不大的材料。”他们之所以对黄嘉略的评价很低，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受了傅尔蒙(Etienne Fourmont, 1683—1745 )的影响，因为，这位学者曾在不同场合多次以不屑的口吻谈论黄嘉略的工作；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黄嘉略的任何著述都没有获得发表的机会，后人除非到图书馆去阅读他的遗稿，否则无从了解他的业绩，然而，有几个学者舍得花费时间去阅读这些“价值不大”的遗稿呢？于是，黄嘉略就渐 渐被人遗忘了，直到法国汉学家艾丹妮再次发现这位“小中国佬” (Petit Chinois )。 

　　帮助我认识黄嘉略并下决心对他进行研究的正是艾丹妮。说起来真惭愧，我虽然是黄嘉略的同胞，20年前对他却是一无所知。1982年第一次访问巴黎时，在一个社区图书馆里读到了 艾丹妮的《尼古拉•弗雷莱( 1688—1749 )，—位18世纪人文学家对中国的思考》(Nicolas Frécret [ 1688—1749 ] , Réflexions d'un humaniste du XVIIIe siècle sur la Chine ),书中对黄嘉略的介绍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他乡遇故知的感觉油然而生。依据作者所提供的资料来源，接触了尘封已久的黄嘉略的手稿以及其他一些资料后，我深信这是一位值得深入研究并且介绍给公众的人物。他虽然没有伟大的建树，也没有留下不朽的著作，但是，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默默无闻地勤奋耕恭，为在欧洲传播中华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没有任何理由让他的名字永远湮没在历史尘埃中。自此之后，每次岀访法国，我总要抽时间四处搜寻他的手稿和有关资料，除了巴黎的国家图书馆、国家档案馆、巴黎天文台图书馆和外方传教会档案室等处外，我还两次专访波尔多，查找孟德斯鸠的手稿，拜谒他的故居拉布莱德古堡。屈指算来，我对黄嘉略的研究已经持续20年了，当然，对他的研究并非我的全部工作，甚至不是主要工作，然而，他始终是我最为关注的课题，我从未放过任何能推进这项研究的机会。这些年来，先后发表了几篇介绍和研究他 的文章，还曾两次向国际研讨会提供了有关他的论文。一篇文章毕竟容量有限，无法把有关他的各种事情统统讲清楚，而且鉴于他是一位鲜为人知的小人物，因而几乎在每篇文章中，都不得不从介绍他的姓名、籍贯和生平说起，所以内容往往多有重复。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为他写一本书的念头早在十余年前就产生了。然而，愿望和现实之间总是有着不小的距离，几次提笔草拟提纲，总觉得资料尚嫌不足，有些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不清楚。撰写有关重大事件的历史著作时，通常有许多第二手或第三手资料可以参考，为黄嘉略立传则不同，几乎没有任何现成的书籍和资料可以借鉴，几乎必须全部依靠第一手资料，即黄嘉略的遗稿以及相关的档案或手稿。为此，必须在巴 黎逗留至少数月，以便到国家图书馆等处去认真阅读那些二百 余年以前的手稿。2000年和2002年，我有机会两度访问法国,阅读、抄录和复制了不少以往由于疏忽或时间不够而来不及搜集的资料。在此基础上，终于实现了宿愿，写成了这本多年想写而没有写成的小书，把它奉献给黄嘉略的同胞和曾经收留和 帮助过他的法国人民。 

　　艾丹妮女士从比尼昂教士那里借来了“小中国佬”这个称呼，用来称呼黄嘉略，我觉得十分得体，因为黄嘉略确实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大人物，他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平常得不能再平常。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花费那么大的精力为他立传呢？ 一句话：我希望大家知道18世纪曾经有过黄嘉略这个人，并且晓得他曾经为帮助法国人了解中国出过力，做了事，将来无论哪 位学者专家撰写中法两国交往史和文化交流史以及法国汉学史时，都不要忘记他，都能或多或少说上他几句。果真如此，我就心满意足了，黄先生地下有知，也会感到欣慰。 

　　我以往发表的文章和书大多以叙事和考证见长，资料比较多，议论比较少，因而被同行们戏称为“抛材料”。之所以如此，首先因为我不是史学科班出身，理论水平比较低，发潜阐幽不是我的强项；其次因为我觉得，史学研究应该以尽可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为第一追求，在弄清基本史实之前以少发宏论为好，以免一旦发现史实有误，宏论便一垮到底；与其把大楼建在沙滩上，莫如踏踏实实做一点基础性研究，哪怕只搞清一件小小的史实，也有助于推进史学研究。材料可能是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找到或搞清的，但应该也必须由大家共享，只有这样，整个学科才能有较快的发展。过去我抛出的材料常有被分享的情形发生，我为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而感到高兴。 

　　选自许明龙：《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14年，“前言”。

　　文章题目为编者所拟。（张炜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