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宇维：莎士比亚为何如此?

　　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这个名字，对关注人文历史的国内读者来说并不陌生。早在1989 年，斯金纳的经典著作《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就被翻译出版(2009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名译作《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2011 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斯金纳的马基雅维里研究导论《马基雅维里》于 1992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后被收入“牛津通识读本”书系中，并于2011 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可以说，自21 世纪初《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重译开始，得益于国内许多知名学者的译介，斯金纳和以他为主要代表的“剑桥学派”政治思想史在国内也掀起了一阵不小的思想史研究潮流。虽不及通常英语学界所称的“斯金纳革命”影响广泛，但依旧获得了广泛的阅读与关注，启发了许多人的思考与研究。其中，斯金纳的专著《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霍布斯哲学思想中的理性和修辞》、《霍布斯与共和主义自由》等书既成为许多研究者和读者了解相关议题的必读书目，也成为很多作者的写作灵感来源。

　　在斯金纳作品获得译介的同时，“剑桥学派”成员的其他作品和大量研究成果也获得了关注，彼得·拉斯莱特(Peter Laslett)、约翰·邓恩、J.G.A.波考克(J.G.A.Pocock)、菲利普·佩蒂特、毛里奇奥·维罗里(Maurizio Viroli)等重要历史学家、政治思想史家和政治哲学研究者的作品都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成为许多读者阅读清单里的必读书目。此外，以观念史、思想史和共和主义研究为主题的，由斯金纳及其各位同仁所合作编写的各种思想史研究也被大量引入(当然，就英语世界本来数量庞大、可谓汗牛充栋的书目来说，依旧有很大的空间)，主要有复旦大学李宏图教授等主持的“剑桥学派思想史译丛”以及“剑桥学派概念史译丛”等(商务印书馆主持翻译的“剑桥政治思想史丛书”中也有许多与斯金纳有关联的作品，斯金纳本人也参与了写作，但不止包括专门的语境论思想史研究)。这些研究中既有斯金纳等思想史研究者围绕思想史研究方法和人文学科研究进路所展开的理论思考，也有大量按照其方法和理论进行历史和思想史研究的实际操作。阅读这些作品，不仅可以了解以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语境论思想史研究的哲学背景、理论预设和方法论准则，更可以极大地丰富对许多思想家和哲学家作品与文本的了解，无论从开阔视野、丰富智识还是提升人文素养上说，都是一桩乐事。不仅如此，仅就斯金纳本人而言，他并不喜欢以晦涩难懂的隐喻或复杂难解的叙述来表达观点、展开论证，其作品大多行文流畅、逻辑清楚，读起来并不费力。因此，对于许多想要了解相关议题、对思想史研究有兴趣的读者来说，即使作为基本读物，这些作品也不存在巨大的阅读障碍或知识壁垒。 

　　斯金纳既重要，也不难读。然而，在21 世纪初的一阵“剑桥学派”浪潮后，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读到斯金纳的新书了。其实，稍微追溯一下斯金纳的写作就会发现，他本人是保持着几乎“五年一部新作”的创作节奏的。就此而言，英语世界和中文世界作品的时间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读者对斯金纳研究进展的持续了解，也多多少少影响了国内学者对思想史研究的关注热情。《法庭上的莎士比亚》英文原版于2014 年出版，本是斯金纳应牛津大学之邀为克拉伦登系列讲座所作。2018 年，斯金纳又出版了《从人文主义到霍布斯》①，书中包含了两章与《法庭上的莎士比亚》一书研究主题相关的文章。到本文写作时，斯金纳依旧在继续创作新的作品。就此而言，中文阅读界对于斯金纳研究的了解，或许面临着某些断裂。而恰如前文简单的创作时间线所暗示的，《法庭上的莎士比亚》在斯金纳的思想史研究中扮演着某种桥梁的作用，承接起他晚近十年的研究工作。译者当然也希望，《法庭上的莎士比亚》中文译本的出版，也能在某种意义上将中文世界对斯金纳及其思想史研究的了解接续起来。 

　　一、 斯金纳是谁? 

　　1940 年11 月26 日，昆廷·斯金纳在曼彻斯特的郊区小镇查德顿(Chadderton)出生。他是亚历山大·斯金纳(Alexander Skinner)和温妮弗雷德·罗斯·玛格丽特·达西(Winifred Rose Margaret Duthie)的第二个孩子，是个射手座的男孩，按中国生肖属龙。斯金纳的父母都是苏格兰人，两家都是阿伯丁的富裕商人家庭，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父亲曾经在英格兰军校就读并接受了海军训练，母亲毕业于阿伯丁大学英语文学专业(母亲的三位兄弟和两位姊妹则在阿伯丁大学学习医学专业)。根据斯金纳自己的回忆，他的父亲从军校毕业后加入皇家海军，并很快被派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线。由于对行伍生活的厌恶，亚历山大退伍之后参加了文官考试，并成为英帝国非洲殖民地官方机构的官员，还因为自己的服务而获得大英帝国三等勋位(Commander of the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CBE)。他的母亲温妮弗雷德大学毕业后，成了学校教师。或许是通过她的大学同学、亚历山大的妹妹的介绍，两人结识，后来又结成夫妻。夫妇二人算得上晚婚晚育，斯金纳出生时，母亲已经39岁。 

　　斯金纳的父母常年工作生活在尼日利亚，在斯金纳出生后不久便又返回殖民地继续工作。年幼的昆廷(同许多同时代有相同背景的孩子一样)被留在英国本土(鉴于非洲的卫生环境和气候条件可能对婴儿和儿童带来危险)，仅在假日期间可以与父母相聚。或许是历史学家的职业特性，也或许由于斯金纳本身性格温和，当后来采访者们问及他自己对童年这段缺失父母的成长历程的看法时，他总是强调其时代性和普遍性，坦言对当时的孩子来说，这种生活就是常态。当然，斯金纳也是十分幸运的。一来，他的父母将他留给斯金纳的姨妈照顾，这位温柔又充满智慧的女性在曼彻斯特从事医师职业，终身未婚，热爱中国文化，并且以母亲般的关怀照顾小斯金纳成长。在姨妈家见到的中国工艺品和各种藏品，也成为斯金纳对中国文化好奇和热爱的开端。二来，斯金纳的父亲在尼日利亚的殖民机构担任要职，父母的家世与职业不仅保证了斯金纳的日常生活与教育，同时这份工作还丰富了家族对非洲工艺品的收藏。 

