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仁发谈枕边书

您的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大量有意识的阅读是从什么时候起？
宗仁发：我的阅读大约是在1970年代开始，那时还处在找不到书读的环境中。跨过读“小人书”的年龄段后，每找到一本“大书”都如获至宝，同学间相互借书都要限定时间返还，借到的书有的是要连夜读完的。有的书因属于“禁书”，就只能“偷偷摸摸”地读。记忆中那个阶段读到过《三家巷》《小城春秋》《红旗谱》《苦菜花》《雁飞塞北》《前驱》《你到底要什么》《虹南作战史》《艳阳天》等。
《雪的安慰》一书中，您在《到底发生了什么，重要吗？》提到自己曾在一所高校当过一任图书馆长，称“那段时光，或许是我人生梦幻式的岁月”。为什么这么说？ 有着工作的便利条件，那段时期的阅读是否更充分？
宗仁发：当时我所在的那所师范学校的图书馆有十余万册藏书，每年还都有一笔固定的订购图书的经费，可以选择订购上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新书。但由于在我接任之前是一位管食堂的人负责图书馆，馆内的图书没有编目，也不便于老师学生借阅。我接手后和两位同事花了很大气力把分类编目工作完成了。面对一排排书架上的书，感觉自己就是一个腰缠万贯的富翁了。于是，在心里设定出庞大的读书计划，准备“暴饮暴食”了。可刚刚坐下来有读书的时间了，我又被借调到四平地委宣传部工作了。
喜欢书和有知识之间没什么必然联系。彼特拉克说过：“我的图书室是充满学问的，尽管它属于一个没学问的人。”但更多的例子似乎还是告诉我们，渊博肯定是来自读书。
《到底发生了什么，重要吗？》是一篇评论柯平的《吴山档案》的文章。像柯平这样知识渊博的诗人恐怕并不多，尽管在获取信息十分便利的今天，有知识好像已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但我仍是对学富五车的人有崇拜感。一个诗人居然能写涉及这样复杂知识的文章，这是我一看到《吴山档案》就被吸引的主要原因。
您虽然在《到底发生了什么，重要吗？》文章结尾自谦是“一通胡思乱想”，但这篇读书随笔鞭辟入里，纵横捭阖视野开阔，可见您读书读得精、读得深；您在书中提到在扬州游个园时买了一本《歌吹月亮城》，然后就完成了《销金一锅子》——您的读书有什么方法吗？ 是不是经常这么有感而发？
宗仁发：说起《销金一锅子》，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这篇小文章写出来后，我给了一家叫作《学问》的杂志，发出来的时候，编辑把我的第一句话“在扬州游个园时”改成“在扬州游一个园时”，弄得我啼笑皆非，显然这么改的人不知道扬州有个园林叫“个园”。如果他到扬州的个园游览过，就不会闹出这样的笑话。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其实是一件事，我要是没到过瘦西湖，也就不会有兴趣抠书本去琢磨如此美景，为什么会被人称作“销金一锅子”。
您喜欢哪一类作品？
宗仁发：我在学校里承担中文专科的外国文学课，在备课过程中，从古希腊文学到十九世纪文学经典中重要的作品都要阅读，要写出自己的“讲义”。就我个人兴趣而言，后来我更喜欢看一些杂七杂八的“闲书”。像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之类的，还有《花朵的秘密生命》《纳博科夫的蝴蝶》《鸟与诗人》等。
有什么书对您有较大影响？ 有什么书曾激发您的写作欲望？
宗仁发：说到影响，首先想到的是美国的出版家贝内特·塞尔夫的回忆录《我与兰登书屋》，他所讲述的那些与作家交往的故事以及一些有影响的作品的出版过程，让我觉得文学编辑也可以在一种乐趣中完成留下文学史痕迹的工作。还有就是韬奋先生的《经历》，也曾深深吸引我。
您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 会记笔记吗？喜欢快读还是慢读？
宗仁发：旅途中的时间大多我会用来阅读，有时为找到一本适合旅途阅读的书，会挑来拣去，犹豫不定。特别害怕带的书到时读不下去，破坏了阅读兴致，又没办法弥补。当然，旅途中也不适合带大部头的书。一本读着愉快的书才能消解掉旅途的寂寞无聊。
您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 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
