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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Russian 关于我们 2011年12月26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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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美:悼念王令愉教授

  2017年11月12日,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王令愉教授因病去世。王令愉教授主要研究法国史和西方近代思想史,翻译和出版多部论著,他和父亲王养冲先生合著的《法国大革命史》影响甚大,父子两辈先后作为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副会长,为研究会的学术发展、人才培养、国际交流做出重要贡献。为了怀念王令愉教授、追忆他默默奉献而又超凡脱俗的一生,华东师大历史系于12月16日在上海闵行校区举行了隆重追思会。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会长沈坚教授、副会长兼秘书长李宏图教授、副会长吕一民教授、王加丰教授以及来自各地的许平教授、董晓燕教授、洪庆明教授等多位理事出席了追思会。以下为前会长、现名誉会长端木美研究员在会上的发言。

 

  令愉离我们而去了一个月,至今难以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记得就在不久前9月8日晚,2017年上海历史文化研讨班结束的当晚,我和李宏图、王加丰两位同仁前往王家探望令愉。那天令愉精神很好,说话底气很足,使我们很放心很高兴,相约明年研讨班见。临别前王夫人亲自为我们四人拍照留影,不想这一别竟成永诀!照片定格在令愉与我们相聚的最后的欢乐时光!

  我没有机会与令愉长期一起工作,自从2003年我担任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会长之后,与上海秘书处联系多了,才与华东地区的同事们,包括令愉,有了业务上的联系。自2004年起研究会主持的国际合作项目“中法(瑞)历史文化研讨班”在上海举办,几乎每年都有机会与令愉见面,而且他是研讨班计划最坚定的参与者、支持者之一。在我眼中令愉是一位为人正直正派、知书达理的名门之后,是我们这代人中不多的学问渊博、学贯中西的真正学者。

  在研究会的工作和活动中,他一直持积极参与支持的态度,从不计较名利、处处谦让、默默奉献,是维护研究会团结和推动研究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回忆起他为研究会所做的工作,我只举出印象深刻的几点:

  其一、2003年9月28日-10月12日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一行六人应巴黎大学法国大革命研究所和(位于伊泽尔省省会格尔勒布尔附近的)维济尔市的法国大革命博物馆联合邀请,赴法参加两个研讨会。这是研究会自1978年成立以来首次集体访法并与法国学者举行双边研讨会。9月29日在当时法国大革命史研究所所长让-克莱芒?马丁教授主持下中国学者在巴黎大学做了专场中国的法国大革命史学介绍报告会。会上楼均信教授、高毅教授以及王令愉和李宏图两位教授合作都做了很出色的报告。在令愉和宏图的“中国的法国大革命史教学”报告中不仅详细介绍了在我国中学和大学的法国大革命史教学情况并向与会者展示令愉专门带去的上海市中学历史教材。马丁教授虽不懂中文,但从那些他极为熟悉的历史图片上他看到中国人用大量的篇幅向中学生教授法国大革命史,他很惊讶感叹,认为法国对中国历史的介绍远远不能相提并论。后来我们去了维济尔市参加了两天的双边研讨会,六人都做了学术报告,引起法国同行的关注,当地报纸也做了报道。令愉在会上做了题为《自由平等国民主权原则:从确立到实践》的发言,非常有分量,受到法国同行的好评。

  2009年研究会组团准备2010年第二次集体出访法国瑞士时,条件比较好,可以每人有一个月访问学者待遇,机会难得。我从巴黎三次打电话给令愉,希望他能参加,但是他是一个孝子,当时他的父亲已经去世,只有老母亲在病榻上,他便婉言谢绝了。我对他产生很大的敬意。后来安排了他个人2013年出访,在巴黎做了一场学术报告,据翻译及现场出席的法国学者反映水准很高、大受欢迎。可惜这已成绝唱!

  其二、从2004年起开办的中法(瑞)历史文化研讨班,已经举办过13届。除了2016年研讨班因故取消、2017年他本人生病外,令愉几乎每年参与,主持过9次报告会,而且由于他博学多才、学贯中西,我们总把最难主持的课题交给他。因此,他除了主持过有关法国大革命史的报告外,还主持过汉学家程艾蓝(Anne Cheng)关于古代中国宇宙空间的表征、伊莎贝尔.朗德里.德龙关于“启蒙时期欧洲对中国的认识:传教士的作用”或者弗朗索瓦.吉普罗的“亚洲的地中海:中国及其海洋活动传统”等涉及知识面很广、中西方交流很复杂的内容的报告会。他每次都能做好充分准备,应对自如、点评到位,使得外方学者和翻译都非常满意。在夏末余热未散的上海,令愉手持大纸扇潇潇洒洒并不时以折扇代教鞭的形象给外方学者留下深刻印象。

  其三、在我初任会长之时,设在上海的秘书处还有许多杂事留在华东师大历史系。令愉收到有关公文信件必会打长途电话来询问处理意见,其认真负责态度很令我感动。开始,我对研究会工作不够了解,对于研究会内部的一些想法或遗留问题有点担心,因此会不时电话请教他。他总是让我想开了走自己的路,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向前看,还搬出过我父亲端木正上世纪90年代末在理事会上的一次流传很广的发言。当时我父亲说法国史研究会从老一辈起就有很好的团结传统,没有争吵过,没有人告过状。令愉以此为例的劝慰是一种鼓励和支持。令愉不常出面,但是遇事能勇于承担责任,为研究会尽力。2008年9月研讨班结束之后,法国驻华大使馆与德国驻华大使馆合作原定11月要在南京举行一个国际研讨会,由于情况突然变化,只能移至上海办,需要中国法国史研究会支持。可是当时沈坚、李宏图在研讨班结束后分别赴法国了,我也回到北京,杂事缠身,上海的事情只能委托令愉全权处理。很短时间里他成功地发动了历史系几位同仁一起去参加了在同济大学举办的对战争回忆与和解问题的国际研讨会,使研究会得到两个使馆的一致好评。

  我与令愉都是老一代留法学人后代、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创始人的子女,我视他如同自己的兄弟。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父业的继承者,但他做得比我好。2003年集体访法期间,我们寻访过王养老在巴黎的故居,而且一起去巴黎大学行政机构想查阅父辈的档案。当时接待我们的女士得知我们的情况后,高兴地说:“欢迎你们!你们是巴黎大学的孩子!”那一瞬间我们惊讶地对视了一下,深受感动。“巴黎大学的孩子”是父辈与我们血脉相连的历史印记,这个称呼注定我们应该肩负特殊的传承使命。如今作为研究会副会长的令愉驾鹤西去,令人不胜痛惜。相信他的女公子霜霜及众多弟子不会辜负他的期望,定将把法国史研究以及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的工作传承下去,做得更好,告慰令愉在天之灵!

(端木美,2017-12-16上海闵行)