　　对于成长于20 世纪中叶的英国儿童(尤其是男孩)而言，寄宿学校是许多孩子受教育和生活经历中无法逃避的环节。父母远在海外的小斯金纳也是如此。7 岁时，斯金纳被送入贝德福德学校(Bedford School，一所创建于1552 年的私立男校)的小学预科，成为一名寄宿的小学生。正如许多后来影视作品中所描绘的，寄宿学校的生活往往伴随着各种不悦的记忆，严厉的管教、被迫的独立与年幼儿童尚缺乏社会化训练的互动，对每个成长在这种制度下的学生来说，都算不上舒适愉悦。虽然斯金纳坦言，当时的孩子们大多如此，但也不止一次地补充说，即使在那时候，他依然对这种生活感到难以接受。不过，寄宿生活开始一段时间后，小斯金纳患上了肺结核，母亲从尼日利亚回到英国照顾他。两年后，亚历山大也从尼日利亚退休，一家人从此定居贝德福德。退休后的亚历山大继续保持着沉默的性格，但是母亲的陪伴给斯金纳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母亲继续保持着对英国文学的热情；另一方面，作为曾经的外交官，母亲常常在家用法语同他交谈，这也为斯金纳后来的语言能力打下了基础。 

　　虽然贝德福德的经历伴随着可怕的回忆，但是这所学校也给斯金纳提供了极其优良的基础教育和通识教育，为他后来一生的研究打下了基础。贝德福德的许多老师都十分优秀，斯金纳尤其醉心于历史、英国文学和古典文献。当时担任英国文学和历史学课程的授课教师约翰·艾尔(John Eyre)对斯金纳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在艾尔的引导下，斯金纳对戏剧和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还在艾尔的号召下竞选了学校的莎士比亚戏剧演员)。作为一位优秀的教师，艾尔在教导学生获得牛剑诸校奖学金方面也颇有心德。他不仅介绍斯金纳参加了剑桥大学的奖学金面试，而且为了让斯金纳等学生准备充分，还引导他们开始阅读克罗齐、罗素和柯林伍德等重要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这对斯金纳后来的学术选择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不仅如此，贝德福德的教育制度和斯金纳在家庭中受到的父母的影响，使他的兴趣爱好得到了很大的扩展。他在学校里成了体操队和剑术队队长，掌握了小提琴演奏技术并成为校管弦乐团和合唱队的成员。他对古典音乐有着强烈的热情，贝多芬、海顿和亨德尔都曾经是他的最爱，而近年来他最喜爱的则是巴赫。20世纪的俄罗斯古典音乐也使他十分着迷，从柴可夫斯基、斯特拉文斯基一直到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都是他的常听曲目。有意思的是，斯金纳应该是一个一心不能二用的人。他热爱音乐，但当他进行严肃的学术思考和写作时，需要保持绝对的安静，而无法在欣赏音乐的同时认真工作。 

　　1959 年，即将从贝德福德毕业的斯金纳参加了剑桥大学的面试，获得了面试官伊恩·麦克法兰(Ian MacFarlane)的青睐，成为冈维尔凯厄斯学院(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的学生。这一年也是斯金纳教师人生开始的一年。根据他的回忆，在从贝德福德毕业和前往剑桥大学开始大学生活之间，他获得了几个月的空闲，于是便应聘到肯特郡梅德斯通的一所中学担任代课老师。几个月的教书生活既让他坚定了自己要从事教师工作的决心，也让他认识到了这份工作的艰辛，这也是他进入剑桥大学后坚持教职生涯的起点和初心。 

　　许多人或许都有这样的体会，在某个阶段，自己的人生仿佛加速了，以至于后来的生活都可以说取决于某些时刻。在斯金纳学术生涯的早期，就有这样的几个决定性时刻。第一个“时刻”是 1962 年，这一年，斯金纳还未满 22 岁，他在冈维尔 凯厄斯这个有着浓厚历史学氛围的学院已经接受了大量的历史学和其他人文科学的教育。斯金纳在学习中展现了惊人的能力，在当时剑桥实行的考核制度中，他在前两个学段都位列第一，第三学段(终端考试)的成绩也十分优秀。与此同时，出于偶然，学院空缺了一位院士(fellowship)，斯金纳便因自己的优异成绩获得了这个资格。此时，他已经结识了约翰·邓恩，同时还上过古代史大家摩西·芬利爵士(Sir Moses Finley)和中世纪思想史大家沃尔特·乌尔曼(Walter Ullmann)的课程。此外，令他印象深 

　　刻的老师还包括讲授苏格兰启蒙运动和休谟思想的邓肯·福布斯(Duncan Forbes)，以及主要研究政治哲学和思想史的约翰·伯罗(John Burrow)。也是在这个阶段，斯金纳接触到了彼得·拉斯莱特的研究(不过，在本科阶段，斯金纳并未与拉斯莱特结识)，拉斯莱特的《洛克〈政府论〉导论》极大地激发了斯金纳对思想史研究的兴趣。因此，尽管他对拉斯莱特的研究结论持批判态度，但是拉斯莱特的方法论主张确实具有开创性，拉斯莱特所编辑的洛克作品，是他如今依然会推荐学生们使用的基础性文本之一。 