宗仁发：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利奥波德的《原荒纪事》、托尔斯泰的《哈吉穆拉特》、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毛姆的《读书随笔》、彼得·盖伊的《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等算是我会反复读的书吧。
能具体结合某一本书谈谈吗？ 在重读的过程中，您有哪些不同的收获？
宗仁发：读书是一种“隐私”，至少说是带有私密性色彩的事情。尽管有时我们也会在公共环境下读书，但那属于闹中取静，“大隐隐于市”。纳博科夫说：“一个优秀读者，一个成熟读者，一个思路活泼、追求新意的读者只能是一个‘反复读者’。”他在《优秀读者与优秀作家》一文中写道：“早在一百年前，福楼拜就在给他情妇的一封信里说过这样的话：‘谁要能熟读五六本书，就可成为大学问家了。’”可见重读有多么重要。有的小说初读时，可能会被主要情节带着走，而一些细微的、周边的东西往往会忽略，只有重读时才会发现另外的瑰宝。而这些似乎是无关紧要的成分，却是格外必需的。比如托尔斯泰的《哈吉穆拉特》，在最初阅读时，主要关注哈吉穆拉特与沙米里的矛盾，关注他投诚到沙皇一边后命运如何，而对“旁枝末节”可能未予细读。重读的时候，则会得到不少“路边的惊喜”。托尔斯泰在这篇小说的开头写道：“这是个繁花似锦、五彩缤纷的季节：有红、白、粉红三种颜色的芬芳扑鼻的毛茸茸的三叶草花；有肆无忌惮地到处乱生的雏菊；有浓香刺鼻的白花黄蕊的‘爱不爱’花；有吐出阵阵蜜香的黄色山芥花；有亭亭玉立、样子像郁金香的紫吊钟和白吊钟；有爬藤的豌豆花；有黄色、红色、粉红和紫色的整齐的山萝卜花；有略带粉红茸毛、清香爽人的车前草；有在朝阳下呈碧蓝色而到傍晚变成浅蓝带红的矢车菊；还有带杏仁味的娇弱易凋的菟丝子花。”由此过渡到：“我采了一大束野花回家，忽然发现沟里有一朵红得可爱的盛开的牛蒡花——在我们那里叫‘鞑靼人’。”当去折这种花时，发现牛蒡花的花梗周围都是刺，还特别有韧性，难以折断。即使费了好大劲折了下来，它的花梗已被揉烂，花也不像原来那样鲜艳了。托尔斯泰几乎是要先把“底牌”翻开，告诉读者这时他的感叹：“它曾多么顽强地保卫自己的生命，并且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您有枕边书吗？ 如果有，是哪些？
宗仁发：大约有这些书可以视为“枕边书”：《发明的故事》《意大利古建筑散记》《蒙田随笔》《郁达夫日记》《塞耳彭自然史》《瓦尔登湖》《李鸿章传》《日俄战争》《俄国人在远东》《天才的编辑》等。这里所说的“枕边书”是广义的，就是随手能拿到翻到的书，可能在床边，可能在茶几上。
如果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见到谁？
宗仁发：萧红。因为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三位我都见过，对萧红还有某种好奇心。
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宗仁发：《卡夫卡短篇小说选》《阅微草堂笔记》和余华的《我能否相信自己》。您为什么如此看重余华的这部作品，而不是他影响更大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
宗仁发：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我都很喜欢，同时我也特别喜欢他的随笔。在他的随笔里，经常有神来之笔，给你意外的收获。而这些收获如果不是从余华的随笔中得到，你往往可能就与原著失之交臂了。比如余华在《博尔赫斯的现实》里会告诉你不少关于博尔赫斯的秘密，包括在一个夜晚里六十一岁的博尔赫斯见到了八十四岁的博尔赫斯，年老的博尔赫斯说话时，让年轻的博尔赫斯感到是自己在录音带上放出的那种声音。与此同时，后者过于衰老的脸，让年轻的博尔赫斯感到不安，他说：“我讨厌你的面孔，它是我的漫画。”读了余华的《强劲的想象产生事实》后，我才喜欢上蒙田的随笔。余华在文章中写道：“蒙田在《论想象的力量》一文里，讲述了这样一些事，一个犯人被送上断头台，接着又给他松绑，在对他宣读赦词时，这个人竟被自己的想象所击倒，僵死在断头台上了。”可以说《我能否相信自己》中有太多的段落会让人沉迷。
假设策划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您会邀请谁？
宗仁发：这个名单真要开出来会比较长，要摆好多桌，作家和诗人、评论家朋友以及编辑同行，还有翻译家朋友，我担心找不到那么大的一个吃饭的地方。就算找到了合适的地方，我还是会因为“社恐”而放弃这种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