　　更偶然的事同样发生在 1962 年。当年夏天，英国政府开始在大学中推行改革。由于学生数量的增加和新大学的设立，许多新学校缺少教职工，而这种空缺又只能依靠在原有的大学中调剂来解决。于是，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这样的老牌大学中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人才流失，学校同样需要新的力量来应付日常的教学和工作。恰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缺少一位历史教师的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将目光锁定在了表现优异的斯金纳身上，聘请他担任这一职务。出于自己从事教学工作的初心和年轻气盛的勇气，斯金纳接受了这份工作，由此开始了科研教学“双肩挑”的繁忙生活。他不仅要为准备讲课而认真阅读大量文献并构思课程提纲，要配合学院完成各种行政工作，还要继续完成自己的学习任务，通过奖学金考试，并且推进自己感兴趣的思想史研究，尤其是关于霍布斯思想及其义务论语境的分析。当然，他凭借出色的能力完成了各项任务，同时也开始在方法论和思想史研究领域崭露头角。在这一阶段，他所授课的学生中，也有许多优秀的年轻人，后来成为十分著名的历史学家，西蒙·沙玛(Simon Schama)就是其中之一。自1962 年成为教师后，斯金纳在剑桥大学又继续度过了近十年辛苦又忙碌的生活。1965 年，他获得了硕士学位，正式成为基督学院的院士。1974 年，斯金纳接受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历史学的约翰·艾略特的邀请，成为该校高等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本来他只准备在美国停留一年，但普林斯顿大学很快又向他提出了一份五年制的工作邀请，甚至想要聘请他为终身教师。斯金纳接受了这份五年合同，继续留在美国研究和写作。在离开英国之前，斯金纳结束了自己的第一段婚姻。他后来接受采访时说，结婚时他和女方都很年轻，虽然已经交往几年，但婚姻对于他们来说似乎并不是正确的选择，于是两人很快结束了这段短暂的婚姻关系。在来到普林斯顿一段时间后，斯金纳结识了苏珊·詹姆斯，一位同样来自剑桥大学的女性哲学学者。他们在异国他乡互生好感，相互陪伴，有时还会在普林斯顿学校内的草坪放风筝。苏珊·詹姆斯给了斯金纳很大的支持和鼓励，两人自此以后相伴同行，到如今已经度过了四十多年幸福的婚姻时光。“回想起来，这仿佛就是一整个人生。”斯金纳每每谈到妻子时，总是极尽赞美，充满了快乐。 

　　苏珊·詹姆斯是一位十分优秀的女哲学家，研究领域主要是近代早期欧洲哲学，尤其是斯宾诺莎哲学思想、性别哲学以及社会政治哲学等。从剑桥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后，苏珊先后在剑桥大学的戈登学院以及康内提克大学担任过研究员讲师。2000 年，任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的哲学教授，并在伯克贝克建立了斯宾诺莎研究小组。2022 

　　年，苏珊成为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斯金纳和苏珊这对学术伉俪相互扶持，互相成就，在斯金纳的每本书中，都会衷心地感谢苏珊这位最敏锐的“第一读者”。夫妇俩至今还保持着每年旅游度假的习惯，意大利和南法都是他们喜欢的目的地，这些地区的古迹和各种书店则是他们最享受的地方。20 世纪末，两人还应学术邀请来中国讲学。他们十分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艺术，后来甚至开始规律地学习太极来锻炼身体，每天最爱的饮料也是中国茶。最后，关于斯金纳的家庭生活，还有一个有趣的巧合，那就是斯金纳和苏珊的女儿和儿子分别出生于 1980 年和 1982 年，而这两年也分别是斯金纳的父亲和母亲离世的年份。 

　　普林斯顿的五年时光不仅带给了斯金纳美好的伴侣和幸福的婚姻生活，也给了他极大的学术激励，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斯金纳完成了他的成名作《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这部杰作的完成，一方面是斯金纳在剑桥大学期间备课和研究的积累，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普林斯顿给他提供的大量自由的写作时间。当时作为访学学者的斯金纳，并不承担强制性的教学任务，而在参与了几次学校的学术研讨后，他迅速地意识到自己所感兴趣的问题与其他学者的巨大差异，从无意义的争辩风险中抽身，投入写作之中。虽然当时普林斯顿的历史学研究并未得到斯金纳的认可，他在这里却收获了方法论和更宽广的学术视野，尤其是与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hman)和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这几位社会理论巨匠的交往，使他受益匪浅。库恩的“范式”理论，赫希曼关于欧洲近代早期经济和政治社会变迁的反思以及格尔兹的文化理论给了斯金纳很大的启发。这些学者在研究中对“永恒问题”的拒斥、对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认可等，都使斯金纳颇有志同道合之感，他对这几位学者总是赞不绝口。 

　　关于斯金纳早期学术生涯的开始，最后需要提及的“熟人”应该就是同他和约翰·邓恩一起被并称为“剑桥学派三剑客”的波考克。波考克1924 年3 月7 日生于伦敦(是个双鱼座)，比斯金纳大十六岁。1942—1946 年，波考克在新西兰的坎特伯雷大学学院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1948 年回到英国，并于 1952 年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又回到新西兰任教。1974 年，波考克成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的教师，1994 年荣休。斯金纳和波考克之间的友谊始于波考克将自己的《马基雅维里时刻》(The Machiavellian Moment)草稿寄给斯金纳。这部作品展现了波考克深厚的历史学功底和严谨的写作风格，波考克同斯金纳一样，不满当时主流的思想史研究路径，认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阐述的理论变革模式，并试图将库恩和维特根斯坦等哲学家的方法论运用到思想史研究中。他对斯金纳关于语义和语言行动的方法论分析以及当时已经发表的霍布斯政治义务论研究十分感兴趣，遂真诚地将自己的这部作品寄给斯金纳。对于波考克，斯金纳同样既感激又欣赏。虽然年长他许多，但波考克从未以前辈的身份对待他，两人的交流探讨总是在平等的氛围中展开。当然，斯金纳对波考克关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政治思想史的判断持批判态度，但这并未影响后来的学者将二人与约翰·邓恩“打包处理”的做法。 

　　部分因为家庭原因，斯金纳和苏珊于 1979 年返回英国，斯金纳开始在剑桥大学政治学系任教。1996 年至 2008 年期间，他被任命为剑桥大学近代史钦定讲座教授，此外，还担任了剑桥大学的一些行政职位。从剑桥退休后，他一直在伦敦玛丽女王大学任教，到 2022 年，他已经从事教师行业整整六十年。斯金纳不仅积极参与(实际上是以他为核心和榜样)玛丽女王大学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心的建设和各种学术活动，参加青年学者的学术研讨会，还给学生开设了包括近代政治思想中的国家理论等课程，继续影响和教育着来自许多国家、对思想史研究感兴趣和有热情的青年人。斯金纳的课程深入浅出，尤其强调文本阅读与历史知识的结合，学生往往都会被他丰富的通识知识、深刻的哲学洞见和惊人的记忆力所折服。而他面对这些思想史的菜鸟，总是十分温和友善，从不吝啬时间给学生解答哪怕是最简单的问题，也非常乐于为学生提供各种智识帮助。作为一位杰出的学术领袖，他也十分重视为后来者和青年学者提供学术资源，帮助他们获得更多的学术舞台，顺利地融入思想史研究的“共同体”。在英国大学的各种学术活动中，照例都会有茶歇或者会后的聚餐聚饮，而只要斯金纳出席，他就不仅会友善地同各位参会者交流，更会鼓励学生们相互了解，表达自己的看法，结交更多的友谊。在他的影响下(虽然他总是十分谦虚)，以伦敦大学尤其是玛丽女王大学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心为基础的思想史研究小圈子，有着十分轻松和和谐的氛围。 

　　在过去六十多年中，斯金纳出版了诸多重要作品，也获得了许多重要的嘉奖。在这些作品中，他集中于20 世纪所发表的十余篇方法论文章可以被视为斯金纳方法论基础的总和，后来经过编辑修改和扩充，成为 2002 年《政治的视野·第一卷: 方法论》的主体内容。《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自出版以来，在历史学界和政治学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1979 年获沃尔夫森历史学奖，并被《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列为“五十年内最具影响力的一百本书之一”。此外，他几乎收获了西方世界人文历史学界所有重要的荣誉和奖项。除已经提到的沃尔夫森历史学奖外，还有 2001 年的本杰明·利平科特奖(Benjamin Lippincott Award)、2006 年的巴尔赞奖(Balzan Prize)、2006 年的以赛亚·伯林爵士奖(Sir Isaiah Berlin Award)、2007 年的大卫·伊斯顿奖(David Easton Award)、2008 年的比勒菲尔德学术奖(Bielefelder Wissenschaftspreis)等。自己获奖的同时，斯金纳也秉持着一贯的慷慨和谦虚，将自己所获的奖金用在鼓励后辈上。他在剑桥设立了“昆廷·斯金纳讲师奖学金” (The Quentin Skinner Lectureship)，为从事近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青年学者提供在剑桥大学进行短期研修的机会。不仅如此，斯金纳还是许多世界著名学术机构的成员，他是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欧洲学术院院士(Academia Europaea)、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dei Sciences)、意大利林琴国家科学院院士(Accademia Nazionale Lincei)，当然，还是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巴博·博蒙特人文学科教授”(Barber Beaumont Professor of the Humanities)。最后，虽然斯金纳并未获得博士学位，但是数年来卓越的学术成就使他获得了世界多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其中就包括了牛津大学、哈佛大学、雅典大学、芝加哥大学、赫尔辛基大学等，也算弥补了一项缺失。 

　　部分由于童年时期姨妈的影响，部分由于历史学家的天性，斯金纳对中国一直保持着善意和好奇。2017 年，斯金纳教授应北京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之邀再次来到中国，其间在北京和南京讲学游历，在北大讲学的讲座内容以《国家与自由: 斯金纳访华讲演录》为名于2018年出版，在南京大学的讲座讲稿则收录在《新学衡·第二辑》中。当时已经77 岁的斯金纳，凭借敏锐的思考和深厚的学识使国内学者和学生折服，几场讲座均座无虚席。在讲座和讲学工作之外，他更是抓住机会体验中国的风土人情，热情与学人交流。如今离他当年与译者在访谈中提及《法庭上的莎士比亚》一书已过去六年，这本当时在他口中“最满意的书”终于可以与中国读者见面，于作者和译者而言，都是一件激动人心之事。 

　　二、 说明而非解释: 斯金纳的目标与方法 

　　斯金纳研究的重要性和巨大影响，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其方法论较于传统思想史研究的革新之上，他在写作时也有着高度的方法论自觉，因此，有必要对其研究方法做一些介绍。 

　　在2002 年出版的论文集《政治的视野·第一卷: 方法论》中，斯金纳使用了一个口号式的标题———Seeing things their way，这也是斯金纳每每澄清自己的方法论关怀时会使用的表述。我们大致可以将其翻译为“如其所是地看”，而反过来看，这句话也是在说，某些研究并没有如此行事。那么，在斯金纳看来，历史学家在研究思想史时会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 

　　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从斯金纳在2003 年回应《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批评者时的表述中找到简单的回答。 

　　第一个问题是并未如其所是地看待思想和文本的历史研究，被他称为“融贯性的神话”(mythology of coherence)。这种神话坚称，“对任何政治作家的作品进行分析的最佳方式，就是从他们的全部作品中提取那些能够构成连贯系统思想体系的内容”。 因此，对文本的阅读不仅要从整体出发，而且最好要从中归纳出一整套前后一致的论述。以对马基雅维里的解读为例，斯金纳反对包括克罗齐在内的许多学者的观点，认为在《君主论》和《李维史论》之间，不存在明显的断裂。相反，受到柯林伍德的影响，他认为真相绝非某种单一的主张，甚至也不是作为整体的一系列主张，而是存在于由问题和回应所构成的复合体之中。 用这种“问题 回应”的解读方式来分析马基雅维里，在每部作品本身之中寻找连贯性，成为斯金纳研究马基雅维里的基础。 

　　另一种斯金纳要挑战的观念是对经典文本和“永恒问题”(perennial issues) 的迷信。它认为，文本蕴含着“恒久的智慧”(dateless wisdom)，其展现形式则是“普世观念”(universal ideas)。由此出发可以推论，这些教诲对当下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同样具有指导性，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阅读，仿佛这些作品是出自同时代人之手。斯金纳一直反对这种经典至上的诠释学路径，他发表于1969 年的方法论文章《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的原定标题就是《政治思想史中经典文本的无足轻重》(The Unimportance of the Great Text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当然，斯金纳之所以如此表述，旨在反对正典论(canonist)，指出在思想史的研究中，经典文本绝非唯一。 

　　为什么经典没那么重要? 

　　一方面，在斯金纳看来，历史学家必须时刻谨记避免时空错置(anachronistic)的失误。过去某个历史阶段所发生的事件，所流行的观念，所使用的术语，与研究者们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必然存在着差异，罔顾这一点，将自己视作尺子去裁剪历史，实际上背叛了历史研究的宗旨，既不符合理性，也充满了自大情绪。这种立场也意味着，许多人津津乐道的所谓“永恒问题”，很有可能仅仅是当下研究者所假设的某些判定而已。另一方面，由于每一位作家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话语体系之中进行写作的，我们在阅读时，需要将其视为文本“之一”，而非“绝对”文本。斯金纳曾经专门澄清过他与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一个主要区别，施特劳斯对文本的阐释是“道德式的”，而他的解释则是“历史性的”。就此而言，斯金纳主张采用一对一的文本分析方式，考量作者在写作时的意图与目的，将其视为对特定问题的回应。 

　　其实，到回应批评者对《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的意见时，斯金纳对自己的方法论已经做了精简，以便有针对性地回答质疑。斯金纳思想史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基本关照和出发点，在《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一文中有最全面的概括。在这篇方法论“檄文”中，斯金纳直陈当时思想史研究界的三大神话迷思(myth)，坦言研究者需要重新思考思想史的目的、限度与路径。简单概括，这三种迷思包括了“学说迷思”、“融贯迷思”和“预期迷思”。 

　　所谓学说迷思，指的是历史学家经常陷入的一种分析方式，亦即坚信每一位重要的著作家，必定会在某些主题所包含的所有论题上都提出自己的学说。因此，当我们研习这些思想家和作家的作品时，一定可以从他们的论述中找出相应的内容。首先，我们很容易将这些著作家的只言片语当成他们对于某些论题的论述，并因此或是将我们预期的论述强加给历史上的著作家，或是牵强地一定要在某些重要作品中找到预期的论述。这两种时代错置(anachronism)常常出现在现时代各种讨论分析思想史的作品之中，例如，研究者因为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Marsilius of Padua)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论述，在《和平的保卫者》(Defensor Pacis)中曾经将统治者执行角色和人民的立法角色分离开来进行讨论，便推断马西利乌斯关于立法和行政分立的主张与政治自由的观念传统相关;抑或是因为理查德·胡克(Richard Hooker)在《教会组织法》(Of Laws of Ecclesiastical Polity)第一卷中曾经讨论过自然的社会性(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就认为他对教会组织神圣起源与公民组织世俗起源的区分是社会契约论思想传统的组成部分。 

　　不仅如此，持有这种主张的研究者，还可能将各种思想观念实体化。也就是说，认为各种观念学说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是一直存在的，而这就是洛夫乔伊“观念史”研究的立场。学说迷思的以上表现形式，或许在某些政治哲学和思想实验中，有助于论辩者理清思路。但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这种处理方式完全违背研究的目的，而且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研究者不仅会不公允地对待每位著作家的成就与历史意义，甚至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偏好来评价这些著作家并不具备的某些特质:“马基雅维里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他为马克思奠定了基础……孟德斯鸠的远见卓识在于他预见到充分就业和福利国家观念……而莎士比亚这位杰出的政治著作家对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组成社会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因此他的作品可以被视为道德和政治教育文本。” 

　　前文已经提到斯金纳对施特劳斯研究的不满，在《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中，斯金纳更是直接指出，施特劳斯对思想家和著作家的研究，同样是这种学说迷思的表现，而且比以上做法更危险，是一种鬼神论(demonlogoical)的处理方式。施特劳斯坚信人类历史存在某些永恒问题和真正价值，由此出发，对过去的各种思想家进行谴责、批判，以道德论的口吻来阐述这些著作家的写作。也有一些研究者或许比施特劳斯一派更加温和一些，但他们依旧或是将并不属于著作家本身的观点或学说强加到研究对象身上，或是从预设的学说系统出发，批判著作家并未充分讨论或者并未提及这一套学说中的某些内容，并将其视为这些著作家的不足之处。更有甚者，研究者还会根据预设的学说来假定，著作家的作品就是为实现该学说的目标而作，因此，他/她的意图必定在此。于是，即使他/她的言论缺乏各种证据，也一定存在某种隐微的写作或高明的修辞，使著作家可以在“永恒真理”的链条上进行传承。 

　　第二种迷思被斯金纳归纳为融贯迷思，这也是回应对《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的批评时，他明确提及的一种。在斯金纳看来，这种错误在当代政治和道德哲学史的论著中俯拾即是。研究者为了赋予学说逻辑上的融贯，常常根据自己的预设来“调整”著作家的学说主张，并且认为著作家总是会持有或捍卫某些融贯的系统，以及认为他们如此智慧，怎么可能前后矛盾，又怎么可能在未经完整规划而进行写作呢?然而，事实显然往往并非如此。斯金纳指出，这种迷思会进一步导致我们在处理著作家的作品时，因为其缺乏融贯性而进行批判，或是傲慢地忽略掉著作家可能存在的思想发展，或是简单粗暴地忽略掉著作家作品可能出现的前后不一致的主张。(当然，对这种不一致的精妙简化，同样出自施特劳斯之手。例如他关于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和《李维史论》中不同立场的诠释，将其归于施特劳斯口中“迫害与写作”这一著作家所要面临的“永恒处境”。) 

　　如果说前两种迷思发生在研究者对著作家文本的“扩大化”解读中，可以通过严格地将关注限制在文本本身之内而得到避免，那么第三种迷思则更加难以预防，这便是预期迷思。 对此，斯金纳给出的解释是，研究者们往往会以回溯的眼光，根据自己的后视之明来评判历史人物和著作家的行为与作品。一个最直观的例子就是，在如今关于文艺复兴历史的叙述中，人们常常带着修辞的说法将彼特拉克登上旺图山视为这个时代的开端。然而对彼特拉克来说，他当时具备这种历史责任感的可能性太小了，甚至不及他仅仅只是登上山的解释站得住脚。类似的处理方式也发生在其他思想家和著作家身上。例如，人们将柏拉图追溯为某种极权主义主张的起源，认为卢梭不仅促成了雅各宾派的血腥统治，也要对如今的极权主义承担责任，更不用说人们将马基雅维里的学说视为政治现代性的开端了。 

　　这样看来，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上著作家和思想家的学说观念时，其实能做的十分有限，要如其所是地了解认识这些学说观念，似乎无法满足许多人内心深处对意义、价值、永恒真理的迷恋。因此，斯金纳在批判了各种迷思后，就需要告诉大家，思想史的研究究竟有什么可取之处和值得肯定的地方? 显然，如其所是地看待思想家，不仅是研究者平视对方、尊重过去的基本职业素养，它也可以避免我们做出以上在知识论层面错误的判断。用斯金纳自己的话来说，试图通过在经典文本中寻找“永恒问题”来为自己的哲学论证背书，会将思想史研究变成一种十分幼稚的工作。因为当我们真诚地考察历史就会发现，“任何的言论都必定体现在特定情境之下的特定意图”。换句话说，人们信奉的经典文本所关心的是著作家和思想家自己所处时代的问题，而不一定是(甚至可以说不可能是)我们时代所面临的问题。这也就是柯林伍德所说的，在哲学中并不存在永恒问题，存在的只有对特定问题的特定回答。这种结论的有限性在斯金纳看来并不意味着对思想史研究价值的否定，相反，一旦我们认识到，不同时空的社会存在着不同的观念系统和价值体系，社会一直处在变迁之中，人们的思想也是如此，我们反而可以获得更大的解放———意识到我们身处的时代和社会所具有的偶然性，并从这种反思追问中获得自知之明。 

　　那么，身处不同时空的我们，如何能够确认彼时作者的意图呢?在《从人文主义到霍布斯》一书中，斯金纳曾经指出理解作者和文本时最基础和核心的工作:“要探寻古人的观点与意涵，必然十分困难，除了阅读其著述别无他法。”不仅如此，“若非有足够的历史知识去发现这些背景，并以极大的审慎之心进行考察”，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这些文本。 

　　这就需要引入语言哲学对文本与语境之间的讨论。 

　　在这个问题上，斯金纳的方法论资源主要来自维特根斯坦、奥斯汀(J. L. Austin)和赛尔(John R. Searle)。维特根斯坦将语言视为复合工具(multiplicity of tools)，表明词语与句子可以以多种方式被使用，指出词语的意义存在于其用法之中，其“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s)和“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等概念为斯金纳提供了文本分析的基本指针，对文本主义(textualism)和正典论进行批判。在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之下，斯金纳认为，由于语言必然出现在特定时间所施行的特定语言游戏之中，因此，要理解词语和句子的含义，就不能仅就文本来读文本，而是要理解整个语言游戏的惯例(conventions)，要理解语言的各种用法。 

　　奥斯汀的启发则在于语言用法的考察上，奥斯汀界定了“施事话语”(performative utterance)，当话语在被说出时，它不仅是“说了某事”，同时也“施行了一种行动”。奥斯汀区分三种话语类型:以言表意行为(locutionary act)、以言施事行为(illocutionary act)和以言取效行为(perlocutionary act)。其中，还原言说者发言时的所思所想，是一种心理学层面上的任务，以言取效行为则要将言说对象的接受与反应纳入考察之中。第一种行为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不可能，第三种则并非思想史研究的首要目标。“以言施事的力量指的是某种语言资源，以言施事的行为指的是言说者在沟通中运用这种语言资源的能力。与其他所有自愿行为一样，以言施事行为是凭借我们的意图而被辨识出来，但是，我们的话语所承载的以言施事的力量，则主要是由这些话语的意涵和语境决定。” 

　　斯金纳的文本分析在以言施事行为这一层面展开，它包含在文本之中，但又与作者所假设的意图(难以复原)有所区别。“当施行以言施事行为时，能动者必然要采用一种特定的力或意义来表达特定的言说，并且想要他的听众根据自己表达时的意图来理解这些言说，这就是能动者在写作和他所写作品意义之间‘可能存在的最接近的关联’。”对此，斯金纳本人正是如此总结自己的立场的: 

　　我一直试图证明的是，文本便是行动，恰如是，理解过程要求我们在处理所有以言施事的行为时，复原在实施这些行为时所包含的意图。但是，这并非旧解释学或许会引导我们去相信的那种神秘的移情过程。这是因为，行动反过来也成了文本: 它们包含了我们有希望读出的主体交互性意涵。 

　　由于这种以言施事的行为必然要考虑话语产生所处的特定规范性表述、惯例和意识形态等，以保证言说能够被听众(起码部分地)所接受，因此产生效果。因此在对这种意图进行恢复时，着重考虑的就是对这些规范性表述进行追溯和考察，也就是所谓的语境还原。当然，语境可以包含多种维度: 特定的政治情势、社会或文化环境，诸如法庭这样的制度性背景等，这些维度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界限，与言说者和文本产生复杂的互动。 在斯金纳的分析中，书面文本与其他类型的语汇呈现同样重要: 图像、音乐和建筑等也是一种修辞方式和特定语言。斯金纳不止一次在访谈和讲座中强调了这一点，他自己的研究也同样采取了这种视角。例如，对洛伦采蒂的湿壁画《好政府》(Lorenzetti，Bono Government)的研究就是极好的示范，而例如《霍布斯哲学思想中的理性和修辞》一书对于人文主义传统和霍布斯早期思想与写作活动的关联，尤其是人文主义者主张的图像呈现与霍布斯作品之间关联的分析同样如此。 

　　其实，在很多访谈和作品中，斯金纳也反复阐述了他的这种方法论主张，简单地说，要如其所是地理解文本的内容与作者的意涵，其实可以分“三步走”。 

　　首先，正如前文已经提到的，斯金纳十分赞同柯林伍德的“问题回答”判断，强调著作家和思想家写作的时代背景与即时性。换句话说，文本都是作者想要针对具体的、特定的问题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所作，是作者本人对特定问题或议题的回答，在政治社会议题中尤其如此。因此，我们在研究文本时，第一步就是要发现作者本人想要回应的问题是什么，这个答案或许存在于作者所生活时代的迫切的政治社会危机中，或许出现在作者日常生活和交往的经验中，总之，是可以通过具体的历史资料和文本分析来找到的。第二步当然就是找出作者思考认识这些问题时，可以借用的思想文化传统和资源，这就需要研究者详细梳理作者的教育背景和阅读书目，了解作者的社交网络和生活状态。毕竟，我们通过语言所能理解和表达的，都是我们所已经掌握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斯金纳的许多思想史研究中，都能读到大量对著作家和思想家的教育背景和阅读书目进行考据的内容。最后，在斯金纳看来，在大致同一时代和同一区域，由于面临的政治社会危机与议题大致相同，诸多著作家和思想家对其的回答，必定可以放在一个光谱(spectrum)中来总体性地被观察。而倘若要了解文本的意涵，就要思考文本在整个光谱中位于何种位置，是如何干预和介入(intervention)光谱，并且为该政治论辩做出了何种贡献的。 

　　根据这种三步走的方法论指南，我们便进入本书与斯金纳整体研究方法的两重相关性。一方面，在任何时代，教育背景和知识资源都在绝对意义上决定了一个人的思想模式以及话语表达方式，在传统时代尤其如此。对于接受了人文主义教育，在文法学校经历了完整训练的莎士比亚来说，应当重视他所能使用的知识资源，去解释他所取得的各种成就。而就莎士比亚的戏剧而言，法庭剧的安排和设计尤其印证了他所受到的人文主义修辞术教育。也只有详细了解人文主义教育中修辞术的具体课程安排以及教材内容，才能解释莎士比亚的诸多法庭剧情节和台词的选择。修辞学家尤为关注的是如何在法庭论辩中取胜，根据西塞罗、昆体良等罗马修辞学家的教诲，这需要言说者最大限度地激发听众的情感。为此，各种修辞技巧被反复运用，成为言说者“以言行事”时将会采用的最合理和便捷的参考路径。 

　　另一方面，由于莎士比亚接受了标准的人文主义教育，对其作品的解释，可以直接从其教育背景和经历之中寻找线索、还原语境。这也就反过来证明了斯金纳的方法论主张，以及通过回到语境之中来理解著作家、理解文本，“如其所是地”知晓莎士比亚为何如此写作法庭剧。斯金纳在本书中从莎士比亚生活时期英国的人文主义教育谈起，着重分析了当时英国文法学校修辞学教育的课程安排与课本书目，列举了莎士比亚应当掌握的修辞术技巧，以及经典作家是如何解释和示范法庭修辞术的步骤与策略的。知识资源与剧本内容的对应，也从方法论角度为斯金纳的主张做了最完美的证明。 

　　三、 检视莎士比亚: 人文主义教育传统与莎士比亚的法庭剧创作 

　　“即使是最具有原创性的作家，也绝不是他们所言说的语言的发明者，而通常是既有文化的产物，他们不可避免地在这些文化中参与对话。”人文主义作家如此，莎士比亚这位天才当然也是如此。斯金纳思想史研究一直以来的目标之一，都是解释这些作家的作品为何以特定的方式呈现出来，以及他们对某些概念的理解，为何表现为特定的样式。因此，虽然许多读者看到本书的标题时或许会认为，这与大家印象中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剑桥学派概念史抑或是斯金纳等思想史家津津乐道的共和主义思想等标签大相径庭，但实际上，《法庭上的莎士比亚》这本看似“离题”的作品，恰恰是斯金纳思想史研究中不应当被忽略的成果。在本书的引言开篇，斯金纳就直截了当地表明了本书的意义与价值: 

　　本书是我为了理解修辞技艺在文艺复兴文化史中的地位而进行持续研究所出版的第三部作品。本系列研究的起点始于考察罗马修辞观念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共和国中的再次出现，以及它们对公共生活理论和行为的影响。尔后，我将研究焦点转移到17 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此时修辞术教育开始受到质疑和抨击。本项研究则回到了修辞术教育在文法学校中独占鳌头的伊丽莎白和詹姆斯一世时期的英国，试图考察这种教育体制与同一时期无与伦比的戏剧成就之间所存在的复杂关联。 

　　这里提到的其他两部作品，第一部就是斯金纳出版于 1978 年的《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第二部指的则是《霍布斯哲学思想中的理性和修辞》。回看《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的第一卷“文艺复兴”就会发现，此时斯金纳已经具有高度的方法论自觉。他在这一卷中，主要通过分析文艺复兴时期罗马修辞术的传播与运用，来解释文艺复兴时期社会政治理论与行为方式的特征与变化。修辞学被视为文艺复兴的知识资源，人文主义者恰好是在他们所接受的罗马修辞术教育之中承袭罗马法传统关于自由观念的理解，并发展出了一整套相对应的学说。《霍布斯哲学思想中的理性和修辞》则着重考察霍布斯早年人文主义教育对他写作以回答当时英国面临的迫切政治问题———如何理解政治义务———产生了何种影响。该书综合运用了文字和图像等各种资料，生动地展现了霍布斯早期思想的人文主义特征，也展现和解释了霍布斯后来思想发展变化的原因。 

　　《法庭上的莎士比亚》一书，也就是沿着这样的脉络被创作出来的。本书除引言外，共有十个章节。第一章“古典修辞术在莎士比亚时期的英国”旨在对16 世纪英国文法学校所实行的文法教育中与修辞术相关的内容进行全面梳理。本章首先从罗马修辞术传统入手，分析包括西塞罗、昆体良以及作者匿名的《罗马修辞手册》等作家对修辞术的定义、分类与论述，详细探讨了在各种修辞术类型中，罗马修辞学家们为司法修辞术和法庭演说归纳的模板。随后，斯金纳又梳理了 16世纪罗马修辞术知识与文本资源在英国本土的传播与运用状况，尤其是文法学校中所使用的修辞术教材的书目、作者与版本，以及英国本土修辞学家在传统资源基础上所创作的各种修辞书手册的主要内容。莎士比亚恰恰生活在这种浓厚的修辞学知识氛围之中。第二章“莎士比亚的法庭剧”则分阶段地展现了莎士比亚在诸剧目中对法庭演说和司法修辞所表现的兴趣。按照斯金纳的考察，莎士比亚一生都对修辞术有着浓厚的兴趣，不时将修辞术知识运用到自己的戏剧写作中。不过，他对法庭演说和司法修辞术的运用则是循序渐进，经过了不断的试验和调整的。在《亨利六世》、《理查二世》中，都体现了莎士比亚对西塞罗修辞学和《罗马修辞手册》的掌握。而到了《罗密欧与朱丽叶》、《露克丽丝遭强暴记》、《威尼斯商人》、《裘利斯·凯撒》、《哈姆莱特》等剧目中，莎士比亚在这方面的写作技巧逐渐成熟。到詹姆斯一世时期，他创作的《奥瑟罗》、《量罪记》和《终成眷属》则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莎士比亚对法庭演讲和司法修辞术的纯熟运用。 

　　在整体上为莎士比亚的法庭剧修辞行动提供了语境背景解释后，斯金纳在接下来的八章中，根据罗马修辞术中对法庭演说术的具体规定，对照莎士比亚剧作的写作细节，展开了翔实的论证，并表明在斯金纳所列举的莎士比亚戏剧中，有许多演说词和几场完整的情节，基本上都是按照司法争议中开题和布局的古典规则来写作的。其中第三章和第四章讨论了在法庭演说术中，演说者如何根据自己的动因特征和诉求，选择相应的开场白类型，并运用特定的修辞术技巧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两种开场白分别是“直接型开场白”和“迂回诡秘型引言”，前者在演说者认为自己的动因诚实合法，平铺直叙便能说服听众时适用，后者则出现在直截了当表明立场并不能打动听众的情况之下。第五章则专门分析当修辞术运用不当时，发表开场白可能失败的风险。在提出动因、做出指控之后，第六章讲述的便是如何展开陈述，铺陈案情，尽可能地使法官和听众对自己的叙述感到信服以至于被打动。第七章和第八章介绍提证过程中应当留意的修辞术要求以及可能出现的失败状况，第九章讨论如何通过修辞术技巧来反驳指控，最后一章则介绍了总结案情时的修辞术要求。在以上每一章的叙述中，斯金纳都将罗马修辞术的知识资源和具体步骤与莎士比亚剧目中人物的行为与台词结合起来并展开论证，并成功地完成了他自己在本书引言中所表明的写作要求，亦即解释莎士比亚为何在特定的法庭剧剧目中以特定的方式安排人物、情节与台词。而最直接也最合理的解释是，并非莎士比亚作为一位富有世界主义/人文主义精神的文学家，要通过这些剧情转折反映出他对族群认同/家族世仇/女性困境抑或君主制缺陷诸如此类“永恒问题”的反思，而首先是因为，他被教育如此构思和写作这种类型的戏剧作品。 

　　最后，请允许译者对本书标题的译法做一些说明。或许读者看到标题会十分奇怪，毕竟莎士比亚是剧作家，他很少被牵扯到司法纠纷中(他与法庭经验的交集，斯金纳在本书附录中也做了介绍)。显然，本书不是写莎士比亚所接受的司法试验。不过，作为一本以莎士比亚所创作的法庭剧剧目为观察对象，旨在破解莎士比亚创作之谜，指证莎士比亚创作的动因与手段的作品，我们也可以认为，斯金纳将莎士比亚放在读者的注视之下，而他则是那个引入直接开场白，进行案情陈述，提出证据，反驳辩护，并最终总结陈词的法庭演说家。就此而言，莎士比亚的法庭剧作品，就是莎士比亚被当作研究对象的理由。我们这些读者，则可以凭借罗马修辞术传统的知识资源和 16 世纪英国人文主义教育的历史，来理解莎士比亚的行为，观察莎士比亚在想象的司法场景中的言语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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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庭上的莎士比亚》是昆廷·斯金纳以受邀于 2011 年春季学期在牛津大学克拉伦登讲座上所发表的系列演讲为底本，2012 年春季学期，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克拉克讲座中，斯金纳又继续修订了之前的观点和内容，构成了本书的基本框架。2014 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法庭上的莎士比亚》一书，引发了英语世界文学批评和思想史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2016 年，我在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思想史研究中心访学。秋季学期开始不久，导师斯金纳就主讲了一次关于昆体良修辞术的讲座，其基本内容也出自本书的研究。讲座内容丰富、逻辑清楚、论证有力，配合上斯金纳高超的演讲技巧，在抑扬顿挫的演讲中，许多青年人都被“打动”，继而被“说服”，正如昆体良等古典修辞学家所描述的那般。 

　　在伦敦生活期间以及回国以后，我与斯金纳教授多次聊起《法庭上的莎士比亚》一书，斯金纳称这是他最满意的一部作品(不过，彼时《从人文主义到霍布斯》尚未出版，如今斯金纳如何自我评价，我并未询问过)，我则是被这本书精妙的结构、丰富的史实和出色的论证所折服，更感叹思想史研究超越惯常政治著作家之后可以获得的巨大空间与有趣实践，也将这本书列为心中最佳。回国后不久，译林出版社计划出版中文译本，我十分幸运地承担起了搭建《法庭上的莎士比亚》一书与中文读者之间桥梁的任务。这架桥梁其实也想进一步联通中文读者与英语世界思想史研究，毕竟我们对斯金纳以及“剑桥学派”政治思想史的了解，在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尚有许多空白，中文世界也有很多年没有读到斯金纳的新作了。 

　　如今本书即将付梓，我既惶恐又期待，更有一份终于对导师有了交代的释然和安心。自从我告知斯金纳教授我承担了本书的翻译工作以后，他时常询问我工作进展，告知我书籍版本的更新情况，并一如既往热情友善地回答我在翻译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上月还盛赞了本书的封面设计。对他的支持和帮助，我一直十分感激。感谢南京大学孙江教授指出了书中几个术语的翻译问题，使得本书的论点表达更加准确无歧义。去英国学习思想史，联系斯金纳教授做导师，最初是恩师张凤阳教授提出的，倘若不是张老师的建议，毫无人生规划的我恐怕不会费事申请，也就没有这份翻译计划。在翻译过程中，师友伟华、俊儒给了我很多知识和方法上的支持，俊儒通读了全书，帮我避免了很多技术和表达的错误。此外，还要感谢译林出版社的张诚、张露编辑。张露编辑尽职尽责，不厌其烦地与我沟通和联系，她的职业素养和学术功底确保了本书的质量和进度。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以及自我决定改名为“爱小花”的想想小朋友，你们的理解支持和鼓励使我可以放心地从事学术工作。 

　　莎士比亚说世界是舞台，对如今生活在一个难以理解的后现代大舞台中的我们来说，思想史或许尚有其意义。恰如斯金纳反复澄清的，理解过去完全不同时代的人如何思考和如何表达，不仅是历史学本身的要求，它也向我们证明了，存在着完全不同但同样鲜活的生活方式，我们看待世界的态度或许也可以更加包容。《法庭上的莎士比亚》一书的立意也在于此，希望这本不同于文学批评和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法庭上的莎士比亚》，可以给读者们带来收获和启发。 

　　罗宇维 

　　2023 年5 月于国家体育场北路1号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